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心得范文5篇《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没有绝对的法治也没有绝对的人治，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我们评历史上一切制度，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心得范文5篇，以供大家参考借鉴!《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心得范文一这段时间有幸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虽说题目是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实际则以主要讲了汉代、唐代、宋朝、明朝和清朝五个朝代。
这主要是因为钱穆先生的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个小时。
所以钱穆先生就择这五个朝代，也因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比较有代表性。
书中大致以这五个朝代的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以及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来讲，并且分析了这四个方面的得与失。
下面就来说说这本书中的一些特点和书中一些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观点。
由于这本书是钱穆先生的讲稿，所以本书有很多与现在普通书籍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本书的语言特点比较口语化，通俗易懂，阅读时不费力，就好像在听钱先生讲课一般。
其次，本书更加“朴实”。
现在的书籍普遍都是为了说明自己的一些观点，而旁征博引，会引用很多资料，并标明资料出处。
这样的书虽然更加具有学术性和规范性，但却也多了一种“功利性”。
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通读下来，就像是一位老先生从容地给学生讲述着过去发生的事。
但是，老先生的想要教授给学生的要点却在学生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这可能就是大家的魅力吧。
最后本书书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是，钱穆先生并不旨在书中非要说哪个朝代，哪项制度的好坏，而旨在让读者真真正正地了解这项制度，继而，得失自然就明了了。
我认为此书的重点应在历代政治而不在得失。
当然，作为讲稿录成的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不够系统，文章的结构略显凌乱。
此外，钱穆先生在本书中在讲授知识要点时也颇为生动，往往能把难懂的知识转化为简单的例子。
政治制度其实比较深奥，各个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不易明白。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古到今概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个主要朝代在政府组织、人才选拔（考试与选举制度）、经济（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的得与失，初读振聋发聩，再读掩卷而思。
首先来谈谈研究的视角。
钱先生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得失的研究要有历史眼光。
他认为中国秦以后的政治或社会是不能以专制黑暗一笔抹杀的，必须要深入了解历史事实，客观分析当时社会条件下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实际效果，才能得出一个较公允的结论。
他认为国人对中国古代专制黑暗的断语，一是由于不了解，二是由于以现代的“时代意见”去评判千年前的历史。
这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客观的。
对此，钱先生特别提出了要重视在历史上各制度实施时期之有关各方意见即“历史意见”。
他认为这才是“评判该项制度利弊得失的真凭据与真意见”。
这种“历史意见”就是当时的“时代意见”。
①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也是值得借鉴的。
其次谈谈研究的主导思想。
钱先生是通过人事来研究制度的。
他认为制度是围绕人事而变的，人事是制度订立、发展、流变之源。
“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
我不确知钱先生所谓人事的明确定义，纵观此书似乎指具体的政治行为和政府运作。
钱先生认为制度要切合而不能违背人事，强调了制度的现实性、地域性、文化性和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固然是对的。
但他似乎不太重视制度的规范性和稳定性，不重视制度对人事的限制和巨大影响，认为人事是第一位的，决定性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3页。
的，制度是第二位的、被决定的。
对此我是不太认同的，否则人事出了问题又如何解决呢？其实许多人事问题是可以通过先确立一制度，然后在此制度规范基础上予以解决的。
说到底制度并没有那么玄乎，细化到执行层面就是一种程序。
我们可以通过严格地执行程序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通过改变人们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思想进而改变群体的认同乃至文化。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介绍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的讲稿整理而成，该书选取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讲，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钱穆从人事和制度两方面重点考察一朝一代之政治得失，制度方面则侧重政府组织、财政税收、铨选制度与国防兵制，四项都可谓是立国之本。
该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种种政治形态产生的客观条件，分析了中国历代政治利弊得失以及最后瓦解的问题。
既收纳中国数千年历史全貌，又切中每一历史节点上政治制度的特点。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触颇深。
此书是钱穆先生在50年代初所作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讲稿的基础上补充修改成书。
钱先生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
该书虽然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讲述，但正如钱穆先生在该书前言所说，此五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过程，而每一朝代中，又依次讲述了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方面，要言不繁，论述精僻，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我们都知道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难以滋养民主制度的土壤。
虽然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羡慕古代的皇上，万民景仰，权力之大，看似可以决定任何事情，但事实并不是如此，我们更应该了解古代政治并非真是极端的君主专制。
汉代的中央政府里面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分制划分了中央的权力，并且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就是皇上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也不能随意发号施令，如果他真要一意孤行，那么终究是要被历史淘汰的。
唐代皇上颁发命令需要先由中书省制定，门下省审批，最后由尚书省执行。
就是封建专制严重的清代，也只能说是部族专制，仍非皇帝专制。
因为皇帝个人并没有掌握整个主权，皇帝只是代替了宰相的一部分权力我们也许不曾知道明制常朝有两种：一种叫御殿，即在大殿内朝会议事；一种叫御门，即到奉天门，让老百姓也可以见面说话。
清朝故宫的午门是预备皇帝和民众见面的阳台。
这样的古代制度类似我们今天民主政治的踪影。
所以，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我们不能一言以蔽之，把它批得一无是处。
今天中国当今的行政部门存在的一些问题，部门之多，职责不明确，责任推诿等等古代也是存在的。
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的政府组织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表明了几个观点，一是对待中国古代政治，不能“把秦以后的政治统治，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我们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二是要处理好人事与制度的关系，不能死搬硬套地用制度而不顾人事是否适用。
在这本十万余字的书中，作者选取政府组织、科举、兵役、赋税四个方面的政治制度，论述了汉、唐、宋、明四朝的政治制度及其得失，清朝本该也按此体例进行论述，但清朝是一个外来政权，因此钱穆先生特别强调了清朝“部族政权”的特点，也就没有按此体例论述。
汉代的中央政府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九卿是皇帝的私人机构，同时也要对宰相负责，宰相在春秋战国时是王室的管家，到后来因由私到公的演变而成为政府领袖，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宰相在公私上还是分得不太清楚，一方面是皇帝的管家，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公器——政府的首长；汉代的地方政府分为郡、县两级，郡守的级别与九卿等同，郡守调入中央即为九卿，郡守、县令在地方拥有很大权力，军权，财权，察举权，治民权等无所不包。
因此，中央的相权还能有效制约皇权，地方官的权限也很大，皇帝并不能形成专制。
及至唐代，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宰相实行“三权分治”，即中书省主发令，门下省有“封驳”权，而尚书省负责执行，这是一种集体宰相制，其特点是主逸臣劳。
尚书省分为六部，其排序大致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此六部制自唐代以至清代末年，推行了一千多年而未改动，只是次序略有变化。
唐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二级地方政府上加了一级观察使作为检察机构，后来演变成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以至于最后形成节度使藩镇割据，尾大不掉，唐逐渐衰弱以至于灭亡。
虽说唐代中央政府较汉代而言已从私过渡到公，在制度上有较大进步，但地方政府分级太多，尤其后来出现的节度使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使唐灭亡，并导致了五代十国的战乱。
因此，唐代皇帝也没有形成专制，反而受宰相和节度使制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作者简介：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着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
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为钱穆的代表作。
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逝世。
本书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是钱穆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整理的一系列国史制度知识。
他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括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出利害得失。
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指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不是一团漆黑，而是有得有失的。
但中国的几千年一言以蔽之曰“封建专制”则是钱穆先生所反对的了。
钱先生论得论失，主要是肯定其得——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在政治制度、人事上的建树。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有其自身的价值立场和运行机制，我们要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
从秦到清两千年，我们对以往的传统，至少不能很简单地说它是专制政治了。
我们平心从历史客观方面讲，在政治上，当然有很多可贵的经验，但也有很多的流弊。
以前曾不断地修改，以后自然仍非不断地修改不可。
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
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我们的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尤其是儒家的报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
钱穆说不能以专制黑暗四字抹杀我们的历史，而应注重人事与制度，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反驳历史意见，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讲主要内容全文共3篇示例，供读者参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讲主要内容1近日浅读钱穆先生所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悟如下。
整体而言，本书系统论述了自汉朝至清朝的政治、人事、经济和军事制度，语言平实，内容精辟。
本书对于汉唐政治论述最为精彩，对于明清的论述却有失客观。
尤其是对于清朝几乎全盘否定，“私货”较多，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所致。
关于经济制度，关键就是土地与赋税。
客观来讲，自汉以后，中国土地公有化的尝试大体都失败了，土地兼并基本不可逆转。
当代的中国，原则还是保持了土地公有制，政策空间大、政策工具多，但是近20年来基本处于裹足不前、“遮遮掩掩”的状态，相关制度尚不如明朝“鱼鳞图”先进。
针对房地产问题，大体上还是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行政命令与市场管控措施，没有采用变革制度的改革手段解决，即不敢改，更不想改。
而赋税制度的难点在于如何向富人收税，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起到“节制资本”，甚至“引导资本”的作用。
客观来讲，历朝历代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向富人收税”的问题，甚至还出现“政府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农民给地主交租愈多的情况（当下广东也有此趋势）。
个人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点有二：一是需要有强势政府，消除“皇权不下县”，保持政府对“毛细血管”的控制；二是有系统精确的'“册籍制度”，因为很多朝代税改的起因都是“册籍混乱”导致政府收不上税，可以推广使用区块链技术彻底解决“人为造假”“年久失真”等难点问题。
关于人事制度，关键是解决官员怎么来、怎么上的问题。
从最初的贵族世袭、到举孝廉、到九品中正制、再到唐以后的科举制，整体趋势是扩大人选范围、竞争性选拔、标准化考试。
这也给我们深化三项制度改革提供了思路，比如建立更大范围的人才市场、破除人才流动的制度性壁垒、巩固并深化竞争上岗制度、将组织遴选与量化考核向结合等。
当然，本书对于八股文制度的抨击有失偏颇。
八股文本质上是一种标准化考试，仅靠“八股取士”与孟董提的“逢提必竞”一样，都是一项制度走向绝对化、极端化的表现，但制度本身并无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班级：博雅1204姓名：王新学号：12300201872013/11/30《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前言初拜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本子，觉得钱先生有极为深厚的国学功底，一言一语都极富有极深国学的积淀。
用字之简练，每字皆为所指，钱老用词的谨慎细致可窥一斑。
至于内容，由于是演讲稿的形式，较钱老其他著作的文言写作，晦涩难懂，此本小书浅显易懂，言简意赅，较易理解。
在随后的几遍细读之后，更是受益匪浅，亦有了更多的思考和理解。
其一，全书的分析思路将中国古代政治的研究集中在“人事”和“制度”两大维度上。
包括有四个层次，分别为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和兵役制度。
行文想借助这些制度的沿革来浅窥我国古代的政治得失；其二，全书的论述特点为以朝代划分为主，各类制度划分为辅，注重分析比较分析；其三，在书中十分注重辩证法及研究历史方法.钱老在书中提到了研究历史的方法，尤其是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的关系，这些历史逻辑对我的启发很大。
以“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的辩证为主的全书辩证分析逻辑将之作为全文的第一个小标题是想突出其的重要性。
在分析一本书之时，尤其要重视全文分析逻辑，把握论述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叙述全书时的用语和措辞，及作者的思路和全书的重点线索。
把握住全书的思路，对于理解全书大有裨益。
故，在谈全书之前，我还是想就全书线索及论述方法进行简单论述。
钱老在此书的引言部分，提出自己对历史分析方法的意见。
稍加提炼，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矛盾论、发展观、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的辩证统一等几种方法上。
就矛盾论而言，钱老认为“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
各项制度间，必然是相互配合，形成一整套。
否则那些制度各个分裂，绝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
”1这句话可谓十分精炼。
我们在分析每个政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时有必要将之放在那个时代的制度整体体制下作通盘考虑，如果忽视制度之间的联系，必然会陷入割裂的分析观中，不能全面的认识整个政治制度的得失。
“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然无疑的。
”2在政权的运行过程中，诸如政治改革，政策推出皆有其目的。
必然当世有某种社会或官僚阶层内部的矛盾而采取的诸多政策改动。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第2页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第2页就发展观而论，钱老在书中谈到政治制度是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演变，制度虽像勒定成文，某一制度的创立，绝不是凭空忽然的创立，其中必有渊源。
制度随着人事变动而变动，它的逐渐创始在当时必有某种需要，而钱老在书中将之阐述为当世的一种人事需要。
故他在书中论述到：“某一项政治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下文将会提到人事与制度），逐渐在酝酿；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虽为少数人知道，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
”3分析整个政治得失时就要坚持发展变化的观点，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制度的利弊。
具体实操应集中在用历史的沿革追溯政策的创立、施行、灭亡，最后评估其历史价值的层面上。
最后，也是本书我认为的最具有启发的方法，就是“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
首先，解释何为“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历史意见”当指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
而相对应的，“时代意见”当指当代对历史上的制度实施的意见。
其次，在这里将“时代意见”和“历史意见”提出来是有所考虑的，这种考虑就是在分析历史事件尤其是分析事件影响及评判时应该坚持的观点。
历史意见不尽然都是正确的，同样的，时代意见也不尽然全和真理，但我们不该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
钱老明确地指出：“即如我们此刻所处的时代，已是需要民主政治的时代了，我们不再需要一个皇帝，这是不必说的。
但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个皇帝，皇帝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
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摇篮是睡不得的。
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4钱老在此段论述时，引用了两个例子，无非是想表达他对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的辩证发展观。
而“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也有其内在的逻辑“历史意见”：在一个过去特定的节点中曾为“时代意见”，“时代意见”亦是由“历史意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的某个节点所形成的。
因此，就中国历史而论，如今所传历代名臣奏议之类，便是极该重视的材料。
不了当时之事，仅以当今之事浅评论史上事之得失，实为愚蠢。
而得到对历史错误的认识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故重视时代意见的同时亦要重视历史意见，将二者辩证结合，分析历史之重，实为上策。
就全书的分析逻辑，我想分为以下两条线索，第一条是沿着传统的历史路线走的，即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是符合历史发展沿革规律的。
第二条是就人事和制度两个政治构成要素的发展沿革来叙述的。
第一条线索中钱老之所以会选取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作为中国古代朝代的代表是出于一定的考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2年6月第2页量的，这种考量的方式钱老在书中提到：“唐宋元明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
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过程。
”5从中央政府组织的沿革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发展变迁在书中提到的历代中央政府的沿革严格说来可以归为一条线，即皇权的不断加强和相权的逐渐衰落，直至相权完全屈于皇权。
这个历史节点出现在清朝雍正帝设立军机处。
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之后，君主专制可以说完全达到历史的顶峰，而相权则衰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以从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及内廷及外廷的关系上浅窥这个线索。
先谈下书中提到的五个历史朝代的中央机构形成。
首先，在汉朝，中央机构有所谓的三公九卿。
三公即政府的行政官员，七卿6照名义上是皇帝的内廷官员。
这是大概，更有一点有趣的就是，以上的这九卿全部隶属于宰相，即政府。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疑问，难道在汉代皇室都得要隶属于政府么？这个问题不难作答，钱穆先生在书子里提到：“本来封建时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到了郡县时代，化家为国，宰相管的，已经是‘国家’，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的正式首长。
”7这里阐述了一个逻辑，以前家天下时，宰相的存在即是整个家庭的管家，在仆人的等级中处于最高地位，掌管整个大家庭的方方面面。
当这个大家庭沿革成为国家之时，封建家庭的控制范围逐步扩大，相辅相成的是国家政权机构的形成及不断扩大。
那么形成一个有力地管理整个封建国家的政府也就应运而生，大家庭的管家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处理家庭事务到承担起了政府首脑的角色，做好本分（管理皇室）又履行其职责（管理封建国家）。
那时的宰相和皇室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皇帝有什么事，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专报宰相。
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交中丞，在转入内廷。
”8此为当时皇室与政府的关系之大概。
在书中对此处的论述中，我留意到一个小细节，拿出来简单谈谈。
钱老在书中提到：“因此讲中国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且不论。
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上是秦代之延续。
所以秦代暂且不讲，而只讲汉代。
”9钱老将秦汉作为一体展开的形式，与黄仁宇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黄先生坚持其大历史观，将中国古史分为三大帝国及诸多过渡阶段。
而秦汉作为古史第一帝国10，相互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
而秦汉的特征当讲，“第一帝国的政体还带着贵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第1页6注1：七卿是除大司农和少府的，除七卿外还有两卿，分别是少府和大司农。
少府主管皇室开销，大司农主管政府经济。
7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第15页8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第12页9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第6页10黄仁宇（美）（1918-2000）从其大历史观出发，宏观上将我国古代上的朝代主要划分为三个帝国，分别为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唐宋）、第三帝国（明清）。
观点详见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赫逊族性格，氏族力量大。
”11秦汉有诸多相似及联系，在内在性格12上有一以贯之的特性。
毫无疑问，秦汉处在由大家庭扩充到极权国家的准备及初步变化时期，不论是在整个官僚体制的架设上，还是在行政制度的设计上都带有此种转换的气息。
官员自身由大家从仆到国家官员的身份转换中，其独立性大大加强，逐渐形成官僚集团，其政治话语权亦不断增加。
官僚集团势力的扩大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形成矛盾冲突，而这种矛盾在随后的历史沿革中成为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
回归正题，视线再转向唐朝，唐朝的中央政府的特点钱穆先生在书中提到为“‘委员制’，而非‘领袖制”13。
唐代较于汉朝最大的不同是将相权分为三个部门14，由多人共同负责，采取全体决策制而非独立独策制。
三个部分的首长分别称为中书令，侍中，左右扑射15。
从官职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此三位政府最高的元首之前皆为皇室的内廷官，而在唐代成为了政府外朝的执政长官。
现简述唐朝行政运行一般过程。
中书舍人拟稿，亦由诸舍人各自拟撰，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就此选定一稿，或加补充修润，成为正式诏书，再呈皇帝画一敕字，再送门下审核，门下审核通过，如不涂归，则最后由尚书省负责实施。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在唐朝相权一分为三，但皇帝的权力发展不大，仅仅停留在画敕上。
如门下省涂归，则还需重画。
但此制度与现世君主立宪制度在某些方面相似，君主的不合理行为都受到限制，政府的权力较大，采取群体决策也亦趋于理性，因此钱穆先生力推唐朝的中央制度。
同时，钱老在书中提到：“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便见中国政治史上政治意识的绝大进步。
”16再说宋朝，宋之于唐，有一定的变动，却不能说是有很大的变动。
钱老在书中提到：“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式推迁，无制度建立。
”17这句话正点中宋中央制度的核心特点，可谓一言以蔽之。
从宋代的三省位置就可见一斑，宋代三省中只有中书省还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到皇宫外头去了，故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
注意一个“取”字，这个字显露了宋之于唐的重大变化。
在唐朝中书省是负责草拟政策的，可在宋朝却是取旨18，这不可谓不是君权的倾轧。
其实这种倾轧，从中央政府的某些方面说11【美】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三联书店 1997年二版第232页12注2：黄仁宇先生在前面所提的“贵族气息”1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 2012年6月第40页14注3：需要说明的是，唐代及以后的王朝中央政府的职权划分是将监察权独立出去，唐朝及之后的宰相拥有的是行政权而不包括监察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