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可以怨》有感

浅谈对“诗可以怨”的看法“诗可以怨”出自于《论语·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何谓“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

”朱熹注：“怨而不怒。

”前者指出了怨的主要内容，但并不全面；后者则指出了“怨”要有节制。

应当说，孔子所谓“怨”主要是指“怨刺上政”，即批评、指责为政者在政治社会方面的过失。

但正如黄宗羲在《汪扶晨诗序》中所说：“怨也不必专指上政。

”事实上，《诗经》中许多含“怨”的作品就表现出了许多方面的内容，如对一切不合乎“仁”的现象的指责和不满，男女由于爱情婚姻不如意而发出的种种怨叹等等。

从孔子所说的《诗经》来看，其中就有大量的怨诗，“据统计，《诗经》的忧怨之作多达164篇，约占总篇数的54%。

《国风》《小雅》是《诗经》思想、艺术的精华，怨诗所占比例更高。

《国风》160首诗中有104首是怨诗，《小雅》74首诗中有怨诗54篇，《大雅》31首中有6首诗怨诗，只有《颂》没有怨诗。

”从“怨”的内容上来看，文学史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就是“怨刺上政”，对国家政治的怨，对在位之人的批评、谏言。

这是作者忧国忧民的表现，这一类的作品往往出现在国家动乱、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如杜甫后期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这方面的内容。

另一类就是一切不合乎“仁”的现象的指责和不满，也就是我们现代汉语对“怨”的解释，埋怨。

这一类的作品往往表现了作者个人的情感，比如仕途不顺、命途多舛等，这类作品的代表人物有辛弃疾等心怀抱负却不为所用的人。

在这两类中又有一类作品，如屈原的《离骚》同时表达出了两种“怨”，又刺上，又表达了自己内心被流放的失望之感。

1当然，“诗可以怨”作为孔子论文学的社会作用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它不仅是对古代献诗讽谏传统的总结，而且开启了以文学作品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文化传统，从而揭示出文学社会作用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规律。

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刘勰的“蚌病成珠”，从韩愈的“不鸣则已”到欧阳修的“穷而后工”，从李贽、金圣叹的“水浒评点”到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孔子“诗可以怨”的文论思想绵延于几千年的中国文论史之中。

浅论“诗可以怨”“诗可以怨”出自于《论语·阳货》篇——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怨，汉语词典里可以解释为埋怨、怨恨等。

历代文人学者对于“诗可以怨”有诸多解释：比如指诗可以派遣心中郁闷；又如指委婉地批评时政的作用，以促使政治改善，“怨”即“怨刺上政”，含讥讽之意。

近人钱钟书先生在题为《诗可以怨》的演讲稿中旁征博引，列举了古今中外文人种种言论，大体可以推敲出他是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即“诗可以怨”指诗歌由排遣心中郁结怨念而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

如谈到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自古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以及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

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

”又如：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潦倒愁闷，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

由上可知，钱钟书先生从纯文学的角度对“诗可以怨”加以批判，未把诗歌牵扯进政治，只是单纯地就“诗”论“诗”。

从诗学理论方面看：“诗可以怨”被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范畴后，被后世的文学批评理论家们经常称引和阐述，因而成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一个传统理论命题，其内涵就是诗歌可以用来向统治者进谏，可以批评不良的政治现实，不过这种批评要委婉，不直露。

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们常常称引、阐述和丰富这一理论命题，例如汉代司马迁在评价屈原和他的《离骚》等作品时，就特别强调他的“怨”的特点，认为“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并且提出了其本质是怨愤和直谏的“发愤著书”说。

汉代《毛诗大序》的“讽谏”说、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序》特别强调诗歌要抒发“怨”情（《诗品序》说：“离群托诗以怨。

《诗可以怨》读后感钱钟书先生的《诗可以怨》主要从“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的文学传统出发，大量举证以陈述历代文人立文作诗都喜立足于“郁结”、“发愤”的事实，但钱先生又以韩愈的“不平”、韩愈文章的逻辑错误、“不病而呻”为例论述文章兼顾“哀乐”的道理，引经据典，横贯中西，从中可看到钱先生文章的丰富性和思辨性。

“诗可以怨”最早出现在《论语·阳货篇》中，钱钟书先生说“怨”是诗的四大作用的最末一个，但我觉得《论语》原意却并非如此。

《说文解字》说“怨，恚也”、“恚，怒也”，“怒，怨也”，因此“怨”有多重含义，在孔子的语言系统中应该包含了“批判”一义。

孔子认为礼崩乐坏后，百姓怨声载道，因此创作了批判、讽谏等作用的怨诗，如《诗经》中的《硕鼠》、《七月》、《氓》等。

“怨刺上政”且“怨而不怒”，孔子预见了诗歌或者说文字具有影响权力稳定的作用，“兴”、“观”、“群”是诗歌“美刺”作用中的“美”的部分，而“怨”则是“美刺”中的“刺”即批判的作用。

因此诗歌“怨”的作用并非是最末的一个，而是与前面三个并列的。

回到“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上来，钱先生的文章里已经列举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文学传统，其他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提出了“诗穷而后工”说。

杜甫认为“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陆游主张郁结其中、宣泄于外的诗歌创作精神。

李贽强调愤怒出诗人。

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时承认“怨毒著书”论是其创作动机。

“诗可以怨”中的“怨”在经过后世文人的再创造后，已经从最初的批判、讽谏义发散开来，更加注重抒情性，这抒情性可以是创作者本身困苦、郁结、失意、不快等负面情绪的关照，也可以是诗歌或文学作品本身的抒情功能和渲染力。

但“诗可以怨”就代表“诗必须怨”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钱先生已经举出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等例子来证明古代的文论里也有诗歌应“哀乐”两面兼顾的说法，再从因“穷苦之言”的好诗较多就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的逻辑错误和不病而呻的文人现象着手，对传统的文学观点提出了质疑。

浅析“诗可以怨”[摘要]“诗可以怨”这一中国诗学理论，由最初的诗歌功能论到最后的创作论，在其流变的过程中，历代诗人学者有诸多论述，使其内涵不断丰富，渐趋深入，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诗可以怨”并不能简单地推广到适用于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体裁，另一方面，单纯在诗歌创作领域它也存在一定的偏颇。

[关键词]诗可以怨形成发展影响反思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

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拙上各有阐发。

1981年，钱钟书先生发表了《诗可以怨》一文，他以博古通今的学识和汇通中外的眼光对“诗可以怨”进行了学理上的精辟论述。

自此，“诗可以怨”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一项重要主张，得到了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广泛认同。

一、“诗可以怨”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诗可以怨”这一理论有着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孔子“诗可以怨”一司马迁“发愤著书”一韩愈“不平则鸣”和“穷苦之言易好”一欧阳修“穷而后工”。

1“诗可以怨”的提出“诗可以怨”命题的提出，始于孔子“诗论”。

《论语·阳货》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怨”，孔安国的解释是“怨刺上政”(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

其实“怨”并不限于“怨刺上政”。

“凡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等等表示一种带有否定性的情感都属于‘怨’。

”在这里，“怨”是就文学作品的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作用而言的。

因此，孔子“诗可以怨”命题的提出，强调的是文学的社会功用。

2“诗可以怨”创作论的转变形成既然孔子诗论“诗可以怨”的提出，其立足点是诗歌的社会现实功能，那么它是如何转化成后来的“诗可以怨”的创作论命题呢?首先，《诗经》中存在一批抒写怨愤的诗作，如描写奴隶生活的《七月》，充满对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无保障的生命生存之怨；反映战争题材的《采薇》，弥漫的是对残酷战争的深深怨恨。

描写沉重劳动场景的《伐檀》表现的是对剥削者的仇怨；反映爱情艰难的《将仲子》表现的是爱情难以实现的忧怨；展现悲惨婚姻生活的《氓》表现的是不幸婚姻的悲怨：批判社会黑暗的《正月》表现的是政治哀怨……所以我们认为《诗经》的一些作者确实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怨恨情绪，从而创作了这些诗歌。

《七缀集·诗可以怨》读书笔记《诗可以怨》最初是钱钟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稿，他在开篇就讲到，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是一件很大胆的事，然而钱钟书先生就是这么大胆的人，他不仅讲了，还讲得如此生动形象，通篇的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尚嫌不够，必要时乃至举一反十而不止。

这也从正面和侧面体现了钱老先生的知识渊博。

《诗可以怨》这篇文学批评主要向我们阐述了创作者在痛苦的环境下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好诗更多的是对苦闷和愁怨的表现和发泄。

为此钱钟书旁征博引，借用古代文人和外国文人的观点，来阐述和论证自己的观点。

但是通过仔细阅读和推敲，钱老的这篇文学批评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从儒家诗论的四大功用中单抽出“怨”来谈，《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怨”虽然是末了一个，但历数古来的大著作，都是遭贫困、疾病以及刑罚折磨之后所作，正所谓“文章憎命达”。

诗歌中那些被人熟记多为描述人生坎坷的诗篇，像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登高》），又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过零丁洋》），都写出了人生的坎坷，让人唏嘘。

然而这里有一个可能被我们忽视的问题，钱先生在阐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从个体的立场和角度来说明“诗可以怨”，没有从群体的立场和社会的立场去解读和说明。

以我们现在所学到的知识所知，个体无法离开群体和社会，他会受到群体的制约。

因此，钱老在阐述“诗可以怨”时，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出发，从个体忧国忧民到群体的颠沛流离，从群体的民生疾苦到社会的天下动荡来述说，以群体和社会因素推动个体创造出“怨”的文章，显得更有说服力。

钱老的举例也是他文章的一大特点。

钱钟书在文中提到了这么一个比喻，很多文人将诗比作牡蛎里的珠子，是痛苦的病料，是病态的分泌。

钱钟书举众多例子证实了这个比喻的高明之处。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直接有讲到：“敬通雅好辞说，而坎禀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

读《诗可以怨》有感读《诗可以怨》有感“诗可以怨”出自于《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钱钟书在《诗可以怨》中从孔子的“诗可以怨”谈到了司马迁的“发愤所作”、锺嵘的“诗必穷而后工”，以及韩愈的“物不平则鸣”，从而说明了中国文艺传统里的一个流行的意见：痛苦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

钱钟书更多的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谈“怨”的功能，认为“怨”可以使一个失意不遇的人获得排遣、慰藉和补偿，使作者压抑的情感得到释放，激发创作的才华。

在我看来，“诗可以怨”的源头还在《诗经》里，孔子最初说的《诗》指的便是《诗经》，只是我们现在把它扩大到了普遍的诗歌的范畴。

孔子在说“诗可以怨”的时候是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以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放在一起说的，因此他强调的是诗批判现实的意义和社会效用。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诗经》，会发现将近一半的诗是抒发个人哀怨、叹息社会不公、批评朝政的怨刺诗，这些怨刺诗中一方面充满了忧患意识，或关注民生疾苦，或揭示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亲近奸臣、残酷暴虐；或控诉底层人民的悲惨遭遇，将目光触及到西周时期社会矛盾的根源，这种对百姓疾苦的悲悯、对政治腐败的忧虑和对不平遭遇的同情，显示了《诗经》中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

如《大雅·桑柔》是周厉王的大臣苪良夫讽刺厉王的诗。

诗中这样写道：“乱生不夷，靡国不泯。

民靡有黎，具祸以烬。

于乎有哀，国步斯顿！”这段话意思是说：“祸乱不平，国家遭受灾难不断难以安宁，百姓死亡变成灰烬，心中长叹悲痛难耐，国家危难其势将颓啊！”反映了周厉王时国政昏乱、君王无道以致奸臣当道、百姓受难的情况。

面对这种社会动荡不安、人口锐减的萧条景象，诗人诗人“不殄心忧”，“忧心殷殷”，“告尔忧恤”，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淋漓尽致地展现。

在我们面前。

再如《大雅·召旻》是一位老臣讽刺幽王任用奸邪、朝政昏乱、以致外患严重，国土日削，即将灭亡的诗。

从《诗可以怨》看钱钟书内容简介：钱钟书除小说《围城》的创作外，一生致力于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上，他始终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名家名作也不放弃，以至有人说能受钱钟书的肯定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钱钟书也因此落了一个傲慢的名声。

钱钟书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狂傲吗？在钱钟书的一篇演讲《诗可以怨》，您将看到一个谦虚的钱钟书。

在演讲开始，钱钟书出人意料地讲了一个意大利的“他发明了雨伞”的笑话。

这个笑话是说：有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有事出门，路上突然遇到下雨，他碰巧拿着一根棍子和一块布，人急智生，用棍子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被淋得像落汤鸡。

他自我欣赏之余，觉得对人类做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

他听说城里有一个“发明品专利局”，就兴冲冲地拿着棍子和布，赶到城里，到局里去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

专利局的职员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了个仔细。

钱先生讲这个笑话的用意，是向同行表明一种在学术问题上谦虚谨慎的态度，说是自己有点像那位孤陋寡闻的意大利乡巴佬，没有见识过雨伞，今天拿着棍子和布来撑在这里，是向诸位求教来了。

由此可见，有些人说钱先生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态度“狂妄”，“瞧不起人”，甚至很“尖刻”，这是不合事实的。

同样在这篇演讲里，您还可以看到钱钟书文学批评的另一面，比如他兼顾中西、打通古今的知识结构，是现代学者无一能比的。

（全文）往往谈到钱钟书先生的时候，我们单位的一些钱先生的晚辈、同事，都有这个感觉。

觉得不好谈，他那些东西很深，但是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谈，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他的那些著作，包括他的那些选本《宋诗选注》等等，或者他的大部头的著作《管锥编》还有《谈艺录》这些，还有一些其它的一些文章，除了小说创作之外的那些文章，其实主要就是搞文学批评，就是对中国和外国的文艺现象文学作品来谈他的看法，来进行他的审美鉴赏和评判。

需要谈的东西很多，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我只想举他的一篇文学批评的文章，叫做《诗可以怨》。

诗可以怨钱锺书到日本来讲学,是很大胆的举动。

就算一个中国学者来讲他的本国学问,他虽然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

理由很明白简单。

日本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通晓日语的中国学者也满心钦佩和虚心采用你们的成果,深知道要讲一些值得向各位请教的新鲜东西,实在不是轻易的事,我是日语的文盲,面对着贵国“汉学”或“支那学”研究的丰富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

但是,盲目无知往往是勇气的源泉。

意大利有一句嘲笑人的惯语,说“他发明了雨伞” (ha inventatoI’ombrello)。

据说有那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一天在路上走,忽然下起小雨来了,他凑巧拿着一根棒和一方布,人急智生,把棒撑了布,遮住头顶,居然到家没有淋得象落汤鸡。

他自我欣赏之余,也觉得对人类作出了贡献,应该公诸于世。

他风闻城里有一个“发明品注册专利局”,就兴冲冲拿棍连布,赶进城去,到那局里报告和表演他的新发明。

局里的职员听他说明来意,哈哈大笑,拿出一把雨伞来,让他看个仔细。

我今天就仿佛那个上注册局去的乡下佬,孤陋寡闻,没见识过雨伞。

不过,在找不到屋檐下去借躲雨点的时候,棒撑着布也还不失为自力应急的一种有效办法。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Der Sehmerzmacht Huhner und Dichter gackern)t1]。

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

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

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

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季氏》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