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反腐能否成为治腐良药

“小偷反腐”凸显监管漏洞记者7日从河南省纪委获悉，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西平原县委书记张金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是继西平县委书记张金泉、正阳县委书记赵兴华、平舆县县长王兆军等官员后，又一起被媒体曝光的驻马店“小偷盗官被改笔录”事件中，涉案落马的县委书记。

（新京报）说来也是笑谈，前有“小三”干了纪委的事，踊跃揭露官员贪腐行为，现在又有小偷专门选择在节假日，以县处级领导住所、办公室为目标进行盗窃，结果还“弄拙成巧”，让部分党员干部的贪腐行为公开于众，纷纷落马，上演了一幕幕“小偷反腐”的拍案惊奇，还是应了句老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小偷凭借其灵敏的嗅觉，察觉到部分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大量敛财，而又不敢存到银行等金融机构，只能放到办公室或是家中，而即使偷盗行为败露，官员心中有鬼，也不敢太过伸张，可谓抓住了贪腐官员的“七寸”，屡试不爽。

不管是“小三反腐”，还是“小偷反腐”，都凸显了在党员干部监督方面还存在不少漏洞，要不是因为意外“东窗事发”，部分贪腐党员干部依然可以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逍遥法外，可见及时查缺补漏，扎紧扎牢制度监管笼子，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笔者认为，首先是强化组织监督，定期听取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情况汇报，及时了解掌握党员干部的思想动态和工作表现。

其次要加强监督协作，不仅要理顺组织、纪委、审计、监察等专门监督机关和管理机构的关系，而且要进一步加强人大的法律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建立健全全方位，多途径的监督网络。

最后要强化群众监督，抓好党务、政务、财务公开制度的落实，凡是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增强透明度，为群众了解情况、参与监督提供条件，同时采取发表征求意见、找基层群众谈话、设立征求意见箱和举报电话等多种形式，拓宽干部监督渠道，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促进问题解决，遏制腐败发生。

（文\东东）。

“侦探式维权”的法治困境作者：徐珣沈费伟来源：《浙江人大》2013年第10期“侦探式维权”现象□上海法院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中，陈玉献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如同一个幽灵，跟随着上海法官，出入酒楼、歌厅及豪华会所，只是为了取证揭丑。

业内人士称，这种“侦探式维权”的方式对于揭露法官集团嫖娼案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侦探式维权”的现象？■反贪污腐败应该是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这对于当下的中国乃至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同样适用。

像所有的公共事物一样，现代国家反贪腐的行动需要正式的与非正式的制度系统的相互协调与支持。

当前，我国反腐现状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正式的制度系统发挥其制度功能的同时，非正式制度系统的反腐行动异常活跃。

例如“小偷反腐”、“情人反腐”、“网络反腐”、“侦探式反腐”等。

所有的这些非正式制度系统的反腐行动，在不同的个案中，其主观的动机是多样的，甚至有时没有反腐的明确意愿，然而，其共通点都表达了对贪腐者不同程度上的蔑视与义愤，在不同层面上代表一定的社会正义的要求。

因此，在我看来，在一个给予了公民个人以更多技术条件支持和开放、正义观念的现代社会，公民越来越多地以非制度化的个人行动，介入反腐的公共事务之中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我们看到，事件中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复仇”。

陈玉献选择的“侦探式维权”，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维权的性质，演变成了一场复仇行动。

因此，有人称，“非典型式复仇”对体制性的反腐工作提出了挑战。

对此，您是怎么看待的？■与非制度化的个人或社会组织反贪腐行动相比较，国家制度化的反腐行动往往具有相对的程序封闭性、多部门协作的规范性，以及公权力运用的审慎与责任性等特征。

因此，当制度性的反腐行动，往往没有公民个人的反腐行动那样显得快捷乃至具有“丰富性”，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几乎所有的个人反腐行动，最终都必须在正式的制度化系统中寻求正义实现的路径。

因此，宽泛地认为“非典型式复仇”的个人行动比正式制度系统的反腐工作更有效率，给后者上了一“课”，这不太妥当。

“小偷反腐”折射了什么
近日，记者河南省纪委获悉，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西平原县委书记张金泉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是今年9月被媒体曝光的驻马店“小偷盗官被改笔录”事件中，涉案的第二位落马县委书记。

（网易新闻）
近年来，通过网络媒体的无限放大，出现了“情妇反腐”、“群众反腐”、“网络反腐”，现在又出现“小偷反腐”，“小偷反腐”折射了我国监督制度不够完善，因此强化监督制度是反腐败发展的必然，也是保证领导干部队伍纯洁性的重中之重。

身为领导干部就是要提炼自己的心性，让自己罩上防治腐败的“金钟罩”。

我国对领导干部的监管机制还不完善，尤其是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往往是手握重权，但却没有与权力相当的监督措施，使得这些领导干部的贪腐可能性变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领导干部个人政治素养的提高就显得极为重要，自律能力就成为监督的重要一环。

如果领导干部自己的防腐信念垮了，他总会找到贪腐的缺口，
反之，如果领导干部能自我警醒，再大的诱惑对其也不会有作用。

反腐是摆在中国改革案板上的重要“食材”，如何将这些食材做成色香味俱全的菜肴，让全国人民满意，就要靠各个环节和主体共同努力。

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要齐心协力，各司其职，把反腐的边边角角都考虑到，每种污染都清理干净，相互之间配合亲密无间，让政治反腐的过程无懈可击，让贪腐行为无处可藏。

只有如此，烹饪出的反腐大餐，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才能让改革开放的中国重口可调。

（文/管典）。

驻马店“小偷反腐”：官警贼利益“三国杀”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28期一个小偷团伙专门行窃官员的住宅和办公室。

驻马店市现辖9县3区，王胜利团伙至少盗窃过其中5个县的多名县处级官员。

2012年底，该盗窃团伙被捉获后，却因为警方和被偷窃官员各有“软肋”，令简单的盗窃案衍生出一系列的生态链。

小偷、官员、警察，每个人都有“软肋”被别人拿住，这一生态链相互交织的背后，是腐败、权力、利益的交织。

《新京报》记者张永生、孔璞的文章披露了这一黑色利益生态链背后的“三国”平衡与博弈。

2011年9月30日夜里，“小偷”王胜利用千斤顶撬开了驻马店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住室的后窗。

在王胜利的带领下，5人偷窃团伙从赵兴华住室盗走财物达100多万元，“还有两箱茅台。

”这是正阳县刑警大队长朱玉东抓获王胜利后突击审讯出的情节。

案子涉及时任县委书记，且涉案金额巨大，但更让朱玉东感到烫手的是，王胜利团伙交代的案件源源不断，每个案子的涉案额都较大，而几乎所有案子背后，都牵涉本县或者邻县的县处级官员。

专偷官员的“江洋大盗”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的官员和百姓更愿意把王胜利称作“江洋大盗”。

34岁的王胜利是驻马店市上蔡县黄埠镇小王营村人，自幼父母离异，母亲走后，父亲也因犯罪远走新疆多年。

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

大概10年前，王胜利成了家，并有了个男孩，之后，他与妻子离异。

他的前岳父张东说，他此前就听说王胜利“从小偷学校的东西”。

记者掌握的材料显示，至少从2005年起，王胜利就将偷窃目标锁定了政府机关办公楼。

上蔡县人民法院一份2007年的判决书显示，王胜利和他的另外三名同县同伙，2005年7月偷了上蔡县西洪乡政府；9月偷了上蔡县财政局办公楼和上蔡县工商局局长办公室；11月，他们又在汝南县委办公楼、汝南审计局偷窃，连烟和茶杯都没放过；12月，窜至开封杞县人民政府办公楼，偷得400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

2007年，王胜利因犯盗窃罪且是主犯，被判有期徒刑5年，2010年12月出狱。

小偷反腐：攻守同盟背后的荒诞利益链童话都不敢这么写，但这确实是真事。

河南农民王胜利和他的同伴也算术业有专攻，他们入室盗窃，但对象锁定在河南、山东、安徽各地的县处级领导干部，甚至连作案时间也摸出了规律———专挑“过节前后和干部调整期间”，而且斩获颇丰。

童话都不敢这么写，但这确实是真事。

河南农民王胜利和他的同伴也算术业有专攻，他们入室盗窃，但对象锁定在河南、山东、安徽各地的县处级领导干部，甚至连作案时间也摸出了规律———专挑“过节前后和干部调整期间”，而且斩获颇丰。

但案发后，犯罪金额却一再缩水，在小偷、警察和县委书记之间，一个“少写点，对大家都好”的攻守同盟一度牢不可破。

小偷瞄准领导干部，且每次下手都收获惊人，据《南方周末》报道，因王胜利案牵扯出的官员，仅县委书记就包括驻马店市下辖的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平舆县县委书记王兆军、时任西平县县委书记张金泉、南阳市下辖唐河县县委书记刘明杰、县委副书记秦性奇等多人，其中除了已经落马的赵兴华之外，其他多人可能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失主”，至今对损失三缄其口。

而落马县委书记赵兴华在任时，其被盗金额从100多万缩水为6040元，相应地，盗窃团伙落网后的涉案金额，也从300多万锐减到不足30万。

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少了，刑警队长的行贿往事以及县委书记的巨额财富被遮掩，一度各方互利的这个铁三角，因为县委书记的意外落马而打破，也得益于这种利益重新失衡的慌乱，公众才有幸眼见这荒诞的景象。

官员被盗不敢报案，案件侦破失物更是不敢认领，办案警察则借此私分赃物，官员为求自保只能硬吞下这个“哑巴亏”，从纯利益视角看去，可能只剩下盗窃案嫌疑人不甘心，不停地在法庭上“我偷得多，你们记得少”，为求自保，小偷把其他县委书记们一个个和盘托出。

这样一个简单的系列盗窃案，因为众多地方官员的涉案而变得诡异、蹊跷且异常复杂，在入室盗窃案、因篡改口供而牵出的侦查人员徇私滥权窝案以及官员群体性腐败案的犬牙交错中，不难窥见荒诞背后的普遍性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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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小偷也反腐官员财物被盗竟意外牵出贪官
导语：小偷反腐：明代中后期，城市工商业经过持续多年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在涌现了大批富商巨贾的同时，官员的贪欲也开始膨
小偷反腐：明代中后期，城市工商业经过持续多年的发展，使得社会财富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在涌现了大批富商巨贾的同时，官员的贪欲也开始膨胀，利用权力搜刮掠夺财富的情况，日益严重。

只不过，官员们贪赃刻剥、招权纳贿的行为都是在私底下进行，外人很难取得确凿的贪腐证据，于是也出现了一些官员财物被盗、却意外牵扯出贪官的现象，形成了事实上的“小偷反腐”。

嘉靖四十四年(1565)，朝廷派往地方督察官员风纪、整饬吏治的巡按御史黄廷聘，一路收受官员的贿赂，又用尽各种方法搜刮老百姓的财物，收获颇丰。

正当他准备将财物运回浙江老家，途经湖南衡山县时，因自恃身为钦差，是代天子巡视，没把衡山知县陈安志放在眼里，认为小小一个知县，没必要去费劲搭理。

于是，黄廷聘抵达衡山后表现得很傲慢，自行安顿也不知会陈安志，准备住一晚第二天启程就走。

结果此举惹恼了陈安志，他早就听说了黄廷聘一路上的纳贿劣行，遂派人连夜潜入黄廷聘的下榻处，将他的行李全部偷走，拿回来打开一看，里面果然全是金银财物。

次日黄廷聘发现行李被盗，顿时傻了眼，没办法只得一改前态，登门向陈安志百般道歉赔不是，恳请他尽快破案。

陈安志并不为财，在获得极大心理满足之后，找了个借口，把所有财物又还给了黄廷聘。

但是，黄廷聘收受贿赂、胡作非为的劣行劣迹却被传了出去，最后传到了左都御史张永明的耳里。

他听闻下属有招权纳贿之事，且被人拿到了证据，遂向皇帝上奏章加以弹劾。

嘉靖震怒，免去了黄廷聘的一
生活常识分享。

预防与治理并重，反腐不能割韭菜反腐败不是割韭菜，不能割掉一茬养一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前腐后继，反腐败是为了减少乃至消灭腐败。

所以跟打击腐败、跟办案一样重要就是反腐败当中的预防工作。

（2014年3月11日人民网）腐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屡禁不止究其原因还是利益在作怪。

先哲马克思就非常赞同一句话：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蠢蠢欲动了；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忘乎所以了；而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那么上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来。

这在腐败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利益的趋势之下腐败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如果不有效的制止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而在腐败的治理之中却不能采取割韭菜的方式，不能让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前腐后继，而是真正的让腐败减到最低乃至消灭。

在治理腐败之中无论是免职、开除党籍、停职调查还是判刑都只是对腐败的一个治标的手段，这些手段有效的制止了当前的贪腐人员，有效的缓解了人民的矛盾，对国家的财产和人民的财产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但是这个作用也就止步于杀鸡儆猴、以儆效尤。

真正能够让腐败不在滋生，让国家吏治清明还是需要有效的预防。

这就需要国家不断的完善反腐制度，把反腐法制化、制度化，不断的完善法律制度，不断的提高法制化的程度，把反腐倡廉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一是抓住关键环节，着力提升对腐败人员的监察和监督成效。

让人民的公仆真正“曝光”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着力建成一个集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为一体的监督系统，让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更加的透明化，清晰化。

二是高度重视立法规范，着力构建多元化的制度格局。

实行多种法律规范相结合的管理方法，把国家工作人员的量刑依据同普通群众一样，不断完善《公务员法》，对有经济问题的官员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办理，严格制止功过相抵的行为。

三是加强内外部协作配合，着力惩治职务犯罪。

检察机关要高度关注有案不立、有罪不究、虚假诉讼、裁判不公正、监管不到位等现象注重发现和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失职渎职、索贿受贿等职务犯罪，充分对照群众举报和党委查证情况，形成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