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2014年03月11日10:45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作者：单波字号内容摘要：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围绕文化与传播、人与人的传播关系、他者的意义等问题展开，包括文化与传播的同构、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
本文认为，文化与传播同构是用来观察文化的偏向与传播的偏向的理论命题，我与他者的关系根本不是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我们应该理解并接受差异性，在差异中理解自我的意义，在对话中建立互意性理解。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他者；传播关系基金项目：教育部211工程项目“社会转型与中国大众媒介改革”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这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理解与沟通的难题（problems)，以及在解决难题的过程中需要质疑的问题（question）。
当我们寻找解决这些难题和问题的可能性时，跨文化传播理论也就被我们创造出来了。
不过，跨文化传播研究史表明，所有的理论都只是一种相对的解决方案，而且每一种理论都与现实的其他问题相冲突，也与其他理论相矛盾。
于是，我们感觉到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很不可靠，又回到文化、传播、语言、社会、陌生人、文化认同、文化多元化、文化适应等概念里寻找基础。
其实，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不是什么概念化的东西，而是需要我们创造的东西。
世事变幻，我们不可能固守某种概念以及由概念形成的理念、规则去进行跨文化传播，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我们只能创造彼此交流的基础，即共同面对跨文化传播的难题和可质疑的问题，形成可讨论、争辩的对象性问题(issues)。
本文试图提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集problems、question与issues于一身的基本理论命题，它们围绕文化与传播、人与人的传播关系、他者的意义等问题展开。
我们只有在实践中辨析这些问题，才能发现跨文化传播的可能路径。
一、文化与传播的同构文化与传播的同构通常表述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
这一观点被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表述过，也在爱德华•霍尔的《沉默的语言》一书中出现过[1]，他们之后的许多学者也多次重复这一表述。
有人据此从传播的角度把文化定义为：由特定传播媒介所负载、并由人们设计的传播结构加以维护、推行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以及由传播网络限定的社会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又相应地把传播界定为：社会赖以存在发展的通讯、交流形式和文化的信息储存、放大、删减、封锁的活动机制[2]。
这种定义并不周全，可它让我们建立起一种真实的想象：传播既是文化画面展开的形式、又是文化生产的“工厂”。
当我们注意画面时，必定会看到传播的偏向；当我们走进“工厂”时，可感受到传播创造文化以及文化间的关系，体会到在传播中按照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去设计文化。
这样一来，“文化与传播同构”所表现的难题就在于，当文化的偏向与传播的偏向互现的时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就会显得相当艰难。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化与传播同构”的实际意义就变得非常可疑。
1．传播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把文化与传播扯在一起曾经受到雷蒙•威廉姆斯和斯图尔特•霍尔的质疑和反对。
特别是后者认为，“传播”这个词在实质上和方法上使研究变得狭隘而孤立，“文化”一词在人类学意义上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但它被“传播”取代了，于是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活片段。
凯瑞(James W．Carey)借题发挥，以此批评美国把传播界定为传递(transmission)或运输(transportation)的观念，即把传播视为一种为控制的目的传递远处讯息的过程，让传播偏向于劝服、态度改变、行为变化、影响等层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的偏向造成文化的偏向，形成某个孤立的生活片段。
这就形成了文化与传播同构的悲剧性结果。
凯瑞由此转向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created)、修改(modified)和转变(transformed)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并且强调其典型的情形是：从人类学角度看，传播是仪式和神话，从文学批评和历史的角度看，传播是艺术和文学[3]。
话说到这里，似乎可以在理论上摆脱霍尔对于传播的狭隘与孤立的质疑，但接下来，凯瑞又陷入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指出，传播的仪式观不是指空间上讯息的拓展，而是指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一种传递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作、表征与庆典，即使有的信仰是虚幻的；其核心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4]。
显然，这里的问题是，当传播指向“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如何解决文化的体制内专制？如何解构一切形式的权力支配关系？当传播指向共同信仰的创作、表征与庆典，如何面对各种形式的文化排他主义乃至原教旨主义？这就由前一种传播观的媒介化偏向转向神圣化偏向，传播观依然没有消除内在紧张感。
其实，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已经构成把文化推向开放、互动、沟通、理解过程中的基础，如果向神圣和共同信仰收缩，无疑破坏了这个基础。
如何消除传播观的内在紧张感？惟一的办法是回到人的传播实践，明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距离程度不同的人之间发生言谈、信息交流、沟通、理解、对话等传播行为，为的是满足结伴、克服孤独、自我认识、环境认知、社会选择等需要，某类传播在一段时间后变得相对稳定，由此表现了某种文化与社会结构，形成文化意义的分享和文化创造形式；在应对环境、群体间竞争、内在发展需要等问题的过程中，人们又不断进行共享文化的创造、修改和转变，使文化具有流变的特点。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幅“文”字图[5]（见图１）来形象地表达传播与文化的关系。
这幅图不仅充分表达了“文”字本身所具备的传播意味，而且使文化的不同领域得到了整体的体现。
在此图中，由我心与天（上帝、佛陀等）的交流有对神的信仰皈依之态度，并与群体内成员分享宗教精神和宗教文化。
这一传通过程既是内在的又是外在的，仅局守于我心而不上达于超越之神，则无所谓宗教精神的表现，亦无所谓宗教文化；一味倾注于超越之神，将人生的意义诉之于信仰与神话的象征，则又失去自我，舍弃内在的“仁心”，反而造成人心与天心的分裂，也就无所谓人心与天心的传通。
为了交换利益、分享文化与权利、传承文化维护内群体的稳定性、为了确认某种伦理秩序等目的，我与人、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日常的经济交换、政治说服、文化交流、教育传播、道德分享等类型。
同时，在人与自然（即图中所谓“地”）之间还有科学传播、艺术传播等。
所有这些传播活动一旦稳定下来，便形成了或大或小的“文化圈”，于是就有了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
在传播过程中，文化圈不断延伸、扩展，与其他文化圈发生交流关系，形成了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播表现为文化的内在张力。
德国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派学者格雷布尔(F.Graebner）认为，两个文化区域的距离无论是互相邻近，或远隔几个大洋，都不能妨碍跨文化传播，因为有神秘的“文化波”(cultural wave)存在[6]。
也许这种神秘的“文化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分割开的不同文化可能会由于人对物质和富裕生活的需求而开始了文化间的互动，每一次商品交换都会增加商品成本，降低可能的利润，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其他文化的存在，当然也导致了对其他文化的许多错误认识。
如“丝绸之路”使东西方的贸易更加频繁，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开来，也增加了对于远方的陌生人的恐惧。
战争也是一种神秘的“文化波”。
1095年11月27日，十字军东侵。
当时的罗马教皇发表演说，呼吁人们阻止异教徒对他们神圣的土地的亵渎。
罗马教皇乌尔班(Urban)二世的演说成为煽动仇恨的范例。
它制造出一种气氛，使一种文化攻击另一种文化的行为合理化；而受到攻击的人又认为攻击者的文化是邪恶的。
十字军东侵呈现了人类文化的偏见的力量。
我们还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波”：文化习惯与习俗使人类彼此分离，而人的共同本性又使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互相往来，无数个文化的“他者”(others)和“陌生人”(stranger)在与我们互动，我们在关注与被关注、理解与被理解、接受与被接受、扭曲与被扭曲的过程中，认识自我，调整自我，寻找生存与发展之路。
我们所属的文化群体，既有根据年龄、性别、家庭、种族而建立的文化群体，又有那些建立在专业、政治联合、嗜好等基础上的文化群体，或基于宗教、国籍或社会经济状况建立的文化群体。
在这些复杂多变的文化群体中，文化间的互动可能是积极的、有趣的，抑或是消极的、苦涩的。
2．文化就是按照某种方式互动和创造某种互动的方式人类为了求生存而创造文化，同时又为了文化而求生存。
在前一个意义上，文化是有生物学基础的生物活动，表现出多样性和连续性，因而人类学家习惯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的生活方式[7]；在后一个意义上，文化是人类精神显现出来的价值物，于是哲学家常常把文化界定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表现或创造。
在人类学的深描与解释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普遍性的结论：人像其他生物一样，按照某种方式与环境发生互动以维持生存；人与他人的互动是生活在集体中的一种功能；一定的社会文化结构表现为按照某种方式互动。
而哲学家则剥开文化这根“洋葱”，发现其内在精神价值，以及“物质流入生命，生命升到精神，精神通过生命，以改变物质”的相互渗透的过程[8]。
由于这种精神价值能统摄心与物、主观与客观、心与生命、生命与物、个人与社会，又运行于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因此，我们一方面认同于某种精神价值，为了文化而求生存，在互动中分享其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精神的自由本性，我们又能实现精神超越，或提升文化精神，摆脱自我的限制，或转化文化精神，以适应新的发展，而在这个层面，文化表现为创造某种互动的方式。
从更为综合的意义上讲，文化主要指那些既存在于人的行为中，又存在于人的精神和物质产品中的构想、信念、观念和世界观所组成的一个基本信息系统，它包含着语言与非语言互动形式。
按照爱德华•霍尔的“文化之图”[9]来表述，文化的基本信息系统包含着十种独立的人的活动：互动、联合、生存、两性、领域、时间、学习、消遣、防卫、利用。
其中，互动是文化领域的核心，是万物的根源；联合是集体化的互动形式，时间和空间是发生互动的范围，其余则是专门的互动形式[10]，精神价值则运行其间。
在这里，文化不是关于普遍人性的某种宏大的、一贯的叙述，而是多样性的特定生活方式，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
这种独特的发展规律不是通过某种先验的本质去理解，而是通过互动去感知。
我们只有在互动中感知相同和相异的文化，否则，就容易变成“标签化”理解。
北京大学的美国留学生华纳(Eric Warner)曾经这样表述他与中国人互动后的体会：来中国之前，我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美国人在人际交流中比较直接，而中国人则比较“委婉”，一般不会给出直截了当的答案。
![第十三章跨文化传播[43页]](https://img.taocdn.com/s1/m/da51fbe5b90d6c85ed3ac610.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