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_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_一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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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秋期版国开电大专科社会学概论形考任务一(作业练习1)试题及答案
［2022秋期版］国开电大专科《社会学概论》形考任务一（作业练习1）被依义答案一、草项送/败题律按照家庭中权力分配的不同，家庭可以分为（）。
［答案］父权家庭、母权家庭和平权家庭保持活力是组织处在（）的关键任务。
［答案］成燕阶段被公认为是社会学的主要思想奠基人和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
［答案］马克斯•韦伯集合行为最显著的特征是（）。
［答案］无组织性阶层固化形成的原因不包括（）。
［答案］社会流动比较通畅具有极鲜明的政治色彩。
［答案］亚洲型城市茅盾小说《子夜》中，吴老太爷从农村到上海见到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时，心中惊恐不已，一个劲儿地念《太上感应篇》，不久便一命呜呼了，这也是一种（）。
［答案］文化震惊帕森斯的理论因为特别强调任何行动系统都必须满足四项基本的功能要求，所以，其理论常常被简化为AGlL分析框架。
这四项基本的功能包括（）。
［答案］适应、达鹄、整合、维摸是指个体在社会中通过自己的活和努力而获得的角色，比如有的人通过努力创办自己的公司成为一名商人等。
［答案］自致角色随着人们对自然与社会客观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入和掌握，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参与和控制社会变迁的方向、速度和结果，使之按照人们预想的进程运行的社会变迁属于（）。
［答案］计划性社会变迁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不平衡、差距、错位，并由此造成社会问题。
这属于（）现象。
［答案］文化壁距在中国，（）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
［答案］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是（）。
［答案］二元户籍制度中国属于典型的（）国家。
［答案］后发外生型主张在与他人处于互动关系的个体的日常情境中研究人类群体生活，特别重视与强调事物的意义、符号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答案］符号互动理论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全球性影响，正是由于它是一种经济秩序，而不是一种政治秩序”，持这一观点的理论是（）。
［答案］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我身份与角色的区分和探索，是（）社会化的主要任务。
权力精英
什么是权力精英？ 什么是权力精英？
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写到： 权力精英由这样一些人组成——他们的地位可以 使他们超越普通人所处的普通环境；他们的地位可以 使他们做出具有重要后果的决定。相对于他们所占据 的关键位置而言，他们是否做出如此决定并不重要。 行动未果，或决策失败，其行为本身比作出决次更具 有影响力。因为他们主宰了现代社会的主要等级制度 和组织结构。他们支配着大公司，操作着国家机器并 拥有各种特权，掌握军权，占据着社会结构的战略要 津，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所享有的权力、财富和声 望的各种有效手段。 P85
精英理论（ 精英理论（elite theory）
精英理论概述 精英理论发展沿革 精英理论的基本内容 精英理论的学术意义
精英理论概述
通过对社会统治者和杰出人物的研究， 说明社会的性质和统治关系的西方政治 学、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 精英理论认为，社会的统治者是社会的 少数，但他们在智力、性格、能力、财 产等方面超过大多数被统治者，对社会 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和作用，是社会的精 英。
批评家？社会科学家？ 在书中，前十一章从社会学的角度，详细介绍了美国 的权力精英在社会组织中的权力结构。而从第十二章 开始，突然笔锋逆转，以一种批评的语气描述权力的 精英和精英的权力。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 这本书的主要观点： 1）精英状况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 2）社会结构随着历史而变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 结构； 3）现时代美国社会结构之下，工业、军事和政治三个领 域的精英占据着统治地位，三者紧密结合。
代表作为《统治阶级》 他认为一切社会都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 级 社会文明随精英的变动而改变，是他较早地提 出了“精英流动理论” 他着重研究了政治精英的本质与他们取得权力 的方式, 以及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变化。同时, 探讨了精英地位的维持和更替问题
政治精英与角色分析方法
第一节 信用证的基本知识
❖ 一、信用证的基本概念 （一）信用证的含义
信用证是一种银行开立的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书面文 件。即开证行根据进口商（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和指 示向出口商（受益人）开立的一定金额的，并在一定 的期限内凭规定的单据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 1．由银行开出； 2．应客户的申请开出（或开证行因自身的需要而开出） ； 3．在符合信用证的条款和条件前提下，凭规定的单据向 受益人付款；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概论
新编政治学系列教材
7.1 精英与角色理论的历史发展
7.1.1 政治精英分析的萌芽及其先驱
精英：在17世纪是描述特别优越的商品，其后意义扩大
到“优越的社会团体”，如一流的军队，阶级较高的贵族。 最早是用精英一词来描述人物的是雷克雷克，将这个词
用来指涉具有较高教育、较高政治职位、较高威望的人。 帕雷托首先提出了有关“精英”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
认为精英由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所有人组成。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概论
新编政治学系列教材
7.1 精英与角色理论的历史发展
7.1.1 政治精英分析的萌芽及其先驱
精英理论，又名政治精英理论，以对政治统治 阶层或政治杰出人物的精深研究而在现代西方政治 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对20世纪的社会政治思 想和政治实践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五）对于修改内容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 ；部分接受修改中的内容是无效的；
（六）有关信用证修改必须通过原信用证通知行通 知才算真实、有效；通过客户直接寄送的信用证 修改申请书或修改书复印件不是有效的修改
（七）明确修改费用由谁承担，一般按照责任归属 来确定修改费用由谁承担
第三节 其它支付方式
一、汇付 （一）汇付的含义
从路径依赖到情境依赖宗族乡村治理格局的适应性演化——基于广东省3个宗族村庄案例的实证分析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基层政治与社会治理从路径依赖到情境依赖：宗族乡村治理格局的适应性演化∗——基于广东省3个宗族村庄案例的实证分析刘义强，黄上真（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摘 要：宗族乡村本质上是国家社会关系转变的产物，其治理格局的演化与国家社会发展同步互动。
因此，认识宗族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化逻辑，必须在我国的历史传承与乡村治理的当下实践中建构分析框架。
“路径依赖——情境依赖”分析框架正是一种认识宗族乡村治理格局演化逻辑的尝试，它把路径依赖具体划分为延续性与变革性两个方面，延续性代表着历史传承，变革性则依赖于当下情境。
而当下情境又具体化为制度情境、本土情境、事件情境三种类型，治理格局常常因任意一类型情境变迁而做出适应性改变，便是发生了情境依赖。
路径依赖的延续性和变革性所催生的情境依赖，成就了历史传承在当下的互动形式，宗族乡村治理格局便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渐进演化。
关键词：宗族乡村；路径依赖；情境依赖中图分类号：D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681（2021）01-055-012作者简介：刘义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入选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国家建设；黄上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和公共政策分析。
作为乡村类型的一种，宗族乡村自产生便处于不断的变迁演化进程中。
商王朝以宗族为单位派出人员以封邦立国，其中的分族成员居于各村落，自此开始了宗法血缘组织向地缘行政组织的演进a。
上至秦汉下迄唐宋之间，传统中华帝国的治理形态为“国权归大族，宗族不下县，县下惟编户，户失则国危”，大族政治与县以下的平民社会几乎无关b。
南朝以来，江苏与安徽等地聚族而居现象突出，至宋朝，民间开始出现兴建祭祖宗祠以及设立族长等事例c。
自此，乡村治理初现收稿日期：2020-12-02∗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跨越农村现代化关键阶段的韩国经验——‘新村运动’成效实地调查与启示”（14JJD810008）；国家首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a马新.文明起源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村落形态［J］.中国社会科学，2019（08）：166-208.b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9.c常建华.宗族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8-41.宗族底色。
当代中国农民的_以法抗争_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当代中国农民的“以法抗争”———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于建嵘〔摘 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有“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形式。
其中“以法抗争”这种新型的农民维权活动在方式和内容上都表现出明确的主动性和政治性,并且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农民从诉求外部力量的上访请愿向依靠自身组织起来维权的转变,对于中国农村政治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维权活动;抗争形式;政治目标;农民组织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08)12-0060-04一、有关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目前主要有两种,即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中,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用“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这一重要概念来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并提出了农民“日常抵抗”这一重要概念。
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
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
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中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为了具体描述农民的隐蔽的抵抗,斯科特还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基础,出版了《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这两部著作。
他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
社区精英的概念、分类及发展路径
社区精英的概念、分类及发展路径王昕;陈社英【摘要】社区精英是现代社区治理的执行者.正确地理解社区精英的概念和分类,区别其与社会精英的异同,有利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对本社区的潜在精英进行合理辨析,并合理促进社区精英的有序成长.社区精英的有序成长有利于实现和稳定社区自治的多元主体格局,对社区精英的有意培养和吸纳要注意其自然发展的四个阶段:积累优势资源阶段、公共意识的萌芽和提升阶段、高效参与公共事务阶段以及影响社区权力结构的政治人阶段.【期刊名称】《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34)004【总页数】5页(P7-11)【关键词】社区精英;社区自治;发展路径【作者】王昕;陈社英【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广东佛山 528000;佩斯大学,美国纽约10038【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2.83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在基层中的现代化表现，是当前民主社会普遍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
社区治理上承国家政权体系、法律制度，为其提供合法路径吸引社区建设所必需的资金和行动的合法性，下靠社区现有的各界力量为其提供社区建设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和合理性改进建议，这些力量的凝聚主要基于信任、熟悉程度以及社区认同，因此，非地方政府正式公务人员的“社区精英”自然成为提高基层治理质量和水平的执行者［1］。
社区治理强调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情况下，发现、处理和协调社区公共事务。
［2］社区精英在社区治理中，日益成为多元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促进社区整合的重要功能。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及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社区又可分为农村社区、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社区以及城市社区。
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加快，三种社区都朝着现代社区方向发展，也必然经历从传统社区治理模式向现代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痛苦过程。
社区精英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执行者，其培养模式、影响力发挥及对基层治理的参与度都影响着社区治理的质量和水平。
留守乡村精英与新农村建设——以江西省龙南县W镇为个案
＊ 收 稿 日期 ：０ ８ Ｏ — ２ ２０－ １ １
工经历， 见过世面”使他们 的思想更加开放 ， “ ， 接受新鲜事物快； 另 外， 他们致富的愿望更加强烈 ， 这表现在他们每天的忙碌程度上， 传
统农民的“ 无时效感” 在他们身 匕几乎全无。相Ｎｇ￣ ｂ ， 出的留守人
作者简介 ： 邱煌福 （９ ４ ， ， １８ 一）男 江西龙南人 ， 中农业 大学文法学 院研究生 ， 华 研究方 向： 研究方 向 ： 会工作／ 社 经济社会学。
元老 。而全志辉在《 村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 一文中则指出：
“ 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 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 ， 获得 更多权威ｆ 生阶值分配的人， 就可称为精英～ 。对于乡村精英 的分类，
不同的学眷吐 各自的观点。如学者贺雪峰就将村庄精英分为传统 隋
型精英和现代型 ５ 金太 ． 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之 日， ＿ ， 军 有 陆 学艺把乡村精英分为权力精英、 企业精英和民间精 ， 郭正林则将其 划分为经济精英、 权力精英和知识精 ８， ］田敏则根据流动 Ｉｆ Ａ， ￣ ＇ ｅ 将
内蒙 占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２０ ０ ９年第 ２期（ １ 卷 第 １
总第 ４ 期） ４
员而言， 是一难得的优势。调查对象中的个案 ７ 早年在广州、 东莞务 工，１ Ｏ 年返乡 笔者通过与他交谈 ，自主创业” “ 是促使他返乡的最
国老—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就系统的研究了乡村士绅阶层。近十年， 对
这个群体的研究尤其成为焦点。学者 吕世辰认为， 乡村精英指的是农
村中在村民中有威望、 有影响和有号召力的人， 出在现阶段， 并指 我国 乡 主要有 ： 在村民中有威望的村干部 ， 具有高中或中专圾其以上 文化的知识分子， 率先富起来的农业专业户和乡镇企业家， 大姓家族的
工经历， 见过世面”使他们 的思想更加开放 ， “ ， 接受新鲜事物快； 另 外， 他们致富的愿望更加强烈 ， 这表现在他们每天的忙碌程度上， 传
统农民的“ 无时效感” 在他们身 匕几乎全无。相Ｎｇ￣ ｂ ， 出的留守人
作者简介 ： 邱煌福 （９ ４ ， ， １８ 一）男 江西龙南人 ， 中农业 大学文法学 院研究生 ， 华 研究方 向： 研究方 向 ： 会工作／ 社 经济社会学。
元老 。而全志辉在《 村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 一文中则指出：
“ 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 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 ， 获得 更多权威ｆ 生阶值分配的人， 就可称为精英～ 。对于乡村精英 的分类，
不同的学眷吐 各自的观点。如学者贺雪峰就将村庄精英分为传统 隋
型精英和现代型 ５ 金太 ． 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之 日， ＿ ， 军 有 陆 学艺把乡村精英分为权力精英、 企业精英和民间精 ， 郭正林则将其 划分为经济精英、 权力精英和知识精 ８， ］田敏则根据流动 Ｉｆ Ａ， ￣ ＇ ｅ 将
内蒙 占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２０ ０ ９年第 ２期（ １ 卷 第 １
总第 ４ 期） ４
员而言， 是一难得的优势。调查对象中的个案 ７ 早年在广州、 东莞务 工，１ Ｏ 年返乡 笔者通过与他交谈 ，自主创业” “ 是促使他返乡的最
国老—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就系统的研究了乡村士绅阶层。近十年， 对
这个群体的研究尤其成为焦点。学者 吕世辰认为， 乡村精英指的是农
村中在村民中有威望、 有影响和有号召力的人， 出在现阶段， 并指 我国 乡 主要有 ： 在村民中有威望的村干部 ， 具有高中或中专圾其以上 文化的知识分子， 率先富起来的农业专业户和乡镇企业家， 大姓家族的
社会资本亦或人力资本：东北内陆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职业流动
社 会 资 本 亦 或 人 力 资 本 ： 东 北 内 陆农 村 基 层 政 治精 英 职 业 流 动 ◆
农 民真 苦 、农 业 真 危 险 ” （ 李 昌 平 ，２ ０ ０ ２） 向基 层 政 府 制 度 异 化 转 变 ，具 体 表
现为基层政府 的 “ 职 能 公 司化 ” 、“ 结 构碎片 化 ” 和 “ 行 为运 动化 ” ，基 层 政 府
中的 “ 二元 精 英论 ” 等 主 流 分 析 框 架 ，本 研 究 尝 试 从 社 会 资 本 视 角 来 解 读 农 村
基 层政 治精 英 的 流 动 路 径 。基 于笔 者 长 时 间 在 东北 内陆 农 村 一 个 典 型 的 农 业 镇
（ 以 下称 Ｆ镇 ） 的 田 野调 查 ，研 究发 现 ，相 对 于人 力 资本 ，社 会 资本 对镇 一 级 干
中 国社 会 及 政 府 管 理 带 来 深 层 次 影 响 。 当 前 的 中 国 农 村 ， 已 经 由 “ 农 村 真穷 、
林 亦府 ，哈 尔滨 工业 大学 管理 学院 ，副研 究员 。感谢 匿名评 审人 的意见 。 基 金 项 目：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 青 年项 目 （ ７ １ ３ ０ ３ ０ ６ ８ ） 资助 ；教 育部 高等 学校 博 士 点专 项 科研 基 金 （ ２ ０ １ ３ ２ ３ ０ ２ １ ２ ０ ０ １ ５） 资 助 ； 中央 高校 基 本 科 研 业 务 费 专 项 资 金 资 助 （ Ｈ Ｉ Ｔ ．ＨＳ Ｓ ． ２ ０ １ ２ ０ ３ ） ；哈 尔滨 工业 大学 管理 学院海 外博 士科研 启动 经 费资助 。
理 （ ｇ ｏ ｖ ｅ ｒ ｎ ａ ｎ ｃ ｅ ） 是 密 切 相关 的 。
基层政府治理 与基 层政 治 精 英 （ 基层 干 部 ） 的 素质 、来 源是 相 互联 系的 。 在 制 度 变 迁 与改 革 中扮 演 重 要 角 色 的 政 治 精 英 是 中 国 政 治 的 核 心 ，对 基 层 政 府 治 理 的制 度 分 析 应 该 包 含 基 层 干 部 的 研 究 。 而 且 ，从 农 村 基 层 干 部 的 角 度 对 地 方 政 府 治 理 进 行 切 人 观 察 和 展 开 分 析 ，是 一 个 独 特 而 富 有 创 新 的研 究 角 度 ，作 为 利 益 主 体 ，农 村 基 层 干 部 对 基 层 政 府 日常 运 作 有 全 面 的 经 验 和 深 切 的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体 悟
第六章《家族》-高一语文整本书阅读之《乡土中国》思维导图+全篇概况+知识点详解+习题专练2
《乡土中国》知识点精讲及习题专练家族思维导图全篇概况《家族》本篇主要从结构的原则上说明中西方“家”的区别：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社群是“小家族”，而西方是“家庭”；前者的结构是单系的、纵向的(以父子传承为主轴)、长期的(生育任务完成后，还有其他任务)而又复杂的。
后者是横向的(以夫妇为主轴)、临时的(孩子成年后，生育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不具有其他的功能)和简单的。
具体论述时，作者引入了“功能”的视角，指出中国的家庭由于界限模糊而承担了除生育外其他更多的功能，成为“小家族”，而西方的家庭由于团体的界限分明，而仅需履行生育功能，而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可由其他的团体来承担。
功能与结构是相互影响的：中西方结构的不同催生出功能的差异，功能的差异又巩固了结构的不同。
不同的结构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的家是事业组织，重纪律而排斥私情，缺少夫妻二人世界的生存空间，人们处理两性情感时“矜持和保留”“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中”；西方的家庭是夫妇共同经营的团体，子女只是该团体的配角，“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
主要内容：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乡下人在不断地进城，然而却难以享受到城里人的待遇，并且进城务工人员的年龄越趋低龄化。
然而我们的目的和费老是一样的，即改善他们的生活，推动农村的发展，费老已经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感受和理解“中国问题”是我们一生的使命。
知识点详解①什么是“社群”？它的性质是什么？答：社群是一切有组织的人群，一切社会都属于社会圈子性质。
②为什么说“家庭”这个社群是暂时性的？答：家庭既以生育为功能，在开始时就得准备结束。
抚育孩子的目的就在于结束抚育。
③除了生育，“家庭”这个社群还有什么功能？答：夫妇之间还得经营着经济的、感情的、两性的合作，但是所经营的事务受着很大的限制。
④为什么说“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答：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
新政治人类学视角下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新政治人类学视角下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岳村政治》将岳村置于整体的社会变迁过程下分析政治关系、政治控制、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参与。
本文以新政治人类学视角来分析《岳村政治》这本书，新政治人类学以“三化四要素”自成一体，将实证精神和科学化观念相结合即“政治学科学化”；逐渐渗透进权力的场域，日益彰显出民主倾向即“人类学政治化”；借用民族志工具，凸显民族志的政治功能即“民族志写文化”并与权力要素、田野要素、民族志要素以及扎根理论交相辉映。
《岳村政治》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报告，与新政治人类学中的“政治学科学化”不谋而合，为政治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使政治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道路迈进。
标签：政治学科学化；新政治人类学；岳村政治一、作者简介及内容概述《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下称《岳村政治》）这本书是于建嵘的博士论文。
《岳村政治》是以转型时期我国的乡村状况为背景而展开的调查研究，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考察中国乡村同一地点，从辛亥革命前的传统社会到辛亥革命后新中国的成立再到改革开放前后所历经的近百年历史变化。
并且将岳村置于整个大环境背景下即整体的社会变迁过程下去分析政治关系、政治控制、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参与。
二、以新政治人类学三化角度分析《岳村政治》政治人类学发展至今，学界对其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新政治人类学应运而生。
新政治人类学的“新”体现在研究对象的变化上，新政治人类学将研究对象从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对国家上层建筑的研究扩展到所有的共同体，在只要有权力的地方都可以开展研究。
其次，新政治人类学突破了标志政治人类学诞生之作的《非洲政治制度》所展现出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关怀，因为对于权力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甚至可以追溯至人类这个高级动物群体之外的黑猩猩的群体中，例如弗朗斯·德瓦尔历经长达六年的田野调查研究阿纳姆动物园内黑猩猩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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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杨 善 华 Abstract:This paper is an analytical frame for studying Chinese lineage in the coun2 tryside of North China.The author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ineage in daily life and tryto put the line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of the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tate,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peasants.Thispaper shows how the elite of the lineage deal with the great social change after1949todefend their invested interest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political space of freedom andshows why the governmenta has to select village cadres among them.Since the Party′sgoal has been changed after1978,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village cadre have beenchanged too.The cadre′s ability to finish the task from their superior is stressed by thelocal government.So though the elite who is village cadres plays the multipe roles(thestate agent,the scarecrow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family and lin2 eage)at the same time just as before,but now they can incline more to their communityand the their family and lineage.一、引 言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国家、社会和民众关系研究中一个最引人注意的问题。
以往国内和国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其中有相当多的是社会学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理论、概念和见解,试图对这一问题,尤其是1949年后的情况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描述和解释。
早期的有“双轨政治”(费孝通, 1947)、“士绅操纵”(孔飞力,1990)、“经纪体制”(杜赞奇,1995)。
80年代之后,有斯考特・罗泽尔所借用的由斯第洛里茨提出的“主人—代理人”理论(司考特・罗泽尔、李建中,1992)、有“边际人”理论(王思斌,1991)、“保护人、代理人、承包人”理论(宿胜军,1997)、“庇护关系”理论(Oi,Jean C.,1989)等。
作为一种理论概括,这些概念(理论)有点像当年马克斯・韦伯所提的理想类型。
即它们在突出了精英在所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主要特征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要略去一些属于这些概念和理论的内涵但可能是次要的部分,也会失去它们从中提炼出来的那种现实生活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失去构成它们前提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
这就构成了在这里重新讨论这些概念(理论)的可能。
国外用来描述改革前后中国农村社区精英变动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两派:一派是精英循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新精英的产生和旧精英的退出是这一过程相伴相随的两个方面。
对于中国,就是说改革后形成的农村社区精英集团在人员构成上较改革之前的旧精英集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涌现的精英人物进入精英集团,取代了那些落伍的旧精英的位置(王汉生, 1996);精英再生产理论(孙立平,1996)更倾向于把精英的更替看成是一个精英集团内部角色转换的过程。
旧精英集团就像是一个原始胚胎,在社会转型的催化下,孕育、分化出不同类型的精英分子。
而王汉生则通过实地调查提出改革以来农村社区精英的变动,既有新精英对旧精英的替代,又有旧精英集团内部的差异和转换(王汉生,1994)。
综合上面各种观点和见解,再结合我们在河北P县郄家庄的田野工作所得到的资料,我认为在讨论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必须既注意国家(政权)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作用,在排除了“决定”和“认可”两种含义之外更具有一种导向性),也注意社区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及精英本身的作用。
同时,也必须给精英的选拔和其所发挥的作用以一种动态和历史的考察,注意到他们发挥作用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注意到现有精英和以往精英之间的历史延续性。
因此,我的基本观点是,精英的选拔和更替是多种合力的结果;精英在社区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由于其所处的位置———在官系统和民系统接触的边际地位(王思斌,1991)———从来就是多重性的。
这里将乡村政治精英定义为“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发挥着‘领导、管理、决策、整合的功能’”的人①,本篇论文主要在行政村(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层面上讨论这一问题。
应该说明的是,我在这篇论文中无意挑战上述这些见解和观点,只是希望用我们田野工作的资料对这些见解和观点加以补充和少许的修正。
二、分析框架(一)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有一种看法认为,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对全国农村的全面控制和组织,从而彻底改变了1949年前国家的力量无法(完全)达到农村行政村这一级基层的态势(萧凤霞,1995)②。
我则对这一点存有疑问。
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想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无情地阻止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或完全实现。
所谓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即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或社区的利益来安排村庄的实际事务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之后着手实施其革命的最高纲领:在土地改革之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就中国农村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一目标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
因为它面对的基本上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贫穷的农村,落后的、小生产的、经不起自然灾害打击的小农生产方式,占全国人口4/5的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而且文化素质异常低下的农民,再加上一个基本上是以儒家文化(辅之以释道文化)为其理念和行为规范的农村社会。
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起家的并且有多年的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成功经验,但现在的任务是创建一个高效有序的新体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利用一个旧体制,破坏或者改造一个旧体制。
这就带来了许多它过去所没有遇到的问题。
首先看土地改革。
土改是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进行的,即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制定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它根据占有生产资料及是否有雇工剥削的情况来划定阶级成份。
根据党中央决策层的判断,农民应该占据农村人口的大多数,而地主、富农只占农村人口的少数。
所以土改应该首先将农村中的大多数人口划定为农民,然后将这大多数农民发动起来,才能斗倒占农村人口少数的地主、富农,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给新民主主义革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而各地的人均土地情况导致了各地掌握的阶级成份的划定标准有很大不同:在江南人多地少的地区,占有土地30亩就被划成地主(张乐天,1998);在黑龙江这样地广人稀的地方,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有土地10垧(150亩)再加上骡马这样的大牲口也还是中农。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在一出台的时候,就面临一个“因地制宜”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央制定的政策在许多时候只能是原则性的,给出一个政策或制度的走向或“一段约束区间”(王汉生等,1997),而贯彻与实施的任务却交给了各地,所以各地往往还要制定一个可操作的、具体的实施细则。
至于如何根据这个细则去执行,解释权(包括执行权)则在最基层,即在乡、村这一级,这就给了乡村一个运作的政治空间。
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决定了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通过标签各种非正式的关系(远房亲戚、同宗、拟似血缘关系———认干亲、同乡、同学、老上级、老同事)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从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并为谋取个人或自己所属的群体的利益、争取各种资源创造条件这样一种倾向。
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中对这种现象的批评及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实际存在的各个山头、各个派别也正说明了这种非正式关系确实存在并有相当大的市场。
从中国以往官僚体制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它折射出领导和下属之间一种微妙的关系:领导要依靠下属去推进自己所负责的事业,显示自己的政绩,因此他首先担心下属不肯为自己卖力气;其次担心下属对自己不忠诚,瞒哄自己,陷自己于不测。
而下属一是要从掌握资源的领导手中取得自己开展工作和生活所必需的资源,二是要从领导那里获得自己任职的合法性以行使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三是要在自己有过失的时候领导能替自己分担责任,以减轻自己的罪责,保住自己的职位。
因此,在领导和下属之间都有一种发展非正式关系的倾向。
因为对每一方来说,推进这样一种非正式关系都有助于保证自己目标的实现。
毫无疑问,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倾向。
结果,非正式关系就是在各级组织内部发展起来,成为增强群体凝聚力和融洽上下级关系、调动下级努力工作积极性的重要保证,“人情”因而也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超越“王法”。
聪明的上级都会把默许下级在执行政策方面的某些无损大局的越轨行为(如果它不影响上级的仕途)作为巩固和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非正式关系的一种必需的成本。
最后,它除了导致“官官相护”局面的出现,也为下级实际上的(说“实际上”是因为一般不会有党的干部———哪怕是一个村干部,公开表示不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偏离党的路线和政策目标的行为留下了“自由”政治空间。
当然,这是一个有弹性的空间,它视来自最高决策层在贯彻路线和政策方面压力的大小,执行政策的当事人与上级关系的亲密程度,对执行路线和政策组织监督的有力程度和当事人本人对政策的认同程度而经常在变化,但不管如何,这样的政通的最微妙之处在于它对原制度的似是而非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