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天命观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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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各题。
材料一:回溯到商、周交替之际,一个文明较高的商朝,被文明较低的周朝所取代,这件事情本身必会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反省。
他们还免不了会问自己,究竟是什么缘故使得这么强大,而且主导北方中国的商王国,居然被小小的周国灭亡了?他们的回答是:周人取得了天命,而天命是唯道德为依归的,所谓“天命靡常,惟德是亲”。
这可说是第一次将道德的意义超越人类力量的命运。
“天命”的观念帮助周人肯定了自己的统治,也帮助周人说服了许多商人的后代与他们合作,将商周文化体系扩张到整个中国北方。
《易经》中所谈的命运,不完全是盲目的,人类本身对自己的命运有相当程度的掌握,人类自己所做的种种抉择,会改变命运发展的方向。
这个观念与天命具有道德意义是相互配合的。
等到西周覆灭,周人的封建系统在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不再有过去那样的自信,也不再有过去那样主宰的力量,天命的意义必须要有新的解释。
在《论语》里面,孔子所说的天命是每一个个人的天命,而不是一个朝代的政治天命。
在孔子承受同时代人的迫害时,他曾经说:“天给了我这个天命。
天生了我,给了我一个任务。
有了这样的任务,迫害我的人又能拿我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天命已经不是政治的使命,而是每一个人都能从超自然、超现实的秩序之中,找到自己应当执行的使命。
汉代编辑成书的《礼记》,其中的《中庸》篇曾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过去,我们对《中庸》这段话并不是十分理解。
最近在湖北荆门市郭店出土的战国文书,其中有两句话似乎正是阐释“天命”与“性”的关系。
郭店文书《性自命出》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
”这里的“天”,不一定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宰神,似乎是宇宙间各种力量的总和;在这个宇宙力量的总和之中,每一个人有天生的禀赋,也就是“性”。
“命”和“性”是相配合的名词。
如果孔子所理解的命和性,正如郭店文书所说,那么人类全体具有一种特别的使命,而每一个个人也有特定的性,也就是禀赋。
《封神演义》所揭露的社会本质,你读懂了吗?“中国的老百姓一般都知道有封神榜的故事,而且略知其中的一些情节。
《封神榜》改编成电视剧后,封神榜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但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通俗古典小说相比,《封神演义》却没登过大雅之堂。
古代文人趣士不屑一顾,现代专家学者也鲜有评述。
因此,如何欣赏和评价《封神演义》还是一个新的问题。
有人认为,《封神演义》所说的“天意”是一种宿命论观点,这种说法是片面的。
商、周之争是二条政治路线之争。
商、周都属于奴隶制社会,都宣扬天命观,但商的天命观与周的天命观是有区别的。
殷商末年的天命观是以“帝”为主宰,这就是原著第二回纣王所说的,“君命召,不俟驾;君赐死,不敢违”。
西周的天命观则以“天”为主宰,这里所说的“天”又是和“德与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周文王的政治思想是顺天应人,认为唯有德者,才能使民归之,诸侯顺之,才能受民、保民,进而禀受天命。
“天意如此”,“天命难违”,这里的“天命”是周文王制定的政治路线的体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历史的必然。
▲周武王姬发(?―前1043年),姬姓,名发,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在位15年。
姬发继承父亲遗志,于前1046年消灭商朝,建立了西周王朝。
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
《红楼梦》有个纲,就是第四回的护官符,《封神演义》也有个纲,就是第二回苏护的反诗,即“君坏臣纲,有败五常。
冀州苏护,永不朝商!”这里所说的“纲”指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我们知道,三纲五常是西汉董仲舒提出和确立的,尽管纲常思想与奴隶制的天命观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它毕竟是封建制度的产物。
《封神演义》反映的不是商周之争,而是借商周之争,通过“君坏臣纲”与“君为臣纲”的直接对立,表明作者对封建纲常思想的态度。
苏护的反诗是对封建纲常思想的有力批判。
“君为臣纲”与“君坏臣纲”只有一字之差,却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即君要“君为臣纲”,必须不坏“臣纲”,若坏臣纲,臣就可以“永不朝商”。
1.周代文化和商代文化有何区别?周、商代文化的区别最主要在两代的天命观念和人文传统①商人信仰的神油三类,上帝神、祖先神和自然神,又以上帝神为主。
也频繁祭祀祖先神,形成“周祭制度”文化,同时还保留着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山川四方、风神雷电。
迷信祭拜死后“鬼”,形成“殷人尚鬼”观念。
②周代发展商至上神观念,认为王权既为天所受,又为王祖所遗,故敬天法祖。
周人祭祀祖先与商“周祭制度”不同,实行“昭穆之制”,将先祖按照辈次排作左右二列。
同时,周人的天命观相区别在对“德”的强调,对“民”重视周人“维新”所强调的是,要实施变革以应天命,要“敬德保民”、“以德配天”。
2.秦始皇为巩固其大一统的局面设计了哪些文化措施?第一,书同文。
即统一文字。
教师应指出,小篆是当时的官方文字,民间则使用更加简易的隶书。
文字的统一,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文化的发展;秦统一文字后,汉字的字形结构基本定型,影响深远。
第二,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
关于焚书坑儒的情况,初中已学过,教师启发学生回忆即可。
在分析其作用时,一方面要肯定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要强调实行这种文化专制主义,毁灭大批文化典籍,极大地摧残了文化。
第三,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这就规定了教学的内容(法令)和教师的资格(官吏,当时设有专门担任教师的官吏)。
秦朝只许官府办学,又规定了统一学习的内容,严禁私学,实行愚民政策,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3.秦汉帝国的文化是如何固守和外拓的?①固守1.“互防”长城。
齐国修长城“备楚”,楚修长城“备秦”,燕修长城“防齐”,赵修长城“防魏”,魏修长城“防秦”,秦修长城“防魏”2.“御胡”长城。
赵,燕,秦等西,北修筑长城“限戎马”、辽东长城、辽西长城等。
秦统一六国后,一方面拆除互防长城,以利统一;另一方面加强御胡长城。
汉武帝,建起 2000 多里长的河西长城,与秦长城相加,从敦煌到辽东。
②外拓1.“丝绸之路”的开辟,西汉,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和洛阳为东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论孔墨天命观之异同在中国哲学思想之中,“天命”思想有着始基性的意义,可以说它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解。
命运论一度曾被视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重要命题,被古今中外哲学家经常拿来探讨。
笔者认为命运论其实是一个关于如何看待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而如何对待命运问题则是一个关乎人生智慧的问题。
天命通常是指非人力所能改变的神秘的客观必然性。
从商周时代开始,上天就被认为是主宰人类社会的至上神,商代称帝或上帝,周代则称天。
天的命令,就是天命。
大约从孔子开始,思想家们就开始关注天命问题与人生哲学的关系,在先秦哲学中,主要有儒家的知命观,道家的安命观,墨家的非命观为代表的三种典型的命运观。
这里暂且把道家的安命列入儒家,因为二者都承认天命的存在,从这点上来讲其与墨家的非命显然是有矛盾的,作为当世的显学集大成者,二者的思想里却存在着这么明显的矛盾,那么对于二者的比较就显的很有趣而且有必要了。
儒家的天命观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原始宗教的天,来源于殷文化带有迷信色彩的天命观,但孔子对其进行了改造,强调畏天命,更强调知天命。
二是作为道德源泉和依据的天,与周初统治者解释政权来源的民意论的天命观有关,但孔子对之作了由政治而伦理的转换。
孔子承认“天命”。
他在论语中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道德高的人,敬畏圣人的话。
”孔子不仅认为自然界的事情由天命来支配,而且认为人的贫富、贵贱、成败、甚至生死也都是由天命决定的,因此他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认为人们应该承认天命,并且顺天命而行,否则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但是与此同时,孔子也认为,一个人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应该尽力去做好自己的该做的事,“知其不可而为之,尽人事然后听其自然”。
关于人的品德和思想,孔子则认为完全由人的自身努力所决定,而与天命无关,比如他说:“为仁由己”。
孔子没有否定天命,但对天命的威力做了限制,天命可以让人的某些正确的行为不成功,但不能阻止人去做正确的事情。
中国思想史1.原始思想内容特征。
原始思想出现的原因:⼈欲⽣存→认识→利⽤→控制→⾃由→然⽽难以如愿→转⽽乞祈;原因原始思想的表现⽅式为巫术、祭祀;形式:a、⾃然神崇拜b、图腾崇拜才、c、⽣殖崇拜d、英雄崇拜2.“绝地天通”思想史意义。
“绝地天通”概念:事神观念和⽅式的转变,即秩序重建。
意义:“绝地天通”代表着政教合⼀,意味着思想之源头为集团或阶级或国家或集体垄断,思想⾃主取消,社会进⼊专制时期。
第⼆讲1、简述商周天命思想之异同。
商周思想主要组成部分均为天命思想;商⼈崇天尚⿁,把上帝与祖先作为信仰中⼼,上帝是天上⾄⾼⽆上的统治者,⾃然神如⽇、⽉、⼭、河等神灵都失去了独⽴性,成为执⾏上帝意志的⼯具。
上帝还主管着⼈间的吉凶祸福,特别是君主⼤命的授与;周⼈则对商代传统天命观进⾏修正,1、继续承认上帝有⾄⾼⽆上的权威。
以“天”代“上帝”。
2、认为上天所赐予的“⼤命”不是恒定的,⽽是可变的。
3、提出“依德求民主”。
即天根据德⾏“求民主”。
民主即民之主,即君主。
君主由天定,选君规范是德⾏。
在天命思想⾥注⼊道德政治内涵。
4、主张“以民情视天命”。
将“民情”看作天命的具体反映。
2、周⼈思想的创新。
试论周⼈的天命思想与德观念。
周⼈提出“德”的观念,认为“敬德”和“保民”是获得天命信赖的主要途径。
其次,周⼈提出尊天、敬德、保民、慎罚的政治思想①尊天:⽤“天命”思想为政治服务②敬德:提⾼道德在政治中的地位。
③保民:周公政治思想核⼼,君王不贪安乐、体察民情;以民为镜④、慎罚:对“德”之不⾜补充a、依典⽤刑。
b、出于善⽽惩恶,不可借机肆虐。
c、审慎惩处。
3、五⾏说之五⾏的涵义,五⾏的⽣克关系如何?五⾏学说是我国古代⼈民创造的⼀种哲学思想,以⽇常⽣活的五种物质:⾦、⽊、⽔、⽕、⼟元素,作为构成宇宙万物及各种⾃然现象变化的基础。
五⾏涵义:元素、能量、德⾏。
五⾏⽣克关系:相克:⼟克⽔,⽔克⽕,⽕克⾦,⾦克⽊,⽊克⼟。
相⽣:⽊⽣⽕,⽕⽣⼟,⼟⽣⾦,⾦⽣⽔,⽔⽣⽊。
罗新慧:周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与嬗变摘要:商周之际天命观念的变革,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人文精神的跃动和觉醒,并非周人天命观念的全部内容。
在翦商及建国过程中,周人基于现实需要而宣传天命。
周人与殷人的天命论并非迥然有别。
西周以降,周人的天命论绝非沿理性的轨道做直线式发展。
理性中夹杂非理性,觉醒与非觉醒相交织的状态,仍然是“精神觉醒”后周之上层思想领域内的大致状况。
对于商周之际天命观念的变革以及周人天命观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学者曾以“人道主义之黎明”,[1]“人文精神的跃动”[2]等加以描述、概括。
众多学者指出,周人“天命靡常”、“敬天保民”观念的提出,意味着周人抛弃殷人徒恃天命以为生的观念,转向寻求明德以为永命之基。
此一关键性转捩造成殷商命定之天向周人道德之天的转变,理性精神亦随之出现,继而得以发扬光大,从此成为传统文化的正统,声威远被。
周人天命观念的变革,在文化史上的确具划时代意义。
可是,如若考察周人天命观的完整意义,而不只注重于其中的理性因素,则可见周人的天命观显现出不为平常所注重的多样性来。
应当说,学者称之为周人天命观所表现的人文精神的跃动、人类精神的觉醒,是周人天命观中至为重要的内容,但是理性因素并不是周人天命观的全部。
并且,周人的天命观念并不是沿着理性的轨迹直线发展,相反周代历史发展中反复出现非理性因素。
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相纠缠、觉醒之后仍有非觉醒的状态引人深思,“人类精神觉醒”之后的思想状况也值得进一步探究。
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多瞩目于周人天命观中的理性因素,而对天命蕴涵的其他意义以及天命观的发展变化关注不够。
本文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考察殷周天命观的异同,揭示周人天命观的意义,缕析周人天命观念的变化,意在由此窥见周人天命观念的总体轮廓。
一、周初的天命论及其意义周初天命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分析该时期天命观包含的因素,有益于了解周人天命论的完整意义以及此后周人天命观发展变化的线索。
探析《尚书·周书》中的天命观念《尚书·周书》是中国古代经典之一,其中包含了周朝的历史记载和政治理念。
天命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尚书·周书》中的核心思想之一。
本文将探析《尚书·周书》中的天命观念。
可以从《尚书·周书》的篇名中看出天命观念的重要性。
《周书》共分为九篇,其中有“书命”、“狱诰”、“洪范”等篇,这些篇名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了天命观念。
这说明在周朝社会中,天命观念被认为是统治者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在《尚书·周书》中,周朝的君主被赋予了天命的特殊地位。
在《周书·洪范》中,天命被描述为“黄帝之初,四海之内,皆炎黄之子孙。
”这表明了周朝君主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的赐予,他们被视为炎黄之子孙,是天命下凡的使者。
君主必须遵循天命,依循天道来统治国家和人民。
《尚书·周书》中的天命观念强调了君主的责任和义务。
在《周书·洪范》中,强调君主必须“不逾时而舒”,“时然则治,不时然则乱”。
这意味着君主必须按照天命所赋予的时机和条件来行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繁荣昌盛。
君主还被要求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时刻警惕着可能发生的天灾人祸,以确保天命的永续和国家的安定。
第四,《尚书·周书》中的天命观念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礼制修养是基于儒家思想的,而儒家思想认为天命是君主统治的根本依据。
在《尚书·洪范》中,提到了“礼之中心者,率天下也。
”这意味着礼制是承载天命的一种方式,它可以使君主有效地行使权力,维持社会秩序。
《尚书·周书》中虽然强调了天命的重要性,但也提到了人事和天命相互作用的观点。
在《周书·洪范》中,指出君主的“仁义之道,决于天地”。
这表明君主既需要顺应天命的安排,同时也需要具备仁义之心,关注人民的福祉。
这种相互作用的观点与古代的宿命论有所不同,体现了一种相对开放和灵活的天命观。
商周时期天命观探微摘要: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表现在天命观念上,它逐步实现了由殷商时期对神鬼观念的绝对崇拜向周朝时期突出人的地位的转变。
殷人完全慑服于、膜拜于一种超越的异己力量,称之为“帝”(即是天)。
在殷人的观念中,“帝”是自然风雨、人间祸福的主宰,在一定意义上,“帝”表现为一种“人格天”。
在殷周时期,对于“帝”(“人格天”)的绝对崇拜,仍然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
及至武王伐纣,周兴商灭,周人以一“小邦”(周人自称之)推翻商“泱泱大国”,仅仅依靠着天之垂怜是远远不够的,充分发挥民的力量,对于人的地位的重视,才是其能够克服万重艰难得以兴盛的主要原因。
正因如此,周人对于天不再是盲目的绝对崇拜,在一定意义上将天视为“形上天”,减少了殷商时期帝(即是天)所具有的人格色彩,这也是商周时期天命观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关键词:商周时期;神权;人;人格天;形上天;德中图分类号:b8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一、殷商时期对于神权的绝对崇拜自颛顼以大巫的身份改造原始宗教,在其影响下形成一种重视巫权和神权的混合文化即“旧中原文化”。
由于受到本族之风习以及旧中原文化的影响,殷人表现出一种对于鬼神的绝对信仰与崇拜(中国古代思想中“神”与“鬼”的观念意义相近,所以古代文献中常以“神鬼”并称)。
殷人重鬼,从殷墟甲骨卜辞的记事来看,殷人思想观念的主要特色表现为对某中超人的异己力量的依赖、恐惧而产生的崇拜,在一定层面上仍带有原始宗教性质。
殷人无事不卜,无日不卜,日夕均求接近鬼神,用频繁的占卜求知神帝和祖先对自己作为的态度,希望得到保佑,因而甘受鬼神的指导。
例如: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贞卯,帝弗其降祸。
——商承祚《殷契佚存》伐吾方帝受我又(佑)?——郭沫若《卜辞通纂》由此可知,“帝”最为殷民族的祖先神对于殷人的影响十分深远,殷人将其看作为世间一切的主宰。
所以,殷人在有重要的行动时,如征战,筑城都要祈求“帝”的保佑,希望得到上帝的佑护。
探析《尚书·周书》中的天命观念《尚书·周书》是中国古代经典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文献。
其中所涉及的天命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本文将通过对《尚书·周书》中天命观念的探析,探讨其思想内涵、历史渊源及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
1. 天命的思想内涵在《尚书·周书》中,天命(也称天道、天意)被认为是自然界的秩序和规律,是上天对人类社会的支配和统治。
它是神秘而又玄妙的,超越人类的认知范畴。
因此,人类必须遵守天道,顺应天意,才能够得到上天的祝福和保佑。
天命观念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天命是一种宗教思想,认为自然界是由神灵治理的,而人类社会也受到上天的支配和指引。
因此,人们必须尊重上天的旨意,排斥过于自我中心的个人行为。
其次,天命是一种伦理思想,强调个人和社会遵从规则和纪律,遵循上天的道义。
这种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君臣、父子、夫妻、朋友等关系的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
最后,天命还是一种政治思想,认为君臣、民众的命运都由上天指定,君王只有遵循天命才能得到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2. 天命观念的历史渊源天命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
商周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神灵有意识,能够通过自然灾害和神灵的神迹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仰逐渐演变成为天命观念。
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者们更加深入地探讨和论述天命的思想内涵和意义。
不同的学派对于天命的解释和理解存在一定的分歧。
儒家强调天命的伦理和政治意义,认为君王只有遵循天命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执政的合法性。
道家则认为天命指示人们自然规律和内在真理,只有通过顺应天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
后来的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天命观念。
他们将天命视作一种尊严和权威,认为只有遵守天命,才能够得到天的保佑和时代的认可。
此种思想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尚书》中的天命观【摘要】《尚书》不仅是一部历史文献,也是一部先民思想史。
通过《尚书》,我们可以了解虞、夏、商、周不同时期人民天命观的异同:同在于他们一致认为天是特定的和正义的,也深信君权天授;异在于逐渐从最初的认为天命授予个人向天命授予家族转移,也产生了从相信天命恒常到后来认定天命无常的转变。
【关键词】《尚书》;天命观;历史文献;君权天授《尚书》是一部记录尧至秦穆公时期君臣言行及重大事件的史料汇编集。
透过《尚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虞、夏、商、周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权更替情况,还可以窥探早期人民的思想。
早期社会,民智未启,人民依靠自然而生存并对赖以生存的自然产生深深的恐惧和敬畏心理,认定在人类以外,一定有一个无形的神掌控着自然和生灵,世间的一切都按照神的意志运行。
这种思想体现在《尚书》中,就是'天命'。
《尚书》记录了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历史,不同朝代人民的'天命观'有着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然而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在转变,'天命观'在虞、夏、商、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体现。
本文试图从虞夏商周相同的天命观和不同的天命观两个大的方面分析《尚书》中的天命观。
一、虞夏商周时期对天的认识:天是特指的存在物古代社会,初民的认知能力不高,生产力低下,这些都决定了当时的人民无法解释自然界带来的一切变化和灾害,更无力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自然界,由此他们便将自己的信仰加之于神秘的神灵,认为神灵掌控着一切。
自虞至周都存在这样一个神灵,他是万物的最高主宰,人民将他称为'天'、'上天'或'上帝'。
这个最高主宰是一种主观产物,不与任何客观存在物相对应,他区别于祖宗神、鬼神、土地、山川、四时等等,他的等级要更高一级。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
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 i这里的'文祖'指太庙,是供奉皇帝祖先的地方。
商周天命观之异同作者简介:苏刚(1987—),男,回族,陕西西安人,历史学硕士,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儒学史。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 273165)摘要:商、周时期天命观的发展、转变,体现古人对天人关系认知的进一步加深。
本文从天命观的起源入手,钩稽史料,对商、周两代的天命观作一比较,从继承和创获两方面,分析总结了周代对商代天命观的“损益”继承,从而得出文化承接的一般规律。
关键词:天命观;重民;敬天保民;损益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一、天命观念之起源天命观念是我国古代人民对生产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对人以外之自然界的一种认识,是早期人类“群体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一词在我国史籍中出现非常早,“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
”“钦若昊天”①,“命”一词也在《尚书》出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
”②。
“天命”首次一起使用在《尚书》亦有记载:“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③上述引文可见,史籍所记载的天命都是具有一定“独立的人格意识”,其实质是人类对未知自然界的一种“人神化”比拟。
二、两代天命观(一)商代天命观商代史迹多不可确考,然就保留在先秦文献中之资料也算丰富,加之上世纪举世震惊的甲骨卜辞的出土,商代的大体情况已出显端倪。
《尚书·商书》中主要集有商一代史料,基本可信,“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④“先王有服,恪谨天命”⑤“惟天监下民,典厥义。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
民有不若德,不听罪。
天既孚命正厥德”⑥“天毒降灾荒殷邦”⑦。
从上述材料不难看出,商代天的地位高于人世,而且天具有“赏善罚恶”之职能,商王历次征伐、统治下民都以天之“名”作为依据。
顺应天“命”可以继位为主,这叫顺天应命,而一旦统治者行为规范为“乱”,天的“代理人”便会“殛之”,人事完全屈从于天。
商朝的天命观
商朝的天命观是指商朝时期人们普遍认为君主的统治是由上天授予的命运,称之为“天命”。
在商朝社会中,天命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法则,君主要依照天命来统治国家。
商朝人认为,君主得到的天命是神灵通过吉凶祥符和不祥之兆来示意的,而君主应该借助祭祀和卜筮等方式来探知神灵的意愿,以此来指导国家政治和军事事务。
因此,在商朝的政治体系中,占卜、祭祀和神灵崇拜等活动都被赋予了极高的重要性。
此外,商朝人还认为,君主的“德行”也是天命所赐。
商朝君主在统治过程中必须保持清明正直、忠诚节俭、仁爱慈善等美德,以此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否则就会失去天命的庇佑,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动荡。
总的来说,商朝的天命观对于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也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论商周天命观的异同
摘要:商代后期的天命观与西周初期的大有不同,其原因在于两种族群文化的不同和时代的进步。
但二者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点,即都是以神秘主义为基础。
关键词:商代、西周、天命观、帝、天
从一些宗教学家的观点中,他们大多认为商周时期的天命观是源自原始社会后期的巫术的,尤其是商代更是明显,而到了周代,其天命观中所含宗教的色彩更浓厚一些,这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神秘主义,神本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关于社稷之事,例如征战、求雨、营建宫殿等都要向“帝”或“天”问询,不吉则不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先生曾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①同样,在天命观上,商与周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还有这一些分歧,例如商代到底有无“天”这一概念等。
因为商周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思想也是不断在变化发展的,所以本文所说的商周,实为商代中后期和西周初期。
一、商代天命观
《礼记·表记》有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这虽是周人(或是汉代人)的记述,但在现在出土的殷代遗迹中,这句话还是被证明是相当正确的。
商代天命观的核心是一个至上神——“帝”。
从现有的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帝”字是花蒂的象形,“帝”即“蒂”,以此象征种族绵延不绝。
②据胡厚宣先生对殷墟卜辞的研究,商代武丁后的上帝可以对风云雷雨、农业收成、城邑建设等施加影响,上帝可以决定方国征伐的成败,也可以保佑或作害于殷王,总而言之,上帝能决定着人世间的祸与福。
③
同时,我们也知道,商代并不只存在一个神,它还存在以列祖列宗、先妣先母为主的祖先神和以社、河、岳为主的自然神。
有意思的是商代虽极重上帝,但却很少直接向上帝奉献祭品以求赐福,而是多祭自然神和祖先神。
前辈们得出的结论是,殷人对上帝十分敬畏,不敢直接对上帝提出什么要求,而是借助祖先神向上帝转达人间的愿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向上帝祭祀,实为尊重。
商代作为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我国最早的一个朝代,它处在国家的初级阶段,其天命观也与其他文明早期的思想有共通之处,最明显的表现是,商代的“上帝”是喜怒无常、难以捉摸意志的精灵,并不具有道德、伦理的智慧色彩,也不与人世的价值理性相联系。
所以商代的上帝不仅仅能降福,更能降祸,而人们只能战战兢兢的向其祷告,但不一定能得到应验。
那么,商代人为什么那么重视“鬼神”?原因我认为有四点:一是,祖先的职责所在。
传说在虞舜时代,商的祖先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实际就是颛顼时的“火正属民”之官,与宗教活动就十分密切。
后世诸王也在部落联盟中的宗教事务中起着巨大的影响。
二是,东方文化的传统。
从现有的各项证据来看,商
族是来自东方的,而在东方远古时期的各文化遗址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来看,商族人是继承了这一地区的宗教气氛浓郁这一特性的。
三是,与其他各族的残酷斗争。
从甲骨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商经常与一些边远族群进行战争,祖先神的保护、相同信仰的凝聚力及在上帝名义下作战必胜的自信是必不可少的。
四是,控制世界。
在宗教人类学的角度上去找寻一下原因,据吉德炜(David Keightley)的理解,商人之所以频繁的祭祀鬼神,反映的是一种“我予你;作为回报,你亦予我”的互利关系,也就是说,在商族人那里,人为鬼神提供合适的祭品,反过来,鬼神帮人获福去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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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王朝的发展,先王先贤的增多,祭祀也越来越正规和频繁,王朝对祭祀的投入也越来越大。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天命观”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它不能给政事以有效的、正规的指导,不能使商王在执政上获得很大的进步。
最重要的是,它的祭品来自各个附属族群,但这种看重祖先一元神的观念却很难把其他族群包容进来,所以,随着压迫的加强,各个族群实力的增强,必然导致商王朝“天命观”的崩溃。
二、西周初年的“天命观”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取代了商,这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
如何治理庞大的领地、管理众多古老的族群及总结殷商的经验教训,摆在了武王及周公等人的案头。
要想避免商纣的下场,那周就必须要变;商族在文化上比周要发达的多,且统治中原时间很长,周就不得不考虑商原有的传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周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
值得庆幸的,西周的很多文献流传了下来,虽然有一些伪书,但其思想还是能够体现其中。
周人首先引入“天”这一概念,关于“天”在商代是否存在还有争论,但在西周,“天”已具有伦理的意义,具体而言就是具有“德”的意义。
这不是偶然的,周人在解释商亡时,很难说商人的祖先和“上帝”不保护他的后代,而去支持异族的周,并且,商人对诸神灵十分虔诚。
所以,周人提出至上神“天”是有“德”的,如果无“德”,就算在虔诚,也会亡国。
并且周人自己的上台及商代灭亡的教训,使其认识到上天的意志是会改变的、转移的,而天是有“德”的,是善良的,所以亡国是无德的表现而至 ,并非上天暴虐意志的结果。
正是因为“惟命不于常”,周人只有真正做到“明德”、“慎罚”、“保民”,真正实行德政 ,才能得到上天的受命与保命 ,防止天命由周人转向其他姓。
这套君权神授理论指出了一套“天命”结构理论 ,即天意决定于民情 ,民情决定于王敬德与否 ,所以敬德体现为一系列保民措施。
这样,天命无常、敬德、保民就成了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的理性主义“天命观”中的三个核心要素。
由于天命取决于人事,所以理性主义的“民本思想”逐渐替代了上天的预定,也由于相对于上天的不可控制,人世间的德政更有操作性,所以才有“天道远,人道弥”的说法。
自西周后期开始动摇的天帝鬼神的权威观念在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诗经》中表现出关注现实,关注和表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各种感受,后来一些怨天责天之辞,更是人们理性思维的呈现,一种自觉意识
的清醒。
那么,西周出现这种变化,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我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和民力的发展是其内在推动力。
商王朝虽然在文化上可能比周较先进,但周人在农业生产和普通民众的政治觉悟上要领先殷人。
周人的祖先后稷曾为帝尧时的农师,⑤这虽是传说,但未必是空穴来风。
周人虽然较殷人质朴,但对于民主政治却有着自己的坚持,直至春秋时期,周人还保持这一些礼仪,像大蒐礼,借军事演习表达民众的意见;籍田礼,表明周王向民众宣称自己仍是族群的一员等。
正是由于在周内部有着新的萌芽,那么作为外在表现的天命观也必须要向民众让步。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殷商对鬼神的恐惧崇拜与周人对天的敬畏尊崇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道德差别,这种差别是有多种因素促成的,也是进步的。
三、结语
虽然殷周的天命观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他们还是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神秘主义在此时仍在人们头脑中起重大的影响。
但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殷周“革命”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长期积累后的质变,天命观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注释:
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林集》卷十
⑵.李辑,《中国远古暨三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62-65页
⑶.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与王帝》,《历史研究》,1959年
⑷.李小光,《商代人神关系论略》,《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⑸.司马迁,《史记·周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