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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日益频繁的情况下, 既定的公田 劳役自不能维持。“百亩而彻”、“九一而助”、 “什一使自赋”, 就这么应运而生。 这种变化, 与生产力的发展, 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3.“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权力性质 《诗经·小雅·北山》曰:“溥天之下莫非 王土。”过去, 我们总是据此, 从所有制的角度 出发, 来强调周代的土地国有制 (或王有制) 问题, 并围绕着这一问题, 提出了所有权、领 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等一系列解释。 其实,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表达的是一个天子主 权问题, 根本与所有权不相干。而这个天子主 权问题中, 甚至也不包括诸如“领土”、“疆界” 之类的概念。那“溥天之下”, 究竟是多大? 周 天子对此, 恐怕连想都不曾想过。这真是一个 很随意的概念。 据《国语·郑语》载: 桓公为司徒, 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 问 于史伯曰:“王室多故, 余惧及焉, 其何所可 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 戎狄必昌, 不 ·4·
也许, 在那个时代, 村社共同体之外也零 零星星地存在着一些私有土地, 并且是使用 奴隶来耕种的。 但是, 它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5. 村社制度对土地私有制的限制 以“公田”为形式的土地私有制, 在村社 共同体内部, 也只能得到很有限的发展。它与 村社公有土地的比例, 一般是被限制在 1∶9 的限度之内。这样一种私与公的比例限定, 在 村社共同体作为社会基本组织的条件下, 是 很难将其改变的。如果超出这个比例限定, 村 社共同体将无法存在下去。 从村社组织这一方面来看, 它自身的存 在, 就需要很高的费用。 首先是治水, 这是一 项不可或缺的、必须由村社来组织管理的生 产活动。我国历史上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 其 历史的大背景, 即在于此。大禹是治水的代表
首先, 只有这样, 那些土地所有者, 才无 须负担直接地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的费用, 这一类事务, 可以一概由村社共同体自己承 当。 后者, 对此是驾轻就熟的, 所有者只须差 遣少数爪牙监督检查。《诗经》里经常提到的 “田 ”, 就是这一类职能人员。 此外, 正因为 共同体成员助耕公田, 采取的是大规模的集 体共耕方式, 无论是耕种还是收获, 以及在农 作物生长期间的农田管理, 诸如锄草、培土和 消灭害虫等等, 其是否先“公”而后“私”, 质量 是好是坏, 都十分有利于“田 ”的监督检查。 惟此, 土地所有制必须支付的监督检查农业 生产的费用, 也会大大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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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遂 衰, 戎 狄 交 侵, 暴 虐 中 国, 中 国 被 其 苦。”① 周厉王时为了挽回颓势, 不得不加紧 对外用兵, 但更处于劣势。《后汉书·东夷 传》说:“厉王无道, 淮夷入寇。”同书《西羌传》 又说:“厉王无道, 戎狄寇掠。”
仗打得越多, 征兵以及征发徭役, 也就越 多。而必须跟随周天子去打仗的各路诸侯, 情 况也不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 公田上的劳役 制度, 自不能维持, 田地也就荒芜了。《诗经· 甫田》曰:“无田甫田, 维莠骄骄。”讲的就是这 件事。于是, 统治者只好到农民的份地上去征 税了。《诗经·大雅·桑柔》曰:“好是稼穑, 力 民代食。稼穑维宝, 代食唯好。”说的就是周厉 王拼命搜括农民份地上的东西。《诗经·魏风 ·硕鼠》曰:“硕鼠硕鼠, 无食我黍。三岁贯汝, 莫我肯顾。”这个“我黍”, 当然也是农民份地 上的东西, 却连年不断地被统治者拿去了。 《国语·周语》谓“周厉王说 (悦) 荣夷公”,“学 专利”。 此所谓“专利”, 就是专农民的份地之 利。 那个荣夷公, 一定是早就这么做了。
为“履亩而税”的制度。这与“周人百亩而彻”, 指的应是同一件事。 由此, 在宣王“不藉千 亩”之后, 周朝的千里王畿之内, 原来属于统 治者私有的“公田”, 和属于村社共同体公有 的农民份地, 一起丧失了它们原本的所有制 属性。 税制上的这种变化, 最终将引起的, 是 土地所有制向国有制方向的发展。
“请野九一而助, 国中什一使自赋”的情 况也是如此。所谓“九一而助”, 就是在废除集 体共耕公田的制度之后, 由各诸侯国的统治 者, 推行于“野”中的一种家庭分耕公田的制 度。它是按照 9∶1 的比例, 把公田助耕, 落实 到各家各户的一种制度。从形式上看, 这种家 庭分耕公田的制度, 对统治者的私有土地和 村社公有的农民份地的划分, 是清楚的。 但 是, 在实际的征税过程中, 却很难保证统治者 不 把“九一而助”, 流为“百亩而彻”。 久而久 之, 这“百亩”之中属于村社公有的农民份地, 和属于统治者私有的“公田”, 也必然丧失它 的原有的属性, 而朝着国有制方向发展。由于 “野”的范围极为广大, 它在土地制度上的这 种变化, 影响也就更为深刻。 至于“国中什一 使 自赋”, 完全就是“百亩而彻”的另一种说 法。“国”是诸侯统治的中心区域, 诸侯们效法 周天子在王畿中的做法, 废除集体共耕公田 的制度, 履亩而税, 百亩“彻取”十分之一的赋 税, 这就叫作“什一使自赋”。
同体土地公有制。即便是在夏代, 这种村社土 的那个“公田”大不一样。它实际上是天子、诸
地公有制, 仍保持得相当完好。《孟子·滕文 侯及其臣属们的私有土地。这些个统治者, 通
公》在谈及夏代的土地税收制度时说:“夏后 过强制, 或以提供安全保障为手段, 把村社共
氏五十而贡。”这就是说, 在夏朝的时候, 人民 同体的部分公有土地据为己有, 因名之“公
二、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 土地国有制的兴起
1.“周人百亩而彻”及公田分耕制 《孟子·滕文公》在谈及周代的土地税收 制度时说:“周人百亩而彻。”又说:“请野九一 而助, 国中什一使自赋。”这样一些说法, 表明 土地的税收制度在周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周代的土地制度, 亦随着这种税收制度的 变化而变化。 凡此变化的标志性事件, 就是 《国语·周语》上说的:“宣王即位, 不藉千 亩。” 所谓“不藉千亩”,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汉 代郑玄说:“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 税夫无公 田。”② 这当然是指宣王“不藉千亩”以后的情 况。按照这个说法,“不藉千亩”就是取消公田 助耕制度, 开始实行在后来的历史中被称之
《史林》1997 年第 3 期
试论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 公有、私有与国有问题
程念祺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根本问题, 在于缺乏一个稳定的所有制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古
代土地国有制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的实现方式的探讨, 对这一中国经济史中的关键问题, 作出
客观的评价。 学有疏漏, 识有不逮, 敬请方家赐教。
地, 其性质仍是公有的。而《夏小正》上的那个
一、中国早期社会的土地 公有制与土地私有制
“公田”, 则是在村社实行家庭份地制度之后, 专门容留出来进行共同体公积劳动的土地。 它在性质上, 也同样是公有的①。
中国早期社会的土地所有制, 是村社共
2.“殷人七十而助”与各级统治者土地私
同体的土地公有制, 和名为“公田”的各级统 有制
治者的土地私有制。而土地的国有制, 则形成
2.“不藉千亩”所为何来? 周朝自成王、康王之后, 不断发动对外战 争, 实力迅速消耗。昭王南伐楚荆,“丧六师于 汉水”, 自己也“南巡不反”。③ 而穆王“欲肆其 心, 周行天下”④, 对周边民族频频发动战争, 弄得“荒服者不至”⑤。 所以到了懿王时,“王
① 《孟子·滕文公》。 ② 《周礼·考工记、匠人》注。 ③ 《竹书纪年》。 ④ 《左传》昭公 22 年。 ⑤ 《后汉书·东夷传》。
“公田”。《夏小正》中有“农及雪泽, 初服于公 动生产率有了提高, 则扩大到七十亩。
田”的说法。那么, 此所谓“公田”, 与孟子所说
3.“公田”耕作方式及其经济价值
的“五十”亩, 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以
以“公田”为形式的土地私有制, 在相当
为, 它们都属于村社的公有土地。 盖其时, 夏 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 其“助”的耕作方式, 一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是以五十亩为一个单位, 向他们的统治者纳 田”。他们又迫使共同体成员为他们无偿地耕
税 (贡) 的。 显而易见,“贡”是出于五十亩之 种“公田”, 这就叫“助”。 只有完成了“助”, 共
内, 而不是来自五十亩之外。
同体的成员们才被允许去耕种自己的份地。
在夏代, 这个五十亩之外, 还存在着一种 它在夏代是五十亩, 到了商代, 大概是因为劳
代的村社共同体内, 业已实行了家庭份地制
度。“五十”亩, 就是村社分配给其成员的份
① 参见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第一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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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采取了大面积的集体共耕。《诗·甫田》曰: “卓彼甫田, 岁取十千。”《噫嘻》曰:“骏发尔私
(耜) , 终三十里。”《载芟》曰:“千耦其耘, 阻隰 徂畛。”凡此颂词雅句, 展示的都是成千上百 的农夫们, 在一望无边的大片公田上劳动的 景象。这样一种集体劳动方式, 是在当时的社 会生产力条件下, 最实际的一种可以支撑土 地私有制的生产形式。对于当时任何一个“公 田”的所有者而言, 只有采取这种劳役剥削方 式, 土地的私有制才是具有经济价值的。
总而言之,“公田”上所采取的集体共耕 方式, 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 是最最节约的。 “公田”正是借助了村社共同体在组织和管理 农业生产上的优势, 才孕育出它自身的经济 价值。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水平极低的状态中, 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节约机制, 土地的私有制 才可能存在。
4. 使用农业奴隶是不经济的 比较而言, 在当时的情况下, 如果使用奴 隶来从事农业生产, 肯定是不经济的。这是因 为, 一旦使用农业奴隶, 统治者除了需要垫付 生产成本之外, 在不具备充足奴源的情况下, 他们还必须支付维持奴隶及其家庭长期生存 的费用。与此同时, 为了使农业生产得以有效 进行, 除了统治者必须具备较高的组织和管 理农业生产的水平和支付必要的费用, 更重 ·2·
总而言之, 无论是组织和管理农业生产, 还是村社制度本身的存在, 都必须大量的公 积劳动。 这种必要性, 从根本上把土地私有 制, 限定在与村社土地公有制的 1∶9 的比例 之内。 从夏至商, 乃至于周, 无论是我们已经 谈到过的“五十而贡”、“七十而助”, 还是后来 的“九一而助”、“什一使自赋”①, 税率上的这 种恒定性, 恰恰反映出村社共同体制度及其 劳动生产率, 对剥削程度的限制。而土地私有 制的发展, 也只能被允许在这个限度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