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读后感(共8篇)
初一读后感：苏东坡传读后的感想
20世纪四大传记(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晗的《朱元璋传》以及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读来风格各异，但最酣畅淋漓的莫过于《苏东坡传》。我一直觉得，虽然远隔千年，在文人气质上，林语堂与苏东坡的同声相求，却丝毫不因时光的阻隔而淡去。中华文化传承的穿透力，由此可见一斑。
我对苏东坡的偏爱，是从读他的作品开始的，豪放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深情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豁达如《赤壁赋》，闲雅如《记承天寺夜游》……从文字而想见其为人，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苏东坡的文学造诣固然是惊采绝艳，但在泱泱五千年的历史里，才华洋溢的不知其几。司马迁的史书为无韵之离骚，曹操的诗古直悲凉，江淹的赋文错彩镂金，柳永的词缠绵绻缱……然而苏东坡，唯有苏东坡，才让我在欣赏其才华之外，产生感情上的依附。
苏东坡的一生，起伏跌宕，几经沉浮。他少年得志，鲜衣怒马，文章遍行天下，上至xx之尊宋仁宗，朝堂领袖欧阳修，下至庶民，对他无一不欣赏推崇，爱护有加;他为政一方，造福一地，千年之后，杭州的苏堤，仍在见证和诉说着对苏东坡的留恋。向太后当政期间，他得到重用，位居龙图阁大学士，奔走于四方，纾解新政给百姓带来1 / 22
的疾苦。
然而政坛多风雨，如果说王安石的改革派与苏东坡之间的分歧，仅仅是政见之不同，那么王安石之后，所谓“改革派”的章停之流，对待异己者的迫害，已经远远超出王安石的“流放”，他们捏造莫须有的罪名，制造“乌台诗案”，更甚者，将元祐年间复被启用的以苏东坡为首的一批官员，污蔑为国之妖孽，将他们的姓名，镌刻在碑石上，欲将他们生生世世，钉在“耻辱”柱上，是为“元祐党人碑”也。其后苏东坡被一贬再贬，从岭南的惠州，到化外之地的海南，都留下了他年迈而疲惫的身躯。
无论是荣居高位，还是落魄南荒，苏东坡给后人的印象，或潇洒出尘，或安静自守，或童趣未泯。即使是低潮期，当他冥想过去，也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甚至在海南时，居无安身之处，病无可医之药，他仍保持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气魄。短短的六十多年，荣耀时不盛气凌人，艰辛时没有卑躬屈膝，怨天尤人。我对他的情感上的依附，正是来自于精神上的击节和共鸣。
总结而言，苏东坡的气质，有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勇者无惧，有道家任真自然、骋目游怀的顺从天道，还有佛家“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自得。这是文人的理想状态，然而能够真正身体力行者，几千年来，又能有几人?
书的作者林语堂，也是我一直非常喜爱的作家之一。他在《京华2 / 22
烟云》里塑造的姚思安和姚木兰这对父女，也是中华文化中道家思想的践行者。在传记中，林语堂对苏东坡给予了无上的赞誉。作为一个喜欢苏东坡的读者，读到这样的书，自然如遇知己。不过也正是由于他对苏东坡的欣赏，所以对当时另一位政治名人王安石，书中散发出强烈的厌恶感。甚至将一篇攻击王安石的伪作《辩奸论》算在苏东坡的父亲苏辙身上，连王安石的怪癖性格，也都成了他做作以博取名声的罪名。我对王安石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但对于改革者，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我都认为，至少他是时代的勇者。
《苏东坡传》读后感苏东坡传读后感（2） | XX级历史系历史学专业叶小莉
“浩然正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礼之常，无足怪者。”——苏轼某年题于潮州韩文公庙碑。
细数史上的文人如恒河沙粒，其中不乏敢于同日月星辰争辉者。而面对苏轼，这位政治上失意的诗词家，这颗难觅的“北珠”时，不免逊色许多。“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
（一）蚌壳中的秘密
谁都知道，不是每个蛙蚌都能酝酿出珍珠。就如播下地的种子，良莠不齐，发芽的情况自然也参差不齐。在四川，有座风景宜人的小镇——眉州眉山，古之名嘉州。文人世家的苏家便在此地。搞不清楚是眉山的钟灵毓秀诞生了苏家的才气，还是苏氏家族的一时显赫才让3 / 22
世人对眉山更加青睐。也许只是造物主的一次偶得。
“三苏”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父子三人的文学造诣实属古往今来者罕见，尤以苏轼为代表。稍年长的文豪欧阳修就曾预言，苏轼将来的名气将远远盖过自己，虽然六一翁是当时不可撼动的文学泰斗。苏家深厚的家学渊源为时人所歆羡。这也是苏轼在学问上越走越宽的重要的基石。未进学堂前，家庭就给予了很好的启蒙教育。母亲解读经典史著，塑造人格榜样；父亲在其刚会诗词时就教导须以淳朴风格执笔。从后来的苏轼诗词中，即可窥略其文品、人格大概。
（二）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在苏轼的一生中，伴其顺逆荣枯的除了其妻子，其弟苏子由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手足情深，“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二人虽均遭排挤、贬谪，但弟弟苏辙性格沉稳、实际，能够相时而动以明哲保身。而苏轼则有点急躁，性情放浪，爱幻想，有诗人的情怀。遇品行恶劣的人、社会的阴暗面或不满时局时，“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经常出言不慎。子由常劝他不要过于计较时弊，“一日空闲长似两日”可以长寿。劝他“三缄其口”。后来证明，苏子由的宦海生涯比哥哥走得更远一点。而苏轼在四十岁以后半生漂泊不定，从显贵一直贬至卑微小吏，尝尽世间疾苦。贬谪途中的苏轼也自嘲：有的不是学问，而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氏二昆仲的性格差异最终导致人生经历的出入。
苏轼的“言”是出名的。曾经上神宗皇帝“万言书”，讥评时事，4 / 22
论辩是非，希望神宗改变变法的心意，不久即遭贬黜。此时的苏子依然踌躇满志，大不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时兴起，作诗几首，却被好事者诬陷，强加对君主大不敬的罪名，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身陷囹圄。对自己坎坷的遭际，源于自己的“出言不慎”，而奈何不了那样的政治环境，苏轼也只能苦笑：“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三）不追求政治，却为政治所追求
早在贬至杭州途中，苏轼对政治热情已不似当年，曾谓其弟曰：“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二人均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礼，下无义，贼民兴，丧无日矣。”从政，尤其是在朋党林立的宋朝，官员除了慎言慎行外，不免要圆滑一点，这大概是讲究原则的苏轼所学不来的。语堂先生认为，苏轼在官宦生涯中，一面想保持英雄本色，不失其与生俱来的大无畏精神，另一面又要顾及到明哲保身的这一人生本分，二者冲突中，天性使然，苏轼选择了前者。
在政治上，可能过于追求完美，过于强调个人的政治理想了。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当政，均将苏轼排除在权力中心外；孰是敌孰是友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而几朝皇太后对其的恩荫更是绝无仅有的。神宗之后、哲宗祖母均特别欣赏其才情，辅以重任。但宋朝皇5 /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