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三个阶段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城市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是统治阶级——奴隶主、封建主——用以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
”并认为：夏代“是古代城市开始时期”。
“…夏鲧作城‟，虽是一种传说，但是揆诸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这个传说却是与实际相符合的。
”同时还指出：“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周以前的城市还是不多的。
中国古代城市的大量兴起，主要是在封建时代。
”〔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文明时代之前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早已存在”，“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应该在原始社会后期。
”〔2〕此外，还有学者则认为：“我国的城，最初见于早商时代”〔3〕；有的说：“邑在殷末已在成立过程中”〔4〕；有的说中国古代都市“周代始有之”〔5〕；也有人认为：我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6〕。
上述有关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时间为什么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认为：其关键就在于对“城市”概念的理解与认定有较大的出入。
事实上，在探讨城市的历史时能否有一个科学、明确而大致相同的概念，是客观地揭示城市起源、尤其是中国古代城市形成的基本前提条件。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定型的渐进变化过程。
城市的产生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就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时期。
一般说来，城市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从本质上讲，城市主要是就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言，尤其是指一种不同于乡村生活方式的经济生活。
因此，城市的本质特征既不与“城”相同，绝不是专指城墙建筑；也与“市”相区别，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场所。
但从其基本特点来看，它又与“城”和“市”有内在的联系。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
”〔7〕因此，他还进一步指出：“真正的城市存在本身和那些简单的许多独立家庭当然有所区别，这里全体不是部分的简单总和。
”〔8〕很明显，马克思所指的“真正的城市”，其标志是通过其特有的不同于乡村的经济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
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形式，必须基本满足下列四个基本要素，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即：有环绕居民区能够起防御作用的墙垣设施；有相对集中的非农业人口；有进行经常性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地域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中心作用。
在这几个要素中，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达，城墙对于现代城市来讲，虽然是可有可无，但对中国古代城市而言，则是不可或缺的。
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维护城市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根据古今城市的本质和特点来看，可以认定：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非农业各类产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的中心。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城市还以四周环绕有城墙为其基本的标志。
如果说，这个“城市”概念从其内涵与外延来讲，是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本质和特点而较客观、科学的话，那么这样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根据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史实所表现的情况看，我们认为：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从萌芽到形成，即城与市有机地结合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诞生，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乡村式城堡阶段，大约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夏初，城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军事及其他防御功能；其二，城、市分离阶段，大致从夏初到西周前期，城的政治功能等与市的经济功能等是各自分离、独立的；其三，城、市结合一体化阶段，从西周开始，城与市在逐渐有机地结合以后所表现出的集合性特点与综合性功能日益显现。
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城、城堡、城邑、都邑这些相对的单概念与城市这个复合概念完全不同，不仅其形成过程中在时间上表现为先后不一，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存在着明显的“质”的差异。
一、乡村式城堡阶段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城堡阶段，大致是指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部落联盟间发生战争至夏代前期。
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现时野蛮人掠夺性战争的产物，又是原始人类长期同自然界斗争的结果之一。
这种乡村式的城堡，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多称作“城”或“城邑”等。
关于“城”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城，以盛民也。
”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
”〔9〕《释名》也说：“城，盛也。
盛受国都也。
”晋崔豹更是明确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
”〔10〕这些虽然是从城的作用来解释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种特殊的防御设施。
它的产生，其最初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防御上的需要。
故《墨子·七患》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
”可以说，这种概括性的解释是相当恰当的、符合史实的。
既然当时城的主要功能体现在防御方面，因此，它必须首先具备防御的设施——城墙。
这在古代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条件下，难以逾越的城墙，自然就成为城的最主要的标志。
在人们看来，只要有了城墙，城才有了防御的屏障，其防御功能才能得到体现。
当城中居民遭遇人为或自然灾害时，才能充当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
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可以溯源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经尧、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续了数百年之久。
”〔11〕从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一时期正是部落联盟阶段。
这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产生了乡村固定居民点，而且产品的剩余、增多等导致了各部落联盟间相互发生战争，如黄帝和蚩尤、黄帝与炎帝之战。
在战争中为了防御敌人，保存自己，同时为了抵抗、预防自然界中野兽与洪水等的侵害，人们开始在较为集中的居民点，即驻地周围筑起简陋的夯土墙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围挖出一定宽度和深度的壕沟，同时用沟里返到地面的土筑成一道坚固的土墙。
另外，也有些较大的居民点或部落联盟中心在其周围修筑出质量更好，形式更复杂的城墙。
至此，最原始的乡村式城堡就开始出现了。
这种城堡的产生，可以从我国古代大量历史传说和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
《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
”《黄帝内传》曰：“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
”除“黄帝筑城说”以外，还有“夏鲧造城说”。
据载：“尧听四岳言，鲧曰：…帝遭天灾，厥黎不康‟。
乃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12〕《吕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鲧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
《管子》也说：“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门宫闾室之筑。
”这种城，显然是指简陋的城堡建筑。
因为除了其有关城墙的记载外，其他资料所反映的多与以农耕为主而定居的乡村毫无二致。
不仅如此，中国历史上这种乡村式城堡阶段的存在还可以从已取得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得到证实。
龙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遗址中就发现有夯土城墙、城堡等距今约4200年左右的遗迹。
早在30年代初，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章丘发掘龙山文化遗址时，就在城子崖发现一个围绕遗址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的长方形城墙，住房多在城内。
该城墙是以夯土筑成的，距今约4250年左右〔13〕。
197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西王城岗上也发现了一座城堡遗址。
其中上、下夯土墙内有龙山文化晚、中期遗物，根据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应该在距今4340—3870年之间，“可能相当于夏王朝”。
故有人据此认为，“原始社会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时间应早于夏代，可能属于原始社会晚期”〔14〕。
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发现了又一个古城址，即平粮台古城址。
“城址高于地面二至五米，面积约百亩”〔15〕。
其城墙近正方形，城内长宽皆为185米，西南城墙角略呈弧形。
在城址中发现城墙有南北城门和排水陶管等遗迹。
据碳14测定，其年代当距今从上述各个城址的遗迹可知，它们既与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区别，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因此，其生产与生活状况又与乡村无明显的差异。
城里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协调的，并未因城墙的存在而被分割。
而且，不论是据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证实，当时围有城墙的城内范围，大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并不同于欧洲中古时期那种狭小的城堡，故城内不仅有相对集中的居民区，还有一些由城里人耕种的农田、菜地等。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特定情况下，以备较长期防御、守城的物资需要。
或许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后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农田、菜地等分布在围有城墙的城内。
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经航空测绘订正的地图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
民国初年完成的二万分之一的苏州城图，城内也还有不少农田”〔17〕。
城中有农田和水利等设施，可以大大减轻外力围城的威胁；同时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乡村农耕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差别。
中国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
这种乡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认为是以后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产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雏形。
二、城、市分离阶段城、市分离阶段，大致始于夏，迄于西周前期。
如上所述，在乡村式城堡阶段，城堡只具有极其单一的防御性功能。
到夏、商时期，伴随着统治阶级机构的逐渐增大，单纯的对外防御性城堡逐渐发展为不仅对外具有防御性作用，而且对内也具有政治中心职能的都城。
不过，这种都城与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较，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从“市”的历史来讲，在乡村式城堡阶段，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低下，加上城堡规模小，人口少，人们互相之间的商品交换极其有限，即使偶尔为之，也是临时性的，因此，当时很少有固定的生产物的交换场所——市。
但到夏、商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手工业与商业的分工，开始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商业活动，相对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市，也因此产生。
作为物资交换场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与城邑完全分离而单独存在的一种既不同于都邑，又有异于乡村的单纯的经济活动场所。
因此，当时的城与市是两个无任何内在联系的独立体，完全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
在中国古代从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长过程中，城、市分离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这在许多历史文献与大量已有的考古资料中已经得到了证实。
据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已知最初的“城”与“市”是两个不同的单概念，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地理实体，其性质、功能等相互有别。
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扼守交通要冲，具有防卫作用的军事据点。
故文献上载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筑此以资保障者也”〔18〕。
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单纯的“城”而言，其间并无质的差别。
市，指的是交易市场。
《易·系辞》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说文解字》也认为：“市，买、卖所之也”，“贸、贾，市也”〔19〕。
可见，凡进行买卖的交易场所即为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