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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的设立，使得中国君主专制达到顶峰，这是为什么呢？通过我们之前的学习，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来分析呢，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君权与相权的演变过程，透过相权看君权。
那么，古代帝王又是采取哪些措施来制约相权的呢？
秦：在中央设置三公，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其中由御史大夫牵制丞相分管兵
权；
汉：汉武帝设置“中朝”决策机构，与外朝相制衡，剥夺了丞相的决策权
唐：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都是丞相，相权一分为三，削弱了相权
宋：在宰相之下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相权
明：废除宰相制度，权分六部，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设内阁，将政府官员变成专制统治的侍从
清：军机处，皇帝专制统治的专制工具。
中国古代相权与君权的博弈皇权社会里，皇帝是国家元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皇帝的下面，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宰相。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是连接政治制度的中心环节。
从中国历史来看，宰相制度的起源甚早，而且复杂多变，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萌芽期、创制期、鼎盛期、调整期、衰落期。
（1）萌芽期：黄帝至西周。
在先秦史书中，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宰”、“相”、“百揆”等一些关于官职的记载，这些职位已经有辅助君主处理政务的职责，但宰相尚未成为正式的官称。
（2）创制期：春秋至秦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内外矛盾交织，国家政务日渐繁忙，国君一个人实在是难于应付，于是出现了一个以宰相为最高首长的官僚集团。
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选贤用能，一批名相也应运而生，如管仲、晏子、商鞅、张仪等人，他们活跃在周秦之际的历史舞台上。
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中央设立丞相，使之成为正式制度。
（3）鼎盛期：汉初至汉武帝时到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了顶峰。
当时，宰相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并出现了萧何、曹参、陈平等一大批名相。
关于宰相的职责，西汉初年的丞相陈平曾这样总结：“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具体来说，当时宰相大致有以下几项权力：一是谋议权。
所谓“谋议权”，就是宰相就国家的方针、政策、法令、措施提出建议，并与皇帝共同讨论。
二是副署权。
就是皇帝的诏令、制敕和上谕要由宰相签署，并由宰相机构发布。
在名义上，如果宰相没有在诏书上签字，诏书也就没有法律效力，有关部门可以拒绝执行三是用人权。
包括选任贤才与罢免不称职的官员。
在宰相拥有的各项权力中，用人权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是裁决一般政务权。
对于朝廷内外的一般政务，宰相有权直接处理，无须请示皇帝。
不过，就在相权膨胀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
由于相权的膨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皇帝就想方设法地制约相权，一些宰相很快“厄运当头”：从西汉建立到汉武帝时期，共有三十多位宰相被杀，被贬黜的更多。
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权力制衡探析作者：张伟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10期摘要：在中国古代政治演进过程中，以皇权与相权为代表的国家中枢权力之争一直存在并影响着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
在皇权与相权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会形成一个内在平衡，一旦平衡打破，国家行政的运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关键词：皇权；相权；权力制衡一、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秦朝始建帝制，皇权正式产生，同时，设丞相总领百官、协助皇帝处理政务，以丞相作为中央行政体制的首脑。
西汉初年，内忧外患的局势使相权上升，丞相位尊权大。
至汉武帝时期，实行中外朝制架空相权，汉成帝用三公宰相制代替丞相制，三公共同担任相职分别直接对皇帝负责起到分散相权的作用。
这使宰相权力削弱，皇权加强。
秦汉时期的宰相制度经历从丞相制到三公宰相制再到尚书台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正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受到的制约较大，仅仅处于相对专制的阶段，此时的宰相拥有较大的权力来领导运作国家行政机关。
至隋唐时期，确立了三省六部制，施行以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省长官共为宰相为特征的集体宰相制度。
三省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合作补充，实现君权对相权的分割与控制。
宋初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最高长官行使宰相职权，此时宰相权力过大，皇权被削弱。
为了制約宰相，宋朝实行二府三司制，实质上也是一种集体宰相制度，相权遭受分割，皇权得到发展。
至元朝时期，实行中书省制后相权相较于宋来说又有所加强。
明朝正式废除了宰相制度，专制皇权得到空前加强。
但由于废除宰相之后出现相位事务需要处理的空白，于是便出现了权力完全受制于皇权的内阁首辅，内阁首辅随皇帝信任程度的不同而变化，无实权且十分不稳定。
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皇权的高度发展。
至清代，从康熙时期设立南书房再到雍正建立军机处，皇权一步步加强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始终伴随着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衡、此消彼长。
宋代皇权与相权关系研究综述宋朝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中期，政治制度多次变革，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备受关注和研究。
本文将从宋代君主政治、官制变革、班禄制度等方面，综述宋代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复杂关系。
宋代君主政治作为封建皇族的一员，宋代皇帝在政治上拥有绝对权力，但同时也承担着作为祖宗的责任。
这种矛盾在宋代政治中得到了体现。
宋代皇帝以保持统治稳定为首要任务，因此加强君主权力得到了极大的照顾。
例如，制定《大宋律法》和推行毛诏，限制地方官吏的权利，确保了皇权的绝对性。
同时，细致的官吏管理也使得皇帝能够监督并控制地方，维护朝廷集权。
但是，宋朝的历史局势是复杂的。
对于类似国家重要事务的决策过程，皇室是不能单方面地作出决定的。
所以，在许多情况下，皇帝不得不与群臣共商国事，支持民众、抵抗外敌、促进文化繁荣等国家政策。
在政治局势比较稳定的年代，皇帝可以向宰相、皇亲等人转移一些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务管理的压力。
官制变革宋代的官制改革，也体现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宋太祖制定衣冠制度，推行科举制度，以此改革考课制度，选拔人才。
此时，皇帝通过科举制度来唯才是举，削弱了皇族和宗室在班禄制度中的优势。
而在宋代中后期，科举制度逐渐陷入僵化，士人集团和内阁官员成为朝廷中的两股主要势力。
时至五代十国前期，暂时停用科举考试。
此时，在整个社会中，班禄制度的作用非常凸显。
此例子表明，班禄制度在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广泛的意义。
此外，班禄制度的设置也引起了不同政治派别的反应。
从结构上看，宋代中央政府的机构在两个阶段改革措施。
期间，唐宋政权在官制上有很大的相似性，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
这些差异不仅影响了政府的高效运作，还反映了宋代皇权与相权的复杂关系。
班禄制度宋代的班禄制度也反映了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班禄制度是在唐代形成，逐步完善，最终发展成为宋代特有的管理机制。
此制度是按照科举考试成绩和官职领导级别的不同，确定官员们的工资等级的。
4个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中书令常以太子兼任，仅挂名而已，左右丞相总领国事，元代尚右，故右丞相地位高于左丞相。
明初，太祖沿袭元制，中书省为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宰相机关，因省内不设中书令，所以中书省长官左、右相国（后改为左、右丞相）为宰相。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叛变罪杀胡惟庸，罢中书省，废宰相。
皇帝自兼丞相，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实现了绝对专制。
明成祖朱棣正式设立并重用内阁，此后，内阁参与政务，成为明朝政府的重要机构，随着权力的增大，地位也逐渐提高。
仁宗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且统率六部。
在内阁大学士中，按位次先后，分为首辅、次辅、群辅内阁对呈奏皇帝的奏章、文书具有拟旨权，即“票拟”，所拟建议供皇帝参考。
清初仿照明朝旧制，以内阁作为国家行政的中枢，以内阁大学士为宰相，由满汉大员充任，同时还存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二者共参国政。
因前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国家核心机密，总理一切事务，后有军机处掌军国大政，所以清朝内阁始终受压制，只能处理一些公开的例行公事，无宰相之实。
二、皇权与相权的内在权力关系皇权作为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产物，其内在本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私权力的皇权，是一种任意、不确定、不受制约的权力，第二，作为公共权力的皇权，是一种稳定、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权力。
皇权的主要内容包括：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仲裁权、最高行政决策权、最高人事任免权、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祭祀权、最高征税权、派驻使节与宣战权等。
皇权的主要特点有：第一，神圣性，从理论上来讲，皇权来自天命的授予，而天下是属于天的，天子之拥有天下是天予之，是受天命而立的。
第二，宗法性，在封建时代那种“集家成国”的国家形成模式下而客观形成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宗法制度在皇家是在士大夫家族、乃至平民百姓家庭的内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传统性，皇权具有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皇帝职务的终身制与皇帝职位的世袭制。
焦点透视437传统政治中相权演变规律及原因探析何云标（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西安市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摘要：在古代中国，君权与相权既相辅相成又相互矛盾此长彼消，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笔者详细分析了相权演变的基本过程，并对演变规律及原因进行了分析。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皇帝本人的期望并极力推行之，同时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词：相权；演变规律；演变原因一、相权演变过程（一）秦朝三公的设置—宰相制度正式确立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社会的大变革，各诸侯国已普遍设立相职，但当时各国称呼并不统一，如宰相、丞相、相邦等。
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就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宰相之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正式创立宰相制度。
丞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秦朝初建，实行的是一相制，后来也曾置左、右二丞相。
御史大夫地位相当于副丞相，负责掌理奏章、下达诏令和监察百官。
太尉，负责全国军事，其地位与丞相一样。
（二）西汉“中朝”的建立—宰相制度的大调整汉承秦制。
汉高祖和汉惠帝分别以第一代功臣中的萧何、曹参为丞相。
丞相的权力迅速膨胀，“掌丞天子， 助理万机”1。
当时的丞相作为皇帝的高级助手，实际上掌握着朝廷的行政实权，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迅速凸显，宰相制度很快便进入调整期，调整的原则是，皇权不断集中，而相权不断被分割。
用内朝官来压抑外朝官以分割相权，是汉代中央政治制度的一个突出特征。
汉武帝时，为了限制丞相的权力，形成了“中朝”和“外朝”。
“中朝”也称“内朝”，主要由皇帝的亲信近臣组成，重要政事往往在宫廷之内就先自做出了决策。
“中朝”逐渐成为实际的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的“外朝”，其实际职能逐渐退居到执行的地位。
这样就将丞相拥有的决策、行政两大权力分解开来，从而形成中枢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
（三）唐朝三省制的完善—宰相制度的成熟决策权和行政权分开后，国家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决策是否正确。
试论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摘要：作为中国古代国家权力核心的君权与相权，它们的相互合作为封建王朝的稳定发展起到了基石作用，但自出现以来，二者也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可以说，君权与相权关系的变化和发展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君权相权统一冲突要分析中国古代的君权与相权的关系，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古代君权与相权赖以存在的国家政治体系和传统的权力结构。
因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政治权力的地位、强弱、相互关系等，实际上是由国家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中国古代自秦朝统一以后，就形成了强大的专制集权政体，其权力结构是所谓的官僚帝国。
官僚帝国是指以君主专制为核心，而由以百官之长宰相为代表组成的官僚组织相辅佐共同治理国家的一种政体。
把握好中国古代国家政治体系和权力机构，将有助于我们较清晰地认识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一、君权与相权的产生君权既可以指王权也可以指皇权，都是在国家出现后的产物，它伴随着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出现而产生。
从这层意义上讲，我国古代的君权在夏、商、周时期就存在了，那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叫王，因此王的权力就是国家最高的权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国家政体是一种宗法贵族君主制政体，有别于秦朝以后的君主专制政体。
那时的君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宗室贵族的影响，比起后来封建王朝时期的君权稍微弱一些，但是仍然是至高无上的。
严格意义上的君权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出现，也就是所谓的皇权。
中国古代的皇权，是在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动荡中，伴随着古代专制主义的逐渐演变而渐趋成熟的产物，是专制主义巅峰的代表。
它既是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不论是王权还是皇权，同作为君权，它们在有两点是一样的：第一个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王）一人，拥有绝对的独裁权力。
皇帝（王）是国家权力和法律的象征，独揽着所有政治的、军事的、决策的、主祭等国家重要权力，而在皇帝（王）的周围不存在任何一种分割、分享、约束和监督其权力的其它权力主体。
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皇权的加强与相权的衰落摘要：自秦始皇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之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务的全面把握和控制，设置丞相之位，位列百官之首。
至明废宰相以前，即便宰相权利或职位形式有所演变，相权与皇权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权利核心，其“斗争”和“合作”也决定和影响着各个朝代的政治局面与政治形势。
关键词：古代政治，皇权，相权中国古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始终伴随着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
两种权利的制衡和加强都对政局产生着深远影响。
自秦汉以来，宰相一直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凌驾于各种官吏之上，相权的加强必然对皇权形成威胁与制约，而皇权的加强又必然带来行政权力的扩大，这种矛盾使皇权与相权的争斗贯穿于秦汉至明的中国古代政治历程。
即便再不同的历史时期，相权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力大小有所区别，也呈现出一定的变化，但总体趋势是皇权的不断加强以及相权的不断削弱。
皇权与相权存在体制上的矛盾。
在不同朝代，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有着差异，皇权与相权有着一个平衡点，皇权相权相互制约各司其职，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有序运行。
[1]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之后，皇权也随之产生。
为了配合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各项政治制度的运转和发展，秦始皇同时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三公三个最高职位，而这其中丞相总领百官，处于百官之首，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这样就使包涵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行政权力交到了丞相手中，丞相职权包括主持朝议、封驳诏书、对上谏诤、对下诛罚等诸多权力，宰相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主导。
西汉建立之后，在诸多政治政策上承袭了秦朝的传统，依然保留丞相职位。
西汉成立初年，国内政局不慎稳定，外有匈奴来扰，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使相权有所上升，丞相集行政、决策、司法等各项大权于一身，位高权重，对皇权形成了威胁。
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刘彻开始重用身边侍从，实行中外朝制度，并设立尚书令、侍中等职位，使这部分官吏能够直接参与到军国大事之中，从而削弱丞相职权。
揭秘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如何逐步加强在说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时候，总是免不了让人想到它们的专制政治，想到皇帝的独裁。
但是事实上，中国封建制度是否真的从头到尾都是如此不堪，是否封建社会所有的制度都让人诟病？我在《中国古代职官制度与和选举制度》这门课上以及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里，通过对于中国各代中央政府组织，特别是君权和相权的关系上的学习，才发现，其实我们以前观念意识里所认为的中央集权、皇帝专权，并不是封建社会一开始就所特有的，而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其实中国也是很早就奉行“三权分立”的制度的，皇权、相权、监察权，虽然不曾把立法、司法和监察权力分得很清楚，但实际上也是考虑到权力间制衡的，即使中央集权不断发展到最后的清朝，皇权实际上也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独大，也是有所忌惮地。
汉朝的时候，实际上皇帝和政府是分开来的，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政府的首领实际上是宰相，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
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
当时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他是副丞相。
这实际上就看出，在当时，皇帝根本就无可能专权，每一件事情都有专门的官员去做，大家分工明确，中央政府由宰相统领，而地方政府绝不是完全依附于中央，听命于皇帝。
这种方式的“三权分立”，就已经避免了皇帝集权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相权的限制，收到了这种封建制度的限制。
到了唐代的时候，对于宰相的权力做了很大限制。
他改变了汉代原来的领袖制的政府统领模式，而改为了委员制，设置了三省六部制一台，这一方面等于是分散了相权，将原有的权力分给更多的部门，更多的人，彼此之间是一种制约，就无法形成完全的统治优势，而御史台作为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不属于三省，就等于监察权脱离了相权而独立存在，从某种程度也是变相加强了皇帝的权力。
2012 届全日制本科生学年论文题目浅析秦朝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专业年级历史学（师范）2008级学生姓名罗倩学号20080511442指导教师喻学忠职称副教授2011 年 6 月22 日重庆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学年论文成绩评定表历史与社会学院历史学专业 08 级浅析秦朝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历史与社会学院历史教育专业2008级罗倩指导教师喻学忠摘要：秦——作为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第一任王朝，可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开创之功，是使中国走向统一稳定的开端。
除此之外，秦朝时期也是皇权与相权势力变更的开始，是皇权逐渐制约相权的开篇：由先秦时期宰相权利凌驾与皇权之上到，皇权的专制，相权的依附；由宰相的专权到秦始皇时期权利的一分为三；等，政体与权利分配的变化势必给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带来深远而长久的影响，这里，我就秦朝时期皇权与相权的争夺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皇权与相权；历史渊源；总体情况；原因分析；影响意义前言皇权与相权，作为两个势力强大的政治团体，在中国古代历史舞台上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二者在各自的领域内独立并发展着，却又相互依托相互纠葛。
为此，皇权与相权的权利之争贯穿着整个古代封建社会，两股势力此起彼伏，带来不同的斗争结果，从而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构变化。
尽管如此，在“家天下”的社会背景下，尽量的提高皇权制约相权，却又是历朝历代统治者们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皇帝与宰相都是缺一不可的，尽管流于形式上的管理并不影响皇权的至高无上，但在具体操作上，纷杂的日常事务也是皇帝感到力不从心。
故，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使相权依附于皇权而不完成逾越是每个君主梦寐以求又费尽心思的。
本文将探讨秦朝皇权与相权的关系。
一、古代皇权与相权概说（一）皇权君主个人（或君主集团）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包括政治上的独裁，经济上的宏观与微观调控，军权上的绝对集中，文化的制定与修改，以及一切重要事件的决定于奖罚权。
论古代政治历程中的皇权与相权之争皇权和相权之争几乎是贯穿中国古代所有朝代的主旋律，二者之间的关系相互制约，又相互扶持相互促进。
相权、皇权关系处理的好坏，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关系着政权的兴亡。
是中国古代政治中不得不说的问题。
皇权，顾名思义，由天子掌握，他决定着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的决策。
相权，由国家的宰相掌握，他拥有着国家的行政权，负责主要行政事物的处理，地位仅次于天子。
宰相制度起源很早，商朝的时候，伊尹是开国功臣，为国家的建立和奠定做出了很大贡献，汤死了以后，继续为相，辅佐了几代皇帝，权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到皇帝的登基。
到了战国的时候，宰相制度在各个诸侯国都建立了起来，秦朝时宰相正式命名为丞相。
从此之后，皇帝与宰相相互依存，但也相互制约，总体发展的趋势是，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地消弱。
汉代时，实行三公九卿制。
皇帝对于宰相心存戒备，宰相对于皇帝心存惧怕，二者不断磨合发展，试图寻找一种比较成熟，既相互平衡相互制约，又有利于国家发展，安定的制度。
隋唐时实行三省六部制，都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相权，加强君权，在此期间二者似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君臣之间相得益彰。
唐太宗时期，内外朝的界限已经淡化，天子主政，开始进入了消弱相权的阶段。
唐太宗将相权一分为三，设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
这样，一则相权分散了，二则三者相互制约都统一向皇帝负责。
贞观年间的君相关系式少见的。
在一般情况下，皇帝不能越过三省直接发号施令、指挥政事。
三省在制度上对皇权的制约，也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独裁造成失误。
宋元时期，相权得到了一定的加强，宰相的势力得到了扩大，这样也导致了皇权的不稳，产生内乱。
明朝时期，为了加强君主的权利，明太祖先是废除总揽地方军政大权的行中书省，设立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分管地方的行政，军政和监察，并且三司都隶属于中央部门。
但是，统领中央各部的宰相，职权也随之扩大。
千年之战——皇权与相权之争可以说，从一开始，皇帝看宰相就是不顺眼的。
历史上的第一对皇帝和宰相是始皇帝和李斯，《史记》记载“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
”意思是说“秦始皇去梁山宫游玩，从山上看到山下丞相前呼后拥仆从车马众多，脸色不悦”，为什么皇帝会不悦？原因只有一个–宰相的权力太大。
皇帝的名号始自始皇帝，毋庸赘述。
而丞相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呢？从文字原意上讲，“丞”是副貳之意，“相”，也是副的意思，合起来，丞相就是一个副官，那么是谁的副官呢？毫无疑问，是皇帝的副官。
秦汉之际，中央政府里的最高长官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掌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即副丞相。
汉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以升任丞相。
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
所以，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丞相。
为什么又叫“宰相”呢？还要追溯到西周时期，《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直译就是“国家的最为重大的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可见，对封建时代的贵族家庭来说，祭祀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而祭祀时最重要就是宰杀牲牛，“宰”是当时天子、诸侯及一切贵族公卿的管家。
在内管家称宰，出外作副官称相，宰与相，其实是封建时代贵族的私属。
秦汉一统，封建制转变为郡县制，春秋战国时代大大小小的贵族家庭倒下了，天下贵族只剩下嬴氏一家，而且这个家扩大了，变成了国。
宰相作为贵族的副手，名正言顺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
汉代的皇帝和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
皇帝的秘书即尚书。
而宰相的秘书处共有十三个部门，即十三曹，职权涉及官员任免升降、农业、交通、章奏、法律、兵役、货币盐铁等等，可见当时全国政务都要汇总到宰相府。
此时的宰相再无暇顾及皇帝的家务，于是在御史大夫下，设置一个御史中丞。
皇帝的家务，照例归御史中丞，御史中丞隶属御史大夫，而御史大夫隶属宰相，宰相权力之大可见一般。
论汉代皇权与相权的较量【摘要】自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之后，权力，一个让人愿意花费所有的精力与财力去触及的这样的一个顶峰，甚至有好多人为了权力什么都不顾。
而在其中最为令人眼红的这个权力即为皇权。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皇权与宰相权是相互并行的。
在这种君相“坐而论道”之时，相权和皇权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由于相权的膨胀使皇权受到威胁，皇帝便想办法制约相权，宰相也就很快迎来厄运。
【关键词】皇权、宰相权、削弱相权、加强皇权一、皇权与相权关系的发展自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之后，权力，一个让人愿意花费所有的精力与财力去触及的这样的一个顶峰，甚至有好多人为了权力什么都不顾。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当中，权力不变的命运就是分分合合，分合完美的结合。
三国演义中开头的一句话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权力的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古老的定律一直延续着。
而在其中最为令人眼红的这个权力即为皇权。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皇权与宰相权是相互并行的，在这个过程中，宰相不只是一个职称而是指这一类人，这一类人也是站在权力顶峰的人物。
数学上有一种说法叫直线上升，意思就是像金字塔一样，慢慢的向上。
这种状态和我国的宰相权力的积累成长很是相像。
历史上虽然宰相制度可以提延伸到夏朝，但是真正把宰相作为一种制度，一个官职确是在秦统一六国之后，才真正的作为一种制度的存在。
在秦统一中国、实行丞相制度后，相权日强。
就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吸取着权力的养分，并不断的让自己的权力变大变强。
宰相权力到达的第一个高潮点是在汉初至武帝时期，也就是到了西汉初期，宰相的权力更是迅速膨胀，并很快达到鼎盛时期。
在这个期间，宰相的权力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只手遮天”。
在这个过程中，丞相真的是处在一个“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所不管，与当时的皇权基本上处于平等的状态。
皇权与宰相的权力达到相应的平衡，宰相甚至可以干涉皇帝的决定。
在这个过程中，萧何、曹参等一批名相出现，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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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君权与相权赵文龙梁启超先生批评中国旧史学之弊时说,中国历史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已.实际上,造成这样的弊端除了史学观念的陈旧之外,更主要的是中国历史确实是如此演变过来的,舍王朝则真无中国历史. 那些撰写历史的前贤不可能象梁先生那样接受欧风美雨的浸淫, 自然是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在中国,国家这个概念是很近代的,古代人的观念中更多的是王朝,是天下,是朝廷,不熟悉这一点,实际上也很难理解中国历史. 正是因为古代王朝替代了国家,所以中国的古代政治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不同,需要用中国的方式去研究它,才能更好地理解它.如果用西方的理论和术语套用中国的政治往往方纳圆凿,不是歪曲了西方的理论,就是削减了中国的史实,最后是外国人看着别扭,中国人看着憋屈.西学东渐之后,我们吃过这方面的亏还真不少.相反,如果抛弃那样的不自信,用我们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倒能够显出历史的真趣来.具体到中国历史上的君权和相权也当做如是解. 自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开始,政治上就出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君王,先秦时期的君主虽然也讲天命所归神话自己,但是由于与贵族分土而治的制度制约,君王的权力还不能完全做到至尊无上.《诗经》中的那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只是分封初建的情况,等到"八佾舞于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什么君王,什么天子,天下者,力强者有之而已.真正的君权至高无上,恐怕要等到"六王毕,四海一" 始皇"初并天下",才得以初现. 然而,真等到八肱一宇天下大定之后,帝王们体现出八面威风唯我独尊的同时,恐怕高处不胜寒的颤栗也会随风而至.权力如鸦片,而帝王手中的权力更是诱惑最大毒性最强的海洛因, 想来上两口过瘾的革命者或者野心家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是项羽的艳羡, "彼可取而代之"是刘邦的理想, 就连拥耕田野有鸿鹄之志的陈胜也不是很不服气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吗!" 至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气,和"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粗鲁,争来争去,为的是什么,想来不说自明.可见盯着那把一号交椅,处心积虑地得到它的人大有人在.说野心也好,说理想也罢,政治那点毒瘾和权力欲, 总是让那些荷尔蒙过剩的男女日夜惦记.至于"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解民倒悬,救民水火",或者"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德说教,那才真是莫须有呢.连中学课本之中都用元代的张养浩来提醒大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等到王朝易代成功了, 自然会有帮闲的文人们将前朝涂的更黑, 将今上装扮的更亮. 你要真的相信圣贤之书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那快乐的永远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至于什么德政更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听之的,他再怎么以德治民,不过是让别人作稳了奴隶而已.谁要动一下他的皇权奶酪,不,哪怕仅仅是心里惦记着那块奶酪,哼哼,灭你的九族!如此看来,坐在至尊位子上的那个帝王,表面上呼风唤雨,风光无限,实际上内心当是十分孤独的!皇帝自称为寡人,虽然是一种难得少见的谦称,但实际上真的是孤家寡人呢.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对着手握重兵的悍将们说,假如你们有一天也象我这样你们该如何?这样的帝王心思恐怕不是老赵一人的内心独白吧! 当大宋的军队钟山风雨起苍黄的时候, 南京城内爱好艺术的李煜请求兵临城下的宋军放自己一马时候,赵家帝王怎么回答,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老赵真是诚实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我最喜欢的就是天水赵家的这份诚实.他不仅道出了帝王的真实想法, 而且在政治上将内在的威胁没有血光之灾的悄悄化解,这份仁义没有多少帝王具备这样的雅量.与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对待革命元勋的屠戮相比, 宋太祖是太仁慈了, 将领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良田美宅, 共享革命成功后的胜利果实."杯酒释兵权"之后重文轻武传统一旦确立,太祖自以为高枕无忧了,但没有想到最后是烛影斧声,位子被自己的弟弟继承,这是否是太祖的心愿,于史无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作为帝王没有一个不时刻担心自己的位子被别人夺走.真想让贤的人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现实中,翻遍历史,一个也没有. 坐在帝王位子上的君主们心里总是紧张的, 他们总是担心别人威胁自己的权力.欲消除这样的心里紧张,最好的办法是把权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让所有的人都匍匐于自己的脚下. 古代历史上帝王制度的设计主要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持这个目的,提防别人夺权的小心眼比反腐倡廉的措施要严密多了,诸如将权臣架空,或者将手底下权力分散,或者派上密探特务对臣子监督,让手底下的人互相牵制等等,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都用在这里,也就是想方设法别保住自己手中的权力,别让别人夺走.但是真的把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烦恼也就来了.天下大事,头绪纷繁,皇帝又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仙,一个人能处理多少事情啊.有不少人用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来形容帝王的勤政,实际上这是他自找的真怨不得别人,康熙曾经很矫情地对臣子们发牢骚说,大臣们还有退休致仕安享晚年含饴弄孙之乐,而帝王什么时候能退休啊.权力集中了,君权加强了,事情也就多起来了.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怎么办?设置副手,帮助自己分忧,于是丞相出现了. 但是丞相出现之后,作为皇帝的副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太大,皇帝又该担心了.皇帝担心什么,相权威胁皇权啊,但是又离不开丞相的辅助,怎么办?汉朝皇帝刘彻的办法是你不是能吗?我不用你,我用别人,外朝官不用, 我直接用内廷官员,架空你,然后找个借口把丞相或撤或关或杀,要不逼着你自杀!汉武时代的丞相善终者不多,以至公孙贺听说自己被任命为丞相吓的直哭, 在强势君主面前,丞相不是人干的!而且这样的手段逐步为后世沿用,以至到东汉之时, "虽置三公, 事归台阁, "被架空的宰相们逐渐成为就这样丢掉了实权, 而内廷的尚书门下等逐渐取代了丞相,成为新的实权机构.到了隋唐,为了防止宰相专权,皇帝的新招是分散相权,将秦汉时期的"独相"变成隋唐时期"群相",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均是宰相,执行,决策,审核分开,既保证丞相的权力分散互相制衡,又使决策相对科学.宋代相制基本是沿用唐代的,所谓中书门下合一只不过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相权威胁皇权的现象基本得以解除,而蒙元建立之后,相权过大,威胁了皇权,元朝的政治腐败与此也不无关系.到了明初朱元璋借胡蓝之狱屠戮功臣之后将丞相永远废除, 总经理和董事长一人兼任,只是如此庞大的国家事物繁杂,只能增设秘书,殿阁大学士应运而生.后演变为成祖时期的内阁等,其实说白了只不过是协助皇帝决策的秘书班子.只是后来内阁权力增大只是因为皇帝因种种原因怠政,内阁首辅即如张居正严嵩者,在理论上与前朝的宰相有别, 决策只是代皇帝决策而已, 法理上是没有丞相位置的. 回顾君权与相权的博弈, 不得不承认君权最后的成功逐步使中国的政治走向了君主专制.不少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很不赞同中国专制主义古以有之,钱穆先生甚至认为君主专制仅仅存在于明清时期,其他朝代相权对君权的制衡很多.这样的观点对虽然对中国历史怀着温情的敬意,但是,有的地方还是难以解释清楚,如果真的是制衡的话,君权和相权应该是基本对等的,何以在历次斗争中最终是相权失败呢?实际上,家天下的中国之所以设置相,其出发点就是辅佐,辅佐本身就有一个上下级的关系,即使宰相在某些时候纠正帝王的过失了,哪也不过是为了维护帝王的权威,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逾越此,就是擅权罔上,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制度上,甚至在文化上都是不允许的僭越,因此,所谓的制衡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从不曾建立平等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专制仅仅是从明朝开始实际上是难以服人的. 只不过建立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上的中国政治到了明朝之时才扫荡了中国历史政治中的积极因素, 仅仅剩下帝王政治中的唯一目的维护专权,而这个时候的世界,恰恰正在抛弃专制建立起君民共治的立宪政治,民主,平等的萌芽正在壮大,从这一点上说,中国的政治真正的走向了反动,社会也因此而逐步没落. 在君权与相权的博弈之中,鲜血往往洒满了权力的宝座,中国政治内争造成的动荡是中国历史王道轮回,踯躅徘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六道轮回,除了中国文化中平等自由的观念不曾深入人心之外,迷信权威,崇尚以德治国的虚妄,以及契约意识的淡薄等都能造成这样的历史悲剧.因为迷信权威,所以我们要需要一个帝王,一个至高无上的君父.因为崇尚以德治国,所以我们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圣君贤相会领导我们走进新时代,如果不幸赶上了昏君奸相,我们虽没有办法惩罚他,但是只要你相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会有人出来拨乱反正,至于其中的代价,大抵是没有人去算的.而契约意识缺乏使我们不愿去明确官员们的职责,对于君权更是信奉权力无限,皇帝的话金口玉言就是法律,正因为这样, 在相权与君权之争中, 君权成了最后的赢家. 不过要真想到君权的有限, 那不就成了君主立宪制了,这在古代中国根本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帝王们正是利用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所有的绞尽脑汁实际上不过是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它首先是要保证自己的家业传之子孙,无穷尽也,而在历史中却没有一个能够传之子孙万代.所以,现在每每看到这样的豪言壮语,我总禁不住傻笑,不仅可怜古人,到今日还有人做这样的痴梦,翻看历史瞧瞧,这与帝王的长生不老一样的渺茫,只是还有人不曾醒悟,做一些千秋万代的迷梦!实际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我们能给自己后代留下点安宁和谐,让所有的后人比我们生活的更好这就很不错了!什么敌我,什么内外,正是这样的戒心造就了政治的流血与动乱,也使历史多了些无奈!虽然尼采早在 19 世纪末期就呼喊上帝死了,而到如今,救世主还有人抢着做,电视连续剧更是秦皇完了汉武,贞观完了康乾,帝王之治的颂歌没完没了,甚至有的还希望康熙再活五百年,这就是我们的向往?!果如此,真是可悲的没有一丝希望了! 经济发展之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我们所希望的,这个问题是该追问的且必须追问的.1。
唐朝的体制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关系与冲突唐朝的体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是其政治体制中的两个核心要素。
本文将探讨唐朝体制中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关系与冲突，并分析其对唐朝政治的影响。
一、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概述在唐朝，皇帝是君主专制的核心，拥有绝对的权力。
君主权力的体现包括政治、军事及法律等各个方面。
皇帝对朝政决策具有最终决定权，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
相权制衡则是指相权与君权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相权指丞相、宰相等官员的权力，相权的核心是宰相的职位。
宰相是皇帝的亲近辅助，具有重要的决策权，可以参与朝政大事的讨论，并提出建议。
二、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关系在唐朝，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并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互相制约的关系。
君主专制为政治体制提供了统一的决策权，保证了国家重大事务的高效决策和迅速执行。
同时，相权的存在为君主专制提供了一种制衡机制。
宰相作为皇帝的重要顾问和辅助，可以对君主的决策进行合理的阻止和修正，以避免君主的专断和错误决策。
相权的存在还可以平衡各级官员之间的利益，减少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
三、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冲突尽管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相辅相成，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一些冲突和矛盾。
首先，君主专制的权力过于集中，可能导致相权被削弱甚至被废除。
一些皇帝可能对宰相的权力产生威胁，通过废黜宰相或者任命无实权的人担任宰相，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专制地位。
其次，不同的皇帝对相权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也存在差异。
有些皇帝愿意倾听宰相的建议，与之共事；而另一些皇帝则更倾向于独断专行，不接受他人的意见。
这种情况下，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关系的平衡性就会受到破坏。
最后，相权的滥用也可能导致与君主专制的冲突。
一些宰相可能对君主的职权进行越权干涉，甚至篡夺皇位。
这种情况下，君主与宰相之间的冲突就会变得尖锐，导致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四、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对唐朝政治的影响君主专制与相权制衡的关系与冲突对唐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个
宰相官职：中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
中书令常以太子兼任，仅挂名而已，左右丞相总领国事，元代尚右，故右丞相地位高于左丞相。
明初，太祖沿袭元制，中书省为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宰相机关，因省内不设中书令，所以中书省长官左、右相国（后改为左、右
丞相）为宰相。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叛变罪杀胡惟庸，罢中书省，
废宰相。
皇帝自兼丞相，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皇权专制达到了顶峰，实现了绝对专制。
明成祖朱棣正式设立并重用内阁，此后，内阁参与政务，成为明朝政府的重要机构，随着权力的增大，地位也逐渐提高。
仁宗后，内阁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高，且统率六部。
在内阁大学士中，按位次先后，分为首辅、次辅、群辅内阁对呈奏皇帝的奏章、文书具有拟旨权，即“票拟”，所拟建议供皇帝参考。
清初仿照明朝旧制，以内阁作为国家行政的中枢，以内阁大学士为宰相，由满汉大员充任，同时还存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二者共参国政。
因前有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国家核心机密，总理一切事务，后有军机处掌军国大政，所以清朝内阁始终受压制，只能处理一些公开的例行公事，无宰相之实。
二、皇权与相权的内在权力关系
皇权作为从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过渡的产物，其内在本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作为私权力的皇权，是一种任意、不确定、不受制约的权力，第二，作为公共权力的皇权，是一种稳定、承担公共责任实现公共利益的权力。
皇权的主要内容包括：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仲裁权、最高行政决策权、最高人事任免权、最高军事指挥权、最高祭祀权、最高征税权、派驻使节与宣战权等。
皇权的主要特点有：第一，神圣性，从理论上来讲，皇权来自天命的授予，而天下是属于天的，天子之拥有天下是天予之，是受天命而立的。
第二，宗法性，在封建时代那种“集家成国”的国家形成模式下而客观形成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体制，宗法制度在皇家是在士大夫家族、乃至平民百姓家庭的内部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传统性，皇权具有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皇帝职务的终身制与皇帝职位的世袭制。
第四，分离性，皇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与皇帝本人相分离的状况，特别是王朝中晚期，宦官专权、外戚专权、皇太后垂帘听政都是皇权与皇帝本人分离的表现，这主要由于皇位的继承采取反智主义式的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由于年幼、能力不够等原因常常使得皇权旁落。
第五、依赖性，在实际的权力运行过程中，皇权的实现需要庞大的官僚机器的支持，在理论上，新的皇权建立过程中，其神圣性、合法性都需要士大夫阶层的论证确认。
相权是皇权的派生权力，其本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皇权决定的：即在分封制崩溃、皇帝个人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作为君临天下的皇帝和百官庶僚之间的一个转承过渡的中枢机构，协调百司运作，处理日常事务。
“在专制制度出现的瞬间，就必然会使政治权力把握在官僚手中，也就必然会相伴而带来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
2009.11
（中）
这使得汉朝相权的地位没有初期崇隆，权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二是代表公共权力的皇权纠正相权的非制度运行。
宰相及其所代表的官僚组织会沦为追逐小团体私利的工具，历史不断出现的“党争”就是群相之间互相倾轧的写照，虽然会影响政策制定、行政效率但是与独相对皇权的威胁相比，君主乐意接受这样的状况，这也充分说明了皇权为了私权力可以以牺牲公共权力为代价。
出现这样的状况就需要君主基于个人的和整体的利益加强对官僚组织的整顿和控制，特别对相权的拥有者进行清洗和更换。
最为典型的是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科举出身的庶族地主官僚集团与以李德裕为首出身世家大族、门第显赫的士族官僚集团的斗争，使得皇权必须不断的纠正相权的私人化、非制度化。
李德裕任四川节度使时，接受吐蕃将领的投降，收复了重镇维州，牛僧孺却意气用事，强令把降将和城池交还吐蕃，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所以晚唐时对相权的拥有者进行定期的更换：唐穆宗长庆年间牛僧孺做宰相，李德裕就被排挤出朝廷，到唐武宗时，李德裕做宰相，牛僧孺、李宗闵放逐到南方。
唐武宗死后，宣宗即位，牛党成员白敏中任宰相，牛党又纷纷被重新启用，李党全遭罢斥。
但后来二人都被削职为民。
群臣为捍卫礼法，决定采取最为极端的方式：集体向皇帝哭谏。
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给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余人的庞大队伍，集体跪在左顺门外要求维护国家大礼。
嘉靖帝将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尽系诏狱予杖。
死杖下者十余人，贬窜相继”。
明朝万历年五年，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夺情”
“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地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
”
“内而内阁、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抚，没有一个不是居正推荐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给事中也几乎没有不听居正的指挥。
”
叶适．实谋．水心别集（卷十）
．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
页．
官员遭父母丧，要解职回籍守制三年，叫做“丁忧”，丁忧期满后才能重新任职。
但朝廷可以因国务需要，特准个别人不必解职，可穿着素服办公，仅是不参加喜庆吉礼而已；或在守制尚未期满而应廷急召出而任职，谓之“夺情”。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江陵病逝，神宗下诏以“君为臣纲”重于“父为子纲”的理由，要张居正夺情。
夺情之诏下达后，激起了朝野很多人的不满，朝中一些人写了措辞激烈的奏疏反对夺情，对张居正的人品、学养、政风、改革等进行揭发和清算，
但遭到廷杖和谪戍。
汪士性．广志绎（卷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