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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01期 1998年中国金融运行基本情况字号大中小2004-07-29 00:00:00打印本页关闭窗口1998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银行积极改进调控方式，灵活、有效地实施金融调控，综合运用利率、准备金比率、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贷款指导性计划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改进金融服务，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支持扩大内需，增加有效需求。
同时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化解金融风险，促进了金融业的稳步发展，基本实现了全年宏观调控的预定目标。
一、货币供应总量增加适度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余额为104498.5亿元，比上年增长15.3%，比全年2余额38953.7亿元，比上经济增长和物价回落之和高10.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11204.2亿元，增长10.1%，全年累计净投年增长11.9%，市场现金流通量m放现金1026.5亿元，控制在全年投放1500亿元的计划目标之内。
从各层次货币供应量增长情况看，下半年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反映了国内需求的回升，表明了货币政策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从货币总量供给上看，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相适应，总量增加基本适度。
二、各项存款稳步增长1998年末，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95697.9亿元，增长16.1%，全年累计增加存款13402.1亿元，比上年多增438.7亿元。
截至12月末，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53407.5亿元，增长17.1%，全年累计储蓄存款增加7615.4亿元，比上年多增116.5亿元。
其中：定期储蓄存款增加5473.7亿元，比上年多增350.9亿元。
居民储蓄存款特别是定期储蓄存款的大量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市场消费需求平淡，另一方面也与居民在养老、医疗、失业保障、住房购买、子女入学等方面的预期支出有关。
年末企业存款余额32486.6亿元，增长13.4%，增幅比6月末高1.9个百分点。
从增长情况看，前6个月少增，从7月份开始，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企业存款逐步回升，全年企业存款累计增加3900.5亿元，主要是金融机构贷款多增以及派生存款增加所致。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王建今年夏季以来，在亚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风暴所至，各国经济一片混乱和凋敝。
我国经济虽未受到这场金融风暴的影响，但社会各经济层面，在市场低迷及内部金融风险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情况下，仍忧心忡忡，不敢掉以轻心。
我国在未来年份的经济走势究竟如何？这场横扫亚洲的金融危机到底会对我国造成何种影响，以及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是各方面都高度关心的问题。
我在此谈一些个人认识，供大家批评。
一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是处在由消费需求所主导的轻型化产业主导增长时期，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由储蓄和投资需求所主导的重化工业阶段。
从1993年以来，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始终高踞在40％以上的水平，经济增长率九十年代以来平均也在11％以上。
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验，在进入到由储蓄和投资所主导的重化工业阶段后，经济增长有可能在20年左右的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八十年代我国所经历的1984～1985年和1987～1988年两个增长高峰中，由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外汇等增长瓶颈的限制，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水平只能维持两年左右就必须被迫进行宏观紧缩，而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1％，目前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却在限产压库，在铁路的南北大通道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口，国家外汇储备到目前为止已逾1400亿美元，这种显著异于八十年代增长特征的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的。
九十年代以来国民储蓄率的急剧提升，使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剩余不断增加。
1991年我国国家银行体系开始出现“存差”，到1996年我国银行体系当年形成的存差高达7740亿元，这就给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发育提供了条件，也相应使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入到要素市场发育阶段。
但是，由于政府对这一改革阶段的到来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政策准备，1992年以来要素市场的强劲发育势头首先是以“炒股热”、“炒汇热”、“集资热”，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自发而无序的形式出现的，由此在工农业生产和外贸及国家重点建设方面造成了一系列混乱，扰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迫使国家必须以整顿要素市场为目标，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由此在1993年6月以后进入了一个紧缩期。
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应对措施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应对措施一、概述1998年的金融危机是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延伸和深化，主要由东南亚金融风暴引发的波及效应，在1998年进一步蔓延到中国。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巨大市场潜力的发展中国家，其金融危机对国内外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面对这场严峻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成功地遏制了危机的蔓延和深化，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1. 亚洲金融风暴引发的波及效应2. 中国金融体系的体制性弱点3. 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经济暴露在外部风险之下4. 1997年以来中国银行贷款增速过快，引发了银行不良资产风险三、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1. 加强宏观调控，稳定金融市场a. 采取了定向的货币政策来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b. 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整顿，清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c. 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2.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业的竞争力a. 提出了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目标和方针b. 鼓励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促进金融市场的竞争和改革3. 加强国际合作，化解金融危机的冲击a. 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金融救助计划b. 开展了与亚洲邻国的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四、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启示1. 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和警示a. 强化了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意识的重要性b. 加速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促进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2. 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a. 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的整合b. 推动了金融业和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五、个人观点和理解1998年的金融危机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金融市场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脆弱性。
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时，不仅展现了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更加速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8年秋季报告）在1996～1997年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的基础上，进入1998年以来，尽管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变幻，而中国的宏观经济仍然继续保持着稳定快速增长，总的形势是良好的。
但是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日益严重的影响，1998年夏季又遭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洪水灾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
这是对我们能否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驾驭宏观经济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面对这样的考验和挑战，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积极运用和发挥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作用，努力扩大国内需求，使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仍然保持着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较高增长速度。
最近，又作出了通过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以及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这些决策不仅能保证中国在1998～1999年，以及今后的一段时期实现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而且必将为世界经济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做出重要的贡献。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尽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完全有能力进一步解决目前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使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在适度快速平稳增长的轨道上，将中国的四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报告将在模型模拟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分析和预测1998～1999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和问题。
一、主要国民经济指标预测1998年年初以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主要表现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了以物价指数下降为表现形式的通货紧缩迹象，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遇到了破坏严重的特大洪灾，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继续兴风作浪，对我国的影响的严重性日益显现。
这些新情况无疑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实现年初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难度。
据预测，在目前条件下，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仍能继续保持适度快速增长的运行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在8%左右，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将为3.2%左右，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将为9.2%左右，其中轻、重工业的增加值增长率将分别为9.3%和9.7%左右，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将为8.3%左右。
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建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❶内容提要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经济有下滑趋势以及真实利率趋高所导致的内生性通货紧缩的危险。
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四大目标：继续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坚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做好下岗分流和再就业工作；提高银行系统资产质量防范金融风险；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并防止通货膨胀再度出现。
多重目标使可选择的政策组合的空间十分狭小。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1、扩大财政支出以增加总需求。
2、对投资减税以促进有效供给。
3、财政增支减收之不足部分可考虑以下两种办法，一是出卖以上市公司国有股为抵押的可转换债；二是特批少数中心城市的地方政府发城市基础设施（如地铁）建设专项债。
4、适当增加货币供给，优化利率结构。
1995－1996年期间，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的成果明显，1997年接近于零的物价水平以及8.8%的增长速度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十分难得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阶段，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灵活的政策操作保持这一发展态势。
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四大目标：继续保持适度经济增长；坚决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解决好下岗工人的安置与再就业问题；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防范金融风险；维护人民币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再度出现。
本文将讨论在多重宏观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共分四部分：一、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及其意义；二、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三、有效需求不足还是经济结构问题？四、多重宏观经济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
一、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及其意义199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到1996年，初步达到预期目标。
1997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软着陆”进一步取得成效，管理当局表现出相当高的政策操作水平。
1996－1997中国经济连续两年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措施及其效果分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为维护地区经济稳定，采取了必要有力的财政政策，有力的维护了国家经济利益，为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章定量分析了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的目标及其效果，并对中国財政政策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预测。
标签：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
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
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
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
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1998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一、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概述二、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阶段性特征三、1998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四、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效应五、1998年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风险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概述1998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经济面临了许多难题和挑战。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中国经济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和发展，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经济下滑，经济增长率降至7.8%，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
同时，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也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压力，重要入口口岸、贸易措施受到严重影响等等。
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阶段性特征可以看出，1998年的中国GDP增速开始下滑。
这一下滑说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转换期”。
1998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特征的经济。
首先，在这一年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并存下，以及整个宏观经济表现与扩张、停滞、收缩三种状态并存下来的情况，反映出经济正处于转换期，尚未形成一定的制度秩序与社会结构。
1998年中国经济政策的变化1998年，国家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
其中最重要的是《采煤荟萃》的政策，《采煤荟萃》政策的出台，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由资金、资源、土地、人口等多个维度构成的新阶段，强力推动了中国经济向全面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199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效应在1998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量的调整措施，整个国家经济出现了一生一次的高速增长，民间投资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同时，全国有50%的企业面临着财务困难，13.8%的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1998年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风险1998年，中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对金融体制的改革。
然而，由于1998年的外部经济环境比较困难，国内的金融风险也加剧，这些都为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增加了难度。
相关案例分析1、《采煤荟萃》政策的推出《采煤荟萃》政策的推出，实际上是国家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进入市场化状态，打破垄断经济的局面而出台的一项政策。
我国1998年至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效果及分析（一）1998-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1.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发行国债；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政府采购规模和投资力度；大幅度提高职工的工资，开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扩大转移支付；实施财政赤字政策。
在货币政策方面，连续5次下调存贷款利率，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等一系列措施。
2.效果分析：97年下半年东南亚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的影响到了我国的外贸出口，而那段时期我国经济的增长有相当大的比重来源于外贸出口，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也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民经济。
此外，98年我国遭遇洪涝灾害，使本应再次回升的经济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存在大幅下滑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的定位应转为扩大内需方面。
资料显示，从1998年起,到2003年，为缓解通货紧缩,保证经济增长,我国实行近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刺激投资、拉动内需；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于防范金融风险,并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这样的政策组合在通货紧缩,经济景气度较低的情况下,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1）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一方面，每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
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银行会争相给政府的新项目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十分惊人。
而且，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几乎不存在“挤出效应”，这就更加大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2）稳健的货币政策作用微弱。
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适中的货币政策。
但从现在来看，我国当时的货币政策事实上是偏松的。
就实践情况来看，对居民消费增加和企业投资扩大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不是很明显。
货币需求量居高不下，银行信贷出现萎缩，使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最终使这次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使中国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王建今年夏季以来，在亚洲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风暴所至，各国经济一片混乱和凋敝。
我国经济虽未受到这场金融风暴的影响，但社会各经济层面，在市场低迷及内部金融风险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情况下，仍忧心忡忡，不敢掉以轻心。
我国在未来年份的经济走势究竟如何？这场横扫亚洲的金融危机到底会对我国造成何种影响，以及应采取怎样的对策，是各方面都高度关心的问题。
我在此谈一些个人认识，供大家批评。
一在整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是处在由消费需求所主导的轻型化产业主导增长时期，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由于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到由储蓄和投资需求所主导的重化工业阶段。
从1993年以来，我国的国民总储蓄率始终高踞在40％以上的水平，经济增长率九十年代以来平均也在11％以上。
根据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验，在进入到由储蓄和投资所主导的重化工业阶段后，经济增长有可能在20年左右的长时期内经济增长率维持在10％左右。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八十年代我国所经历的1984～1985年和1987～1988年两个增长高峰中，由于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外汇等增长瓶颈的限制，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水平只能维持两年左右就必须被迫进行宏观紧缩，而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1％，目前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却在限产压库，在铁路的南北大通道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口，国家外汇储备到目前为止已逾1400亿美元，这种显著异于八十年代增长特征的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的。
九十年代以来国民储蓄率的急剧提升，使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剩余不断增加。
1991年我国国家银行体系开始出现“存差”，到1996年我国银行体系当年形成的存差高达7740亿元，这就给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要素市场发育提供了条件，也相应使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入到要素市场发育阶段。
但是，由于政府对这一改革阶段的到来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政策准备，1992年以来要素市场的强劲发育势头首先是以“炒股热”、“炒汇热”、“集资热”，和“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自发而无序的形式出现的，由此在工农业生产和外贸及国家重点建设方面造成了一系列混乱，扰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迫使国家必须以整顿要素市场为目标，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国民经济由此在1993年6月以后进入了一个紧缩期。
导致这次紧缩的原因虽然也有增长速度过高和物价方面的问题，但是与八十年代的两次“过热”相比，1992、1993年的短线制约并不明显，例如这两年每年的钢材库存量都增加了2000万吨以上，国家外汇储备即使在最低点仍高达183亿美元，比八十年代两次过热期间高出5～12倍。
1993年通胀率也明显低于1988年的水平。
显然，导致1993年以来宏观紧缩的主要原因已与八十年代有了明显区别，即不是由于增长瓶颈的限制，而是由于要素市场的混乱，这也是我国在1993年实施宏观紧缩以来，仍可以使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9％以上的重要原因。
经历了长达4年的宏观紧缩，我国已经顺利完成了经济“软着陆”的任务。
同比的通货膨胀率10月份以来已出现负值，1997年全年可能只有1％。
由于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持续严格控制需求，到目前为止已出现了供给总量大于需求的格局，并形成了丰厚的物质储备。
近年来，能源和主要原材料的增长率始终在低位徘徊，到今年底国家外汇储备将超过1500亿美元。
与此同时，长时期的需求紧缩也使企业效益递减，倒闭企业和失业、下岗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多，在局部地区甚至已形成社会隐患。
因此，适当放宽需求已应成为下一阶段宏观调控政策的主题。
由于我国实际上在目前已不存在任何制约经济增长的物质方面的瓶颈，而唯一限制增长的瓶颈只有宏观需求政策，所以，一旦在1998年对宏观需求政策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就必定会看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反弹，因此我估计明年的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11％，而且这一轮经济增长热潮必定会持续3～5年。
现在有许多人怀疑，政府放松需求后，经济增长速度是否真的会出现明显回升。
他们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认为1990年以来在上一次经济紧缩的低谷区，政府也曾想用放松需求的政策引导经济回升，但真正的景气恢复直到1991年下半年才出现，其间间隔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另一个是认为，虽然目前不乏有钱的投资者，但市场普遍感觉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成为启动下一轮经济的严重障碍。
关于前一个问题，应当看到，1990年启动经济的背景是，1988年经济增长的潜能已接近枯竭，即使是采取刺激经济复苏的措施，由于原有的增长瓶颈不可能马上消除，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反弹。
而目前的情况是，已不存在任何制约增长的物质瓶颈，唯一的瓶颈是宏观需求政策，所以随着需求政策转向，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显著上升。
实际上，自10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放松需求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目前对需求变动影响程度最大的是投资，1997年1～10月累计增长率只有12·2％，比去年同期约下降了6个百分点。
虽然今年出口需求有较多上升，但是由于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比出口要大得多，投资需求的下降仍然导致了总需求增长的低迷。
但是10月当月投资银根显著松动，1～10月中长期贷款的增加额是902亿元，而10月当月是136亿元。
由于中长期贷款大幅度增加，10月当月的投资增长率相应上升到17·8％，而投资需求的上升又使当月的工业增长速度明显提升。
今年头9个月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是11％，10月份则上升到11·8％，11月是11·6％。
所以，只要政府放松投资需求，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回升。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结构调整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向，1979～1984年是农业主导增长时期，1984～1988年则是以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为代表的新一代耐用轻工产品主导增长时期，1989～1991年在宏观紧缩中出现市场低迷，则是我国经济增长从“轻型化”阶段转向重化工业阶段的信号。
经过“八五”期间的建设，我国的基础产业得到极大充实，基本上消除了80年代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这前三个阶段的变化，都是与产业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工业化过程的结构变化阶段，以及各工业化先行国家的历史经验极为吻合的。
按照产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重化工业阶段中越过基础产业发展阶段后，应进入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就是日本人常讲的“以设备投资带动经济增长时期”。
从我国情况看，在主要工业产品中，目前增长率大大高于平均增长水平的，几乎都是重加工业产品。
例如，1997年1～10月工业增长率为13·2％，同期在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150种主要工业品产量中，有38种产品的增长率在17％以上，而在这38种产品中只有3种是消费品，有7种是重基础工业品，其他近四分之三都是重加工业产品。
但这些产品的国产化程度一般都很低，大量的中间产品，如机电产品的元、器件、化工产品的中间体，或是生产这些产品的设备，以及制造这些设备的设备等都需要进口。
这样，虽然对重加工业的最终需求增长很快，却难以拉动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中间产业的发展，也不能充分吸纳90年代以来国内基础产业所新形成的巨大产出，而只能拉动相关的进口产品增长。
1991年我国机电产品进口的比重还只有30％，1996年已上升到40％。
重加工业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是投资不足。
从机械电子部门看，日本在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重加工业发展阶段，对这一部门的投资比重一般年份在四分之一左右，最高年份接近30％，我国近年来对机电部门的投资比重却一直在5％以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重加工业以准备打仗为目标，曾长时期超前发展，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有企业高度集中在这一部门，缺乏内部积累机制，而国家又长时期未对这一部门进行倾斜性投资，导致我国原有的重加工业长期得不到改造，因此虽然存量规模庞大，却极不适应目前以高技术、高知识附加值为特征的重加工业中间产品需求，由此造成目前我国重加工业的产品市场低迷。
而重基础工业由于其前向关联产业的增长停滞，也陷入了市场低迷状态。
显然，目前市场低迷的现象，与1989～1991年期间出现的“市场疲软”，反映的都是同一类情况，即我国经济又进入到一个结构升级阶段，1989～1991年是从轻型产业阶段向重型产业阶段过渡，而目前则是到了要从重基础工业向重加工业过渡。
这标志着我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到中后期阶段，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即高附加值化，则有赖于大批重加工产业的极大发展。
只有如此，在未来15年左右时间里，才有可能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反过来说，当我国经济发展迈过重基础工业阶段后，由于它的前向关联产业严重发展不足，不能充分吸收基础工业的产出，基础产业部门就很难出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在我国，由于大批基础产业的兴建是依靠贷款来完成的，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更为严重，将会使许多基础产业企业陷入还贷的困境。
所以，我国下一阶段的产业发展重点是重加工业，这是我国经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启动下一阶段经济的投资热点。
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虽然已经认识到了当前最主要的经济任务是结构调整，但重点似乎是放在了压缩原有的长线产业方面，例如提出明年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压缩棉纺工业，而对如何振兴重加工业仍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具体的政策。
所以，在未来几年中，急需尽快出台类似于日本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时期出台的“机械工业振兴法”那样的政策，以引导投资结构的转向。
但这并不是说明年就不可能出现由投资需求所带动经济增长率反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存在着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的现象，在城市化建设方面存在着大量基础设施欠帐，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需要大约40～60万亿元的投入，而这方面的投入仍是由各级政府所主导。
所以下一轮经济增长热潮的出现，很可能首先是受到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然后逐步过渡到由对机电产业投资的带动。
明年经济增长的加速力，还将来自于微观层面的变化。
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以来，始终没有触及到国有及集体企业的产权制度这个核心问题，而党的“十五大”终于肯定了“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由此我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到了产权制度改革时期。
我们都不会忘记，当在19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时期，由于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曾经呼唤出巨大的农业生产力，以至于在1979～1984年间，出现了长达6年的农业“超常规增长”。
今天，城市产权制度改革正在全国迅速推开，对这场社会大变革的影响和后果，我们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它必将成为我国今后乃至未来推动工业化增长的强大动力。
[!--empirenews.page--] 另外，推动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加速的动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今年以来首先袭击泰国，然后席卷整个亚洲的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