Journalist Camp35青年记者·2011年3月上新闻维真大家谈关于新闻真实的三个理论问题● 陈力丹传媒对事实的命名带来的新闻真实问题“新闻真实”不只是准确（accuracy）。
它是一个去伪存真（sorting-out）的过程，它是报道与公众、被报道者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新闻的首要原则——超功利地追求真实——最终将新闻与其他形式的传播区别开来。
例如传媒对事实的命名：“行凶抢劫”、“恐怖分子袭击”或者“虐待儿童”等。
这样就给事件“贴了标签”，从而更容易进入传媒的传播活动。
同时，也就排除了考虑这一事件以其他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中。
“没见世面的乡下佬”这个标签，不可能与勤劳质朴、道德良好和各种机会不均等问题连在一起。
“盲目的民工流给城市管理带来困难”这样的判断，很难与农民为生计奔波劳累的生存条件联系在一起。
2009年6月12日，国内一些报纸报道了6月10日发生在美国华盛顿的枪击案，当时无法确定凶手的作案动机。
一些报纸的标题如下：华盛顿纳粹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发生枪击案（人民日报）美88岁枪手袭击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北京青年报）美反犹老翁华盛顿开枪行凶（京华时报）88岁新纳粹华盛顿酿血案（新京报）传媒具有赋予地位（命名）功能，要按照职业规范来发挥。
这些标题中哪个符合新闻报道的规范？第一个、第二个标题是客观描述事实，而第三个、第四个标题明显带有标题制作者的主观判断，是不真实的。
再如《新京报》2010年3月27日A20版头条和《京华时报》同日22版头条的标题：只花1英镑，俄富豪买下英《独立报》/ 克格勃前特工一英镑收购英报前者是客观叙述事实，后者突出收购者前特工的身份，与他收购英报之间不存在逻辑关系。
如果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普京访问中国的新闻标题是“前特工、俄国总理普京访问中国”，人们肯定会认为编辑脑袋进水了。
传媒的标签和语境，为新闻的价值判断提供了基础。
我们不能避免对事实的定性描述，但是要客观、有据。
但在我们的工作中，一些事件恰好被输入现成的媒介定义框架之时，它常常被自然而然地“扭曲”，以适应媒介对这个世界设定的框架。
于是，假新闻便出现了。
我国外交家沙祖康，被我国的传媒通讯描绘为中国的“铁嘴”，这对外交家来说，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评价，但是当时作者不懂这些，还以为是在表扬他。
现在沙祖康很难摆脱掉这顶帽子，对他来说，真实吗？新闻是否真实，取决于接受者的认同“信不信由你”，新闻是否真实，还得通过传－授之间的关系来完成。
传授双方彼此信任，受方就会认为是真实的，否则相反。
“真实总是以原告为条件的。
”所以对传媒来说，关键在于得到受众的认同。
得到认同的，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
在这里，受众的主观认识成为新闻真实的标准，尽管这不应该成为一种标准。
我们在报道和采访中会发现，很多事实本身是复杂的，而关于这个事实的叙述必然是简要的，加上传播过程不可避免地会被受众误读或曲解，新闻真实在受众那里是以主观感觉为转移的。
崔永元对于这种情形说道：“用一个通俗的形式表达一种复杂的理念，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
首先，做法和想法就有着天然的差异，实施者无意中又衰减了几分，接受者的随意状态再次流失了一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南辕北辙。
”《北京青年报》记者安顿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她说：“从交谈到事件，到阅读到最后，完全可能让一个东西，从最初到最后面目全非。
别人读到的东西，恰好不是你想呈现的东西，你想呈现的东西，恰好你没有呈现出来。
”因而，新闻真实还要在接受者层面接受考验。
一些传媒真实的叙述，可能到了受众那里不被认为是真实的；而一些传媒不真实的报道，甚至在很长时期内会被接受者认为是真实的。
新闻真实追求的是即时真实，而检验新闻真实，则是历史的任务。
传媒制造或推动事实而后报道“事实”，也是假新闻传媒不能参与事实的进程，只能客观地报道传媒以外发生的事实。
“新闻策划”如果理解为凭空制造或由传媒推动事实发展，而后再报道这个“事实”，这就是在造假，我们称为“传媒假事件”，这是一种变相的假新闻。
事实发生了，我们讨论一下如何报道，这种“新闻策划”是工作程序的一部分，是合理的。
不过，还是不用“新闻策划”这样的词汇为好，因为“新闻策划”是商业公关的概念，商业公关行为不能用到新闻职业工作中。
事实发生了，传媒可以“组织报道”，即讨论如何报道。
改用“新闻策划”很时髦，但容易使新闻如何产生的问题变得含糊起来，似乎既可以是传统意义的“组织报道”，也可以指传媒制造事实、然后报道该“事实”这种现象。
1997年，我国有些新闻学者发表了新闻维真大家谈如下言论：新闻策划是一张改变现状的蓝图，是一场演出的导演过程，是由新闻媒体规划设计、促成事件发生、发展并予以报道的一种新闻类型。
新闻事实可以由媒体自编、自演而后自播，从找新闻、抢新闻到制造新闻，这是对过去理论的突破，不能被事实牵着鼻子走；新闻策划符合新闻工作的发展规律，是媒体竞争的秘密武器，是新闻改革的新的增长点。
如果上面的“理论”流行，我国的新闻真实问题是无法克服的。
我们在职业理念上要树立正确的认识。
新闻职业是做什么的？是告诉公众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还是不断地用媒体制造的一系列美好的或恐怖的“新闻”来替代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传媒参与制造事实，这种意义上的“新闻策划”，19世纪末美国的“黄色新闻潮”早就这样做了，都打着为了公众利益的旗号，其实商业利益才是真的。
同时，传媒还要提防某些商业集团制造的“新闻陷阱”，这是他们在运用公共关系技巧，让记者无偿报道以取得比正规广告还好的传播效应。
“传媒假事件”有四个特征：1.消息来源与报道者重合。
2.隐藏着传媒自身的公关，或记者的单纯职业主义动机。
3.导演事件。
4.提供的“真实”是暧昧的。
这种由传媒建构的社会真实由于传媒的建构，已经存在，但它是传媒所掌控的“客观存在”，是一种暧昧的社会真实。
大部分“传媒假事件”的策划者，都会选择一个“弘扬主旋律”的框架，比如，传媒去救助被拐儿童，送财物到农村扶贫等，导演这个“事实”并由本传媒报道，通常会得到党政部门的认可，因而不少传媒热衷于制造这样的传媒假事件。
假如当初制造“纸馅包子”新闻的记者，以“弘扬主旋律”为框架，组织一个包子店为迎接奥运制作了福娃系列包子，这样的事件被报道后，人们还会认为是假新闻吗？实际上，不少传媒以及记者每天都在苦思冥想地制造这样的“传媒假事件”。
“弘扬主旋律”的“假新闻”（实际是一类“传媒假事件”）我们难道不要反对吗？有的电视台的准新闻节目“街头公德测试”，也是一种假事件，它具有“陷阱新闻”的所有特征：导演事件、欺骗式采访和以审判者自居。
在这种测试中，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并非自然发生，而是由媒介导演出来的。
如果没有媒介的策划，报道的内容根本就不会发生。
印度“武器门”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传媒假事件”。
印度泰赫卡网站（）的两名调查记者假扮军火交易商推销一种子虚乌有的武器。
他们历时8个月，一路从级别较低的官员行贿到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在这些例子中，被欺骗的对象是名流和政府高官，媒体下套所揭露的往往是与公众利益重大相关的问题，这种“恶”的手段，能否带来社会正义总量的增加，是令人怀疑的。
印度社会各界针对这次记者揭露司法界黑幕所采取的手段是否合法、合理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
焦点集中在：记者用“设局”的方式达到目的做法是否合法？用“偷拍”的方式获得新闻是否有违职业道德？新闻报道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度？我国出现的摆拍“新闻”照片，是最简单的一种“传媒假事件”。
2006年8月4日上午，广东阳春市潭水镇新凤村、合水镇平西村等地500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阳春市委书记周乐荣到场。
当地传媒的记者为了突出周书记，让他抱着一个老太太趟过洪水，摆出姿势照相。
结果照片一刊登出来，就被揭露是摆拍，因为周书记旁边的小伙子不去抱着老太太，站着看，这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显然，“传媒假事件”的本质就是假新闻。
再看CCTV2008年度十大新闻图片铜奖藏羚羊过桥照片，也是传媒直接造假。
照片的当事人刘为强（当时的《大庆晚报》摄影部副主任）说：“图片中的羚羊是真的，桥也是真的，但是瞬间不是那么好赶。
”他坦率地承认：照片确实是PS的。
刘为强说，这张照片拍摄于2006年，一直作为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宣传画、明信片素材出现。
后来，由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将照片提供给《中国环境报》发表后，被中央电视台发现，入选当年“CCTV年度新闻记忆年度新闻图片”，并获得铜奖。
不论报道的目的如何正当，手段也必须合理合法。
马克思说：“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捏造不真实的事实，即歪曲真相、制造谎言。
”他向记者提出过一个问题：“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列宁也说：“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真实的情报，真实性不取决于情报为谁服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本刊学术顾问）反客里空运动青年记者·2011年3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