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纠纷的司法介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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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案例背景甲某,男,35岁,某高校教师。
甲某自2008年入职该校,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根据学校规定,教师职称评定需满足一定的教学业绩、科研成果等条件。
甲某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教学业绩突出,科研成果丰硕。
然而,在最近一次的职称评定中,甲某因与同事乙某的科研成果重复而被评定为不合格。
甲某对此结果感到十分不满,认为自己的科研成果与乙某的并无重复,且在评定过程中存在不公平现象。
于是,甲某向学校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评定其职称。
二、争议焦点1. 甲某的科研成果是否与乙某的重复?2. 职称评定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公平现象?3. 学校对甲某的处理是否合法?三、案例分析(一)关于科研成果重复问题1. 甲某与乙某的科研成果是否重复?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权利。
在本案中,甲某与乙某的科研成果是否重复,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1)内容是否相同:甲某与乙某的科研成果在内容上是否存在实质性相同之处?(2)表达方式是否相同:甲某与乙某的科研成果在表达方式上是否存在实质性相同之处?(3)创新程度是否相同:甲某与乙某的科研成果在创新程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是否存在实质性相同之处?2. 学校的认定是否合法?学校在认定甲某与乙某的科研成果重复时,应依法进行。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学校有权对教师的科研成果进行审查,但应保证审查程序的公正、公平。
在本案中,学校应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甲某与乙某的科研成果重复,否则,其认定结果可能存在违法之处。
(二)关于职称评定不公平问题1. 职称评定程序是否合法?根据我国《教师法》的规定,教师职称评定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本案中,学校应依法进行职称评定,确保评定程序的合法性。
若评定程序存在违法之处,则可能构成不公平。
2. 学校的处理是否合法?学校在处理甲某的申诉时,应依法进行。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在处理劳动争议时,应充分听取劳动者的意见,依法作出处理。
论公立高校职称评审行为的司法审查章志远【摘要】司法机关介入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纠纷的正当性,既源于职称评审自身的具体行政行为属性和现实教育申诉及复议救济的乏力,也有司法审查高校与学生纠纷的有益经验可资借鉴.对于职称评审行为,司法机关应坚守谦抑立场并秉承合法性审查原则.就职称评审行为具体的审查标准而言,通过援引行政法一般原则所形成的实体审查和通过运用正当法律程序精神而形成的程序审查的有机结合是最佳模式.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尽快制订教育行政诉讼司法解释已经成为切实维护教师权益、促进大学依法治理的根本之道.【期刊名称】《福建江夏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02)005【总页数】7页(P31-36,61)【关键词】职称评审;司法审查;法律限度;审查标准【作者】章志远【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法学院,江苏苏州21500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2.16在我国当下行政法学理和实践中,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及其争议处理一直都是较为热门的话题,并成为检验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重要场域。
相比之下,高校群落中另一组重要的基础性关系——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及其争议处理却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特别是当事关高校教师核心利益的职称评审纠纷产生时,法律却极其意外地“缺场”。
2003年发生的“全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第一案”(“华中科技大学教师王晓华诉教育部案”)虽使得高校职称评审活动第一次走进司法和公众的视野,但法院有关“职称评审并非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定却堵塞了司法审查高校职称评审行为的通道。
[1]于是,当高校教师不服职称评审结果而与高校发生争议时,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或调离单位,甚至采取网络爆料、著文解嘲直至暴力方式寻求解决。
[2]就学术研究而言,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行为的法律属性及其司法审查问题尚未引起行政法学界的应有关注,仅有的几篇论文还主要停留在职称评审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论证以及司法救济必要性的强调上。
① 有关教师职称评审行为属性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可参见叶必丰、周佑勇:《论教师职称授予行为的法律性质》,载《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第114-115页。
论司法介入高校管理的法理与范围高校作为国家重点培养人才的场所,在维护学生合法权益、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是,在实践中,高校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接收学费的使用不透明、学术不端、师生关系不正常等,给学生权益的保障带来了负面影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学生或组织选择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并要求法院介入高校管理。
本文将从法理与范围两方面进行论述。
一、法理在我国法律中,高校管理实行学校法人制度,高校应具备民事主体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合同行为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
因此,高校在行使职权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对于违法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此外,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对高校的管理和教育教学提出了规范和要求,为学生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介入高校管理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1、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纠纷高校作为法人,与学生之间的民事关系是平等的,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合法权益与高校协商,如补助、结业证书、学籍等。
但如果高校不履行协议或未能合理解决纠纷,学生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进行维权,并要求法院介入。
例如,学校对学生收取的学费应当用于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如果高校明显虚报收入或者挪用公共资金等情况,学生有权提起诉讼,要求高校退还违法收取的学费。
同时,在高校拒不给予学生结业证书等证明材料时,学生也可以要求法院介入,强制高校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2、涉及高校管理不当或违法违规行为的案件在高校教育教学管理中,如果高校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为学生提供具体的课程安排、拒不公布教师名单等违反规定,或涉及教育教学质量等问题时,学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介入,要求高校进行相应的整改。
此外,如果高校在学生申请入学、升级、毕业时,出现违法行为,也可以要求法院介入进行处理。
例如,高校拒绝录取符合招生条件的学生、错把应录取的学生录取为几年制专科的本科生等情况,学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第1篇一、背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日益受到重视。
近年来,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旨在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评定程序不规范、评定结果不公正等。
本文将以某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纠纷为例,分析高校教师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案例简介某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纠纷案涉及该校三位教师,他们均为副教授。
按照学校规定,副教授职称评定需经过评审、公示、答辩等程序。
在评审过程中,三位教师均符合条件,但在答辩环节,其中一位教师的答辩成绩低于其他两位教师,导致其未能晋升为教授。
三位教师认为评定过程存在不公平现象,遂向学校提起申诉。
三、案例分析1. 评定程序不规范根据《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条例》和《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办法》,高校教师职称评定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然而,在本案中,学校在评定程序上存在不规范之处:(1)答辩环节设置不合理。
学校在答辩环节仅设置了一次答辩,未给教师提供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
(2)评审委员会组成不合理。
评审委员会中部分成员与被评定教师存在利害关系,影响了评审结果的公正性。
2. 评定结果不公正在本案中,三位教师的评定结果存在明显的不公正现象:(1)答辩成绩差异较大。
三位教师的答辩成绩差距较大,其中一位教师的答辩成绩明显低于其他两位教师。
(2)未充分考虑教师的实际贡献。
评定过程中,学校未能充分关注教师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实际贡献,导致评定结果与教师实际水平不符。
3. 教师权益保障不足在本案中,学校未充分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1)申诉程序不完善。
学校对教师的申诉处理不及时,未给予教师合理的解释和答复。
(2)教师缺乏维权意识。
部分教师对自身权益保护意识不强,未能及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建议1. 完善评定程序(1)规范答辩环节。
学校应设置多轮答辩,给教师提供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
高校与教师间纠纷解决之法律路径述评公立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在教师任用上推行的聘用制,使得高校和教师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
法律关系的改变必然引起纠纷法律性质的改变,因此高校和教师间纠纷之性质在聘用制施行前后必有相异之处。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高校和教师间的纠纷均不可避免。
由此一来,我们就有必要审视目前既存的纠纷解决途径能否适应变革后的局面,如有不足之处,又该如何加以完善和改进,从而实现高校管理及纠纷解决的法治化,这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内容。
一、纠纷解决现有法律路径之梳理综观目前已有的法律规定,高校与教师间纠纷主要通过以下途径解决:(一)申诉1993年施行的《教师法》第39条规定:教师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或者对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1995年国家教委出台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中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教师法意见》)对申诉的处理程序作了进一步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二)协商、调解、仲裁2007年施行的《人事争议处理规定》第3条规定:人事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调解……;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三)行政复议或诉讼《教师法意见》中规定:申诉内容直接涉及其人身权、财产权及其他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事项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四)民事诉讼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所作的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服,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二、纠纷解决现有法律路径之评析以上几种纠纷解决途径,对化解高校与教师间的矛盾,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纠纷的司法介入在实际工作中 , 很多专业技术领域往往都涉及到职称评审问题, 职称实质代表着国家和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综合评价 , 其对于高校教师的重要性也不言面喻。
随着改革的深入 , 教师资格、教师职称的授予和评定中的争议会越来越多。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引发的问题 , 现如今已不是一个仅限于个别大学的内部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我国高校的一个社会问题如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相关矛盾纠纷 , 维护高校教师的合法权益 ,是关系到司法正当性和大学依法自治的重要法律问题。
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纠纷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大学自治不断完善的外界保障 , 司法的介入可以保障教师诉权的实现、可以克服大学管理上可能产生的某些狭隘性和失范性行为 , 进而从根本上促进大学自治的发展。
然而从近几年众多实际案例来看 , 我国实务界对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是否应受司法审查问题往往采否定意见。
典型的有 2003 年“华中科技大学两教师职称评审案” ,其中两名老师皆应“教师职称评审属高等学校自主权范畴”、教师职称评审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为由 , 其行政诉讼请求都遭到驳回。
理论与实务的巨大落差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 因此, 深入探讨针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纠纷的司法审查问题 ,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高校自主权与教师诉权伴随我国高校管理制度的改革 , 高校自主行使决定权的行政事务范围的扩大 , 学校独立意志的合理与合法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
特别是高校在对教师职称评审过程中发生纠纷 , 作为被管理者教师的诉权与高校自主权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冲突 , 因此认识大学自主权和教师诉权有着重要意义 , 这是解决司法是否介入此类事件的基础和前提。
(一)大学自主权现代大学起源于 12、13 世纪欧洲的中世纪大学。
从大学史的角度看, “大学自治” (又称为“大学自主” )这一思想在西方大学具有悠久的传统。
特别是自 19 世纪德国思想家、教育家洪堡提出大学学术自由以来 , 大学自治则深深影响着现代大学制度。
学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的争议性案例研究引言:学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是一个旨在激励教师发展和提升的重要制度。
在该制度下,教师通过教学、科研、教材编写等多方面的工作表现来争取晋升职称。
然而,这一制度也存在一些争议,因为某些评定标准并不完全准确地评估了教师的综合能力和贡献。
本文将以一个具体案例为例,分析学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的争议性,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案例背景:某中学的教师刘老师,已经在该校任教十年,教育教学工作较为出色,但一直没有成功晋升到高职称。
他的教学评分一直在优秀、合格之间波动,但在科研和教材编写方面却有很高的造诣。
然而,学校在职称评定时,往往只基于教学评分,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师的其他优秀方面。
争议点一:过于侧重教学评分学校教师职称评定制度中,教学评分是影响职称晋升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只以教学评分作为评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单一和片面,忽视了教师其他方面的潜力和贡献。
教师的科研能力、教育教学创新、教育管理能力等也应被纳入评估体系,以全面准确地衡量教师的能力和职称晋升的可能性。
争议点二:评估标准的主观性在某些学校中,对于教学评分的标准并不清晰明确,评分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
这导致了评定结果的公正性和公平性难以保障。
因此,建立一套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以避免主观性对教师职称评定结果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争议点三:职称评定的正当程序在某些情况下,学校可能存在职称评定程序不规范、操作不公开等问题。
这给教师职称评定制度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
所以,学校需要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职称评定程序,让教师了解评定流程和标准,并提供申诉机会,确保评定结果的公正性。
解决方案一:多元评价体系为了解决目前教学评分过于侧重的问题,学校可以建立一个多元评价体系,将教师的不同能力综合考虑在内。
对于教学评分,可以结合学生评价、同事评价和专家评估等多个方面来综合评估。
此外,还可以引入其他评价指标,如科研成果、学术论文、教材编写等,以全面反映教师的能力和贡献。
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纠纷的司法介入2其次,以上涉关对教师管理自然含有职称评审与工资薪金的调整等,这些内容也肯定要被纳入教师与高校间的聘用合同内,其目的“当然期望教师致力于学术研究、教学与服务、提升文化教育与水平,以符合国家之教育政策,自有强烈之公益色彩,且教师担任教育工作,依聘约内容履行对学生应提供之教育服务,及所得行使之公权力行政,以达成给付行政上之公法目的,性质上,自属行政契约”可见,即使将职称评审事项纳入高校教师聘用合同,其“也有强烈的公共利益存在,我们可以直接根据利益说,直接认定高校教师与学校的聘用合同就是公法上之契约。
”而至于“公办民营之学校,自属私立大学或院校,其与教师间之聘用契约,应为私法上之契约关系,有关之评聘,故可提起教师申诉,惟后续之法律救济途径,应谋求民事法律关系解决”。
再次,姑且我们认为高校教师聘任合同是民事合同,但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作出评审决定则很大程度改变了聘任的内容,即改变了事前聘任合同的民事行为,并非是一般聘任合同基于平等自愿签订的这一基础。
因此,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行为具有单方面、强制性的特征,自然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二)如何解决纳入行政诉讼的困境?如果说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行为应该纳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些质疑:(1)学校是否是行政主体?持否定意见的观点认为学校属于事业单位,不是面向社会、从事管理的行政机关;(2)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是否是高校自主权范畴?持否定意见的观点认为该权力具有自治属性,对外界不构成影响,似乎不属于公共权力:(3)高校教师是否有资格提起诉讼。
持否定意见的观点认为高校教师作为高校管理对象,其法律地位特殊,教师与所在学校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不具有一般社会成员的普通身份;(4)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行为纳入司法审查是否具有法律依据?持否定意见的观点认为,法律、法规中尚无教师在高校管理过程中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申请司法救济的明确规定。
当然,客观上,司法机关以行政诉讼介入高校教师管理,还存在一个审查能力问题。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直面挑战的问题。
对此,笔者以为,在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呈现不断扩大趋势的背景下,法院以上述理由拒绝为教师提供完整、彻底的司法救济已难以让人信服。
现综合分析如下:1.大学公权力性质——经由私人事务演变为公共事务按照通行观点,司法机关只监督行政主体运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对机关、组织的内部管理权力无权干涉。
要回应这一观点这就需要对高校管理权力的属性问题进行界定。
对此,有学者认为,关于公共权力,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一为针对作用对象的公共权力,一为针对作用事务性质的公共权力。
以前者来解释公共权力,要求权力作用双方须处于一个开放空间,彼此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被管理者以独立个体的身份与后者发生法律联系;以管理事务的性质来解释公共权力,要求权力作用事务具有一定公共属性,不属于私人事务。
早期社会,教育是一种私人事务,由私人负责教学与教育管理。
随着社会的进步,单纯借助私人的力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成员发展的需要,于是举办教育事业、从事教育管理成为社会和政府的活动内容,教育也因此脱离了私人事务的属性,具备了公共事务的特征。
现代社会,作为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的场所,高校最重要的职能在于为国家和社会保存、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培养高级人才。
教育的社会权利属性也相应决定了教育事务的公共性质。
高校除了进行日常的教学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管理权力来管理校务,维护日常教学秩序,落实国家教育政策、方针,行使教育管理职能。
教育管理权力也不再属于一种私权利。
而具备了公权力属性。
因此,以第二种意义来理解公共权力,高校管理行为同样是一种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具备了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
2.大学行政主体性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高校为事业法人为由,认为其作出的管理行为不具备高权作用的属性,也不是一种务实严谨的态度。
当代公共行政职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扩张,而国家不可能无限地扩张自己的行政机关,从而不得不将部分公共行政职能向社会分散和转移的结果。
传统的以立法、行政、司法、统治等职能的划分为内容的分权理论已经被打破,以国家行政权的进一步划分和下放为主要内容的“公务分权”成为现代分权理论的重要内容。
地方居民团体、行业团体、公益社团、大学等组织因此而获得了相对独立于国家的法律地位,在法律授权的范围之内,自负其责地执行公共行政职能。
公共行政的主体原先由国家单一垄断,现在则形成了国家、地方、行业、社团、大学等主体并举的多元化的格局。
因此,高校即使作为事业法人,其如果经授权作出高权行政,也属于公共行政的主体。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一般认为,行政行为的作出者必须为行政主体。
而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行政主体是一个学术用语,泛指享有并行使行政权且能对自己作出的高权行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承担责任的管理者。
能否成为行政主体与是否属于行政机关无必然联系。
所以,在行政法学中才会有职权行政主体与授权行政主体的划分。
授权行政主体即是对那些虽无行政机关身份(不能基于组织法的授权直接取得行政主体资格),却因法律、法规授权而享有相应管理权力的机构或事业单位的统一称谓。
高校虽属于事业单位,但其成立要根据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而非如行政机关那样直接依据组织法规定取得机关法人身份。
但是,基于法律的特殊规定,有职称评定权的高校或其他教育机构的职称评定委员会应当被看做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一个高权主体,享有一定管理权力。
基于法律的授权,高等院校成为享有高权的组织,作为其管理对象的教师负有服从校方决定的义务。
高校因此而具备了行政主体的特征。
所以,再以高校不属于行政机关为由驳回教师对其提出的救济申请已不具有合理性。
3.高校教师身份属性——非特别权力关系(非内部行政行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学校与主管部门是行政隶属关系,这种关系影响到校内各种主体关系,如学校与教师、学校与学生之间也是一种隶属的关系,虽然这种秩序正在调整,但是这种传统的认识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而同时,由于我国行政法长期以来深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并继承了对行政行为两分的理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
对外部行政行为以一般权力关系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允许司法审查的介入;而内部行政行为则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作为理论支点,排除司法权的介入。
由于我国计划经济下高校管理传统对司法审查排斥的历史传统,正好契合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司法权介入排除的特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大学排斥司法审查的理论支撑。
故而,对大学自治司法审查的介入,必然面临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挑战。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盛行。
该理论认为行政管理关系包括两种形式:一般权力关系与特别权力关系。
一般权力关系是“一切人民皆受国家高权支配”,相对人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与管理者发生关系。
而特别权力关系,指基于特别法律之原因,当事人一方对于相对人,在一定范围内有命令强制之权利,相对人有服从义务。
相对人以某种特殊的身份与行政主体产生接触。
该特别身份主要有:公务员、学生、囚犯等。
按照传统理论,特别权力关系之间的这种管理和服从的关系,不由法律调整。
不得寻求法律救济。
二战后,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日益受到来自宪政理论和现代法治观念的挑战,“因该理论而引起在机构关系中大量的基本权利地位的丧失,肯定悖于宪法精神”。
德国学者认为,法治的最重要内容是“依法行政”,并据此导出“法律保留”原则。
此原则的含义是:特别权利不能侵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
“学校校规作为强制性使用的公务法人使用规则,在影响学生身份(如转学、退学以及一些重要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时,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
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77年3月15日有关富山大学学分不认定案的判决中仍然“承认有部分性秩序为特别关系”,认为,“国立大学的关系是具有自律性法规范的特殊的部分社会”。
但另一方面,又“承认人权的制约应限于该关系的目的所必要的限度内,且此种关系涉及市民法秩序时(例如学生的退学处分),就要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目前,我国在高等学校与高校教师关系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在总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侧重于管理与规范,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一定程度上说,我国未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在具有特别权力关系特征的学校管理关系中,缺少明确的司法救济途径。
人们一般习惯性地认为,高校对教师的职称评审是高校当然的权力。
这对高校教师权利的保障实为不利,也不符合当今行政法的发展趋势。
四、进一步的思考基于以上分析,高校对教师的职称评审行为纳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接受司法审查已毫无疑问。
的确,司法的触角已经可以伸人大学这一象牙塔,“但司法的阳光绝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疾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这是因为,司法介入并不是万能的,无限的,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只有通过司法介入才能解决。
首先因为法院本身不能主动提起诉讼,“不告不理”是其司法介入的前提和原则。
其次,司法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纯粹的消极性的权力,因为法院审理和裁判是一种事后救济。
它们无权为迫在眉睫的高校问题寻找或提供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
第三,宪法学本身通过系统学说限制了司法权力。
那么,究竞哪些方面司法可以介入?哪些方面又不需要司法介入呢?司法介入到什么程度,才能保证大学自治与司法介人的平衡呢?为此,国内学者多以德国学者乌勒教授提出的“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两分法”的特别权利关系理论或以1972年德国宪法法院通过司法判例确立的“重要性理论”作为解决学生侵权救济中司法介入限度问题的工具,即凡是有关特别权力关系产生、变更和消亡的基础关系事项或有涉基本人权的重要事项,如学生身份资格的取得、丧失等可以申请司法审查;而学校为了保证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所规定的管理关系事项或不涉基本人权的非重要事项,如学生纪律处分、宿舍管理等则属不可诉之事由。
这种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突破,可简单地概括为:由绝对排除司法干涉向特定范围事项允许司法干涉的转变从而司法权对大学自治干涉与否的问题,就转化为司法审查对大学自治干涉范围的界定,即凡是属于基础关系事项或重要性事项的,则允许司法权的介入;反之,则否。
“基础关系和管理关系两分法”和“重要陛理论”对于我们认识司法介入高校对教师的职称评审行为的限度有着同样的指导意义。
既只要涉及高校教师基本权利的事项不论是干涉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必须由立法的方式而不能由行政权力自行决定。
相应,对高校对教师管理行为司法审查的有限性、适度性要求关键是要认清所谓“大学自主权”中存在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清两种权力的不同性质,划分两种权力的运行轨迹,将司法审查的基点放在行政权力上,避免对学术权力的不正当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