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常识概论第二编秦汉文学绪论秦代文学一、秦代文学仅有三种样式：散文、刻石之文、诏书奏议1、完成于公元前239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的时代意义2、秦代文学唯一的作家是李斯，其代表作为《谏逐客书》3、现在传世的秦代刻石之文共有8篇，其中6篇在《史记*始皇本记》中4、总的来说，秦代文学没有什么成就。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秦氏不文”。
第一节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汉代文学的样式主要有：赋、散文、诗歌和楚辞。
其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汉高祖——汉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问题主要沿袭战国文学的余风，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芽：辞赋，政论。
这时期主要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辞赋发展上。
第二，汉武帝——汉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时期。
主要文学样式有：新体赋、史传文学、政论散文和乐府。
第三，汉元帝——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
主要文学样式有：辞赋、传记文学及代有科学因素的政论文。
第四，东汉安帝——汉灵帝，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
主要文学样式有：抒情短赋，五言古诗。
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因此，师生在诵读五经的过程中，自然受到文学方面的熏陶，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
汉代士人的阅读范围并不限于五经，而是广泛得多，尤其是解读辞赋的社会风尚，对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起到催化作用。
两汉选拔人才注重学问品行，也不排斥对有文学创作才能者的录用，许多作家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并不是他们经通行修，而是在于他们的文才。
汉初几位诸侯王以文才取士，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辞赋家则是以文会友，他们置酒高会，游赏唱和，汉初作家群体首先在几位诸侯王那里生成。
自武帝起，创作辞赋成为西汉朝廷一大雅事，许多高官显宦都参与其间，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
东汉政权长期被外戚把持，那些身居显位的外戚大量招纳宾客，东汉许多著名作家都当过他们的幕僚。
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节汉代文学的基本姿态司马相如说过：“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
”《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平盛世。
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
正因为如此，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
批判秦朝的暴政，总结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高屋建瓴的反思，是汉初文学的重要内容。
从武帝开始，思想界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本朝理论体系的构筑，与此相应，文学也由对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西汉盛世文学的主要使命，大赋是这种使命的得力承担者。
从东汉开始，文学界的批判潮流再度涌动。
批判精神日益强烈。
批判的对象包括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鬼神迷信、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
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
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
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节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得以实现的。
汉代文学和经学思维机制有相通之处，都以想象沟通天和人，架起现实生活和彼岸神灵世界的桥梁。
因此，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强调传授先师之言。
因此，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
《毛诗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
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
第四节汉代文学样式的改革及分期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
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
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
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
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
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
《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
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
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钜制，《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
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
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
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
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
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
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
第一章秦及西汉散文第一节《吕氏春秋》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
《吕氏春秋》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逐渐从分到合，朝着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
《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
《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
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
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
据初步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
第二节李斯的散文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前208），他的主要作品是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谏逐客书》。
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
秦无文章，唯李斯一人而已。
《谏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诙嘲，语奇字重，兔起鹘落，可谓骈体之祖。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
现存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文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
其中除琅琊台刻石文为两句一韵外，其余峄山刻石文等皆三句一韵，文辞整饬简洁，读起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
第三节贾谊的政论文《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
其作品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杂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
第四节《淮南子》及其他散文《淮南子》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
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
董仲舒（前179－前104）是西汉大儒，一生著述甚丰。
其影响最大者，则为《汉书》本传中所载《贤良对策》三篇。
第二章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第一节骚体赋及“九体”汉赋有骚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之分，分别代表了汉赋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形式。
汉初以骚体赋为主，而贾谊(前200—前168)是骚体赋的代表作家，他也是现今有作品传世的第一位汉代赋作家。
《长门赋》写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苦闷抑郁，忧郁凄伤，将宫廷妇女失宠后的那种卑微屈辱而又梦寐望幸的哀怨心情写得深细入微，感人至深。
司马相如不仅是大赋名家，也是骚体赋的高手。
第二节枚剩和“七体”枚乘(?一前140)是梁园文学群体中的杰出代表。
其赋《汉书·艺文志》著录9篇，其中最可靠、最具影响力的是《七发》。
《七发》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形成。
《七发》假托楚太子有疾，吴客前往探病，吴客分说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诸事，逐步启发太子，均未奏效。
最后，吴客说要畅谈“天下要言妙道”，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汗出病愈。
《七发》是“七体”的开山之作。
自枚乘《七发》问世之后，后世仿作并以“七”名篇的代不乏人。
所以萧统《文选》和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于赋体之外，别立“七体”。
第三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从武帝时起，汉代文学活动的中心由地方转移到了中央。
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
司马相如是汉赋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
其中《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作，也是汉赋中最优秀、影响最深远、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品。
第四节杨雄四赋扬雄(前53—18)是继司马相如之后，对汉赋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赋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以善于模仿著称的作家。
扬雄《蜀都赋》作于居蜀期间，为后世京都大赋之先声。
四大赋：《羽猎赋》、《长杨赋》、《甘泉赋》、《河东赋》。
杨雄的代表作品四大赋中，《甘泉赋》的艺术成就最高，在对景物的描写方面有新的发展。
一是采用主体向观照对象逐步趋靠方式进行铺陈。
二是铺陈空间的多向维度，展示的是三维六合空间。
三是对骚体赋予新的功能。
第五节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东方朔(前154一?)，字曼倩，是文学侍从中很受武帝欣赏的人物，武帝虽然喜欢他，然不过俳优视之，朔于是作《答客难》以抒发怀才不遇之感。
王褒(约前88一约前55)，是宣帝朝成就最突出的赋家，代表作品是《洞箫赋》。
《洞箫赋》是汉代咏物赋的代表作品。
对枚乘《七发》有关乐器的描写有所继承，是汉代独立成篇的乐器赋的奠基之作。
“箫声咽”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原型，《洞箫赋》有生成之功。
第三章司马迁与《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第一节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司马迁（前145－？），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
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