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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翻译与接受研究》篇一摘要：本文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该作品在泰国的翻译与接受情况。
通过对泰国译本的分析，以及结合泰国文化背景与读者接受心理，本文旨在揭示《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影响及其对中泰文化交流的贡献。
一、引言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自问世以来便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随着中泰文化交流的深入，该作品也被翻译成泰文，并在泰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翻译与接受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中泰文学交流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红高粱家族》的泰国译本概述《红高粱家族》的泰国译本由泰国知名翻译家翻译，并由泰国出版社正式出版。
译本在保持原作风格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传达了原作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
通过对译本的分析，可以看出翻译者对原作的深入理解和精湛的翻译技巧。
三、泰国读者对《红高粱家族》的接受情况泰国读者对《红高粱家族》的接受情况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
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本文发现泰国读者对《红高粱家族》的评价普遍较高，认为该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和深刻的内涵。
泰国读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和语言风格等均有较高的认同感。
此外，泰国读者对莫言的其他作品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四、《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传播与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该作品的翻译与出版推动了中泰文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其次，通过该作品，泰国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增进了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此外，《红高粱家族》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也对泰国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中泰文化交流的启示通过对《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翻译与接受情况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跨文化传播的价值，能够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其次，翻译在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翻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丰富的文化素养。
《红高粱》_从小说到电影——后殖民语境下的悖逆改写本文将探讨《红高粱》的小说与电影，以及这两者在后殖民语境下的悖逆改写。
莫言的小说以中国农村为背景，叙述了在动荡的战争时期里，一个充盈鲜活生命力的家族的故事。
小说通过一个庄园主家庭的兴衰变化，呈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农村生活、封建礼教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同时，这个故事在呈现家族传统的同时，也透露了中国历史背后无法防止的命运与变迁。
电影版的《红高粱》则是将莫言小说改编而成，导演张艺谋在其中注入了他奇特的艺术观念。
电影改编除了面临挑战，还务必应对从小说到电影这个跨媒体的改写过程所带来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导演往往会依据自己的理解与创设选择性地改编小说故事。
张艺谋通过创设性的手法，赐予了小说人物更加鲜活的形象和生动的情感，并将小说中的冲突与沉思更加直接地展示在银幕上。
在后殖民语境下，改编小说为电影进一步加深了这个故事的悖逆性。
电影《红高粱》通过镜头语言、节奏感以及音乐表达等手法，强调了电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体所具有的影像冲击力。
通过电影所呈现的视觉图像，观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故事中充盈战争、悲剧和激情的场景，这种冲击在红高粱庄园家族的血脉传承中得以体现。
在故事的叙述与刻画上，电影版将小说中的家庭纷争、性别干系与现实权力斗争呈现得更加明显，甚至有所夸张。
这种夸张性质的改编，有助于更好地突显小说中所呈现的社会问题。
同时，电影中的一些剧情与环境塑造也增添了一些现代与异国风情，这也使得电影具有了更为广泛的观众吸引力，加深了国际观众对中国文化的爱好。
另外，电影留白和表现手法上的缩减，使得观众能够更加自由地理解和感受故事。
电影本身属于一种被动接受的媒介，观众与电影的互动程度也较低。
而小说却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沉思和幻想的空间。
然而，电影在呈现故事时所借助的视觉语言使得观众能够更迅速理解故事的进步和人物的性格，也使得电影更具通俗性。
可以说，《红高粱》这个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是在后殖民语境下电影创作与观览习惯的结合与变化。
伦理片转向：情色影像与伦理诉求作者：谢晓霞来源：《电影评介》2008年第19期[摘要]《色，戒》、《苹果》、《左右》等华语片大胆的性爱场景挑战观众接受尺度，更挑战华语伦理片传统的价值取向，原因既在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也在时代特点。
[关键词]伦理片性爱相对论伦理片是电影中一个历史悠久的片种，是“以反映社会道德问题为主要内容”，“主要以家庭、婚姻、爱情、友谊等方面问题为中心内容”的故事片。
在我国。
伦理片几乎与电影同时诞生，从郑正秋、张石川开始，到蔡楚生、史东山，到谢晋……电影史上在当时被广泛认可并影响深远的伦理片无不以儒家伦理价值观为标杆，有显在或含蓄的宣教目的，通过故事讲述和人物塑造教导世人“忠、孝、礼、义、廉、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
即使被称为“弑父”的第五代成名作，形态上散淡了前辈人精心构筑的故事、情节，内核却更加精英姿态地坚持儒家价值观。
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的第六代电影创作群体初涉影坛时逢经济、文化急遽变革，他们是失去经济与精神双重庇护的一代。
政府的经济建设中心论和舶来的消费主义从实物层面弥散到心灵，以儒家价值观为主的传统精神坚守、经世之道受到挑战。
与一边迷茫中寻觅一边成长的第六代不同，同时期精力仍然旺盛的第五代可以理性冷静的分析、判断。
在伦理片创作上，无论可见的影像还是需要分析才清晰的伦理诉求，两个群体不约而同的表现出与之前伦理片一定程度的差异。
伦理片中华传统特色的审美和精神坚守在港台和海外华人的电影创作也有悠久的历史，且更早的表现出视听觉审美和主题的变化。
事实上，严格意义的伦理片之外的不少影片都含有伦理内容，如武侠片《英雄》对于“家——国”的阐释，《满城尽带黄金甲》对帝王家父子、母子关系的探讨，但引起广泛关注的却是近期部分影片，如《色·戒》对身体欲望与家国情结的大胆诠释，《苹果》对漂在都市的婚姻爱情的迷茫和香火传统观念的揭示，《左右》对家庭、性爱伦理和生命伦理的强烈；中突的大胆展示……“郑正秋——蔡楚生——谢晋”所形成的传统中国式伦理片关注着国家、“大”民族与“小”个体之间的冲突且往往以“小我”服从“大我”作为结局，这种拟古典模式在许多国家都能找到类似故事。
《莫言《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翻译与接受研究》篇一一、引言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赢得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赞誉。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部作品在泰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也成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将重点分析《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翻译与接受情况，以期为中文文学作品在泰国的传播提供参考。
二、莫言及其《红高粱家族》的概述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重要人物，其作品《红高粱家族》以独特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深邃的文化内涵吸引了大量读者。
作品讲述了在抗战时期，一群生活在中国农村的人们在时代变革中的命运沉浮。
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展示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反映了社会现实与历史变迁。
三、《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翻译情况1. 翻译历程《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传播始于其翻译成泰文。
泰国作为东南亚的重要国家，其文化交流频繁，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传播也具有较高的水平。
然而，莫言的作品在泰国的翻译与传播相对较晚，这为研究其翻译与接受情况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 翻译策略与方法在《红高粱家族》的泰文翻译中，译者采用了多种翻译策略与方法。
在处理文化词汇时，译者采用了音译、意译等方法，以尽可能地保留原作的韵味。
在处理语言风格时，译者注重保持原作的叙述风格和语言特点，使读者能够感受到原作的魅力。
此外，译者还注重对原作文化背景的解读与呈现，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
四、《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接受情况1. 读者群体《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读者群体主要包括泰国文学爱好者、中国文学爱好者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的人群。
这些读者通过阅读作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 接受程度《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接受程度较高。
许多读者对作品的情节、人物形象和文化内涵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时，泰国媒体和学术界也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关注和讨论。
这表明《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传播与接受具有较好的效果。
《莫言《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翻译与接受研究》篇一一、引言莫言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内涵，自问世以来便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传播与影响，莫言的作品逐渐受到了泰国文学界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
本文将围绕《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翻译与接受展开深入研究，分析作品在泰国的传播情况、翻译策略以及接受程度。
二、莫言《红高粱家族》的背景与内容《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讲述了家族的兴衰史和人物的命运。
作品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和丰富的情感描绘，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变迁。
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传播情况近年来，随着中泰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莫言的作品逐渐在泰国传播开来。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更是受到了泰国文学界的关注和读者的喜爱。
在泰国，该作品的传播主要通过图书出版、网络传播和影视作品等途径。
其中，图书出版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多家泰国出版社积极引进并翻译了该作品。
此外，随着中泰影视合作的不断深入，该作品的影视作品也在泰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关注。
四、《红高粱家族》的翻译策略在泰国，《红高粱家族》的翻译对于作品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翻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多种策略，以使作品更好地适应泰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
首先，翻译者们注重保持原作的叙事风格和情感色彩，力求在翻译中传达出原作的韵味和情感。
其次，针对泰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翻译者们对原文进行了适当的删减和改编，以便更好地适应泰国的文化环境。
此外，翻译者们还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对社会现象的描绘，力求使作品更加生动、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的现实。
五、《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接受程度《红高粱家族》在泰国的接受程度较高，受到了泰国文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喜爱。
首先，作品的独特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内涵吸引了众多泰国读者的关注。
四级段落翻译练习题附讲解莫言，因其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生于山东高密，从小辍学，21岁离家参军。
许多人是通过导演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 Red Sorghum 才知道莫言的，《红高粱》正是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
莫言小说中的故事多发生在高密，在三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这个地方激发了他许多创作灵感。
Mo Yan is the first Chinese writer who received the honor of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inLiterature as his works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hallucinatory realism”. Born in Gaomi in Shandong Province, Mo Yan dropped out of schoolduring childhood and left home to jointhe army at the age of 21. Many people came to knowMo Yan through director Zhang Yimou's film Red Sorghum, which is adapted from Mo Yan'snovel of the same name. In most cases, stories of Mo Yan's novels occur in Gaomi, and it's thisplace that inspires his writing greatly during his over 30-year writing career.1.魔幻现实主义:该句是诺贝尔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原句中魔幻现实主义使用了hallucinatoryrealism,而非 magic realism;当然 hallucinatory 比较生僻，译为magic 也可以。
批评前沿‖89越南对莫言文学的接受与借鉴□［越南］阮玉明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大河流中，各国文学之间的创作活动从作品选题、内容构思、人物塑造到艺术表现等方面上都不断东鸣西应，互相交流，形成一种无国界而丰富多彩的国际文坛。
作为每个国家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学具有特殊的个性，其思想内容及艺术形式都存在着长短之处。
各国文学只有通过译介、研究等渠道才能共同发展，不断进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在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文坛上有着长足的进步，莫言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莫言的作品被传播到越南之后，不仅长期占据越南外国文学市场的巨大份额，其内容与艺术的价值对越南当代文学的发展也起着积极的作用。
不仅如此，莫言文学在越南所引起的反响非常大，被广泛的越南读者所接受，也被一些越南当代作家所借鉴。
基于上述，下文阐述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接受情况以及越南当代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对莫言创作内容与艺术价值的借鉴。
一、越南“莫言现象”：文坛上的一股新风越南的莫言译介工作相较于世界各国可算起步较晚。
莫言作品的首次海外传播开始于1989年，是由日本中央大学井口晃（Akira Inokuchi）教授翻译并介绍到日本的《莫言选集》日语译作。
而在越南，直到2000年，译者黎辉潇推介的《红高粱》越译本才标志着莫言作品在越南译介的开端。
从此，在越南翻译家的努力下，莫言文学通过译介渠道涌入越南文坛，比如：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散文集《会唱歌的墙》，杂文集《什么气味最美好》等不同体裁的大量作品。
莫言的作品被传播到越南之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对越南人民的精神生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充分体现在越南对莫言文学多年以来的接受情况。
回顾本世纪初莫言作品刚刚被传播到越南的2001年，光凭越南研究界经常涉及有关莫言的几个关键词，像“热潮”“效应”“现象”等，我们可以了解到莫言及其作品在越南的接受概况。
在越南长达将近20年的莫言接受过程当中，莫言作品一直深受越南读者的欢迎，使众多译者参与其中的莫言翻译热不断升温。
军转备考资料：“莫言”热辐射海外关键词：军转军转干部安置军转待遇转业干部军转论坛军转干考试军转网军转干军转干考试军转干考试公告军转干考试大纲军转干考试成绩莫言是幸运的。
1988年美国汉学家兼翻译家葛浩文来到中国，看中了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之后开始了对他作品的翻译，至今莫言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的7部小说，都由葛浩文翻译，这位翻译者是英文世界首屈一指的翻译家。
“莫言能够进入西方特别是欧美主流文化的视野，翻译家、出版商的翻译推广工作很重要。
”文学杂志《收获》总编辑程永新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获奖〕有机遇问题。
以前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些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翻译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西方的读者包括诺贝尔奖的评委，只能通过法文、英文等相互对照着看，而很多其他语种是从英文转译过去的。
”根据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流经验，程永新认为，外界对很多中国作家的误读也往往源自翻译。
翻译与推广非常重要中国作家进入国际视野，译介是必须的门槛。
“在中国当代主力作家群中，莫言是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最多的小说作家。
其次是余华、苏童，再其次是贾平凹、王安忆等。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主任刘江凯告诉本刊记者。
刘江凯说，在国内研究者看来，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王蒙同属于当代中国作家“第一集团军”，“创作的实力上不见得有多大的差距”，但他们的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确实很不一样。
“作家的创作风格会很影响他们作品的翻译和传播。
比方贾平凹《秦腔》中民族性乡土性的语言特点，翻译之后很多东西就丢掉了，只剩下了一堆鸡毛蒜皮的语言。
王安忆的《长恨歌》翻译的时候也比较难。
相对来说，莫言和余华作品的翻译就不易丧失味道。
”刘江凯认为。
除了莫言，余华也是海外较受欢送的中国作家。
刘江凯注意到，在余华的小说《兄弟》出版后，国内恶评多于赞美，而在国外却是赞美多于恶评，“基本上很少看到负面评价”。
《兄弟》在美国出版之后，美国的主要媒体几乎都大篇幅地介绍了这部作品。
从小说到电影:看《红高粱》的改编随着时代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化影视行业发展规模逐渐扩大。
影视行业的高速发展，不仅仅结合市场的发展潮流，同时也注重人们精神上的需求，实现影视行业的综合发展。
近些年来，一些小说逐渐被改编成电影，并实现了文学精髓的再现。
《红高粱》是当代著名导演张艺谋对同名小说进行改编的一部影视作品，《红高粱》不仅仅是《红高粱家族》中的第一部作品，同时也是较为经典的一部作品。
在莫言的作品中，民间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沉默的一种状态，这种红高粱更有着动态性的特征，将传统文学中的一种沉默状态逐渐消解，同时也将传统文学中的一种弱者状态和情感地位进行全面的摆脱，在作者笔下的一种人物写照中，更是结合叙事的主体部分，在贵族化的阶级斗争中，将生命无与伦比的魅力逐渐地体现。
基于文学层面的一种价值应用，不仅仅注重文学创作空白区的及时弥补，同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取中，更是结合经典性的文学作品，实现文学精髓的不断提升。
张艺谋导演的这部《红高粱》电影，更是给人巨大的震撼力，在这部经典的作品中，巩俐和姜文作为主演，这种作品的编制，更是本着炫目的颜色，对高粱地的美景进行渲染，给人一种留恋的状态，而莫言的原著，更是将家乡的情感逐渐融合，有着独特的表达形式，将知识分子对家乡的一种复杂情感准确地表达出来，注重怀乡和怨乡情感的一种全面体现。
一、小说作者以及《红高粱》故事梗概（一）莫言简介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作品充满着乡土气息，也因此类属于“寻根文学”派，其中有很多民间故事的描写，真实生动，他的一系列乡土作品饱含着怀乡抑或怨乡的复杂感情。
莫言善于将历史和现实社会的真实状况融合在一起，他的幻觉现实主义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莫言的作品也使其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莫言作品的风格，主要是结合一种虚幻的状态，实现现实之间的一种融合，在与中国古老神话的结合中，注重民间故事情感的一种根本体现，在灵感的获取中，实现精华的不断吸收，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弊端进行根本上的反映。
《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后殖民语境下的悖逆改写1.引言《红高粱》是著名作家莫言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小说通过缜密的叙事和丰富的象征主义，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在动荡年代的命运。
在后殖民语境下，这部作品在不同的媒体形式中进行悖逆式的改写，通过电影等视觉媒体的再现，使得故事更贴近当代审美和观众的体验。
2.小说与电影：传统文化与视觉媒体的碰撞《红高粱》小说通过文字表达了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描写，再现了农村社会及个体在历史事件中的困境和挣扎。
小说的叙事方式和意境处理相对来说比较复杂，读者需要通过阅读来理解其中蕴含的丰富信息。
而电影作为一种视觉媒体更加注重形象的传达，能够通过影像和声音来表达情感和故事。
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导演往往需要对小说进行删减和改动，使得故事更适合于电影的传播方式。
3.电影改编中的悖逆元素在《红高粱》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中，导演对小说进行了悖逆式的改写。
首先，导演将小说中的错综复杂的情节进行简化，以更直观的方式呈现给观众。
其次，在影片中加入了一些新的情节和角色，以便更好地表达电影的主题和情感。
这些改动使得电影更加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并侧重于情感的共鸣与传达。
4.《红高粱》电影中的象征主义表达原著小说的象征主义在电影中得到了精准的再现。
通过色彩、音效等视听元素的运用，电影展示了小说中红色高粱的象征意义。
高粱不仅象征着丰富的生命力和力量，也象征着社会的秩序和权力。
导演通过高粱的形象隐喻出人性的复杂和世界的无常，进一步展示了故事中的冲突和困境。
5.电影改编对原著的超越和补充导演在改编小说时，不仅仅是将小说呈现给观众，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原著进行了超越和补充。
通过影像的表现方式，导演展示了原著中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情感和细节。
同时，导演还通过改动情节和添加新元素，为观众提供了对人物命运和社会现实的新的思考角度。
这种改编方式不仅丰富了原著的内涵，也使得电影作品更富有观赏性和独特性。
从小说到电影：《红高粱》的海外接受
作者：刘堃
来源：《电影评介》2016年第17期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于1986年刊登在《人民文学》的第三期，随即在国内引起轰动并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随后莫言与陈建宇和朱伟先生三人共同改编了《红高粱》的电影剧本，而后与张艺谋合作将其搬上了电影舞台。
1988年春，电影《红高粱》在第38届柏林电影节上获金熊奖，这是我国当代电影首次获得国际大奖，从此该影片引起海外观众的广泛关注。
同年，该影片进入《国际电影指南》的世界十大佳片行列，并位列第二位，这也是我国电影首次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荣获的最高赞誉。
次年，该影片获第十六届布鲁塞尔国际电影节广播电台听众评委会最佳影片奖。
该影片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整地浓缩和演绎了小说的精华，以直观的形象、声音去打动观众，其“阅读”方式和观感效果显然要比小说更直接、迅速、强烈。
本文以《红高粱》由文学改编后的电影为研究对象，探究其有哪些因素打动了西方观众？《红高粱》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一、《红高粱》海外传播的原因分析
电影《红高粱》在海外广泛传播并接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对此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做了一些相关研究。
2012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清华教授曾对德国的学者和民众做过关于“最喜欢的中国作家”的调查。
通过相关数据整理得出“莫言和余华”是德国民众认为最受欢迎的作家。
因为余华的作品中有着与西方最为接近的文学经验，而莫言的作品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族文化。
张清华教授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在海外传播并获得广泛认可，是遵循如下两个途径“一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性’共同价值的含量；二是其包含的民族文化与本土经验的多少”。
[1]由上述张清华教授归纳得来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两个途径中，可以得出我国当代电影在海外传播一方面要具备世界电影所共通的文化，这是容易让西方观众感受、接受并唤起共鸣的部分；另一方面影片中要有鲜明的、浓厚的地域文化，这是激起西方观众观影的兴奋剂。
《红高粱》这部影片在海外的热播也缘于这两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首先，影片虽然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但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宏大战争场面的渲染，而是对历史战争中激荡着野性的人性、人情予以特别关注，为敢爱敢恨的“我爷爷、我奶奶”等人的人性美搭建了天然的舞台，这是与海外观众所共通的情感召唤。
其次，影片的创作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和民间渊源，这也是该影片在西方社会得以受到持续关注并逐渐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
这也引起另一方面的思考，影片如何有效地在字幕翻译中体现其浓厚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并被海外观众所接受和欣赏。
这就涉及到影片海外传播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即字幕翻译。
中国当代电影要走向世界，不可避免地要解决好“银幕文本”翻译，即字幕翻译的问题。
电影《红高粱》在海外传播也得益于“翻译”和“影视”这两座文化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
影片中充满了民族传统文化和浓郁地域特色的积淀，这增加了影片字幕翻译的难度。
影片的译者葛浩文先生不但精通汉语、深刻理解中国民族文化内涵，而且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并了解西方文化，并
且积累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经验。
葛浩文先生的三重身份“作家、翻译家、学者”使他成为该部影片最合适的字幕翻译人。
《红高粱》在海外传播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张艺谋电影在海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张艺谋作为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导演之一，可以说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间接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人，他不但能准确地从浩瀚的文学作品中选取作为影视母体的优秀文学作品，而且能在对其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融入自身的美学读解。
他先后改编的多部影片在获得了国际电影大奖的同时带动或扩大了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并有效地促进海外市场对国内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
莫言对张艺谋导演对该影片在海外传播做出的贡献也是赞可的，认为张艺谋导演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发挥了先头部队的作用。
[2]
由此可见，电影《红高粱》和其文学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是一个相得益彰的过程，电影的成功是以优秀的文学脚本为基础，而电影的有效改编和巨大影响会迅速地带动起一系列相关文化产业，为本土文学成功进驻海外提供重要帮助。
二、《红高粱》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启示
（一）挖掘小说到电影共通及独异的文学经验
所谓共通的经验，不仅仅是指文学表现手法的相似性，而是基于共同人性、普世价值的理解与认同。
文学中的许多母题也是这种共通经验的表现形式之一，比如世界各民族文学中都有关于“爱情”“善良”“同情”“正义”“苦难”等内容的描写。
而独异的经验则和民族个性、地方风情、语言文化传统等密切相关，是文学元素中明显可以和其他民族国家相区分的那些标志，是给人带来新鲜和陌生感的内容，同时也往往是最容易遭受误解和错位的内容。
如果以这样的一种理解来看文学电影的改编，那么中国当代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就是一种非常独异的经验，其中有一些不容易被世界兼容的文化的海外接受，都存在着形态各异的“延异”误读。
“延异”是德里达自创的重要术语，于1968年1月27日法国哲学学会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
德里达用“延异”概念形象阐述了语言的模糊性、未定性，彻底瓦解了文本的明晰性；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应该对语言、文化、环境的多样性及其差异引起高度关注。
①通过考察电影在海外接受的“延异”，来反观这种海外接受对中国电影“延展出来的特异影响”。
相对于文学共通的经验，比如对于人性的观察、爱情的理解、家庭的悲欢等因素，那些独异的文学经验或形式的传播和接受则更需关注。
《红高粱》是地域性很强的作品，影片通过对热烈红郁、内涵丰富而辨识度极高的红高粱的渲染，呈现出中国式生命观的艺术标志与象征，并将带有一定神秘色彩且富有深厚民俗文化的中国辽北高密东北乡展示给观众。
同时，就影片本身而言，民俗文化的描绘，又使影片中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真实，如一些颇具民俗特色的婚礼情节、祭酒仪式配上“酒神曲”，还有“剥皮”“日食”等民俗、辽北高密民间艺术三绝之一的剪纸艺术等。
对于影片中民俗文化这一“独异”的文学经验造成的各种误读和“延异”，我们应在误读和“延异”中创造性地“找回”所有的流失并加倍获益。
由此可见，独异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困难和丢失，也是机会和创新。
（二）彰显译者主体性
影视字幕翻译活动最直观的是这样一个过程：文学家创作的作品由译者进行翻译，译者译出的字幕又由观众来观赏。
该过程中出现了三类主体：原作者、译者和观众。
因此也出现了三对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存在：作者一文本、译者一文本、观众一译本。
从作家到译者再到译本观众，译事的发起和最终的完成都是由主体的人来掌控的。
作者是创作主体，观众是审美主体，而译者则既是审美主体又是一定意义上的创作主体。
作为客体的对象则是文本：原本和译本。
在创作主体和审美主体中，作为翻译活动的焦点主体，则是对原文进行审美阅读和理解并将这种审美体验经过创造传递给译语观众的译者。
影片译者通过对原影片的欣赏和理解，将欣赏过程中获得的审美体验通过字幕输送给海外观众，译者是原文艺术的再现者。
对影片字幕翻译而言，译者对翻译、原作、译本功能、读者等的认识不同和译者个人的审美取向、学识修养等的不同又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译者的翻译，译者因此受到来自语内、语外，自身的、外在的等各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互相作用、互相融合、动态地影响着译者功能的发挥。
通过对电影《红高粱》字幕的研究，可以看到译者的文化身份使得字幕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文字间的简单转换，更是两个文化层面的交流，这使得蕴藏在译者文化身份中的三个要素都字幕翻译产生影响，即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这同时也使得译者的主体性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影片的译者葛浩文先生虽从小生活在美国，英语作为他的母语，但他对汉语也是非常的精通，是少有的能够熟练对等英汉两种语言的翻译家，同时他对深厚的中国民族文化有着独有的认知观念和视野。
因此，葛浩文先生不可避免地以此作为标准对影片的字幕翻译进行权衡，不但力争影视字幕用词上的精准，也要注重译文能否满足译入语观众的期待。
影片《红高粱》是以我国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为背景而展开的，但影片没有着重对英雄人物和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进行渲染，而是刻画了历史战争中珍惜自由、反抗压抑的生命激情，其情节奇幻，修辞多样，语言狂欢，充满了丰富而又独特的民俗气息并混合着自由的激情和原始野性与生命力，这都超出海外观众的观赏经验。
因此，这要求译者对词语的把握要精准，使用删改、省略、增译等翻译手段使译文结构紧凑，情节连贯，从而呈现出形象生动的字幕语言，使海外观众在欣赏影片的同时能够体会和理解异域文化，使富有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的文学作品进人海外市场，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结语
电影《红高粱》以一种更直观、更有效的方式展现了其文学作品的内涵和精华，是中国当代优秀文学作品与电影合作的经典之例。
影片与小说共通的及独异的文学经验和对译者主体性的彰显的成功海外传播经验，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当代电影对外传播体系的革新与进步，研究高效和完善的本土文化对外接受模式，帮助我们开拓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新局面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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