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目录：1.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2.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3.新闻事业在逆境中的发展4.新闻业的变革一，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1，民国临时政府的新闻政策5.一，将言论出版自由原则载入国家根本大法中。
1912年3月11日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等自由。
二，颁布保障言论自由的法令。
如1911年10月6 日，湖北军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
在《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临时约法》中也有同样的规定。
《民国暂行报律》：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制定了简略的《暂行报律》，在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的同时，与报界约法三章。
具体内容有：出版报刊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流言煽惑，关于共和体有破坏弊害者”应受惩处；“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受处罚。
但在当时民主、自由气氛空前高涨的报界，此报律受到了报界的一致反对，孙中山明令撤销。
“暂行报律”被撤销一事，加深了人们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认同。
2新闻事业的繁荣与政党报刊的蜂起。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给我国新闻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新闻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是短暂的繁荣，到1912年袁世凯）表现是报纸的数量增加，新闻通讯社有较大地发展，有人称这个时期为“报界的黄金时代”。
民国成立后，在政党政治的潮流的影响下，政党报刊特别活跃。
表现是政党报刊的数量增加，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用报刊来宣传自己，以提高自己的形象，很多省份都有自己的报纸，内容针锋相对。
这时期，《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报》被人民称为“横三民报”。
民国初期的政党报刊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起到进步作用，反而还增添了政局混乱。
这一独特的历史背景形成了民国初年短暂的第二次办报高潮。
二，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新闻事业1，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统治和反袁宣传袁世凯实行专制统治，迫害新闻界，捣毁查封各地方的报馆和殴打逮捕驱逐杀害保人。
新闻事业的短暂繁结束。
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统治的行为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谓新闻自由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在认识到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后，国民党的报刊就以大量的篇幅声讨袁世凯。
表现是上海的《民立报》刊登袁党往来的密电等。
《中华民报》《长沙日报》《讨袁报》《民国报》等抨击袁世凯政府的罪恶行经。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查封报刊，逮捕主笔杀害报人。
在租界出版的报刊禁止在袁世凯就禁止它在租界发行，迫使它停刊，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报纸总的数量减少（武昌起义后全国报纸猛增至500家）。
同时大批报人受到迫害，这就是“癸丑报灾”。
2，袁世凯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袁世凯控制舆论和新闻界的主要手段有：一、创办御用报纸，二、收买报纸或报人，三、迫害和摧残反对派的报刊，四、袁世凯上台后，通过立法手段，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逐步建立起一个为其封建军阀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制度。
3，军阀专制统治下的新闻事业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局多边，新闻事业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堕落与希望并存。
新闻事业在曲折中缓慢前进！首先是报业得到复苏，但是时间却很短暂。
原因是军阀割据，各种政治势力实行的新闻政策不同，如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取消对一些报刊的禁令。
而段祺瑞执政后，积习推行袁世凯时期的新闻法律，并从1917年5月26日起实行报刊邮电检查。
1918年10月还颁布了《报纸法》，致使新闻界又处于被禁锢的状态中。
报业界出现了各种怪现象：报人报纸的品格底下；报纸的言论退化（北洋军阀实行言论禁锢政策）；出现一些“有报无馆”的“马路小报”，鬼报。
这一时期的通讯社有了一定的发展，通讯社不下20家。
三，新闻事业在逆境中的发展（一）著名记者1、黄远生生平简介（1885—1915）原名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德化（今九江）人。
生于清光绪十年十一月三十日（1885年1月15日），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发蒙时期广涉经史子集，家里还特意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
少年时就读于南浔公学，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对清末黑暗现实不满，向往进步与自由。
时值上海南洋公学闹学潮，黄远生等人在上海《中外日报》刊登贺电，“恭贺南洋公学同学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
不久，南浔公学学生罢学，黄远生是发动者之一。
然而在这次事件后，他“为家人所促迫，而陷于科举”。
1903年应德化县试，得为秀才；同年秋应江西乡试，中举人；次年赴京参加会试，又中进士。
同榜中进士的有沈钧儒、谭延闿、叶恭绰等知名人士。
这是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而黄远生是其中最年轻的，当时还不满二十周岁。
黄远生中进士后，已获得“知县即任”资格，本可走马上任。
但他无意于仕途，经再三申请，获清政府批准以进士资格赴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
1909年学成回国，被清政府任命为邮传部员外郎，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
他本来就厌倦官场，痛恨清朝的腐败，于是接受了李盛铎的建议，在辛亥革命后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闻工作。
黄远生对袁世凯的统治抱有幻想，寄予希望，多次为袁世凯出谋划策。
袁世凯鉴于黄远生在舆论界的声望，对他十分器重，并多方拉拢利用。
袁世凯称帝期间，袁氏想借重他在舆论界的声望，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
黄远生坚辞不就，由北京避到上海，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公开表示在国体问题上“与贵报主义不合”。
为了避祸，他只好远走美国，1915年12月25日晚上，在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方面枪杀，年仅31岁。
2、新闻传播活动1912年创办和主编了《少年中国》周刊，这是他记者生涯的开始。
之后他还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申报》、《时报》、《东方日报》的特约记者和北京《亚细亚报》的撰述，同时还经常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
在短短四五年新闻记者生涯中，他以其深厚的中西学问基础、超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一举成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擘，被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为“报界之奇才”，与刘少少、徐彬彬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
黄远生以撰写新闻通讯见长，“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在是黄远生开始的。
”他的新闻通讯有几个特点：一、题材重大，记载翔实。
二、忧国忧民，痛下针砭。
三、须眉毕现，幽隐毕达。
四、通俗自然，不拘一格。
方汉奇先生称其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
”所作通讯评论作品，后辑为《远生遗著》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新闻思想黄远生在新闻工作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对于我们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来说可以说都是无价瑰宝。
一、他论述了舆论机关的使命。
他认为办报的目的是“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使“百年之后，吾黄种犹有再兴之日”，主张舆论机关应“为民生社会请命。
”他指斥一些不良报人：“袁总统以马为鹿，我亦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我亦不敢以为臭。
此其人，除为袁氏之家奴或走狗外，有何用处!”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屏绝因缘，脱离偏依”。
对最大权势袁世凯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
在他许多的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
他把辛亥革命后的政坛斥之为“循私弄权，无异于前清”，“乃弊不革，而反加甚”。
“政治之日趋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之自为之也”。
说袁本人是“扶植个人之势力而为不能执行国家之权利也。
”二、提出新闻记者必备的修养。
记者当具备“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的“四能”功夫，也称为“四能说”。
一能，“调查研究，有种种修养”，是谓能想；二能，“交游肆应，能深知各方面势力之所存，以时访接”，是谓能奔走；三能，“闻一知士，闻此知彼，由显达隐，由旁得通”，是谓能听；四能，“刻画叙述，不溢不漏，尊重彼此之人格，力守绅士之态度”，是谓能写。
简单的说就是脑子要活，要快。
要勤于跑动，没有实践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还要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马上就可以有这件事联想到另一件事上去。
同时写出的文章还要具有耐读性，对新闻事件的描述要清晰、生动，这样才可以吸引受众。
三、黄远生新闻工作的原则是客观、真实、公正、全面、超然。
在新闻工作上，他主张写实。
他说：“吾人皆自述其思想，且以最诚实单纯之感想为限，而决不假于造作与劝化的口吻。
以吾人今日之思想界，乃最重写实与内照之精神，虽其粗糙而无伤也。
”1914年他在《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系统地阐发了对新闻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的理解。
他讲到，“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对政局时事乃至一切事物，本其所信，发挥自以为正确的主张，但决不以自己为唯一主张，或以一种主张排斥他者，而是综合事实来判断，反对“凭恃理想发挥空论”。
事实不足以作判断时，就仅仅提出事实，供社会参考，不急于妄发主张。
他主张记者要与党派划开界限，成为“超然不党之人”，“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
努力超越现实政治，坚持报纸的公共性，避免使舆论成为私利的工具。
4、历史贡献一、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
“通讯”一词，此前已见于报刊，但仅指由外埠邮寄传来的新闻，称为“某地通讯”，以区别于电讯。
黄远生的通讯因为富有特色，他白描式刻画、极具现场感的文字，广受读者追捧，而且深受欢迎更慢慢变为一个专有名词，甚至是一种新闻体裁的名称。
“远生通讯”指的是比消息更加详细和生动的报道事物或人物的新闻体裁。
此文体始于1912年初的《申报》上以“远生”署名的“北京通讯”专栏，故称“远生通讯”。
这种通讯特点有：1、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2、报道重要的人物事件3、抓住具体的场景细节，嬉笑怒骂，涉笔成趣4、语言通俗生动。
黄远生就凭借着他“远生通讯”中幽默讽刺的文笔，吸引着众多读者的关注。
当年的他可谓年少风光，时人赞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二、黄远生的政论也很出色，它继承了“时务文体”的特点而又以深刻见长，如《游民政治》就揭露了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中国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
此文还指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官僚之侵蚀如故，地方之茶毒如故”，今天不过是“去皇帝而代之以大总统”而已。
这就是说早在1912年黄远生就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这是很不容易的。
三、新文化先驱。
不过，如果你以为黄远生的历史贡献仅是表现在新闻工作当中的话，那可是大错特错了。
他在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而存在的，也许这才是他能在中国新闻史中站立着公认的“第一人”的位置的原因所在。
他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
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