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法学——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案例5 体育管理者有权禁止运动员谈恋爱吗？——中国乒羽中心处罚“恋爱事件”案案情简介2004年1月2日，中国乒羽中心宣布了一项处罚决定：因为谈恋爱影响了训练，白某、李某、范某和侯某四人被调整出国家集训队，遣返回各地方队。

据悉，有一次国家队进行内部分组训练，两个队员一组，练习接发球等基本技术，教练是根据每个队员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组的，可没练到一半，不少队员就自己调整了配对，“情侣搭档”取代了原先的搭档。

教练蔡某当时就火了，勒令相关队员作出深刻检讨。

蔡某的“棒打鸳鸯”，符合教练组的一致意愿。

而对此，蔡某也强调：“对于四位受罚的队员来说，开除可能严厉了些，但对于中国乒乓球事业和数以亿计的球迷来说，怎么处罚都不为过。

作为一名运动员，当你需要为自己的事业作出牺牲时，就应该奉献出一切！”除了处罚外，国家乒乓球队也想了其他办法来制约“恋爱风”。

往年国家队集训男女运动员都在一个地方，这样无形中给他们谈情说爱创造了条件。

2004年的集训，男队和女队首次分开。

2004年1月3日，男队已奔赴厦门，而女队则进驻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中心。

教练组也研究了更具体的管理细则，等两个月后男女队合练，也能让队员们“收敛”。

处理结果2004年3月25日，被处罚的四名乒乓球队员白某、李某、范某、候某人全部重新回到国家队。

至此，乒乓队“棒打鸳鸯”的事件划上圆满的句号。

教练蔡某表示：“处罚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我们对于年轻队员不能一棒子打死，当初处罚他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现在处罚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都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那自然就回队了。

”法理评析本案涉及到对运动员的权益保护问题。

长期以来，为了保证运动员训练、比赛的效果，运动队往往限制运动员交友、通信等，这引发了关于运动员作为人的权利与自由的保护的争论。

而中国乒羽中心的上述处罚决定以及所采取的相应措施即体现了当时体育管理部门或者体育组织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

但本书认为，禁止运动员谈恋爱，或者虽未明令禁止，但实际上却对这一行为进行处罚，属于侵犯自然人的一般人格权的行为，侵犯了运动员作为民事主体的人格尊严。

体育法学案例分析100例引言体育法学是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的法律问题的学科，随着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商业化，体育领域的法律案例逐渐增多。

本文将对100个体育法学案例进行分析，旨在探讨体育运动中常见的法律问题和解决方案。

1. 运动员合同纠纷案例•案例1：某公司与一位著名足球运动员签订合同，但合同期满后运动员表示不再履行合同。

公司起诉要求运动员赔偿损失。

•案例2：一位篮球运动员在签订合同后，发现球队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资。

运动员起诉球队要求支付拖欠工资。

•案例3：一位田径运动员由于酒驾造成事故，导致合同违约。

赞助商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运动员赔偿损失。

2. 赛事组织与管理案例•案例4：某马拉松赛事组织方因为赛事安全措施不到位，导致多名选手在比赛中受伤。

选手起诉赛事组织方要求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案例5：某足球俱乐部与球迷发生冲突，导致比赛中断。

足球协会对俱乐部做出处罚决定，禁止其参加下一赛季的比赛。

•案例6：一项乒乓球国际比赛因为承办方的纵容药物作弊行为被取消，对承办方做出处罚决定，并追究法律责任。

3. 防止兴奋剂使用案例•案例7：某运动员在比赛前被检测出使用兴奋剂，赛事组织方取消其比赛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案例8：一名游泳选手使用兴奋剂获得优异成绩，但随后被发现并受到处罚。

•案例9：某健身中心涉嫌销售兴奋剂，被当地执法部门查封并追究法律责任。

4. 球迷暴力行为案例•案例10：某足球比赛中，球迷之间发生冲突，导致多人受伤。

警方介入并对涉事球迷采取行政处罚措施。

•案例11：某篮球比赛中，球迷向场内投掷杂物，破坏比赛秩序。

比赛暂停并对球迷进行处罚。

•案例12：某棒球比赛中，球迷非法进入场内，打击球员导致比赛中断。

球迷被球场保安人员制止并交由警方处理。

……（案例13-100类似）结论通过对上述100个体育法学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体育运动领域中涉及的法律问题非常广泛，包括合同纠纷、赛事管理、兴奋剂使用、球迷暴力行为等方面。

案例；张某诉参赛球员人身损害赔偿案2003年9月6日，成年人张某、袁某与他人在湖南某学院足球场踢5对5足球赛。

袁某上场后，张某与他人坐在球门一侧底线看球。

袁某在和他人争球时，将足球踢向球门，但足球击中了张某的左脸。

张某到医院诊治，司法鉴定结论为：左耳膜外伤性穿孔，评定为轻伤。

张某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袁某赔偿其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医疗费共计8 000元整。

被告袁某辩称，原告张某智力正常，已经从事业余足球锻炼多年，能够充分认识到足球运动的危险性及人身伤害的可能性；事发之日，原告张某自愿进入足球场，并参与足球比赛，且在下场后没有离开或采取保护措施，坐在距离球fi 非常接近的位置休息。

其明知危险因素存在；原告在进行比赛时与人争球，选择射门本身并无不当，打中原告张某纯属偶然。

另外，原告张某提供的证据存在联疵。

综上，原告认为完全符合“受害人同意自承风险”的侵权抗辩理由中所要求的要件，希望法院驳回原告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足球比赛是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竞技运动，冲撞、抢夺、扑救、射门是基本的运动行为。

在强烈的身体对抗中，很可能出现人身损害的后果，即既有可能被其他参赛者所伤害，也有可能伤害其他参赛者，观众也有可能在足珠场这个特定的区域内受到伤害。

因此，参赛者和现赛者都应对足球运动的风险有明确的认识，他们自愿参赛或自愿观看这种带有危险性的体育运动应视为“同意自承风险”，只要致害人没有侵害受害人的恶意或违反比赛规则，参赛者对引起损害后果就没有过铐，不构成侵权，受害人受到损害应当损失自担。

原告张某作为成年人，又是足球爱好者，具备了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应当知道参加足球活动包括在足球场内现看比赛时可能存在的危险，但其在下场后坐在球门附近观看球赛，也就对可能发生的危险自承风险；并且，原告张某没有证据证明被告袁某具有伤害其身体的恶意或严重违反规则的行为。

因此，被告袁某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张某应自行承担其所受损失。

案例：运动员比赛过程中致他人财产损失案1995年10月14日上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颁布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实施，某市体委根据国家体委《关于举办全国百城市群众自行车赛》的通知，经市政府批准，在该市举办群众性自行车比赛。

比赛赛程为男子公路40公里和女子公路20公里，竞赛路段为该市内公路。

赛前，市体委考虑比赛时间不长，为不影响市民生活秩序，决定不将比赛路段所经过的公路封闭，也未设置警示标志。

上午10时，运动员从市政府门前出发，沿公路行驶，当行至约2000米处尚未拉开距离时，遇陈某驾驶一辆高尔夫轿车（1995年中旬购买，持有临时行车牌照）迎面驶来，陈某见对面众多自行车驶来，遂将车停住，此时，代表市工业局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兰某因由车速快，周围运动员密集，无法避开已停住的轿车，连车带人撞上了原告陈某的轿车，将轿车的转向灯撞碎后，人的身体冲向车顶，头盔将挡风玻璃撞碎，身体将前机器盖压塌，兰某本人受到轻伤。

事后，陈某国修车花费4838.80元。

陈某向法院起诉，要求该市体委和兰某赔偿上述损失。

市体委辩称：原告陈某驾驶的轿车没有行车执照，属于黑车，故其损失应由自己负责。

如果原告汽车有行车执照，被告方愿意承担一切损失。

兰某则辩称：本人系参赛运动员，在市体委指定道路上参赛，虽造成原告损失，但个人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告所驾驶的轿车，当时办有临时牌照，未有正式牌照，其行车造成的事故，本人应负有一定责任。

被告兰某是参赛运动员，又在指定路段参赛，将原告轿车撞坏，并无过错，不承担责任。

被告市体委系比赛组织者，未采取安全措施，应负主要责任。

据此，法院判决原告陈某修车损失费4838．80元由被告市体委赔偿4112.98元，其余损失由原告自负。

本案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

但本案中存在诸多问题，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被告兰某能否成为责任主体？法院认为兰某不承担赔偿责任，其理由是兰某系参赛运动员，又在指定路段参赛，故其将原告轿车撞坏并无过错。

案例：足球前锋比赛伤人案
2000年5月，在北京市房山区某中学组织的一场足球赛中，足球直飞球门，门将张彬扑上前抱球倒地，但被随后赶到的对方前锋李黎补射的一脚踢中腹部，导致“腹部损伤、脾破裂、失血性休克”。

经有关部门鉴定，张彬为7级伤残。

张彬家长要求学校及李黎支付9万元伤残补助费。

协商未果，张彬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张彬、李黎是初二学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两人在校学习、生活期间，学校负有一定监护职责。

学校组织足球比赛，在制订比赛规则并要求学生遵守时，还应预见比赛中可能发生队员受伤情况，学校虽然采取了措施尽力避免意外，但若出现意外，推定学校有过错。

李黎在比赛中应该预料到守门员抱住足球后，仍然起脚去踢球可能踢伤守门员，李黎在主观上有过错，在客观上造成了对张彬的伤害，应当承担责任。

房山法院做出调解，学校与李黎的家长赔偿张彬医疗费及伤残补助共计8.6万元。

案例：罗斯案1998年长野冬奥会上，加拿大滑雪运动员罗斯·雷巴利亚蒂获得的男子大回转比赛金牌，后在兴奋剂检测中尿样呈阳性，含有大麻成分。

IOC医药委员会以13：12票的微弱优势决定取消罗斯的金牌。

IOC执委会随即也召开了会议，在萨马兰奇主席不参加投票，另有2名委员弃权的情况下，以3：2通过了医学委员会的决议。

加拿大代表团向CAS特别法庭申诉。

罗斯称，自1997年4月以后，他没有碰过大麻。

他认为这次尿样呈阳性的原因是吸了二手烟，因为一个月前，在家乡父老为他举行的饯行会上，有不少年轻人抽大麻烟。

加拿大代表团的有关认识表示，在罗斯的家乡（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惠斯勒）及临近地区，吸食大麻的现行非常普遍。

仲裁院在2天之后做出了裁决，认定IOC收回罗斯金牌决定无效，理由是IOC和国际滑雪联合会在有关大麻是否是违禁药物的问题上没有事先达成一致。

在IOC的违禁药物清单上列有大麻的名字而国际滑雪联合会的清单上没有，且该联合会没有事先告诉自己的运动员该届奥运会上要检查大麻。

仲裁员指出：“为了做出裁定，我们不能认为目前应当允许服用大麻，我们也不认为体育组织有权取消发现服用大麻的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但是如果体育组织希望对那些违反公共行为规范的运动员附加自己的处罚的话，它们必须以明确的形式做了。

……从伦理和医学的角度来看，仲裁庭认为服用大麻是一个会引起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

然而，国际体育仲裁院并不是一个刑事法院，它不能颁布也不能适用刑法规范。

我们必须在体育法的关系范围内做出裁决并且不会做出从未有过的制裁或处罚。

”这就是所谓的“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在纪律性处罚的争议中，特别仲裁分院的活动尤其类似于适用行政甚至刑事法律而不是契约法，因此所适用的一般法律原则也多是从这些法律中找出来的。

这在悉尼得到了确认，悉尼奥运会上特别仲裁分院认为这些原则应得到同等的适用，即罚责的适当性以及法无明文规定者不罚的原则。

这个案件的判决给IOC敲响了警钟，因为关于违禁药物的清单和处罚的标准上，IOC和各单项体育组织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协调，国际体坛没有一个各方均认可的违禁药物清单和统一的处罚标准。

体育法学案例羊城体育名誉权侵权案体育法学案例：羊城体育名誉权侵权案在体育领域，名誉权侵权案件时有发生，而羊城体育名誉权侵权案则是其中备受关注的一起。

这起案件不仅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也对体育新闻报道的规范和边界提出了深刻的思考。

案件的起因源于羊城体育的一篇报道。

在当时的体育赛事背景下，羊城体育发布了一则涉及某运动员的新闻。

然而，这则新闻中的内容被指存在失实和误导之处，对该运动员的名誉造成了损害。

从法律角度来看，名誉权是公民、法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通过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在这起案件中，关键在于判断羊城体育的报道是否构成了对运动员名誉权的侵犯。

首先，要明确“侮辱”和“诽谤”的定义。

侮辱通常是以粗俗、恶劣的语言或行为对他人进行贬低和羞辱；而诽谤则是指故意捏造虚假事实并加以传播，从而损害他人名誉。

如果羊城体育的报道存在故意捏造事实或者使用不当言辞贬低运动员的情况，那么就有可能构成侵权。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对于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成为了重要的焦点。

羊城体育需要提供证据来证明其报道的内容是基于可靠的消息来源并且是真实准确的。

如果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那么就可能被认定为报道失实。

此外，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在法律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虽然公众人物因其知名度和公众关注度，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容忍公众对其的合理批评和评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名誉权可以被随意侵犯。

对于体育运动员来说，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固然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评价，但在涉及个人生活、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报道时，媒体仍需遵循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这起案件也给体育新闻媒体敲响了警钟。

体育新闻报道应当遵循新闻伦理和职业操守，在追求新闻时效性和关注度的同时，不能忽视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媒体应当对所发布的内容进行充分的核实和审查，避免因不实报道给他人造成名誉损害。

同时，对于运动员等公众人物来说，也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案例：博斯曼法案冉·马克·博斯曼（Mean－Marc Bosman）是一名比利时足球运动员，1990年，在他与比利时列日俱乐部（SA Royal Football Club of Liege）的服役合同届满之际，列日俱乐部给他开出续约合同，合同规定博斯曼日后的报酬为每月3万比利时法郎，比前一合同中每月12万比利时法郎的报酬少了很多，于是博斯曼不愿与列日俱乐部续约，俱乐部按照比利时足协的有关规则，将博斯曼列入了准备转会的球员名单中。

根据当时欧洲足球转会制度，合同到期的球员转会，接纳的俱乐部必须向球员原所属俱乐部支付转会费用。

列日俱乐部对博斯曼开出的转会费是1174.3万比利时法郎。

法国的敦刻尔克队俱乐部（US Dunkerque）与博斯曼洽商后，表示愿意招募他，并与列日俱乐部进行谈判。

1990年7月27日，两个俱乐部达成口头协议，列日俱乐部同意将博斯曼租借给敦刻尔克队俱乐部一年，但博斯曼需要向列日俱乐部支付一年的转会费（名为“租借费”）120万比利时法郎。

在敦刻尔克队俱乐部与博斯曼签订书面合同之后，由于两个俱乐部之间就租借费的具体支付方式发生争议，列日俱乐部没有向比利时足协申请博斯曼去法国踢球的许可证，敦刻尔克队俱乐部因此没有支付该笔转会费，并于1990年8月3日宣布取消与博斯曼签订的球员合同，博斯曼转会未果。

根据比利时足联当时的转会规则，列入转会名单的球员，要么转会，要么接受原俱乐部开出的续约合同，否则转会期满后，任何俱乐部都不能接纳他。

由于博斯曼最终没有接受列日俱乐部开出的新合同，所以他将处于失业状态。

为维护自己的权益，1990年8月6日，博斯曼将列日俱乐部诉至比利时法院，后来又将比利时足协和欧洲足联追加为被告。

其理由是，根据1957年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第48条之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劳动者都有权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平等就业。

比利时法院受理了此案。

根据欧盟实践，成员国法院可以向欧洲法院请求咨询，要求欧洲法院就欧盟条约及法令的解释问题发表初步裁决。

案例：THG丑闻THG是一种特别研制的合成类固醇。

合成类固醇具有刺激肌肉和骨细胞的作用。

在临床上，合成类固醇可合法地用于医治骨质疏松症和某些类型的贫血症（因为可刺激血细胞生成），还可以加快大手术和重病的恢复。

将THG运用在运动训练中可以增强肌肉力量、促进肌纤维的生长，可以成倍增强雄性激素睾酮的作用，以使运动员进行强度更大和时间更长的训练。

合成类固醇还可使运动员更具攻击性和竞争性，增大肌肉的体积和爆发力。

在化学家对THG的巧妙包装之下，常规药物检测是不能将THG检查出来的。

尿检时，类固醇类物质检测一般采用气相色谱的方法，而THG这种化合物恰恰具有在兴奋剂尿样检测过程中，在气相色谱的气化操作时自动分解成碎片的特性，因此能逃过检测。

2003年6月，有人以自己是一位高水平教练的身份打电话给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说一种专家精心研制的新型类固醇产品正在一些高水平运动员中流行，并寄去了含有这种类固醇的样品。

经过美国反兴奋剂专家确认，THG这种新型类固醇在美国巴尔科公司著名的营养品ZMA中被发现了。

2005年10月18日，加利福尼亚州地方法院宣布，巴尔科实验室创始人、维克多·孔特罪名成立，被判处4个月监禁，另外他还需要在家中禁闭4个月，罚款1万美元。

与本案相关的其他3名被告也得到了类似的判罚。

巴尔科实验室禁药案涉及运动员在范围、数量、知名度方面堪称历史之最，诸如美国女子短跑名将马里昂·琼斯、英国短跑名将德万，钱伯斯、美国职棒大联盟球星巴里·邦兹和杰森·吉安比在内的著名体育明星均涉嫌得到并服用了该实验室的药物。

孔特说：“奥运会期间的药检号称‘滴水不漏’，但其有效性仍然值得怀疑。

至于存在于美国职业体育联盟中的运动员服用禁药现象，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

”2007年10月，琼斯在联邦法院承认她曾经在2000年9月~2001年7月间，服用过自巴尔科实验室、国际田联和美国反兴奋剂委员会明令禁止的兴奋剂药物，并随后宣布退役。

案例：体育课女生猝死案2002年11月1日下午，广东顺德某中学体育老师苏某在体育课上，首先安排学生进行热身运动，包括绕场慢跑400米和徒手松弛运动，接着比赛投掷实心球，之后还进行了蛙跳等项目。

在同一个运动场上，学校在进行仪仗队训练。

临下课时，苏某要求男女生分别进行1分30秒、1分45秒绕场物400米跑训练女生潘某跑了约200米后，速度明显慢了下来，随后出人预料地摔倒在地。

当时，苏某的视线被训练的仪仗队挡住了，没有看见潘某的异常情况。

潘某挣扎着站起来继续跑，然而力不从心。

摔倒在跑道边的草地上。

苏某立即跑过去对潘某采取按压人中穴、心脏等急救措施。

该校主任陈某闻讯，马上通知校医赶到现场抢救，并拨打了“110”请求协助呼叫救护车。

校医在原地为潘某进行了检查，采用了插人中穴、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等措施，仍无效果，此时救护车还未赶到，校方决定立即用校车送她到医院。

潘某送医院不久后死亡。

经法医鉴定，她生前患有轻度心肌炎、肺水肿，系心脏性摔死。

该中学预支了其医疗费、丧葬费等共计9500元。

潘某父母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

学校认为潘某的碎死与校方无关，学校并不了解潘某患有心肌炎、肺水肿，其家长更从未要求学校对潘某给予特殊照顾。

学校为潘某已支付的9500元不再追还，并自愿再给其父母20000元作为经济帮助。

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体育老师苏某当日要求全体女生在1分45秒内完成400米跑训练，没有超出体育教学大纲的要求，不属于对学生进行体罚；潘某属于心脏性猝死，对于潘某生前所患病症，学校和老师并不知情；事件发生后，学校和老师都采取了可能采取的急救措施，尽到了职责，由此认定学校对潘某的意外死亡没有过错，因此判决学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判决学校已预支给潘家的费用不予追还，并给予潘家20000元经济帮助。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原告认为，潘某是在学校组织的体育教学活动中因跌倒而死，与教学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任课老师当堂对学生进行了体罚；当天同一运动场上同时进行两种训练，导致老师对学生的异常情况注意不够，存在过错。

案例：张帅兴奋剂违禁案
在2003年11月22日甲A联赛第28轮，北京国案足球俱乐部北京现代汽车队（主场）对上海申花SV A文广足球俱乐部队比赛后进行了兴奋剂尿样抽检。

经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院研究所兴奋剂检测中心检测，北京国安俱乐部运动员张帅A瓶和B瓶尿样均呈麻黄碱性阳性。

之后，张帅发表声明，称其因服用感冒药时误服了违禁药物麻黄碱，并向球迷道歉。

足协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一号令《关于严格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行为的规定（暂行）》中第八条的规定对张帅及相关人员和相关单位给予了处罚：（1）停止北京国安俱乐部运动员张帅参加中国足协组织的一切足球比赛6个月；（2）给予北京国安俱乐部教练组组长杨祖武、队医双印停赛6个月处罚，并各罚款500元；（3）给予北京国安俱乐部警告，计1例二类兴奋剂，并追加10例兴奋剂检查费用的处罚。

案例：青岛市第一海水浴场客因防鲨网溺亡案2001年8月23日，17岁的中学生李某与同伴一起到有百年历史、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青岛市第一海水浴场游泳，李某在防鲨网内侧、同伴在防鲨同外侧一起媒戏潜水。

李某在一次下潜后失踪，同伴急忙呼救，浴场救护人员进行搜救终未发现李某踪影。

两天后在另一海域发现李某尸体。

李某的父亲以海水浴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

李父称，自己的儿子在被告处游游，因防鲨网松弛且尼龙绳线径较细，李某自水下上浮时，被防鲨网兜住，头部未能浮出水面，为挣脱防鲨网，再次下潜后失踪。

该防鲨网设置不合理，被告的救护人员没有及时进行救助，救助措施不力导致儿子溺水死亡。

李父认为被告对李某的死亡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依法应当对其进行赔偿，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140800元；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认为，原告难以有力证明其子是被拦鲨网缠死的，并且原告方的证人证明当时呼救后第一条救护船亚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有队员入水救助，随后又有救护船迅速赶来参与救助，被告在售票处、入口处及浮漂上都有告示、警示，尽到了提醒泳客谨慎的注意义务。

被告认为原告不能证明其子的死亡与被告有关联，被告团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海水浴场有较为完备的安全设施和警示标志，李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缺乏安全意识或过于自信及疏于防备，在危险区域不当婊戏所致；同时，浴场用于编织防鲨网的尼龙线系白色且线径过细，不易察觉，而且质量较轻，易随海水涨落呈弧形左右摇摆，存在缠绕游泳者的可预见性安全隐患，李某的死亡结果与此原因有关，因此被告应承担部分责任，赔偿死者家属18000元。

主审法官在宣判后表示，青岛是国内著名旅游城市，将承办2008年奥运会水上项目，正向国际化城市迈进，对其公共设施应当提出更严格的质量要求，以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

体育法学案例羊城体育名誉权侵权案在体育领域，名誉权侵权案件时有发生，而羊城体育名誉权侵权案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这一案件不仅涉及到法律层面的诸多问题，也对体育界和媒体行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案件的背景源于一场激烈的体育赛事。

当时，某知名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不佳，引起了众多观众和媒体的关注。

羊城体育作为一家颇具影响力的体育媒体，在对该事件进行报道时，采用了一些较为激烈和负面的言辞，对该运动员的声誉造成了损害。

运动员认为，羊城体育的报道严重失实，并且超出了正常的评论范围，构成了对其名誉权的侵犯。

于是，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围绕着几个关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首先是报道内容的真实性。

羊城体育声称其报道是基于事实依据的，但运动员一方则指出其中存在诸多夸大和歪曲之处。

其次是评论的尺度问题。

媒体在对体育赛事和运动员进行评论时，应当享有一定的言论自由，但这种自由是否存在边界，以及如何界定这个边界，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从法律角度来看，名誉权是公民、法人享有的重要人格权利之一。

法律保护个人的名誉不受非法侵害，任何人不得通过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的名誉。

在这起案件中，判断羊城体育是否构成侵权，需要综合考虑其报道的内容、目的、方式以及对运动员造成的影响等多个因素。

如果羊城体育的报道确实存在严重失实的情况，并且这种失实导致了运动员社会评价的降低，那么就很可能构成名誉权侵权。

此外，即使报道内容基本属实，但如果其表达方式过于偏激、恶意，超出了合理评论的范围，也可能构成侵权。

从社会影响方面来看，这起案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让人们开始思考体育媒体在报道中的责任和义务。

体育媒体作为公众获取体育信息的重要渠道，应当遵循客观、公正、准确的原则进行报道，不得为了吸引眼球而恶意炒作或者损害运动员的名誉。

同时，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在面对媒体的报道时，也应当保持理性和冷静，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案例64 如何处理运动员的商业利益保护与体育管理之间的关系？——田某退出国家队事件案情简介田某曾是中国跳水队的领军人物，被誉为“跳台王子”。

因某曾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获男子10米跳台金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和杨某一起获得10米跳台双人冠军。

在雅典奥运会后，田某凭借其俊俏的外表与突出的表现，多次获邀参与了很多的商业活动。

2004年9月时，国家跳水队解散并将队员移交给各地方队。

直到2004年11月1日，国家跳水队才重新集结队员，进行雅典奥运会后的冬训。

11月3日，冬训进行到第三天，从各地方队挑选的新人已经各就各位；然而因某等几名队员却仍旧没有回国家队报到。

为此，国家跳水队领队周某在4日表示，由于这几名运动员没有按时归队参加冬训，因此暂时不在新集结的国家跳水队名单中，他们也就暂时不属于国家队。

尽管冬训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是田某却不断奔走各地，频繁出席商业活动。

虽然田某曾在雅典奥运会结束后，向国家跳水队领队周某以及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提出了书面报告，表明由于常年训练、比赛，身心疲惫、伤病缠身，希望游泳运动管理中心能够允许休养一段时间。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经过研究，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允许他回到所在的陕西省体育局进行恢复性训练。

2005年1月5日，田某以英皇加盟艺人的身份参加香港十大金曲颁奖典礼，这就意味着田某已经私自签约经纪人，严重违反了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的规定，即国家队队员是不允许拥有经纪人的。

另外，田某还赶赴印度洋海啸灾区马来西亚拍摄个人写真，批评报道铺天盖地袭来，虽然事后因某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指出拍摄写真的全部收人将捐献给受灾地区，但这一事件的恶劣影响已经无法消除。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田某仍然没有回到国家队训练，面对这样的情况，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最终失去了耐性。

处理结果2005年1月26日，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在北京召开新闻通气会声明：不再保留田某的国家队队员资格，其关系被调整回陕西省体育局。

案例55 运动员名誉权受侵犯时，应如何处理？——孙某诉于某侵权纠纷案案情简介原告：孙某被告：于某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及全国“十运会”马拉松赛于2005年10月16日在北京开赛，孙某来北京参赛，住在教练员王某家中。

于某等队员也于10月16日早上去王某家用餐。

早餐过后，孙某开启一瓶猕猴桃果汁，并饮用了两纸杯，剩余果汁就放在桌旁的纸箱上。

然后孙某就去参加比赛了，且赛后“兴奋剂”验测正常。

10月16日中午，于某去王某家取箱子时，乘机将自己平时服用的药物胶囊“强力补”取出7至8粒，掰开后将药粉倒进孙某所剩的猕猴桃果汁瓶中。

当日下午3时许，孙某回到王某家中，又饮用了几杯自己早晨饮剩的猕猴桃汁。

10月17日早上，孙某又将剩余的果汁喝掉，然后乘飞机赶往南京参加当日的“十运会”万米比赛。

在10月18日“十运会”组委会实施的兴奋剂检查中，孙某尿样检测呈外源性雄酮阳性，为此“十运会”对孙某作出处罚。

孙某对此十分不解。

后经提取于某放人孙某饮料中的药物胶囊，北京市某检验鉴定中心作出检测结论：在所送胶囊中检出对照的去氧表雄酮成分。

该成分与孙某“十运会”万米比赛后尿检成分一致，为兴奋剂。

孙某进提起诉讼。

孙某诉称：“十运会”作出处罚决定后，一些国家级媒体作了相关的报道，给我在全国范围内的良好名誉造成极大损害，给我精神上带来极大压力和痛苦。

我认为，于某的个人行为使我在体育界多年的良好名誉遭到损害，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于某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开向我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并赔偿精神损害费30000元。

审理结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于某的行为构成对孙某名誉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据此判决如下：一、被告于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国家级报纸上登报，公开向原告孙某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二、被告于某赔偿原告孙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

法理评析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孙某名誉权的侵犯，如果构成，又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本书将从名誉权的含义、内容、认定标准等方面加以分析。

2001年10月16日，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下发《关于对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足球队处理的决定》（以下简称“14号处理决定”），内容如下：在中国国家足球队冲击世界杯决赛圈的关键时刻，四川绵阳、成都五牛、长春亚泰、江苏舜天和浙江绿城俱乐部队却在甲B联赛最后两轮的三场比赛中，严重违反体育公平竞争精神、严重损害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形象，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为了保护广大俱乐部的利益；严肃赛风赛纪，净化中国足球环境，推动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健康发展，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根据事情发生的真相和在中国足球事业中造成的严重后果，研究并经中国足球协会批准。

决定对以上五支俱乐部队做出如下处罚：1、除上海中远汇丽队外，其他队一律取消本年度升入甲A联赛的资格；2、取消9月29日成都五牛队对四川绵阳队、10月6日江苏舜天队对成都五牛队、浙江绿城队对长春亚泰队三场上场比赛国内球员2002年注册资格；3、取消四川绵阳队、成都五牛队、长春亚泰队、江苏舜天队和浙江绿城俱乐部队在以上三场比表中上场国内球员2O02年和2003年转会资格；4、取消四川绵阳队、成都五牛队、长春亚泰队、江苏舜天队和浙江绿城俱乐部队20O2年和2003年甲、乙级联赛引进国内球员的资格；5、给予四川绵阳队、成都五牛队、长春亚泰队、江苏舜天队和浙江绿城俱乐部队在该三场比赛中执教的国内主教练，停止2002年赛季工作一年的处罚；6、取消四川绵阳队参加2002年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的资格，降为乙级队。

7、以上俱乐部从本决定下发之日起进行3个月的内部整顿，并将整顿结果于2002年1月15日前上报中国足球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将根据上述俱乐部内部整顿的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允许参加20O2年度的甲、乙级联赛和足协杯比赛。

同时对被处罚运动员和教练员保留进一步调查处理的权利。

10月19日和11月10日，亚泰足球俱乐部称，自己两次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诉，但中国足协未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