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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洗钱行为的主要方式及反洗钱工作的开展洗钱，是指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通过交易、转移、转换等各种方式加以合法化，以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
通俗的说，就是将“黑钱”清洗为“白钱”的犯罪行为。
另外，国际上被纳入洗钱的还有：把合法资金变成黑钱用于非法用途；把一种合法资金变成另一种表面也合法的资金以侵占；把合法收入通过洗钱以逃避监管和税收。
洗钱犯罪不仅影响到一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与信誉，也威胁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打击洗钱犯罪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目前，全世界各国纷纷成立反洗钱机构，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反洗钱活动的合法地位和权威性，规范反洗钱活动。
同时，为加大反洗钱的力度，国际社会反洗钱合作日益紧密，成立国际性和区域性反洗钱小组，联合打击洗钱犯罪。
近年来，我国日趋重视和加快了反洗钱的法制建设和反洗钱检查、打击的力度。
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在其第四条首次将洗钱活动规定为犯罪。
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191条，又明确增设了洗钱罪。
XX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利用匿名账户进行洗钱的合法性。
XX年1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制定颁布了主要针对金融系统反洗钱工作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三部规章。
从而初步构建了一个以反洗钱刑事法律为基点、以金融机构反洗钱法规为重心、其他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反洗钱法律体系。
然而，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洗钱的方法和途径发生了变化，洗钱手法日趋复杂化、专业化，手段也更加隐蔽，技术更加先进。
面对新的形势，我国当前的反洗钱的立法尚存在诸多缺陷，技术手段严重滞后于工作需要，严重制约基层央行反洗钱工作的开展。
一、目前我国洗钱的主要方式在一般人眼里，“洗钱”一直与黄赌毒、走私、贩卖军火等行径联系在一起，而时下我国的洗钱犯罪活动主要是把“自产”的黑钱洗白和资金外逃。
向境外转移资产的八种方式用现金走私来转移主要是通过腐败分子本人夹带在行李中直接携带出境，这种方式较为简单，费用低，但同时可走私的数额较为有限，风险也比较大；此外腐败分子通过某些代理机构（主要是地下钱庄）利用一些专门跑腿的“水客”以“蚂蚁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边境口岸（主要是深圳与香港、珠海与澳门海关）来回走私现金，偷运过境后再以货币兑换点名义存入银行户头。
这种方式虽然手续比较麻烦而且还要交给地下钱庄一定的费用，但风险较小，很难追查。
替代性汇款体系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非法买卖外汇、跨境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以人民币和外币的汇兑为例：其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和汇付以间接的方式进行，而不以直接汇兑的运作手法完成，人民币不必流出境外，外汇也不必流入境内，各自分别对应循环。
利用此种交易方式跨境转移资产的主体较为复杂，除了腐败分子和国企高管，还有某些企业为了避税逃税和享受外商投资优惠待遇而进行跨境转移其灰色资金，以及走私、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转移其黑钱等等。
利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此种形式大致有五类：进口预付货款，出口延期收汇；伪造佣金及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对外付款；通过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实现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目的；利用假的进口合同骗取外汇管理部门核准外汇汇出境外；少报出口，多报进口。
利用投资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此类资金转移的特点是资金向境外转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业正常海外投资的形式转往国外。
资金性质的改变发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败分子非法占有或挪作他用。
采用此种手法转移资金的多为大型企业高管人员或某项具体业务的负责人员。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转移资产腐败分子或其特定关系人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
目前我国对此类经常项下的个人支付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或限制。
而对于各发卡机构来说，只要持卡人单次消费或提现是在信用额度内且按时还款即可，并不做累计消费或提现的限制。
反洗钱案例：一、案例案例一：上海罗某地下钱庄案2006 年 4 月，上海通过反洗钱机制发现线索并破获了新加坡人罗某从事地下钱庄洗钱活动的重大案件，该案是历年来上海地区破获的最大规模地下钱庄洗钱案件，是洗钱法施行后首例洗钱案。
1 、基本案情经查，罗某（新加坡籍）等人自2004 年起受新加坡某汇款、钱币兑换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某汇兑公司）老板巫某的委派，前往上海开展跨境汇兑业务。
罗某先后以本人以及李某、陈某、冯某、莫某等人名义分别在 10 多家商业银行开设银行账户。
罗某等人作为派出人员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从事两地汇兑业务，根据新加坡某汇兑公司的业务指令，利用各商业银行的网络银行、电话银行、通存通兑等方式，向新加坡汇款客户指定的账户支付人民币，或者收取国内需要向新加坡汇款客户的人民币，然后由新加坡某汇兑公司在境外收付相应外币。
2005 年起，新加坡某汇兑公司又在苏州、东莞两地先后设立类似机构，客户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集中于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2004年至 2006 年 4 月案发，该地下钱庄在上海、苏州两地交易金额达到53.54 亿元。
2006 年 4 、5 月，上海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罗某、李某、冯某以及莫某等四人实施抓捕并刑事拘留，冻结人民币账户 56 个，冻结资金 690 余万元。
2006年11 月 1 日，该案侦查终结。
2007 年 5 月 18 日，上海市检察院一分院以非法经营罪对罗某等人提起公诉。
6 月 15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公开审理，8 月 6 日，一审判决主犯罗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百万元，驱逐出境。
莫某、李某和陈某根据情节轻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十三年和九年，并处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
四名罪犯均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7 年 10 月 15 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2、反洗钱调查过程（一）、可疑交易的收集与归纳2005 年 11 月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反洗钱部门连续收到某银行上海分行报送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称罗某等4人在其分支行进行可疑交易活动。
异常资金流入——渠道、危害、对策作者：储向梅来源：《现代企业》2008年第02期近几年，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火爆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异常资金利用现行外汇管理工作中的漏洞，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和方式进入国内市场。
异常资金流入不仅加重了中央银行控制流动性的负担，也给国民经济的稳健运行带来一定影响。
一、异常资金流入的主要渠道1. 通过外资企业资本金流入。
我国现行对外汇资本金的结汇管理是由银行代位监管，而且还没有做到本外币一体化管理。
有些外商通过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汇入结汇后，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进入房地产市场或资本市场；有些外商通过在境内直接设立外资房地产公司或参股境内房地产开发企业流入外汇。
2. 通过借入外债的形式流入。
我国现行外债管理政策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差额内自行举借外债，外资企业凭借款合同就可借入外债，有些企业借入的外债为零利率，有些企业通过外债展期延长外债期限，有些企业通过扩大投注差增加外债流入。
3. 通过出口预收货款渠道流入。
目前政策上对预收货款没有明确的规定，除合同以外没有任何可参考的资料，这使“预收货款”成为异常资金流动的一种渠道。
主要表现为：一是出口量少，预收货款多；二是以预收货款向境外母公司融资；三是预收一定时间后又全额退还等。
4. 通过进口延期付汇隐形流入。
现行外债管理政策对180天（含）以上、等值20万美元（含）以上延期付款纳入外债登记管理，如果企业将付汇日期提前或拆分报关金额，故意不办理登记，将会形成隐形外债。
5. 通过非贸易项下个人收汇流入。
由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在外汇资金进入个人账户时没有明确凭证要求，给异常外资流入留下了通道。
有相当一部分外资通过居民或非民民个人账户入账后，分批转出、再分批结汇流入房地产、股市、债市等；我国对某些行业限制外资流入，如《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基础教育不得中外合资，有些外资通过个人账户汇入，分批结汇后使用。
向境外转移资产的八种方式用现金走私来转移主要是通过腐败分子本人夹带在行李中直接携带出境，这种方式较为简单，费用低，但同时可走私的数额较为有限，风险也比较大；此外腐败分子通过某些代理机构（主要是地下钱庄）利用一些专门跑腿的“水客”以“蚂蚁搬家”、少量多次的方式肩扛手提地在边境口岸（主要是深圳与香港、珠海与澳门海关）来回走私现金，偷运过境后再以货币兑换点名义存入银行户头。
这种方式虽然手续比较麻烦而且还要交给地下钱庄一定的费用，但风险较小，很难追查。
替代性汇款体系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非法买卖外汇、跨境汇兑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以人民币和外币的汇兑为例：其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和汇付以间接的方式进行，而不以直接汇兑的运作手法完成，人民币不必流出境外，外汇也不必流入境内，各自分别对应循环。
利用此种交易方式跨境转移资产的主体较为复杂，除了腐败分子和国企高管，还有某些企业为了避税逃税和享受外商投资优惠待遇而进行跨境转移其灰色资金，以及走私、贩毒等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以此转移其黑钱等等。
利用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此种形式大致有五类：进口预付货款，出口延期收汇；伪造佣金及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对外付款；通过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实现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目的；利用假的进口合同骗取外汇管理部门核准外汇汇出境外；少报出口，多报进口。
利用投资形式向境外转移资产此类资金转移的特点是资金向境外转移在形式上基本合法，通常以企业正常海外投资的形式转往国外。
资金性质的改变发生在境外，在境外被腐败分子非法占有或挪作他用。
采用此种手法转移资金的多为大型企业高管人员或某项具体业务的负责人员。
利用信用卡工具向境外转移资产腐败分子或其特定关系人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额消费或提现来实现资金向境外转移。
目前我国对此类经常项下的个人支付没有严格的外汇管制或限制。
而对于各发卡机构来说，只要持卡人单次消费或提现是在信用额度内且按时还款即可，并不做累计消费或提现的限制。
我国资本外逃分析摘要：资本外逃问题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引起国际上重视的，我国的资本外逃虽不十分严重，但也足够引起重视了。
本文介绍了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对资本外逃的定义，并根据我国的现状，采用了国内学者对资本外逃的定义，即资本的非法流出。
然后分析了我国资本外逃的几个方面和外逃的渠道，并提出了一些防止资本外逃的对策。
关键词：资本外逃；外选渠道；外汇管制根据经典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与外汇短缺，以及资本，劳动的比率较低，使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较高。
从而吸引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每年吸引外资的量一直是很高的，而外资的流入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但在中国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却有规模相当庞大的资本流向国外，这从近年中国的国际收支中亦可得到反映：一是尽管统计技术不断改进，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错误与遗漏”的数额却连续几年超出正常统计误差的标准；二是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尽管保持了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较大顺差，但却出现了结汇减少，售汇增加，外汇储备增长十分有限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国际经济学界被称之为资本外逃。
一、关于资本外逃的定义经济学理论至今尚未对资本外逃给出一个普遍接受的标准概念。
不过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有两点已得到经济学家们基本一致的认同：一是资本外逃是一种私人资本(private capital)的外流而非官方资本(official capital)的外流；二是这种外流是一种“异常的”(abnormal)的资本流动而非“正常的”(normal)资本流动。
私人资本和官方资本很容易区别，但是要判断出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就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了。
一般观点认为。
既然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那么从获利高的地方流向获利地的地方就是正常，反之就是异常。
正如前面所言，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边际生产率要高于发达国家，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债务危机、管制等原因，使得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流出，就称之为资本外逃。
人民币如何出海：5条通道巨额资金转移海外核心提示：人民币目前还不能自由兑换，中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还很严格，个人每年购汇的额度只有5万美元。
无论是投资移民还是海外置业，都需要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的资金。
这些巨额资金是如何出海的？根据最新修订的《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拥有对外金融资产、负债的中国居民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申报其对外金融资产、负债情况。
1、个人“笨办法”每人五万美元凑人头蚂蚁搬家。
这种靠人头拆分金额汇款的办法，不仅麻烦其实也违反了外管局“个人不得以分拆等方式规避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年度总额管理”的要求，按规定银行应不予办理。
但实际生活中这种做法涉及的银行可能比较多，单个银行不容易察觉，银行从客户角度考虑也往往“挣只眼闭只眼”。
虽然这种蚂蚁搬家的做法比较笨，但即安全，成本也低。
除了购汇和汇款的手续费，基本不用花多余的钱。
很多资金需求不大，只有十几万美元或者几十万美元的人都会采取这种办法。
2、地下钱庄洗钱，移民中介借机提供一揽子服务。
多名业内人士认为，地下钱庄仍然是现在普遍的转移资金做法。
地下钱庄的操作方法很简单，内地客户先把人民币打入钱庄指定的账户，地下钱庄扣除手续费后，将港币或美元打入客户在境外的账户。
客户只要提前半个小时告知转移的金额和币种，钱庄就能按照即时兑换利率帮客户把钱转出去，手续费约在0.8%~1.5%。
一个小时内客户在香港开设的银行户头就能收到相应的港币或美元。
如果客户的金额特别大，建议分批完成，每次汇款的金额都不要超过100万美元。
一些移民中介也会借助地下钱庄的力量为海外移民提供包括资金转移在内的一揽子服务。
3、银行“内存外贷”私人银行跨境金融服务门槛高。
建议投资移民到香港的客户选用内存外贷的财融通服务。
客户可以在国内的中行存一笔10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然后中银香港银行可以在香港为这名客户发放一笔金额相当的港币贷款，用于投资移民有关的金融投资，这一业务也可使用于新加坡、澳门、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资金流通渠道汇总资金流通的渠道有好多，下面店铺给大家分享资金流通渠道汇总，欢迎参阅。
资金流通渠道汇总1. 资本外流(1) 人民币换汇① 私人财产转移：包括移民财产转移和继承财产转移;② 小额积累换汇：境内个人每年凭身份证购汇上限是5万美元，向境外汇款上限是每天5万美元。
③ 地下钱庄：手续费约0.8%-1.5%，为非法机构④ 银行通道：内存外贷，例如：客户可以在国内的中行存一笔10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然后某香港银行可以在香港为这名客户发放一笔金额相当的港币贷款。
内存外贷不仅手续便捷，还能帮客户获得利差和人民币升值的收益。
⑤ 虚假贸易：采取借助虚假的境外贸易合同将资金转移到离岸公司，或者通过“高报进口、少报出口”等方式将资金截留在境外⑥ 海外并购⑦ 境外直投⑧ 虚拟货币：如比特币，由于比特币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它可以绕开各种外汇法规的限制，又由于它没有担保资产，政府自然也很难控制它。
⑨ 关联交易：以国外身份在当地注册企业后，以投资形式在中国开设机构，然后以关联交易等形式转移资产。
(2) 人民币直投2. 资本流入(部分渠道分析：详见2.2)(1)经常项目：利用我国经常项目可兑换进入中国市场。
常见的方式有进出口价格虚报、预收货款、延迟付汇造假、平行贷款、提前错后及借用外债等。
(2)境内企业外汇贷款并结汇：典型的做法是在境内的外汇贷款通过银行离岸业务变相结汇，即境内企业利用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的离岸贷款业务,由中资外汇指定银行离岸部门对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发放短期外汇贷款后,外方再转借给境内企业,办理结汇,从而绕开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外汇贷款不能结汇的管制。
(3)境内中外资企业自主资金调配：如购买境内企业债券，参股境内企业等(4)在华外资企业通道① 通过在华建立投资性公司或生产型子公司及合资公司，或者以建设合资及独资项目的名义，以企业注册资本金或增资等形式,从境外收取外汇并办理结汇。
② 通过外商投资企业的股东贷款，即外商投资企业以股东贷款方式进行对外短期借款并结汇。
透析我国资本外逃资本外逃，是指由于资本持有者对一国的或形势产生恐惧、怀疑，为了规避风险和管制，确保资本安全，而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的一种非正常的资本外流。
资本外逃在一些体制不完善，资本市场不发达，开放程度低，汇率管制多的国家普遍存在。
大量资本外逃是墨西哥、东南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地区）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同时它反过来又加深金融危机的程度。
因此，资本外逃是衡量一国经济结构完善状况以及金融体系潜在危机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那么，我国资本外逃的情况如何呢？有多少资本在外逃我国的资本外逃现象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我国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加上对外开放程度低，资本外逃的规模较小，每年只有几亿至十几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外逃的规模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1991～1994年，资本外逃额每年都超过100亿美元。
1995年以后，资本外逃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95、1997年每年资本外逃额约为430亿美元，2000年约为450~500亿美元。
财政部课题组资料显示，1997―1999年资本外逃额分别为364.74亿、386.37亿和238.3亿美元。
我国资本外逃额到底有多少？由于我国资本项目没有放开，还实行外汇流动管制，资本流出难以统计，尤其那些大量通过非法渠道流出资金的数额更是无法统计。
另外，不同的学者由于采用不同的测算，测算出的具体数额也具有较大的差别。
但是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项目进行，不难看出国内资本外逃形势严峻；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1982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为2.93亿美元，1995年激增至178.23亿美元，1998―2000年分别为165.76亿、148.04亿和18.93亿美元。
1990～2000年的“误差与遗漏”的数额超过了300亿美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同期资本外逃数量肯定要超过这个数目。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已成为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
国内资金通过“地下钱庄”、境外投资等渠道流出2013年05月14日00:06来源：经济网-中国经济周刊作者：谈佳隆国内资金外流的N种暗道《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谈佳隆上海报道一面是来势汹汹的海外热钱流入，一面是大量中国资金正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海外。
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外汇管理制度正越来越受到挑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012年全年中国海外商业房地产直接投资额达40亿美元，较2011年增长33%，预计在今年更有可能达到近50亿美元的投资额。
”这是来自全球知名的房地产咨询服务机构仲量联行的数据。
与之相互印证的是，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披露，我国正在经历第三次移民潮，2011年，中国对世界几个主要的移民国家永久性移民数量超过15万人。
于是问题就来了，无论是海外投资也好，海外移民也罢，钱是怎么流出海外的呢？因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个人年度结汇总额为5万美元。
如此规模的配额是根本无法满足海外投资和移民需求的。
“资金外流已堵截不住”“央行已经召集包括汇丰、花旗、渣打、星展等外资行探讨如何建立平台规范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现在资金外流的方式很多，光靠堵截已经不行了。
”一位外资法人银行高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5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指出的“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度”的目的是希望让那些政府无法看到的资金跨境流动变得可以受到监控。
刘金川一家三口都从事金融相关行业，拥有600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资产，已被金融机构视为高净值人群。
刘金川想要移民，但依照现有政策，通过正规外汇渠道向海外转移资产是非常困难的。
6000万元人民币(约976.8万美元)，按照一家三口每年共计15万美元结售汇额度，需要差不多65年才能完成。
在刘金川看来，目前中国有向海外转移资产需求的是三类人：第一类是移民者，或定居、或工作、或留学，最终目的是追求海外目的地国的永久居留权或国籍；第二类是投资者、企业主、明星，主要目的是全球配置资产风险，以免国内社会动荡使得身家遭受损失；第三类是裸官或贪官，由于其财产所得非法，一旦遇到稽查或未来可能的财产申报，通过向海外转移资产以留后路。
交通银行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刘立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我们接触到的高净值客户中，不少都有海外移民的倾向，有些考虑的是生活环境，有些则考虑的是教育环境，有些则认为签证便利很重要。
国内资产向海外转移的确是很核心的问题，实际操作办法也很多，但我们只能按照合规的办法来建议。
不过，刘金川认为，如果是孩子在海外读书生活，采用亲属额度凑份子蚂蚁搬家的方式是合适的，但移民显然不适用这一方法。
地下钱庄、贸易项下和投资项下的资产转移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而境外赌场洗钱和境外银行卡套现也很好地实现了绕开外管局向海外挪移外汇的行为。
“地下钱庄”仍是主流方式在深圳市中心有很多挂着留学中介牌子的店铺，其中就隐藏着大量的“地下钱庄”。
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是世界重要的金融重镇，资金的便捷性和高度自由化备受资产转移者的追捧，资金在香港，就意味着能够顺利进出所有发达经济体。
阿迪是从事“地下钱庄”的老手，在他看来，外管局虽然能够管住大笔资金的进出，但对于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等值人民币进出的监管显然是无能为力的。
“只要客户提早半个小时告诉我，转移金额和币种，我就能按照即时兑换汇率帮客户把钱转出去，我们会按照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约在0.8%~1.5%。
”阿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一旦客户确认了价格，就可以把钱打入我们指定的若干个账号，一个小时内客户在香港开设的银行户头就能够收到相应港币或美元。
如果客户的转移资金额特别大，建议还是分批次完成，每次的汇款金额都不要大于100万人民币，这样有利于规避监管。
对于我们来说，拿现金的风险最小。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作人、国际贸易与投资部主任沈彦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通过…地下钱庄‟转移资金可以说是最通常最普遍的做法，近年来通过贸易渠道和海外并购渠道实现大额资金海外转移正在越来越普遍。
贸易利润留在海外在贸易项下的资金外流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国内贸易公司可以和海外贸易伙伴合作，通过报高进口价格、报低出口价格，顺理成章地把大量利润留在海外。
这在实际操作中牵涉到虚假贸易进出口合同的拟定和报价技巧。
如果是较容易识别的常见普通商品，“明显”报高进口价格比较容易被海关发现，这会增加风险。
而较难甄别的高新技术产品就比较容易虚增价格。
“在实务操作中还有一种方法比较普遍，国内贸易公司在香港设立一家贸易公司，在出口时通过平价卖出，而香港贸易公司再以市场价销售到欧美，利润就自然留在了香港。
”沈彦炜认为这是一种规避风险很好的办法，实际上也很难稽查。
在监管部门看来，这部分利润是无法回到境内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办理国际Visa或Master借记卡的方式实现在境内外资金的双边使用。
这种现象似乎已经在公开的贸易数据中有所反映。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内地对香港的出口总值为1056亿美元，同比增长74.2%。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一季度出口不仅大增，且远远高于进口，“这是反常的”对此，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香港作为自由港，一直以来都是内地进出口货物的主要周转地；其二，香港是跨国公司设立全球物流配送和分拨中心的主要所在地；其三，一些跨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把一些在香港的仓库也转移到了深圳地区，这也会增加货物在香港和内地间调拨的频次，进而推高内地对香港的出口增速。
不过，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虽然海关负责人有所解释，但中国对香港出口数据的确存在一些没有解释清楚的现象，并不排除有资金以通过香港贸易转口的方式把资金和利润向境外转移的可能。
投资让资金“顺便”外流除了贸易项之外，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出也在兴起，其主要方式是通过海外并购渠道。
2011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对外投资项目新的核准权限：对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3000万美元提升到3亿美元；非资源类境外投资重大项目需要审批的金额起点从1000万美元提升到1亿美元。
一位曾经参与海外并购的某民营企业家王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境外投资项目审批起征点提高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无论是商务部还是发改委，审批更为严格了；另一方面则是可转移的资金数额也增大了。
目前，境外投资正常的审批程序是“外管局—发改委(中央或省级)、商务部(中央或省级)—外管局”，在寻求其他监管部门审批前，外管局会对拟使用外汇来源出具意见，同时也可以汇出一部分投资资金。
沈彦炜介绍说，在所有审批程序启动之前，企业可以向外管局申请一定的汇款额度，用于前期的调研，一般不超过总投资金额的15%。
比如说1亿美金的项目，可以在这个时候汇出1500万美金。
王肖认为，这笔费用虽然是以特殊目的汇出的款项，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松动的空间，甚至可以通过虚报花费等方式，把一部分资金留在海外完成资产转移。
不过，这是需要一定技术含量的。
事实上，与海外投资“跑冒滴漏”实现资产转移相比，通过另一种方式转移境内资产可能更为隐蔽。
“可以在离岸地注册一家由当事人实际控制的酒店管理公司，当事人在国内的酒店每年向该酒店管理公司支付高额的管理费，直到酒店做破产了，资金也就转移出去了。
”绿野资本集团大中华区董事会主席郑晓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外资银行“内存外贷”腾挪“严格审查与监管提供…类地下钱庄‟服务的商业银行。
”这一看法普遍存在于学界。
除了民间的“地下钱庄‟服很多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同样扮演着“类地下钱庄‟的角色。
跨境银行的特殊过境服务通常被称为“内保外贷”或“内存外贷”内保外贷，是指总部在国内的母公司，通过向内地的银行机构提供担保，让其在境外的分支机构从这所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中获取贷款。
内存外贷，是在境内的银行存进款项，然后在境外获得贷款。
这种方法只需要提交相关资料给银行即可。
沈彦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在实务中发现，有很多客户采用这种方式实现了资金的境外周转，这在一些外资银行中采用得比较多。
目前，包括花旗、汇丰、渣打、星展在内的外资银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内保外贷”或多内存外贷”这一“类地下钱庄”的运行方式，其优势在于境外的便捷网络。
外资银行之所以热衷于这种仍存争议的业务，主要是由于其在境内“揽存”压力巨大。
截至目前，国内所有外资银行的资产份额不到行业的2%。
因此，开展上述业务，有利于吸引客户把存款放在其境内法人银行，因为没有存款就没有贷款，没有贷款就没有利润。
星展中国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梁徐雁芬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内存外贷‟或…内保外贷‟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多，企业在这方面有需要。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外汇额度是有所控制的，大量的配额是给央企…走出去‟提供的，相较之下，民营企业…走出去‟只能采取这一方式来完成，在我们看来这是合法合规的。
以“内存外贷”为例，A公司在境内外资法人银行存了6200万人民币，该行的境外银行则向A公司在海外的子公司或特殊目的公司贷款1000万美金，如果境外贷款不能归还，境外银行则作为坏账处理，境内公司则将存款作为利润处理，从集团层面上实现了盈利。
“内保外贷”的方式类似，如果境外贷款无法归还，境内银行则可以对其担保物进行包括拍卖、变卖等方式的处置，所得收入亦可作为利润处理。
云南瑞丽跨境地下钱庄探秘：几乎垄断边境金融2013年08月09日07:34来源：人民网不要小看那些在路边招徕顾客的小商贩，他们鼓鼓的挎包里可都是钱。
在云南德宏州瑞丽市，很多来中国做生意的缅甸人已经长期定居。
在瑞丽姐告边贸区，有更多缅甸人来中国工作或做生意。
但是，进出口贸易结售汇以及人民币与缅币的兑换，却掌握在这些小商贩和他们的老板手中。
至于银行，在多次尝试开展跨境业务遭冷遇后，只好选择放弃，或者选择为这些小商贩和他们的老板“打工”。
地下钱庄，几乎垄断边境金融。
收人民币的“马仔”13年前，国务院批准了全国唯一一个实施“境内关外”海关特殊监管模式的边境贸易区，那就是瑞丽姐告。
所谓“境内关外”，是指海关相对国门后撤，履行对货物和物品的监管、征税和检查等职能。
姐告是中国对缅贸易最大的陆路口岸和全国出入境外国人数最多的边境口岸城市，东、南、北三面与缅甸相连，国境线长4.186公里，处于中国瑞丽和缅甸木姐两个国家口岸的衔接部位，中缅两国的国门在这里隔街相望。
在国门附近，有不少小商贩四处叫卖、兜售纪念币，同时也做小额的人民币与缅币兑换。
不过，他们大部分就是单纯地卖纪念币。
在珠宝城、商贸城、大酒店的门口，三五成群地候着一些傣族人或者缅甸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马仔”。
“左边那些钱水不好，不要去那换。
”一名卖纪念币的小商贩指着远处提醒记者，换钱要多讲价。
钱水，指的就是汇率。
一家国有银行姐告支行行长告诉本报记者，这些“马仔”就是所谓“地下钱庄”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