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朱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内政策开始了根本的调整。

中央没有就过去的对外政策做过较全面的总结，但是，对外政策是不可能不做重大调整的。

对外政策为什么必须调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

14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以苏联（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5个独立国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毛主席于1957年曾宣称：“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经过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也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苏决裂了。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的对外工作的极“左”达到了顶峰。

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世界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另一种说法就是“外交服从革命”）。

我们公开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这就违背了中国倡议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69年4月，林彪《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了列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的论断，还引了毛主席的指示：“关于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九大通过的党章还写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奋斗目标。

1969年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战争的边缘。

中国和美国都调整了对外战略。

1973年毛主席同美国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一条线”战略，即“搞一条线，就是纬度。

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1974年，毛主席又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了“三个世界”的思想，作为“一条线”的理论根据。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强调了“三个世界”的对外战略。

同年11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六整版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

文章指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依据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必然要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理论”，断言“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叛徒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它的集中程度是美国所无法企及的”。

文章的主要结论有：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当前，战争的因素正在明显地增长，世界战争可以推迟，但是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在愈演愈烈的美苏两霸的争夺中，美帝国主义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个争夺中处于攻势，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第二世界（注：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为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打击主要的敌人，要按照列宁的教导，“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加快了落实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部署。

调整对外政策需解决哪些问题我党没有全面总结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对外工作，但是要调整对外工作，以下几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1）我们的时代是不是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不是“战争与革命”？战争的威胁是不是迫在眉睫？这涉及到是备战还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要不要高举维护世界和平旗帜的问题。

（2）要不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不要同大国结盟，联合一个反对另一个？（3）要不要坚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不要改变支持外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革命外交路线？（4）要不要同全世界近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恢复关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大超过了我们批判的“修正主义”。

1989年4月22日，中央对胡耀邦生平有一段评价，谈他对新时期对外政策调整的努力：“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为发展我党同外国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它政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做出了努力。

”恢复我党同“修正主义党”的关系1978年我们已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关系。

当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共产党也希望同中共恢复正常关系。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仍认为：尽管这些党有要求独立自主、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但是这些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然跟苏联跑，我们同他们没有恢复关系的基础。

我们仍称这些党为“修党”。

恢复同70多个“修党”的正常关系，是从意大利党开始的。

意大利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实力最强大的第一大党，拥有160多万党员，1000多万张选票，与意大利社会党等在一起控制了近60％的地方政府，还掌握着全国最大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时，意共发来了唁电，总书记贝林格和主席隆哥到我国驻意使馆吊唁，意共的各级党部下半旗志哀，我们都不领他的情；1978年4月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要求同我驻意大利大使进行非正式秘密会晤，我们也拒绝了。

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我党发表的重要反修文章虽然只有二三十篇，但是，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有两篇，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实际上是指桑骂槐，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经中央批准，1979年3月，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应邀到罗马同意大利共产党就恢复两党关系进行内部会晤，以后经过了长达一年的交换意见，1980年4月，贝林格总书记应邀访华。

胡耀邦总书记去机场迎接，华国锋主席会见。

胡耀邦同贝林格举行了5次深入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党关系（后来，胡耀邦在会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又加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作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写入了十二大党章）。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说：“这次我们两党恢复关系，我去见马克思也好交代了。

”“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

”“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

”过了一年，邓小平会见原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遗孀约蒂议长时，又说：“1963年我们写了篇文章，对不起陶里亚蒂同志，那篇文章丢到纸篓里去吧！”同意共恢复了党的关系后，接着同一些对苏共有独立性的“欧洲共产主义”类型的共产党如西班牙共、法共、希腊共（国际派）、荷兰共恢复了关系，后来逐步同其他共产党都先后恢复了关系。

共产党能不能同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曾被指责为“背叛国际主义”、“工人阶级叛徒”。

1951年，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以下统称为“社会党”）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其前身是1923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自称其历史始于1864年（即第一国际）。

自1976年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任主席后，又吸收了第三世界一些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参加。

社会党国际有正式成员党49个，咨询成员党17个，党员总数达到1600万，选民9000万，在19个国家处执政地位（2008年已有159个成员党，在近50个国家执政）。

因此，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对促进国家关系、增进人民间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不少社会党主张缓和同苏联的关系，这同我国主张“一条线”战略是有分歧的。

因此，1977年法国社会党邀请中共参加其代表大会，我未予置理。

1978年西德社民党主席勃兰特表示愿以党的主席身份访华；1980年英国工党领袖卡拉汉访华时，表示英国工党愿与中共建立“密切关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马耳他等国社会党，也表示愿与中共建立党的关系，我们均未予置理。

1981年2月，应胡耀邦总书记邀请，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华。

密特朗当时辞去了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准备竞选总统。

我党对密特朗给予了很高的礼遇。

他抵京后，胡耀邦前往国宾馆拜会了代表团，又在客人离京前会见了代表团并设宴饯行。

李先念副主席同代表团举行会谈。

邓小平会见了代表团，他在谈到国际局势时指出：“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战争的策源地是苏联。

当然美国也是一霸。

能够打世界大战的只有两家，美国和苏联。

但美国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处于进攻地位。

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迟战争。

”密特朗回到法国3个月之后竞选获胜，当上了法国总统并连续担任了12年总统。

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来见到我党领导人时，不止一次地感谢中共在总统竞选前邀请密特朗访华，给他带来了获胜的好运。

邀请社会党国际的领袖，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访华，是我党同社会党关系中最重要的决策，他不仅在各国社会党中有很大威望，在第三世界中也有很重要影响。

但是我们在近十年左右时间中，对勃兰特奉行的“与西方合作，与东方（苏联和东欧）和解”、支持美苏裁军谈判等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对国际形势缓和有幻想，对苏联有幻想。

中共和西德社民党的国际事务主要负责人，经过一年半的接触、相互访问，才达成了勃兰特访华的协议。

1984年5月，勃兰特应我党邀请率团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胡耀邦最重要的讲话是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

他首先赞扬勃兰特“多年来为缓和欧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南北对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他接着讲：“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

”胡耀邦这样说，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过去关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点。

邓小平1985年3月同日本外宾谈话时说：“再从经济角度来说。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这个谈话实际上肯定了胡耀邦的观点，中央后来又概括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胡耀邦在欢迎宴会上还讲到，中共愿同其他国家社会党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他说：“中国人民将同欧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持不懈地为缓和国际局势、制止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而努力”，“在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我们同勃兰特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

我们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它们进行对话、交往与合作。

”“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