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定规则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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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举证推定规则的理解与适用孙玉明【案情】2004年12月,孙某持有王某出具的19万元欠据诉至法院,称王某因其哥哥买房向其借款19万元,已偿还4万元,现尚欠15万元。
请求法院判令王某偿还15万元欠款。
王某辩称,19万元欠据已偿还完毕,2003年7月3日,又向孙某出具了10万元的欠据。
因19万元欠据没有收回,为此孙某为王某另出具了一份写有:“王某此欠条有效,其他无效,无其他经济纠纷。
”的字据,此字据系指10万元欠据有效,其他欠据无效。
现10万元欠款已偿还4万元,尚欠6万元。
孙某辩称,字据中“此欠条有效”系指该19万元欠据,否认还有其他欠据存在。
【审判】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之间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王某为孙某出具的欠据,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孙某要求王某偿还借款理由正当,证据充分。
关于王某提出此欠条无效并已还清的问题,因其提出的证据,无法证明诉争的19万元债务已还清的事实存在,因此不予认定。
一审法院判决王某给付欠孙某的借款15万元。
宣判后,王某不服,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对债务的形成过程及还款情况,认定事实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与王某之间借款数额的认定是本案的焦点。
王某主张,19万元欠款已偿还完毕,又于2003年7月3日出具了一借款10万元的欠条,因孙某称19万元欠据丢失不能收回情况下,孙某为其另出具了一份写有“王某此欠条有效,其他无效。
无其它经济纠纷”的字据,此字据系指10万元欠据有效,其它欠据无效。
孙某主张:2003年7月3日为上诉人写的;“王某此欠条有效,其它无效,无其它经济纠纷”的字据,系针对19万元的欠据,否认还有其他欠据存在。
从本案双方陈述的理由看,孙某主张理由存在种种违背常理之处,因19万元欠条是在2002年9月出具,且就是有效的欠条,并不需要再次说明,另从孙某给王某出具的字据,应推定除此欠条外还有应被欠条存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论《著作权法》中“署名推定”的适用》篇一一、引言《著作权法》是我国为保护创作者智力成果、促进文化事业发展而设立的重要法律。
在著作权法的实施过程中,“署名推定”作为一种重要规则,在著作权纠纷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将探讨《著作权法》中“署名推定”的含义、应用背景及适用的条件和可能带来的影响,并结合相关案例展开深入分析。
二、关于“署名推定”的基本含义《著作权法》中的“署名推定”是指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被推定为作品的著作权人。
这一规则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保护创作者的权益,同时也是为了便于著作权的管理和维权。
三、“署名推定”的适用背景及条件(一)适用背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著作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作品的创作过程往往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因此,在著作权纠纷中,往往难以确定作品的真正创作者。
此时,“署名推定”作为一种法律规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依据。
(二)适用条件1. 作品上必须有明确的署名。
这是“署名推定”适用的前提条件。
如果作品上没有署名,则无法适用这一规则。
2. 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应当是作品的创作者或著作权人,或者有合法的著作权继承权。
3. 署名推定的效力应当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约束,如可以依据相反证据推翻等。
四、“署名推定”的适用影响“署名推定”的适用,一方面可以保护创作者的权益,鼓励创作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也为著作权的管理和维权提供了便利。
然而,这一规则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可能引发著作权纠纷、误导公众等。
因此,在适用“署名推定”时,应当注意平衡各方利益,确保公平公正。
五、案例分析以某起著作权纠纷案为例,甲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署名,后乙声称自己是该文章的真正创作者,并提起诉讼。
在审理过程中,法院依据“署名推定”规则,认定甲为该文章的著作权人。
然而,乙随后提供了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自己是该文章的真正创作者。
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根据证据的充分性和可信度,推翻了“署名推定”,最终认定乙为该文章的著作权人。
法律推定规则的适用张晶【摘要】推定是一种为了降低证明难度,依据法律的规定从要件事实之外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反驳推翻的机制.推定的目的是降低证明难度,其证明原理是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推定的适用规程中需要遵循必须性原则、高度盖然性或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允许反驳的原则.推定适用需要三个条件,即推定的基础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基础事实是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没有相反证据或者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该基础事实.推定的适用的三个步骤分别是提出适用、反驳和裁判.在推定的适用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中,首先界定了何为证明责任,并且对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做出了区分,其次界定了推定与证明责任倒置的区分.【期刊名称】《山东警察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26)006【总页数】5页(P24-28)【关键词】法律推定;推定的适用;证明责任倒置【作者】张晶【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10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03推定是一种为了降低证明难度,依据法律的规定从要件事实之外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反驳推翻的机制。
其主要的特点是可以直接从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强制性适用并且可以被推翻。
当然,这里的基础事实并非要件事实,而是要件事实之外的其他事实,其作用原理是用基础事实的证明代替要件事实。
推定分为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本文从法律推定的角度,将适用法律推定规则的原则、条件、程序以及推定的适用与证明责任的关系展开论述。
一、法律推定的适用原则所谓法律意义上的推定,是指依据法律的规定,从已知事实推出要件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反驳推翻的机制。
其目的是为了降低证明难度,而且已知事实是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
罗森贝克说过,对事实的法律推定是这样的一些法律规范,他们从非要件的情况中,推断出存在作为法效果的要件特征所必需的事实。
推断的前提条件(所谓推定的基础)必须是有疑问的法效果的要件以为的情况。
但是,推定的效果是存在一个这样的要件特征的结论。
法学论文读《证据的语言——法学新思维录》有感【摘要】本文主要就研读何家弘教授著的《证据的语言——法学新思维录》过程中所受到的启发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感想,包括证据语言的统一性与规范性,对“推定”的思考,并就书中谈到的反腐败和刘翔弃赛等热点问题抒发了个人感受。
【关键词】证据;证据法学;法律语言在诸多学科领域,之所以存在纠缠于语言——概念和语词的学术争论或理论纷争,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争论者各自使用的概念或语词不同,二是因为争论者对同一概念或语词的理解或解释不同。
因此,有些争论的问题其实是没有实质性分歧或者没有实际研究意义的。
在语言层面对这些争论进行研究分析,有助于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的纯洁和学术界的“定纷止争”。
一、何家弘与证据法学二、证据新视角的解读1.法律语言的统一与规范作为法律的载体,法律语言是需要进行规范和统一的,这对于法律这一学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然而,随着不同学科背景的专业人员投身于证据法学的研究,“繁荣气象”的背后却是大量重复的专业术语的创造和纯属“泡沫”性质的知识量的增加。
何家弘教授在开篇中就讨论了以证据法学为语料的法律语言的统一与规范。
2.有关“推定”的思考推定是证据法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在证据法学领域内的使用也是比较混乱的,不仅学理研究中的用语存在着混乱,司法实践以及立法与司法解释中也存在着混乱。
要想明确推定的概念,就必须厘清推定与相近语词之间的关系,如与推言、推明、推知、推理、推测、推断、推论等。
何家弘认为,要想界定推定这一概念,需采用“三层递进”的标准:第一,推定是对未知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认定;第二,推定是以推理为桥梁的对未知事实的间接认定;第三,推定是关于这种事实认定的法律规定。
[3]可以得出,推定是有法律规定并由司法人员做出的具有推断性质的事实认定。
明确推定的概念,对于推定类法律规范的制定、审查和运用都具有重要意义。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来源:作者:日期:07-03-03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诸如,债务人为规避强制执行,而与相对方订立虚伪的买卖合同、虚伪抵押合同或虚伪赠与合同等;代理人与第三人勾结而订立合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行为,亦为典型的恶意串通行为。
该类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而也具有违法性,对社会危害也大、是故,《合同法》将《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纳入到无效合同之中,以维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维护正常的合同交易。
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是: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
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
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
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
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
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
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
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获得利益。
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就要进行干预。
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不能按照《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一般的绝对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而是按照《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或者返还集体或者个人。
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一房二卖行为无效法律界2009-06-09 14:40人民法院报:80/343/2009-06-09/40972.html 裁判要旨出卖人一房二卖,房屋产权转移到后手买受人名下,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后手买受人出于故意或恶意,但可以根据双方买卖关系中存在的诸多疑点和不合常理之处,推定双方存在恶意串通。
The Issue on "Capturing Bats" in Criminal Cases at Sea——On the legitimacy and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the presumption rule 作者: 罗恒[1]作者机构: [1]武警海警总队上海支队上海海警局参谋部行政执法科,200013出版物刊名: 公安海警学院学报页码: 1-16页年卷期: 2019年 第4期主题词: 海上刑事案件;举证责任;推定;构成要件要素;证明标准摘要:海上刑事案件中普遍存在证明困难问题,在总结以往证明困难特点,以海上生产生活经验为基础,尽可能发现基础事实与待证事实间具有的稳态联系或伴生关系,总结出可被适用的推定规则,从而在基础事实和待证事实间建起"桥梁"是一种必要、合理且切实可行的方法,逻辑本质是归纳推理。
海上刑事案件推定的合理性不仅仅因为证明必要及困难,也因为海上环境时空限制导致稳态联系具有相当可靠性,海上行为主体的法定或者职务义务也会导致推定规则适用,这些适用并不违背无罪推定原则。
推定转移了证明责任,包括举证责任和说服责任,故其必须是法定的,而非司法官可自行创设,相关推定规则的创立和具体适用更适宜通过"两高"司法解释作为支撑。
海上刑事案件的推定本质上是对部分构成要件要素成立的直接认定,不能将基于逻辑推理基础上形成的事实认定等同于推定。
除结果预见可能性外,相关推定应当具有可反驳性。
从举证公平角度,控方对被告人基础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告人推翻推定事实的证明则达到"产生怀疑"或者"优势证明"标准即可。
海上刑事案件中的推定主要包含对行为人具有主观明知、特定犯罪目的之故意犯罪有责要素、结果预见可能性、未履行结果回避义务之过失犯罪有责要素,也包括对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该当性中部分要素之推定。
法学专业毕业论文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及不足法学专业毕业论文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及不足引言:在我国刑事司法中,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原则,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旨在探讨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情况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
通过对相关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第一部分: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1.1 无罪推定原则的概念和起源无罪推定原则,即“疑罪从无”的法律原则,源自古罗马法中的“无罪推定”。
它确立了被告人在审判过程中的无罪地位,要求司法机关在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将其视为无罪。
1.2 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地位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是刑事司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
它保护了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公正性和公信力。
1.3 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需要遵循以下原则:犯罪事实以及证据应当由公诉机关承担举证证明的责任;证据的收集和保全应当符合法律规定;无罪推定在审判过程中必须得到有效贯彻。
第二部分: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情况2.1 以罪推定为主导的司法倾向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以罪推定为主导的司法倾向。
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法官往往倾向于认定被告有罪,对被告抱有怀疑态度。
这一现象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造成了一定的挑战。
2.2 良好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尽管存在司法倾向,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也有一系列的规定和保障措施来确保无罪推定原则的实施。
例如,规定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利和取证规则,确保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在审判过程中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三部分:无罪推定原则的不足3.1 部分司法人员的不当干预在一些案件中,一些司法人员会在审判过程中对无罪推定原则进行不当干预,例如,以关键证据失踪为由拒绝采纳无罪辩护律师的申请,或者以其他形式打压辩方的权利。
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试论推定规则在贿赂犯罪认定中的适用
孙康
【期刊名称】《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8(020)003
【摘要】贿赂犯罪在证据收集与运用中存在着特殊的障碍.实际上,推定规则与无罪推定原则是相容的,因而推定规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贿赂犯罪中都有具体的运用情形.推定规则在贿赂犯罪认定的适用中要把握住运用重点.同时要有规避推定规则负面性的保障措施.
【总页数】4页(P57-60)
【作者】孙康
【作者单位】芜湖市人民检察院,安徽,芜湖,241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18.1
【相关文献】
1.论过错推定原则在行政不作为归责中的适用——以“过错客观化”理论为介入点[J], 曾哲;周泽中
2.论推定规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J], 裴长利
3.经验法则在事实推定中的运用 [J], 俞惠斌
4.试论推定过失原则在提单运输货损索赔诉讼中的适用 [J], 韩立新
5.数理逻辑视角下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适用 [J], 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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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定规则的适用推定是以推理为桥梁的由事实A到事实B的认识活动。
在法律领域内所说的推定,一般都是以法律规定为依据的,因此在司法活动中运用推定方法认定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就表现为对推定规则的适用。
这种规则的形式可以是立法机关制定并颁布的法律,也可以是司法机关依法制定的证据规则或者作出的司法解释和具有约束力的判例一如果该法律体系承认判例法效力的话。
诚然,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推定活动是我们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研究推定规则的基础,但是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推定规则的适用存在着混乱的现象。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推定概念的理解不统一和相关法律规范不明确;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适用推定规则的原理、规律、条件、程序等问题缺乏共性认知。
笔者将就这些问题阐述个人观点,敬请同仁指正。
推定规则的概念与结构作为一种法律规则,推定规则也是具体规定有关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并设置相应法律后果的行为准则。
这里所说的权利,主要指提出和使用具体推定的权利;这里所说的义务,既包括主张使用该推定的当事人证明基础事实的义务,也包括推定不利方当事人举证反驳的义务,还包括事实裁判者作出认定的义务; 这里所说的法律后果,则是指推定事实的成立或者不能成立。
由此可见,推定规则就是规范有关人员在诉讼活动中使用推定方法认定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行为准则。
推定规则也具有法律规则的一般逻辑结构,即由条件、模式、后果这三个要素所组成。
条件是指适用该规则的条件或情况;模式是指该规则中的行为规范部分,主要有可为、应为、勿为三种模式;后果是指该规则中所规定的人们在做出符合或违反该规则的行为时会带来的法律后果。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这是关于证据内容的推定规则,其条件是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而且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模式是可为,即可以推定;后果是该主张成立。
笔者以为,推定规则一般不应采取可为的模式,而应该采取应为的模式,即只要在具备该推定条件的情况下,司法人员就应当作出相应的推定,而不是可以推定也可以不推定。
这个问题不能与不利方当事人进行的反驳相混淆,因为有效反驳的结果是推定不能成立,并不是司法人员选择不推定。
推定规则的明确性与模糊性作为规范推定活动的法律规则,推定规则应该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可预测性等基本特征。
其中,明确性是核心,因为它是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
明确性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高;明确性弱,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低。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则的明确性标志着立法技术的水平高低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
因此,我们在设立推定规则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使用精确的语言进行表述。
然而,受概念的模糊性和语词的多义性以及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规则往往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即主要含义的相对明晰伴随着边缘含义的相对模糊,或者说,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
例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人,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
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这就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推定规则。
乍看起来,这个规则是明确的,即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就推定是非法所得并据此定罪量刑。
但是,如果我们面对具体案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项规则还是具有模糊之处。
例如,何为巨额财产?人们都会同意,100元肯定不算巨额,1000元也不算巨额。
人们也会同意,100万元就可以算巨额,1000万元肯定算巨额。
但是,1万元算不算巨额?10 万元算不算巨额?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在回答时恐怕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了。
假如我们规定10万元以上算巨额,那么99999元与之又有多大差别呢?再以上文提到的关于证据内容的推定规则为例,什么是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假如当事人说自己把该证据丢失了但无法证明,这算不算正当理由?由此可见,推定规则的明确性是与模糊性相对而言的,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正是因为推定规则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司法人员在适用这些规则的时候才需要认真地解读。
有专家指出:“精确与模糊,有本质区别,但又有内在联系,两者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也可相互转化。
所以,精确性的另一半是模糊。
”[1]笔者认为,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推定规则的明确性很有裨益。
一项规则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必须是明确的,但是,为了满足普遍适用的要求,它又必须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然而,笔者也会感到忧虑和困惑。
我们当然不希望适用推定规则的主体仅以1元之差就把10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的人推定为有罪,而把99999 元财产来源不明的人推定为无罪,但是如此模糊下去,标准何在?因为在99999元下面还有99998元、99997元。
而且在模糊推定的背后可能掺杂着各种各样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数据。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在设立推定规则的时候努力使用精确性语言,但是在适用推定规则的时候也总会有一些具体问题要留待司法人员去进行模糊识别和模糊推理。
我们还可以赋予它一个非常专业的称谓—自由心证。
推定规则的适用程序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推定规则的适用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证据学者一般也没有明确阐述推定规则的适用程序,只是有些学者在讲述推定的适用问题时,强调首先必须确认基础事实,然后必须以无相反证据能推翻为条件,[2]这似乎有一点适用程序的含义。
由于法律规定和学理阐释的闽如,所以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并不统一。
有的在庭审过程中明确提出适用推定规则;有的只在判决书中提及;有的甚至只用不提。
笔者以为,明确推定规则的适用程序还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诉讼活动和司法证明的一般规律,推定规则的适用程序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阶段。
启动。
在诉讼活动中适用有关的推定规则,既是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也是法官的权力,因此,诉讼当事人有权请求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的时候适用某项推定规则,法官也可以自主决定在认定事实时适用某项推定规则。
当然,在当事人请求适用的情况下,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官。
法官在接到适用请求或者自主决定要适用某项推定规则时,首先应该对基础事实的证明进行审查,以便确定是否符合适用该推定规则的基本条件。
反驳。
无论是当事人提请的还是法官自主决定的,推定规则的适用程序启动之后就应该进入反驳阶段,即给予该推定的不利方当事人进行反驳的机会。
反驳的目标可以是适用该推定规则的基础事实不能成立,也可以是该基础事实不符合该推定规则的条件,还可以是该推定结果不符合本案的具体情况。
反驳的方式可以是举出证据,也可以是进行说明和论辩。
法官应该认真听取不利方当事人的反驳意见。
裁定。
在给予不利方当事人进行反驳的机会之后,如果其不进行反驳,法官就可以直接作出适用该推定规则的裁定;如果不利方当事人进行了反驳,法官就要审查评断该反驳是否有效,是否足以阻却该推定规则的适用,并在综合评断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适用该推定规则的裁定。
在司法实践中,推定规则的适用程序可能表现为连续的动态过程,即主张方要求适用,反对方进行反驳,双方分别进行举证和论辩,直至法官作出裁定。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程序阶段的划分可能并不十分明显,但是在法理上明确这三个阶段对于推定规则适用的规范化还是很有意义的。
推定规则的适用条件笔者在前文讨论推定规则的逻辑结构时提到了作为规则构成要素之一的“条件”。
这里讲的推定规则的适用条件与作为规则要素的条件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包括后者的内涵,后者服务于前者的宗旨;但是前者的外延大于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官在具体案件中审查是否具备适用某项推定规则的条件时,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考察。
推定的基础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
推定的基本功能在于为特定事实的证明设置一种便捷方式,即通过对基础事实的证明来替代对待证事实的证明。
对于主张适用该推定规则的当事人来说,尽管他已被免除了针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责任,但是还必须就基础事实的存在承担证明责任。
例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在民事侵权赔偿诉讼中,原告方一般耍对具体损害的要件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包括侵权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等。
在上述规定的情况下,原告方不必承担间接行为人主观过错的证明责任,但是还要承担得以推定间接行为人具有主观过错的一系列基础事实。
例如,建筑物上的搁置物脱落,原告头部受伤,其头伤是由该脱落物造成的,被告是该建筑物的所有人等。
只有在这些基础事实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情况下,法官才可以考虑适用该过错推定规则。
已经证明的基础事实符合该推定规则的条件。
如前所述,法律规则中的条件描述了可以适用该规则的情况,而规则使用的描述语言往往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或模糊性,因此推定主张方证明的基础事实是否符合条件,也需要法官进行认真的审核。
我们仍以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为例。
例如,一起案件中的原告声称他是被公路边上的一截圆木滚下来砸伤的,那么法官在确认这一基础事实己经得到充分证明之后,还要回答该事实是否符合该条规定之条件的问题。
例如,该公路是否属于该规则所说的建筑物?该圆木是否属于该规则所说的搁置物?当然,法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参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该《解释》第16条规定:“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二)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的;(三)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
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
”尽管这条司法解释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补充和细化,但是对于回答上述问题来说仍显不够明确。
因为,虽然该《解释》使用了道路和滚落等表述,但是仍未直接回答“公路边上的圆木”是否属于该条规定的情况,所以审理本案的法官仍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上述基础事实是否符合该推定规则的条件。
没有相反的证据或者相反的证据不足以推翻该推定。
推定是以推理为基础的间接事实认定,具有可假性。
换言之,推定的事实并不一定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因此,法官在决定适用一项推定规则之前应该确认没有足以推翻该推定的反证,否则就不能适用该推定规则。
一般来说,这些反证都是由推定不利方当事人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