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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论：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如果思维尚迷离于对事物支离破碎的、局部的、有限的认识而不求突破，不求对事物本质把握的诚挚努力，事物本身就不可能充分地、全面地向我们展开。
因此，当我们利用“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这一范畴以图寻求对行政法现象基本的真理性认识时，就必须首先建立思维的起点，即承认以下这个命题：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现实矛盾关系及其在法律上表现的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法永恒关怀的主题。
我们的思维一旦肇始于对这一基本关系的解剖、分析，纵然我们因为局限于时代、客观环境以及自身思维能力所设置的林总障碍而无法达致真理性认识，我们亦可以自信地宣称：我们正在接近真理，而不是盲然地离它或近或远。
三年前，罗豪才先生等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提出了对现代行政法的一种本质思考，抓住了行政法理论的根本症结。
笔者有幸得罗先生细心指导，对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关系主题作了一些初浅的研究，希以本文将部分心得呈世，求教于同仁。
一、“管理”与“控权”：历史的回声回溯历史，行政法是在人类社会首次倡行普遍人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思想、高扬人性和人格尊严的时期孕育而出的，是在国有权力结构形态上发生分离和制约以后的产物。
然而，行政法主题是在历史存在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及人类对此关系的思考的深层次背景下演绎发展的，若人为地忽略前行政法的历史，对行政法主题历时性的要义变迁就难以准确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以来，随着国家分权、法律分类和学科专业化，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更多地由国家哲学、宪法学、政治学等予以关注，而行政法研究的焦点则集中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关系上。
因此，我们在探索历史脉络时虽然不可避免地行文涉及对国家和个人关系的讨论，但仍将坚持本文选题的主导性。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以中国为典例的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法律关系问题上经历了迥然殊异的过程。
从远古时代起，我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及其庞大、发达的官僚行政机构，并在历史延续中日益成就和巩固。
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行政法是研究和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学科，对于现代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行政法的发展过程中，平衡理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平衡理论旨在实现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保障公民的权益，促进行政公正与效率。
本文将围绕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展开探讨。
一、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概述平衡理论是指在行政法的制定和实践过程中，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平衡政府与市民、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行政自由与行政责任的关系，以实现行政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既保护公共利益，又保护个人权益，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平衡理论是中国行政法制度设计的重要原则之一，也是现代行政法治理的核心理念。
二、行政权力与市民权益的平衡行政权力与市民权益的平衡是行政法的核心问题之一。
在行政法的制定和实践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保障市民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应尊重市民的尊严和权利，依法行使权力，不得滥用职权，不得侵犯市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基本权利。
同时，行政法也要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在权力与权益的平衡中，行政法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以依法行使为前提，既要维护公共利益，又要保护市民的个人权益。
三、权力下放与监督机制的平衡在中国行政法的发展中，权力下放与监督机制的平衡是一个重要议题。
权力下放是指将权力下放到不同层级的行政机关，以促进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的质量。
而监督机制则是为了制约权力的滥用和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而建立的。
在权力下放的背景下，如何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平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的监督权是关键问题。
行政法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规定行政机关的权限和程序，要求行政机关公开透明、接受监督，保证权力下放的合法性和可控性。
四、行政自由与行政责任的平衡行政自由与行政责任的平衡是中国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之一。
行政自由是指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的自由裁量权，但这种自由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到行政责任的制约和约束。
我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doc 我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一、引言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进一步说，行政法是调整行政组织、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程序以及对行使行政职权的监督等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在现代社会中，行政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作为国家权力的执行者，行政机关承担着管理、指导、协调和资源配置等重要职责。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成为了现代行政法的重要课题。
二、平衡理论的概念和重要性平衡理论是指通过平衡行政权和公民权之间的关系，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双重目标。
具体来说，平衡理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权力平衡：权力平衡是指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权力应当相互制约和平衡。
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同时公民也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
2.利益平衡：利益平衡是指行政机关和公民之间的利益应当相互兼顾。
行政机关行使职权时应当考虑公民的利益和需求，同时公民也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决策和指导。
3.程序保障：程序保障是指通过公正的程序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行使职权，同时公民也应当了解自己的权利和程序。
平衡理论的重要性在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促进社会公正和平等，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
三、我国行政法中的平衡理论在我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核心原则之一，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这一原则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防止了行政机关滥用职权。
2.程序公正原则：程序公正原则是指在行政过程中，应当遵循公正的程序，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基本权利。
这一原则有效地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高了行政效率。
3.监督与救济制度：监督与救济制度是指通过监督和救济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2)行政法论文(1)２．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是相对于平衡状态而言的,指的是行政机关或相对方无法以各自所拥有的权利与对方抗衡的状态。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行政法的平衡状态的存在,但由于受一国宪法制度、法制状况、历史、哲学、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多的时候,行政法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运作的。
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在很多国家都存在过,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不平衡状态是相对方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
造成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通常,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制约行政权力的法律制度或虽已建立一定的制度但运作不佳。
制定的欠缺,如没有建立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实施行政程序法等等,往往使相对方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使行政法的权利义务状态出现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各国行政法发展的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
如果既有的法律制度运作不佳,未能对应当控制的行政权力加以控制,也会使得相对方应受保护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导致不平衡状况。
如我国尽管已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并逐步建立行政诉讼制度,但这项制度还存在“原告诉权得不到充分保障,行政审判难以完全独立”[14]等等问题,平衡的行政法状态对我们国家来说还是一个尚需努力的目标。
另一种不平衡状态是行政机关拥有较少的权利而承担较多的义务,无法和相对方相抗衡。
这种状态在世界行政法史上较少出现。
美国建国初期,由于宪法、法律对行政机关的权力的范围和强度有很大的限制,中央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对国家和社会来说,行政权的作用极其微弱。
还有前南斯拉夫,过份强调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和公民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状态,在内外压力下,政权瓦解了。
这种不平衡状态在其他国家不是很多见,但其历史教训是宝贵的,很值得后人吸取。
从世界范围看,行政法的不平衡状态大量表现为相对方的权利过少或缺乏真实性,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而无法和行政机关相抗衡。
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积极性不同或出现社会不稳定,就不足为怪了。
浅析法的平衡平衡一词原本是哲学概念，指事物矛盾诸方面质与量的协调、适应和有序。
在法学中，以罗豪才教授为代表的行政法学者于1993年发表论文《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率先提出了行政法中的平衡论(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并以平衡作为基本范畴来构建行政法学科的理论体系，经过近二十年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论框架和较完备的学说体系，并形成了正在成长中的平衡论学派。
法理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方法论和意识形态，承担着为部门法学提供理论依据和思想指导的任务，因此跳出行政法学的局限，对作为整个法学基石范畴的一般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关系进行研究也显得势在必行。
由于平衡一词不是法学所独有的，而且其内涵过于抽象，可以预见的是，今天平衡论的提出势必将面临一系列的质疑与挑战，正如在行政法中的平衡论诞生之初，就有学者提出平衡一词过于抽象，因此平衡的标准无法确定，从而得出平衡论在行政法实践中毫无价值的结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行政法中的平衡论尽管在理论框架和学说体系上日益成熟，但关于平衡的判断标准问题仍未获解决。
可见，有关平衡的判断标准问题是制约平衡论指导实践的一个瓶颈。
我们认为，法学中的平衡论所指称的平衡指的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秩序、状态或相互关系，即能促进规律正向发展的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当事物诸要素之间的配比达到某种状态，恰能推动规律正向发展时，就实现了平衡，由这种平衡的状态所生成的社会秩序恰恰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秩序和生活状态。
就法学领域而言，平衡论所要研究的就是法在社会主体之间如何配置权利与义务才能符合当代经济发展规律、政治发展规律、文化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及生态发展规律的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正向发展。
因此平衡一词尽管抽象，但达至平衡状态却有迹可循，因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领域的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法促进这些规律实现的条件也是可以探索的。
2018年第2期 安黴警官职业学院学报No.2,2〇18第 17 卷(总第 95 期）Journal of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 General N〇.95,V〇l.17行政法之平衡理论探赜陈孟(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新疆石河子832003)【摘要】平衡论主张是现代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在二十多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理论枢架与学术体系。
随着新的公共治理理论的发展，对于行政实践中的主体、内容、目标、结构而言，也出现新的变迁，由此带来的对平衡理论的挑战也日趋激烈。
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时代性来看，平衡论主张也应该与时俱进，要在行政法合法性与最佳性之间，实现融 洽的理论革新目标。
【关键词】行政法；平衡理论；合法性；最佳性【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其基本的理论 基础。
同样，在行政法学领域，也不存在没有理论的 行政法学。
纵观我国法学体系的脉络发展，行政法 学占据其独特的法律空间，而围绕行政法学理论的 探索，也一直从未停止。
如“管理论”、“控权论”、“平 衡论”等主张，成为贯穿行政法治实践发展的重要基 础理论。
学者应松年提出“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之所 以受到如此热议，更有助于推进行政法治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学者何海波也提出“对行政法学基础 理论的争论，显示出学者们对行政法功能的整体性 反思”；学者沈岿提出“关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探讨，俨然成为难得的行政法学整体思维训练”。
可见，对 行政法基础理论的探究，已经成为行政法学界的集 体自觉行为。
不过，在这些争论中，北大罗豪才教授 提出的行政法“平衡论”理论，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行政法学界新的理论发展框架。
“平衡 论”主张的提出，从行政法学的理论结构、解释范式 上，以寻求更为合理的、开放的认知模式，为行政法 理论发展提供了有力拓补。
—、“平衡论”主张的核心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在行政法学界，“平衡论”主张自 提出以来，就受到诸多学者的深化诠释与拓展研究，作为最基本的学术观点，在不同学者的研究偏好中 必然存在多元性认知。
析行政法的平衡论(一)
“摘要”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权力手段的淡化、行政救济制度的出现等方面论述了平衡论是现代行政法的精义，并阐明了以平衡论指导行政法的重大意义及如何正确、全面看待平衡论。
“关键词”平衡论；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救济制度
行政法是维护行政权行使的法，还是控制行政权的法，或者是兼有二者的功能？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和表现。
抛开行政法制度的细枝末节方面的差异，究其大端，不同的行政法制度之根本差异在于对权利或义务的价值取向的侧重不同。
回顾历史，不仅把公民作为行政权力的客体和承担行政义务的主体的“管理法”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仅仅关注对行政权的制约而忽视促进行政法职权积极功能发挥的“控权法”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
而“平衡论”就适时而出。
平衡论的“平衡”是指行政法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应追求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行政效率与社会公正、行政权的监督控制与法律保障等关系之间的协调与兼顾。
简要地说，就是指行政权与公民权应当是平衡的，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应当是平衡的。
这种平衡，不是指权利义务的绝对相等或对等，也不是指在每一个行政法律规范中都要体现出这种平衡，而是指作为行政管理双方的权利义务的总体上的相对的平衡。
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目的，更是过程和手段。
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韦德教授精辟地指出：“行政法对于决定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平衡作出很多贡献。
”透过现代行政法制的背后，若隐若现地存在着平衡论的印记，而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行政立法日益注重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的平衡
立法是现代法制的起点。
没有立法上的平衡，就谈不上执法和司法的平衡。
因此，平衡过程一般从立法环节就开始。
如今，许多国家的立法机关在总结古代和近代立法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在法律中平衡分配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一方的权利义务。
一方面，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逐步增大，公民的义务逐步增多；另一方面，法律为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也相应增加，且更为细密，公民的权利则进一步扩大，且有严格的保障措施。
这种立法内容的变化在很多法律法规中都有体现，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
行政立法是一项繁杂的工作，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对每一行政行为都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但如果以平衡论为指导，自然有利于之后的行政执法。
有这样一则案例：1994年，甲厂打着乙厂的专有标志推销某产品。
当地技术监督局以自己有权直接处理产品质量案为由对甲厂资产进行了查封、扣押。
甲厂遂以该技术监督局无权处理此案、主体不合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此案案情并不复杂，但审理好却并非易事。
按照有关法律，技术监督局确实无权处理此案，应当撤销其行政决定。
但单纯地撤销会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假冒他人商品标志的不法侵害者甲厂不仅得不到及时制裁，而且还可能借此反咬一口，使公共利益及乙厂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该技术监督局处理此案虽主体不合法，但“打假”行为是应予肯定的。
怎么办？只能运用“平衡论”将乙厂追加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撤销行政决定的同时，判决甲厂赔偿乙厂侵权损失。
这样一来，一可避免行政行为的无效反复，提高行政效率；二可兼顾公众利益与个体利益；三可直接对违法者甲厂予以制裁，从而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与法律之公正。
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掺入民主和公正因素
行政执法是行政法制的中心环节。
没有有效的执行，再好的立法也会形同空文。
同时，行政执法又最容易导致行政机关专横武断，侵犯相对人一方的合法权益。
因此，为了平衡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一方在执法阶段的权利义务，各国普遍重视行政程序，规范行政行为，扩大参与机制，保护公民权益。
现代行政程序以民主和公正为宗旨，同时兼顾效率。
行政程序的设立赋予了相对人一方了解
权、要求回避权、辩论权、申请补救权等一系列重要的程序性权利。
公民正是以这些程序上的权利，抗衡行政机关的执法权力，调和其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的不对等造成的巨大反差，参与行政权的行使过程，从而使行政执法尽可能地民主、公正。
除此之外，行政程序的平衡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
正是由于行政程序具有保障民主和提高效率的双重功能，因此它的完备与否被认为是衡量现代行政法是否完善的一个标志。
三、权力手段的淡化行
政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因其特殊地位，行政执法很容易沦为“命令—服从”模式。
但是，行政权的强制作用并非总是万能的，它会由于行政相对人的某些抵制而降低功效。
行政机关也并不总是运用强制手段来实现行政目的，它还可以运用其他一些行政手段来使相对人一方主动参与实现行政目的。
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手段。
行政合同的产生使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一方的关系由不对等的地位变为近乎对等和相互合作的地位。
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合同来实现行政意志，实现公共目的；行政相对人一方则通过履行行政合同来获取一定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相对人一方虽无此特权，也不能对之提出异议，却可以要求行政机关对因解除合同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或补偿。
有法学者认为：“在一些方面，行政合同中相对一方当事人的地位，要比司法合同中当事人的地位更为优越。
”行政合同具有的平衡作用由此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