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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纯洁性与个人选择秋风中国当代学者。
本文原载“思想评论网”。
面对全球化，其实我们应该具体去问每个个人，他自己作何选择，空洞谈论国家、民族、传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该最终全球化到底是利是弊，能够作出判断的只能是个人，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替另一个人或集团作出判断，并把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强加于他人。
我们以法国为例，当法国政府通过法令限制人们观看美国电影或者不准商家挂出英文招牌的时候，是不是侵犯了那些喜欢观看美国电影和希望吸引美国游客的法国人的权利？我觉得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林说得很好，当法国人反对麦当劳的时候，他们不应该去攻击麦当劳的餐厅，因为麦当劳之所以入侵了法国，是因为法国人选择了麦当劳，因为他们的消费，才使麦当劳把店开到法国，如果法国没有一个人去吃，那么出于资本的天性，麦当劳绝不会在法国多停留一天。
许多人恐惧资本，尤其是国际资本，其实资本——整个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媒介，我们透过它可以发现外部的世界，可以用力无数我们并不相识的人们的知识，市场也让我们发现自己的欲望，并由我们事先根本无法想象的我们不知道生活在哪里的人来满足我们的欲望。
因此，如果你没有欲望，那么资本对你就不可能产生影响。
圣人如果要做圣人，那它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是圣人。
于是房宁先生提出要改造人们的需求，其实这一点都不新鲜，曾经被半个世界的人在半个多世纪中被强制要改造他们的思想，当然他们的欲望也必须按军事化的原则来满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造思想、改造需求、管理欲望的社会工程。
当今时代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就是朝鲜，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它选择自我封闭吗，它由此最坚定地维护了自己文化的纯洁性——至于受到另一种也许更具有毁灭性的意识形态的压制、破坏常常另一回事——然而，我们要追问：此种封闭是朝鲜无数个体所自愿的还是被强制？朝鲜人是本来就没有欲望，还是他们的欲望被强制性地压抑了？当人们暗示要管理普通人的需求、按照某种原则对人们的需求从高尚到卑俗编制排行榜的时候，我们隐约看到的是反面乌托邦的影子，闻到的是古拉格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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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骨气任华驰方本文选自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原题为《梁漱溟先生访问记》，有删节，现题为编者所加。
“思想是销毁不了的!”谈到文化大革命，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
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
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
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当时，梁漱溟住在德胜门的积水潭小铜井一号，附近还有城墙。
梁家正面叫豁口，不远处是“一二三中学”。
最早来“造反”的，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
梁老先生说：“都是一群孩子。
”1966年8月24日，这些红卫兵来敲门。
梁老先生赶紧去开门，小将们蜂拥冲入。
不容分说，大家就动手：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小铜井搞得不亦乐乎，梁氏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法绘、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名家手札等文物古籍，院子里烧了好几天。
梁漱溟说：“这些东西，是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当了三代京官陆续购买的。
有些珍本古籍，对我们用处不大。
我向来反对附庸风雅，对名人书画也不感兴趣，如果真是‘革命’需要，那你们就处理吧。
不过，我对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同意的。
最可惜的，是两部洋装书：《辞源》和《辞海》。
这是我一个四川的学生借给我的，不能烧。
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
他们不听，硬把两部书丢进火海。
因为布面精装，一时烧不着，就捞起来边撕边烧……当时我心里很不愉快，因为我将失信于学生，无法把原物归还原主了，这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
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连我学生的两部普通书也不肯放过呢?……”红卫兵的头领看到梁家正房装有电话，就说：“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梁家的日常用具丢了出来。
红卫兵又把梁漱溟拉出去游街、批判斗争。
游斗回来，梁漱溟被关在小铜井南房的小屋中，不准自由行动。
人与自我读后感《人与自我》是一本让人深思的书，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也让我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本书通过作者的文字，让我明白了自我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存在，我们时常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却又往往被自我的束缚所困扰。
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自我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和分析，揭示了自我对于人的行为和决策的影响。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受到自我意识的局限，而做出一些不理性的决定。
这让我意识到了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也让我开始思考如何在自我意识的影响下，做出更加理性和明智的选择。
另外，这本书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我实现的意义。
作者通过对自我实现的深入探讨，让我明白了自我实现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追求内心的平静和满足。
我们应该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和谐，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外在的成功和成就。
这让我对自我实现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让我明白了自我实现的真正意义。
通过阅读《人与自我》，我也对自我意识的形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作者通过对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让我明白了自我意识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于自我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让我意识到了自我意识的复杂性，也让我开始思考如何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培养出一个健康和积极的自我意识。
总的来说，读完《人与自我》让我对自我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让我开始思考自我与人生的关系。
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会更加注重自我意识的培养，以及如何在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和谐。
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让人深思的书，更是一本指引人生方向的书，我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断地从中汲取智慧，让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
人道主义良心弗洛姆(1900—198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本文选自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人道主义良心并不是我们期望其高兴、惧怕其不高兴的权威之声的内在化；它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它不受外界制裁和奖赏的影响。
这种声音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听到它?又为什么会对此不加理睬?人道主义良心是我们对整个人格是否完全发挥其功能的反应；它不是对这种或那种能力之作用的反应，而是对构成我们人类和个体之存在的整体能力的反应。
良心判定我们作为人而应尽的职责；它(正像该词根con-scientia所示)是对自己的认识，是对我们各自在生活艺术中成功或失败的认识。
良心虽是一种认识，但其范围却并不仅仅涉及抽象思维领域中的认识。
它具有一种感情的性质，因为它是对我们整个人格的反应，而不仅仅是对我们精神的反应。
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意识到良心在说什么，以便使它对我们产生影响。
那些有助于我们整个人格充分发挥和展现其作用的行为、思想及情感，都产生—种内心赞成、“正直”的情感，这就是人道主义“善良”之心的特征。
另一方面，有害于我们整个人格的行为、思想及感情，产生一种忧虑和不安，这就是人道主义“罪恶”之心的特征。
因此，良心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应。
它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创造性的生活，返回充分和谐的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
良心是我们自身完善性的卫士；它“有能力保护人自身应有的全部自豪，同时使人具有对自己做出肯定回答的能力”。
①如果爱被定义为肯定人的潜能、对被爱者之独特性的关心和尊重，那么，人道主义良心则能合理地称为自爱、自我关心的声音。
人道主义良心不仅代表着我们所表达的真正的自我，而且也包含着生活中我们之道德体验的本质。
人道主义良心中，保存着对人生之目的的认识，保存着实现这种生活目的的原则。
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所发现的这些原则与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原则是一样的，它们都是正确的。
《喜福会》中两代人的代沟成因分析《喜福会》是一部由张艺谋执导，陈凯歌监制的电影，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变迁为背景，展现了两代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生活境遇和心路历程。
影片刻画了两代人之间的代沟现象，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心灵共鸣。
本文将从两代人的不同成长环境、价值观念、沟通方式和心理需求等方面，分析《喜福会》中两代人代沟成因。
一、不同成长环境导致的代沟两代人成长所处的不同环境是导致代沟的重要原因。
电影中，老一辈的人物经历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主义思想熏陶，他们劳动生活、生活方式、家庭观念等都受到了共产主义的熏陶，对社会主义理念有着深厚的感情。
而新一代的年轻人则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社会环境里，他们接触到了更广泛的文化和价值观，对个体自由、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等有着更多的向往。
老一辈人在集体主义的思想下，强调团结和集体利益，追求物质上的简朴和精神上的高尚。
而新一辈年轻人则更加注重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追求，他们渴望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和自由发展的空间。
这种不同的成长环境导致了两代人在价值观念、人生观和世界观上存在较大的代沟，产生了争执和冲突。
二、价值观念的差异引发的代沟两代人的不同价值观念也是导致代沟的重要原因。
老一辈人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注重集体利益和社会责任，追求共同的目标和理想，重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人情世故。
而新一辈年轻人则更加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幸福感，他们强调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社会责任感并不十分强烈。
在电影中，老一辈人认为物质并非生活的全部，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对金钱和地位并不太看重。
而新一辈年轻人则更加重视物质享受和个人发展，他们希望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认为这样才能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
两代人价值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对生活、对人际关系、对社会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产生了代沟。
三、沟通方式的冲突引发的代沟两代人沟通方式的冲突也是导致代沟的重要原因。
找寻远去的家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畅谈传统文明的保护和发展背景2001年夏初，出于对古老、传统、地域化的传统文明和乡土建筑在中国飞速前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濒临灭绝景况的忧虑，香港凤凰卫视、天津电视台等共同组成“远去的家园”摄制组，联合《乡土中国》的作者李玉祥，聘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教授等为顾问，在湘西土家人聚居文化区、闽西客家文化区域、徽州文化区域等地进行了时间长达四个月抢救式的古文明遗存拍摄。
期间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是血的代价(凤凰卫视副台长、优秀航空摄影家赵群力先生为拍摄一个村落，不幸坠机，以身殉职)，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努力去“找寻远去的家园”。
日前，“远去的家园”摄制组在复旦大学举行了拍摄成果介绍及学术研讨会。
会后，本报实习记者梁清富就此对葛剑雄教授进行了采访。
乡土社会与传统文明●记者：葛教授，你们这次选择古文明遗存作为拍摄主题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葛剑雄：每个人都珍惜自己的童年。
我们去寻找远去的家园，首先是精神上的一种基本需要。
不仅是我们个人的需要，也是我们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
但是历史是不能选择的，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会再回来。
正因为这样，历史就更加珍贵。
而中国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不仅仅是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无数英雄的历史，更应该是老百姓,是那些生我们、养我们的父老兄弟等普通人的历史。
而这个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记录在“远去的家园”中，记录在乡土中国上。
尽管这些生产、生活的方式绝大多数已经不适应我们今天和未来的需要了，但是它包含着我们祖先的文明，并会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些生活方式，难道我们就不能借鉴历史的智慧来建设我们未来的文明吗?所以我想，这也应该是凤凰台和天津台联合摄制“远去的家园”的一点考虑吧。
●记者：古代文明遗存有多种传承载体，就建筑领域而言，古代的皇家建筑或公共建筑是不是更能体现传统文化的特色?为什么这次活动主要集中在农村呢?葛剑雄：大家知道，这次的旅程主要在农村，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所谓“乡土中国”。
其兴也勃潘旭澜(1932- )中国当代学者。
本文选自《太平杂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洪秀全三次应考，未能进学，即考不上秀才，精神上打击很大，心力交瘁，大病一场。
病中，落榜所产生的强烈心理反弹，实质性的精神病变，粱阿发编纂的传教书《劝世良言》诱发的想象，多种因素搅合在一起，产生了神游高天，上帝派他下凡作太平天子的幻觉。
再加上头脑基本清醒时的顺势思考，萌生了利用迷信造反的想法。
第四次应考又名落孙山，使得这个自视极高的老童生，从旧梦中寻求出路。
他以《劝世良言》为底本，加上随心所欲的发明创造，要创立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
这个意图，首先得到好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的充分赞同和热烈支持。
这个冯云山，同样是屡试不第的老童生，同样对科举考试十分不满。
而且认为洪秀全有王者气度，极力促成利用迷信造反。
于是，他们一同“出游天下”。
在比较开放、文明程度较高的广东，没有市场。
只好转到广西山区农村。
这个转移，使得他们的造反得到成功的可能。
洪秀全既极其自私又十分任性，没有做“地下工作”的耐心，遇到风险更是一走了之，逃回老家。
主要靠冯云山锲而不舍的努力，吸收了一批信徒，包括后来成为太平军第二号人物的杨秀清。
他们鼓动、吸收和组织百姓．尤其是无业游民和贫苦农民参加拜上帝会，逐步形成一套颇有特色而又相当严密的办法。
使造反能成气候，波及十几省，持续十来年。
准备造反之时，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七个人明白底细。
随后，有少数心腹亲信也晓得个大约略。
对于一般百姓，他们宣传独尊上帝，不拜邪神。
信上帝者无灾无难，不信上帝者“蛇虎咬人”。
上帝有无限权能，敬拜上帝则“享福无穷”。
“天堂路通”。
信了上帝再拜别的神道，就是有罪。
这样的宣传，比一下子就亮出造反的旗号，远远地易于为贫困、多灾多难、没有文化的百姓所接受。
不少人出于自身朴素的人生愿望，出于对频繁灾祸的恐惧，也就轻易地加入拜上帝会，将命运的缰绳交到洪秀全等人手里。
爱与意志罗洛〃梅美国存在心理学家。
本文选自罗洛〃梅《爱与意志》，冯川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
“爱欲”在今天被当做“色欲”或“性刺激”的同义词。
一家专门登载春药秘方的杂志，甚至以厄洛斯(爱欲)为名。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所有的人都忘记了，爱欲，根据圣·奥古斯丁等权威人士的看法，乃是使人走向神的内在动力。
而这种恶劣的误解却不可避免地会使得爱欲隐退：因为在我们这个高度刺激的时代，人们根本不再需要那些已经构不成刺激的东西。
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澄清这个极为重要的名词的含义。
早期希腊神话告诉我们，爱欲在大地上创造了生命。
当世界还是一片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的时候，是爱神厄洛斯(爱欲)“拉起了他的生命之箭，射穿了大地冷漠的胸膛”，“黄褐色的大地立刻覆盖上一片繁茂的青翠”。
这幅图画生动地表现了爱欲如何借助于性(象征着阳具之箭)，与性一起，共同创造了生命。
在这之后，爱欲又把一股气息吹进泥塑的男人和女人的鼻孔，给他们带来“生命的气息”。
自此以后，爱欲与性欲的功能便有了分野，爱欲的功能是给予生命的气息，性欲的功能则是紧张状态的解除。
爱欲于是成了原初四神之一，其他三个神则是“混沌之神”克奥斯(Chaos)，“地母”该亚(Gaea)和“地狱之神”塔忒勒斯(Tartarus)。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曾说，厄洛斯尽管貌若赤子，却始终是我们的先辈，是生命的最初创造者。
在生理学的意义上，性欲可以适当地定义为肉体紧张状态的积累与解除。
与此相对照，爱欲则是对个人意向和行为意蕴的体验。
性欲是刺激与反应的韵律，爱欲则是一种存在状态。
弗洛伊德和其他人曾将性快感解释为紧张状态的消除。
而与此相反，在爱欲状态中，我们不仅不希望解除这种兴奋，而且宁愿沉醉于其间，沐浴于其间，甚至加强这样一种兴奋。
性欲所指向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与松弛，而爱欲的目标则是欲求、渴望、永恒的拓展、寻找与扩张。
所有这些解释都符合词典上的释义。
荣誉与爱荣誉--《人与自我》（广西大学人文）[推荐]第一篇：荣誉与爱荣誉--《人与自我》(广西大学人文)[推荐] 荣誉与爱荣誉罗家伦(1897-1969)1928-193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2-1941任中央大学校长。
本文选自罗家伦《新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我所提出的“荣誉”就是指英文的“Honour”或德文的“Ehrlichkeit”。
这两个外国字，本都含有人格的意义，在中文方面，很难找到适当的译名，我现在译作“荣誉”。
人生的目的不仅是为生活，而且还要荣誉的生存。
荣誉是人格光辉的表现，也是整个人生不可分解的一部分。
没有荣誉心的人，就谈不上人格；漆黑黯淡地过一世，这种生存有何意义？西洋人很重视荣誉；他们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更重要。
假如你说某人无荣誉，他一定认为这是对于他最大的侮辱。
为了荣誉问题而实行决斗，也是常见的事。
这种决斗办法的对不对，是另一问题，但他们对于荣誉的尊重，却不可小看。
英国人对于身兼枢密大臣的内阁阁员，称作“The Right Honourable”，不是恭维他是最高贵的，而是恭维他是最荣誉的。
美国西点（West Point）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训是三个字，就是“国家，责任，荣誉”（Country，Duty，Honour）；这是他们在军人精神教育上对于荣誉的重视。
欧美许多学校的考试，还有所谓“荣誉制度”（Honour System）：就是教员于出题以后，立刻退出教室，并不监考；他只在黑板上写一个大字，就是“Honour”（荣誉）。
于是学生懔然于荣誉的观念，不敢作弊。
万一有人作弊，不但学校立刻把他开除，而且这个人从此不齿于同学。
（最近西点学生同时是全美冠军足球队队员九十人，因考试抄袭而全体开除，任何人不能挽回，就是一例。
1951年9月9日补注。
）荣誉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却太不发达了。
为唤起一般人对于荣誉的认识和尊重起见，所以我特别提出这“荣誉与爱荣誉”的问题来讨论。
现代文化丛书代沟第六章代沟的无法预期的反响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7)，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本文选自米德《代沟》，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六十年代中期的年轻人影响了世界，但这种影响比他们和同情他们的老年人所期望的要温和，更缺少连续性，更间接。
只要在代沟的这一侧出现了年龄较大的年轻人——如年轻的教师、年轻的医生和年轻的政治家——青少年学生就不必有拯救世界唯有靠他们自己的感觉了。
但十年时间所造成的差别，无论对第一代以新眼光看待世界的人来说，还是对他们后边的这批学生来说，都是不清楚的——第一代曾以震惊的眼光看着这个不是由他们造就的世界，而跟在他们后边的学生却在担心地自向，自己是不是变得麻木了？变化的速度使这两代人都颇感茫然，双方都迅速看到了表面的差异，而忘却了相似之处。
那些浪迹天涯的西方青年仍然互相唱着同样的歌，但是，那种象1970年伍德斯托克的大型集会，在复旧的成人世界的有组织的敌意中消声匿迹了。
代沟将随着生物过程而有秩序地前移，直到战前那一侧的人全部死去，这是一个简单的、直线发展的结局。
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一些极其复杂的情况。
父母们面对着的是令人捉摸不透的、越来越疏远的子女。
老师们觉得，他们教得越好，就越遭到否定。
那些献身于其种高尚工作的人，发现遭到了自己曾无私为之服务的病人、小学生、委托人或教区居民的反对。
这些社会阶层的人对年轻人或看起来年轻的人既恨且怕，就象电视里演的那样，一小批学生中的活动分子每天都在世界某地和警察打架；持这种看法的人在迅速增加。
这种对活跃精神的反对是许多原因导致的。
有成千上万的人靠着辛勤工作和苦苦积攒，刚刚变成了新的中产阶级成员，他们希望把孩子送到大学去，使孩子在那里拿到向上爬的凭证，从而出人头地。
有的警察不愿意在有女士的场合下使用“糟糕的语言”，然而，他们却碰到了大学女生的极无女士风范的挑衅，而他们本来是希望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些大学里去的呢。
还有一些再无升迁希望的中级管理人员，他们完全被十足的惰性控制了，然而这些人眼看就会被长于计算机技术的年轻人所替代。
有的农场主的庄稼被歌舞狂欢的年轻人踩得一塌糊涂；有的农场主被居住在公社里的城市青年当众侮辱，这些城市青年任凭自己养的牛站在牛棚中的深深的泥浆中。
有的辛勤劳动的纳税人眼巴巴地看着从舒适的家中走出来的年轻人靠着食品券①过日子。
还有一些失望的少数民族——黑人、讲西班牙语的人，土著居民——他们觉得那些有特权的、中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少数民族事业的支持是靠不住的、任性的、暂时的。
那些刚刚摆脱母亲义务的妇女不知道下步该怎么走。
那些数量迅速增长的老年人对自己被撇到一边而愤愤不平，他们不喜欢孩子们的声音，但对喧闹的电声音乐和年轻人的作风、道德也只能眼睁眼闭了。
那些在要求严格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心里酸溜溜的中年人对青年入痛痛快快的性生活艳羡不已，而年轻人的性生活则随着最近一个案子的判决达到了放肆的顶峰：在这件案子中，一位法官宣布一个高中女学生被男生强奸是自然而然的事，这要怪当今“姑娘们”穿着打扮的方式！怒气冲冲的老年人害怕上街的理由愈来愈多；他们害怕遭袭击，害怕小偷。
年轻小伙子梳着富于魅力的“女人式”的长发，少男少女们则梳着非洲式的发形，就象是准备搏斗一场的好斗的野兽，而老年人既受他们的诱惑，又怕被他们当众侮辱。
由于害怕上街，他们便呆在家里看电视。
但电视内容也同六十年代一样，充斥着各种犯罪和暴行。
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定那里，对电视中被谋杀和强奸的人丝毫没有援手的愿望。
过去，当他们读到狄更斯笔下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济贫院时，读到伊娃和汤姆叔叔及南方的奴隶故事时，读到那些绝望的人、被迫捕的人和被压迫的人的兴衰沉浮时，小说家笔下那些令人震惊的故事曾牵动了干百万人的同情心，但电视观众却没有读者的那种参与感。
看电视人的肌肉的一动不动就是人类同情心的一动不动，以至看电视的人面前真的出现了一场谋杀，他也会漠然视之。
同时，许多罪行都是年轻人和青少年干的，正如以前要由成年人完成的、越来越复杂的任务现在都交给年轻人干了。
一州复一州，我们的法律和行动总是赶不上变化。
有的年轻入到了有选举权的年龄，却拿不定主意是否去割扁桃腺；有的怀了孕，却拿不定主意是否该流产，有的能驾驶可以毁掉一个城市的轰炸机，却不知道怎么买来一瓶啤酒。
有许许多多的无家可归的儿童，被赶出家门的儿童和青少年，而对他们成年人却没有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私奔者〔大部分都是十三、四岁的女孩）的数字仅美国一国就膨胀到数百万。
这些孩子的确是危险的。
这样的孩子一般是出现在战前，但更多是出现在战后，就象苏联曾出现过的那种野孩子，他们成了秘密警察的候补人选。
他们谁都不爱，也从不知父母的爱与关怀是何滋味。
父母管束过严会使部分孩子不时表现出残忍的感情，但他们的好斗性是“受到约束的，”因为他们也能不断地感受到父母的关怀。
现在，有救百万这种无人疼爱的儿童流散在社会中，根本没希望满足被电视煽起的十足的物质欲，他们把所有年纪大的人都视为敌人。
老年人害怕遭袭击的感觉不仅仅是他们的妄想狂，而是实际存在的危险。
然而，有权的老年人却有成百上千种表现自己的方式，如：在法庭上把改信了某种亚洲宗教信仰的年轻人交给他的父母严加看管；关闭任何一个增加了改良措施的诊所或学校；惩罚那些胆敢为了争取更好的条件而反抗的教师；把学校的教室塞得人满为患；关闭儿童服务设施—一但他们却能容忍一种新的、可怕约赚钱方式，即从孩子的卖淫中捞钱。
对年轻人的五花八门的暴行的公开宣扬已经在全社会引起了反响，美国约许多人不再关心儿童的幸福，转而反对我们的儿童了。
当那些为末出生婴儿的生存权而奋斗的人也鼓吹死刑、为接二连三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居然往婴儿的身上投凝固汽油弹——而辩护时，局面就更混乱了。
当年原子弹的出现曾提供了许多机会，同样，代沟及伴随代沟而发生的许多观象也曾带来过一些希望，然而这些希望却奇怪地消散了，变模糊了。
当年，年轻人曾被任命为大学管理员会的理事，但从许多方面讲，这几乎没产生过什么差别——大部分事情都使他们感到厌烦。
倘若说良好的影响有时似乎能象一剂补药的效力那样迅速遍及社会各阶层的话，那么环的影响、反动的行为、敌意和对变革的愈来愈强的反对却也象癌扩散那样迅速蔓延。
每一种影响都更难辨认，更难应付了。
现在比十年前更难发现希望。
当新一代的第一批成员发起挑战时，他们相信既成权力机构的成员在错误地掌管权力；这些成员虽然地位强大，但却可以受到挑战。
有希望采取行动消除核威胁的基础，在1945年时看起来是那样简单，而现在则极其复杂了。
六十年代中期希望的基础也很简单，新一代人在新罕布什尔竞选总统的初选中支持尤金·麦卡锡，使人们又一次有机会创造一个合理的世界。
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
我们又返回了原地，变化又被视为与六十年代相同的青少年与父母间的冲突，因此，整个情况比以往更混乱了。
这不仅仅是一次不满的父母与持不同见解的子女之间的较量。
而且也触及到了所有的老年人，触及到了所有年轻人与所有长辈之间的关系。
要认识到这一点还需一些时日。
现在，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在所有的场合下都是隔着代沟相望。
在青少年的这一边，还有青年教师、青年医生以及小孩子的年轻父母。
但是，无论在世界的何处，青少年的父母都在代沟的那一边。
在纽约和伦敦，在辛辛那提和罗马，在莫斯科和东京，在爱斯基摩人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各民族中，父母和子女都隔着代沟遥遥相对。
虽然近十年来的种种变化使代沟的重要性变得模糊了，但年轻的成年人又成了学生和艺徒的楷模，父母与子女间的代沟变得反而更突出了。
在七十年代，这一代沟的存在对父母之道是一个有力的挑战，正如它在六十年代对成人之道的挑战那样。
与青少年打交道或作为一个青少年，目前都是最艰难的时期。
与此同时，许多老年人仍然以为代沟停留在原地，即在十八、九岁的青少年和大学校园里。
他们以前的同情者为活跃情绪的消失而感到痛心疾首，严厉斥责年青人以某种方式背叛了自己——就象先前那些青年中崭露头角、风云一时的人物纷纷变节一样。
但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纷乱的关系仍在继续，尽管代沟本身现在是在二十八、九岁的人那里，而且这新一代中的许多人自己也有了孩子。
在家庭中，年轻人和父母的冲突在继续，只是随着校园中动乱的平息，这种冲突已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高中学生谈起他们的父母时，常把父母说成是“学识渊博”；而父母们，尤其是中高年级学生的父母现在常常拿自己孩子的古怪行为互相比高低，说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当”，说他们正试验不用杀虫剂培育庄稼，说他们对手工艺又有了兴趣，说他们在修炼神秘的灵性感受。
由于最初的那条代沟不那么惹人注目了，年轻教师和老教师之间的界线，年轻政治家与老政治家之间的界线，年轻医生和老医生之的界线也都不太明显了；因此，青少年与父母间依然存在着代沟的事实，也被视为仅仅是一种人们所熟悉的代与代之间的变化，或寻常的两代人的冲突了，只是其特点带有现时期的特殊性而已。
教授和老师所碰到的代沟通常出现在他们与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之间。
现在，他们可以轻松地叹口气了，因为目前那些由校外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支持的学生不那么难教，也容易交谈了。
然而，第一次面对青少年问题的父母们仍然在体验着两代人之间的那种疏远，这种疏远曾被冠之以“代沟”的名称。
只有当这种断裂出现在全世界的大学中时，人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象通常的父母与子女的冲突那么简单。
现在，代沟在大学里已不复存在，代沟的青少年一侧已有了许多成年人，故此，许多青少年和他们父母的冲突似乎又成了他们之间特有的冲突了。
倘若年轻人把他们的痛苦和忧伤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看，他们的某些愤懣和不满就能够有所缓解；倘若父母们认识到子女的反抗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的，而是因为这些子女与那些刚刚成为父母的年轻人不同、他们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代沟的存在，那么，父母们的内疚和绝望也能够得到缓解。
然而，在绝大多数家庭中，无论是父母还是青少华都不采取将这种冲突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来观察的态度。
因此，在大学一年级学生所写的有关代沟的文章中，只有一个学生是把青少年的行为当作一种象征而不是当作个人行为来加以讨论的。
1977年，一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E·斯巴克斯(E·Sparks)写道：现代青年的许多服装式样和个人外表把他们与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中年人区别开来了。
现代青年不管穿什么都不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穿，而是出于他们个人的爱好。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使老年人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想起自己当年只能穿廉价的成衣。
由于现代青年比较走极端而且能坚持自己的标准，他们与中产阶级和中年的劳动大军格格不入。
青年人的头发是造成这种疏远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我觉得，现代青年正在以对头发长度的挑战来进行新的实验……青年人用不着使用大信息量的计算机就能够控制头发……对一些青年来说，头发是实验的手段，是形成差别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