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

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割据战乱时期，客观上出现了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

曹操统一北方，扩大了北方民族的接触和了解，蜀汉平定南中，吴国招抚山越，都安定了地区民族关系，加速了民族融合。

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大规模内迁至黄河下游，四川、甘肃少数民族在川、陕间移动，有的起义、有的起兵，打击了晋的统治。

永嘉年间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民族迁徙到南方，造成南方经济变化和民族关系的变化，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北魏鲜卑族"混一戎华"政策，把中国早已形成并正在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大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他们采取分土定居，改变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转向以农业为主，他们设太学，重视用儒学培养官僚，重用汉人士人，对北魏法律及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

北魏孝文帝改革更以法律形式，加速少数民族汉化的过程。

让鲜卑族用汉服、汉语、鼓励与汉士人通婚等，本身就具有民族融合、同化的过程。

北魏末年，爆发各民族大起义，这次大起义体现了各民族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共同斗争中民族关系改善了。

加深了民族间的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同化、大融合时期。

①民族迁徙：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

②联合斗争：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迫使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从而使民族之间联系更加密切。

③友好往来：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中，各民族人民频繁交往，使民族大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战乱期间，这种交往也始终未断。

④各族间的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破了各族原有的部落组织，有利于民族融合。

⑤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

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时朝历史的突出特点之一。

民族融合是指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民族差异和民族隔阂的消除，即不同民族之间在民族迁徙、杂居相处、长期交往、矛盾斗争的过程中，不同生产方式、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特征等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它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

因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多是当时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少数民族的汉化通常是民族融合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汉族对少数民族优点的吸收。

民族融合的过程，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就是少数民族封建化的过程，也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是历史的进步。

民族融合的形成途径为：(1)民族迁徙：魏晋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大批内迁，他们在北方各地和汉族人民杂居相处。

(2)联合斗争：西晋末年统治者对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十六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北方经济破坏，人民生活困苦，迫使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从而使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

(3)友好往来：魏晋以来，我国北方出现过几次统一局面，在和平的环境中，各族人民频繁交往使民族大融合进程进一步加快；在战乱期间，这种交往也始终未断。

(4)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实行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民族融合的表现：(1)东汉末年以后，迁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数民族，经过与汉族四百年左右的通婚杂居、相互学习、生产互补，至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2)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方面基本汉化，汉族吸收了胡服、胡食、胡乐等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

(3)南方以及西南、西北等地，也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民族融合。

(4)少数民族接受汉化，实现封建化，封建化又促进某些民族间的融合，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特点。

(5)民族融合的实现，为隋唐时期的繁荣统一准备了条件。

民族文化素质与民族融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落后的民族可以征服文化处于高位的民族。

但是，历史证明了，最后的结果都是征服者被同化，被高位文化所“征服”，实现民族大融合。

这是个重要的启示：，民族的生存、聚合、再一、融汇等等能力，归根结底都是以文化素质作为基本点的，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文化相对于汉族来说处于低位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但最后还是被融合到汉族之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素质的高低情况，高位文化最终反过来将处于低位文化的征服者加以“征服”。

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最大的一次民族大融合，因而，每一个民族的上述各种能力，其关键所在还是文化素质，使得该民族可以凝聚本民族，可以融合其他民族，长存长盛而不衰不竭。

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

之后，经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

十六国的纷扰战乱，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和中原文化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人力凋残，百姓愁悴”，给各族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另一方面，由于相互征战、强迫流徙、百姓流亡等，一些少数民族的原有部落组织的界限逐渐被打破，而且民族布局被打乱，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接触更密切，各民族间的差异逐渐缩小。

在混战中，强吞弱，一些民族贵族割据势力被摧毁、被削弱，而且有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任用汉族知识分子。

民族关系由交往、交流朝着民族融合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相继发生，中原人口或死于战乱饥荒，或大批南迁，促使少数民族加快了内迁步伐。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

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他们原来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东汉、魏、晋时期，越过了农牧分界线，迁徙到辽西、幽州、并州、关陇等地，同汉族杂居相处。

最初，这些少数民族大多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习惯和部落组织。

他们的内迁使民族关系日益复杂，但这些民族本来就与内地汉族有频繁的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各族杂居必然使交往、交流更加频繁，更加直接。

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

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

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

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中原人口南迁，尤其是今天江浙地区接纳南渡移民最多，四川、湖北等地也有很多中原人口南下定居，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境内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

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内迁，民族融合使中原地区的汉族增添了新鲜血液。

经过四百多年，原来的民族布局在人口迁徙中完全被打破，相互间不再有地域隔绝；一些游牧民族也过着定居农耕生活，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汉语言文字作为“正音”被确定下来；中原先进文化成为大家接受的文化，而它又吸纳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到北朝末年，原有的民族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由于北方民族融合加速发展，也由于大批中原农民、士人在动乱中南渡，南北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为隋唐大一统和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基础知识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内迁，西晋统治者的民族政策与当时的民族状况，西晋末年与十六国时期的战乱及其影响；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条件，改革的主要内容：整顿吏治，颁布均田令，迁都洛阳，学习汉族文化，改革的历史意义；民族大融合的出现与少数民族的封建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与西南等地区的民族融合。

一、少数民族的内迁1．“五胡”的内迁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我国北部和西北部的一些少数民族不断内迁。

中国古代把这几个民族称为“五胡”。

他们原来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东汉、魏、晋时期，越过了农牧分界线，迁徙到辽西、幽州、并州、关陇等地，同汉族杂居相处（出示地图《西晋末年民族分布与流民迁移示意图》）。

最初，这些少数民族大多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习惯和部落组织。

他们的内迁使民族关系日益复杂，但这些民族本来就与内地汉族有频繁的交往与经济文化交流，各族杂居必然使交往、交流更加频繁，更加直接。

到西晋时期，“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多少，戎狄居半”。

数百万人入居中原地区，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官僚、地主奴役与剥削这些少数民族，强迫他们“输租调”，“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还强迫他们当兵，西晋八王之乱中，诸王也都利用少数民族参加内战；一些少数民族的人还被掠卖，充当官僚、地主的佃客、奴婢，据记载，魏晋之时，太原一地“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