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与人民币升值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兼论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中的房地产业徐布加人民币升值，从国际到国内已经吵闹了两三年。
大多数专家、学者、金融界、政府发言人的倾向性结论是保持稳定，等待时机成熟，完善制度。
引用频率最高的例证当数“广场协议”。
好像“广场协议”带给日本的是经济灾难，好像人民币升值如洪水猛兽，大祸临头。
因此，有必要对与“广场协议”与人民币升值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作出澄清分析。
一、“广场协议”的起因20世纪70年代，世界第2次石油危机造成美国严重通货膨胀，高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威胁美国经济稳定。
1985年9月，美国提议，英、法、德、日参加，5国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达成5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有秩序使世界各国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的协议，简称“广场协议”。
首先，“广场协议”并不是针对日元升值，而是针对美元贬值。
其次，“广场协议”要求世界各国主要货币“有秩序”升值，而不单是日元升值，不是被逼升值，更不是升得越高越好。
二、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谈到日元升值，人们更多谈到的是泡沫经济；股市和地价上涨；外贸和出口受挫；金融和货币政策失灵；经济衰退等等。
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1985年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是巨大发展机遇和成就，忽视了这次日元升值在日本经济中的重大意义。
1、极大提高了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日元升值后，日本GDP在世界经济发展组织的比重由1984年11.6%上升为1988年26.5%，人均GDP1987年超过美国。
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经济崩溃后长时间才得以恢复的战败国，总面积不及中国云南省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
2、日元升值确立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即使后来欧元诞生，日元仍然是国际4大货币之一。
3、日元升值帮助日本克服了资源和经济结构、金融制度的制约。
日本经济发展受制于资源和美国控制，其金融制度僵化，产业结构问题深重。
政府曾经采取许多改革措施都不能凑效。
而日元升值，恰好给这些改革和突围带来了机会，有了“本钱”，成为改革的催化剂。
4、以日元升值为契机，日本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在海外购置资产，建立生产基地，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加。
1986年达1804亿美元，超过老牌扩张帝国英国（1465亿），跃居世界第一。
2002年，日本海外纯资产14338亿美元，比日元升值前（1984）年增长了18倍。
5、日本人民享受到了战后40年努力奋斗，发展经济创造的成果。
无论是国家、企业和个人，都从日元升值中享受到投资、赚钱和消费的好处。
三、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中的成功与失误“广场协议”之前，日本发生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部具备。
如：1、日本经济在美国的操控和保护下，经过10多年高速发展，生产过剩，通货膨胀显露狰狞。
2、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
出口成为日本经济的主要来源，而几乎所有原材料依赖进口。
石油能源和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涨，日美贸易磨擦不断，使对外依存为主的日本经济遭受到空前压力和打击。
3、金融制度僵化，外汇管理低效，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股市等投机市场。
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转化为银行的大量呆账坏账，这些损失最终都转嫁到了每个企业和每一个公民身上。
因此可以说，“广场协议”日本政府最大的成功，是变被动为主动，利用日元升值机会，消除和缓解了来自于国际国内给日本经济造成的各种危机，成功登上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宝座。
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中的最大失误，是过于傲慢和自信。
4、“广场协议”希望日元“有秩序”“升值30%”。
但是仅仅一年时间，日元升值1倍。
1987年2月“卢浮协议”5国政府决定将汇率稳定在当时水平，而日元一直升到1989年初。
最高时升值3倍多。
升值幅度之大，速度之快，绝无仅有，这为日本经济新的不稳定埋下了隐患。
5、“广场协议”美国的目标是，改善自己的经济和金融状况，减低日本的贸易顺差和发展速度，但是这两个目标落空了。
日元升值前日本贸易顺差为350亿美元，升值后的1985年、1988年、1992年分别达到461亿、775亿、1066亿美元。
外汇储备也从19 84年263亿，增加到1990年的770亿，2000年3616亿，2003年5600多亿美元。
而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后曾经5次降低银行利息，极力扩大投资规模，制造经济景气，企图拉动内需，结果造成虚涨。
银行为大量呆账坏账所累，致使政府拉动内需的努力落空。
6、迅速扩大的货币不能被企业吸收消化，原有的产业结构饱和，新型产业没有给予引导支持，大量资金流向投机市场，更加深了经济泡沫。
而同样本币升值的英、法、德、意等国，却没有出现严重泡沫，没有发生日本90年代的经济衰退。
这说明，经济泡沫和衰退，同货币升值并没有必然联系。
问题出在日本政府过度傲慢和自信，应对措施失误，事与愿违。
四、日元升值给人民币升值的启示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同“广场协议”时的日本，有惊人的相似。
1、中国政府推进外汇市场化改革10年，外贸经济在GDP中所占比例，从1 994年40%上升到2004年70%，中国对外经济依赖程度之大，高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国际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波及国内经济。
2、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增长。
然而，1994年开始，商品经济连续9年走低，除2003年国际油价和国内农业政策性价格上涨外，物价一直下降。
2004年公布600种商品供求状况表明，近3年中国几乎没有需大于求的商品，这预示由于分配不合理导致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危机随时可能发生。
3、长期以来，中国采用的是“盯住美元”汇率政策，后来加入了港、日、英、欧等12种货币结算，外汇交易中也选择了7家外国银行。
这同中国自己的金融制度和货币政策产生了严重冲撞。
同时，美元对世界各主要货币已经连续3年下跌。
如果继续下跌不能扭转，将直接影响对美最大出口国中国，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生产停滞型危机。
中国银行系统大量呆账坏账的存在，金融制度和应变效能低下，更增加了解决所有危机的难度和复杂性。
日元升值的成功和失误提示我们：第一，人民币币值长期被低估，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准严重失衡偏离，是不争的事实。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经济实力大增。
但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11年不变，27年不涨，甚至跟随美元对世界其他货币的贬值而贬值。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努力奋斗，发展经济所创造的成果，却被汇率冲消了，贱卖了，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
人民币本币长期低估，真正受益的是他国，受损的是本国。
第二，人民币长期偏离经济发展均衡水准，不仅对外贸易不公平，受到外贸国越来越多的指责和限制打击，更重要的是对国内企业也不公平。
政府对出口企业退税、补贴，冲减低汇率损失的做法，实际上起到了变相鼓劲企业相互之间低价恶性竞争，削弱了企业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升级，创立自主知识产权，获取合理生产利润，提高员工福利和劳动保障（许多企业根本没有）等能力，以及这些能力所需要的资金保证。
实质上，削弱了中国企业的长远竞争力。
第三，日元升值当初，日本经济处在经济上升时期，顺境之中。
日本发展中碰到难题，如经济结构、金融制度、货币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过剩，通货膨胀，产品升级等，都在升值中得到了较好解决和缓解。
但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比索危机”的墨西哥，是在经济状况恶化时被迫应对同样的问题，结果就大不相同了，经济倒退15~20年。
因此，对待人民币升值，主动比被迫好，财政和经济状况上升的时候比恶化时候好，宜早不宜迟，千万不能等到危机到来才动手。
此外，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时机成熟”，“完善制度”，“宏观调控完成”，这种理想状态是永远等不来的。
第四，渐进式的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改革，符合市场规律，符合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符合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符合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五，中国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均面临“双重膨胀”，“双重压力”和“双重危机”，并且危机正在迫近。
后退和回避是没有出路的。
金融体制改革同人民币汇率改革一样，后退和回避也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迎着挑战前进。
第六，人民币升值，本来只是货币政策中的一件平常事，但是它折射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预示中国经济正处在重大战略性转折关头。
这里，机遇和风险共存，我们既不能因为有机会而轻视风险，更不能因为风险而放弃机会。
五、人民币升值与房地产业中国在20世纪基本完成工业化之后，21世纪在继续城镇化过程中，迈入了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进程。
21世纪前20年，要形成类似欧美发达国家20世纪末稳定的经济结构，成为以金融资本为主导，以后工业化产业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强国。
在这重大战略性转变时期，中央的宏观调控正确有效与否，至关重要。
第一，房地产业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头戏房地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几年，尽管政府三令五申压缩，降温，但是它在国家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和作用不容忽视。
2003年，房地产投资10106亿人民币，占全社会总投资51500亿的19.6%，2004年，房地产投资13158亿，占全社会总投资22.5%，2005年第一季度仍然高居21.13%。
上海、北京等主要大城市，房地产投资比例高达5 0%以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教授比喻：房地产要挟整个中国经济，如果房地产崩溃，整个国家经济就可能发生危机。
当前，房地产问题最大，影响全局，中央宏观调控，重点当然在房地产业。
第二，货币在房地产调控中初试锋芒2003年开始的房地产过热，起因是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为名大量违规批地，制造城市短期繁荣。
企业则“以地套现”从银行抵押套取大量资金。
其结果是失地农民进一步增加，农业连续4年负增长，资源和环境状况恶化，银行呆账坏账急升，由于分配不合理造成的城乡差别、贫富差别、区域差别进一步拉大。
城乡收入差距高达6：1，为世界之最。
面对一系列严重问题，中央首先下达121号文件，严令停止征占耕地。
但到2003年底，耕地面积仍然减少200万公顷以上，粮食产量降到1990年以来最低。
紧接着，政府通过银行提高房地产贷款条件，希望收紧“银根”，使房地产降温。
结果事与愿违，地价和房价空前高涨。
为此，国务院紧急召开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稳定房价的8条措施，把房价问题提高到政治高度，建立政府问责制强行压制。
然而民众、媒体、房地产界反馈回来的一致信息是，效果有限。
于是，中央政府再次出台“七部委新政”：调高房地产贷款利率；征收购房不足2年者5%转让交易税；无偿收回满2年未开发土地；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在严禁征占耕地前提下，对流通性差和投资不发达地区的土地供量放松限制等等。
至此，房价地价爆涨势头才得到初步遏制，并有开始回落迹象。
回顾这次政府对房地产过热的调控过程，可以看到，所有的行政的、非经济的，哪怕是通过经济部门下达的行政命令，实际效果都是十分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