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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电大专科一网一平台《地域文化》教学考判断题题库及答案国家开放大学电大专科一网一平台《地域文化》教学考判断题题库及答案适用于22春之后的学员1.僧一行曾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2.北宋王朝组织人编纂的《授时要录》是一部农家著作。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3.《孙子》是孙膑的著作。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4.玄奘，姓陈，名祎，洛州巩县人。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5.中原马街书会始于明朝时期。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6.我国有史以来最早的宴会，是4000多年大禹在今禹州市举行的钧台之享。
判断题(2分)A.正确7.宋朝苏舜钦的散文《沧浪亭记》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8.伏羲——阏伯文化是豫东文化区域的内核，陈宋化则是它的主流成分。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9.一般认为，《孙子》是兵家文化的开山之作。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10.司马迁在《论六家之要旨》中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11.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实现中原崛起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12.商代甲骨文是世界上最早记载日食、月食的载体。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13.《大唐西域记》是唐玄奘编辑而成。
判断题(2分)B.错误14.程颐曾制定“为学六则”：一曰立志；二曰养志；三曰穷理；四曰实践；五曰虚心；六曰有恒。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15.南朝梁锺嵘的《诗品》，是我国诗歌评论的代表作。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16.《辞源》中对“中原”一词的解释为：“狭义的中原，指今洛阳以南一带。
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整个黄河流域。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17.《谏逐客书》是汉贾谊的代表作。
判断题(2分)A.正确B.错误18.魏晋南北朝属于佛教在我国发展阶段阶段。
报任安书司马迁治学三原则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三原则，主要包括：
一、切身实际：司马迁强调学术研究要站在实际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要关注人民的疾苦和实际需要。
他认为学术研究不能脱离实际，应该贴近生活，关注人民的现状和需求，为人民服务。
二、客观公正：司马迁主张学术研究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他认为学者应该遵循事实真相，不偏不倚地观察和记录历史事件，不受权势和利益的影响，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够公正评价各种事物。
三、才德兼备：司马迁认为学者应该具备才德兼备的素质。
他认为学者要既有深厚的学识和才华横溢的能力，又要具备高尚的品德和道德修养。
只有才德兼备的学者，才能够真正做到“仁义智勇”和“兼济天下”。
这三个原则是司马迁治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他的治学思想不仅为后世学者所推崇和学习，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国学考辨六艺与六经（作者系某⾼校⽼师）在从六艺到六经的转变过程中，孔⼦及其创⽴的儒学起了重要作⽤中国上古⽂化肇始，或⼝⽿相传，或书之典籍。
假以时⽇，社会分⼯发展，有劳⼼者，劳⼒者之分。
劳⼼者即所谓脑⼒劳动者，其实就是今天的知识分⼦。
不过，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并没有职业化，也就是说，还没有⽼师这样的职业。
知识分⼦是由各种官员兼任，这些官员称为王官或百官。
因此，我们的⽂化的传承、发展实际上就由王官来完成，所谓“以吏为师”，这就是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志》中提出先秦诸⼦百家皆出于“王官之守”观点的基本依据。
从另⼀个⾓度讲，⽂化知识的⽣产创造主要由他们垄断，这并⾮否认百姓参与了⽂化知识的⽣产，只是说⽂化知识的⽣产不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物质资料的⽣产，即便他们创造了⽂化知识，也由知识分⼦收集、整理，加以传承和发展。
直到有⼀天，孔⼦的出现及兴办私学，才逐渐打破了这个局⾯。
当然，孔⼦只是⼀个标志，标志着⽂化知识的⽣产创造不再仅仅局限于王官群体，由于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分⼯也发展起来了。
春秋末期，私学兴起，孔⼦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因此被称为“万世师表”。
六艺最早指六种技艺“六艺”在先秦时期有两种含义：⼀指六种技艺，⼀指六部典籍，即“六经”。
六种技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才能。
《周礼·保⽒》：“养国⼦以道，乃教之六艺：⼀⽈五礼，⼆⽈六乐，三⽈五射，四⽈五御，五⽈六书，六⽈九数。
”也就是说，⽂化知识技能有了积累和发展，便分门别类，然后⽤于教育⼦弟。
先是⽤于教育贵族的⼦弟，私学兴起后才普及到“庶民”也就是百姓⼦弟。
孔⼦讲“有教⽆类”，他的学⽣是来⾃各个社会阶层的⼦弟。
政府开办了专门的教育场所也就是学校来教育⼦弟，但在夏、商、周时期有不同的名称。
《孟⼦·滕⽂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
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校，殷⽈序，周⽈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伦也。
司马迁简介资料_关于司马迁简介资料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
西汉史学家、散文家。
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
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
初任郎中，奉使西南。
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
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
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早年经历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
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
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学游天下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父亲的身边。
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
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
南下襄樊到江陵。
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
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旧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
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
上会稽，探禹穴。
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
上姑苏，望五湖。
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原文及译文《论六家要旨》原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
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儒者则不然。
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
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
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
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
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
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
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
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
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史记写作原则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史书之一，它是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共计130篇，收录了从夏朝到西汉末的历史事件与人物。
史记不仅是中国史学的经典之作，也是世界史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史记的写作过程中，司马迁遵循了一些写作原则，这些原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客观公正史记的写作以客观公正为基础，司马迁在写作时力求不受个人情感和立场的影响，尽可能客观地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史者，当明之以实，述之以详，旁骛於怪异，疑似於无辞，虽繁其言，不惑其意，是以智者必慎於其志，而勤於其行。
”这句话表明了史记写作的客观公正原则，即史书应当真实、详尽、不偏不倚地反映历史。
第二、注重史料史记的写作离不开史料的支持，司马迁在写作时注重收集、整理和利用各种史料，包括史书、编年史、国史、方志、家谱等。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虽不学古文，犹尝读书，观编年，考世系，穷方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句话表明了史记写作的史料原则，即史书应当以史料为基础，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利用。
第三、注重史书的整体性史记是一个完整的史书，它包含了从夏朝到西汉末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司马迁在写作时注重史书的整体性。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史之所以为书者，以传曰史，以书曰传，书者，所以载之也。
”这句话表明了史记写作的整体性原则，即史书应当具有系统性和连续性，能够全面地反映历史。
第四、注重史书的文学价值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司马迁在写作时注重史书的文学价值。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凡天下之士，莫不尊史，以为文之精华也。
”这句话表明了史记写作的文学价值原则，即史书应当具有文学价值，能够启迪人们的思想和情感。
第五、注重史书的教育功能史记不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教育著作，司马迁在写作时注重史书的教育功能。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史者，本末究理之极也。
”这句话表明了史记写作的教育功能原则，即史书应当具有启迪人们思想、教育人们的功能。
《史记》中的文学艺术手法：司马迁的叙事与论述技巧导言《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颗瑰宝，它是司马迁创作的第一部长篇纪传体著作。
司马迁不仅在历史记载的广度和深度上创造了新的纪录，而且在叙事和论述技巧上也有着独特的成就。
本文将从叙事的生动性、戏剧性和紧凑性，以及论述的客观性、分析性和煽动性等方面，探讨《史记》中司马迁的文学艺术手法。
叙事技巧生动性的描写《史记》中的叙事极具生动性，司马迁通过精细入微的描写，将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例如，在记载项羽与刘邦相遇的故事时，司马迁生动地描绘了两人的神态、目光和语言，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和角力。
这种生动的描写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也使读者更能够情感上与历史人物产生共鸣。
戏剧性的对话《史记》中的对话形式多样，有台词形式的对话，也有间接引述的对话。
而这些对话通常都具有戏剧性。
司马迁巧妙地运用对话，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展现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性格特点，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
这种戏剧性的对话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也增添了读者的阅读乐趣。
紧凑性的叙事结构《史记》中的叙事结构极为紧凑，司马迁能够将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关系条理清晰地呈现给读者。
他善于运用悬念和转折，将重大历史事件设置在关键的转折点上，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紧张感和兴趣。
同时，他还能够灵活运用时间顺序和回忆、闪回等手法，将故事的各个部分有机地连接起来，使整个叙事更具连贯性和逻辑性。
论述技巧客观中立的观点《史记》中的论述具有客观中立的特点，司马迁以史实为依据，不偏不倚地叙述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轨迹。
他不对历史人物进行主观评价，而是通过事实的揭示，让读者自行判断和评价。
这种客观中立的观点使得《史记》成为了一部公正客观的历史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分析问题的深度司马迁的论述具有深度的分析问题的特点。
他在记载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能够深入挖掘事件的根源和背后的原因，揭示事件的内在逻辑。
史记中的史书写作技巧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史书被视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们承载着历史事件、人物事迹以及社会变迁的珍贵信息。
《史记》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誉为古代历史文献的巅峰之作，也为后世史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从《史记》中的史书写作技巧入手，探讨其对后世史书写作的启示。
一、坚持以实为本的原则在《史记》中，司马迁始终秉持“实录真事”的原则，力求准确记录历史事件。
他通过勾勒历史背景、清晰描述事件经过和还原人物形象，使得史书具备了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史书写作时，应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注重准确性和客观性，避免主观臆测和扭曲历史真相。
二、注重叙事技巧的运用《史记》以纪传体的方式展现了中国历代君王、名将以及一些重要事件的叙述。
其中的史传结合，使得整部史书具有了故事性、可读性和连贯性。
在史书写作中，应注重叙事技巧的运用，借助故事情节、人物对话等手法，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历史内容。
三、兼顾人物塑造的细腻性和客观性《史记》中塑造了许多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形象，如项羽、刘邦等。
这些形象既具备了个体特点，又能够代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
在史书写作中，应努力实现人物形象的细腻塑造，并兼顾客观性，避免赋予过多主观色彩，以确保历史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四、融入个人思考和评价的合理性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整理和归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思考，起到了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在史书写作过程中，适度发挥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以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可以增加史书的价值和深度，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
五、注意语言表达的凝炼性和优雅性《史记》的语言风格简练、凝炼，以及典雅的修辞手法，使得史书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在史书写作中，应注意语言表达的凝炼性和优雅性，避免冗长和啰嗦的表达方式，以及一些低级错误，如错别字和语法错误等。
综上所述，史书写作中的技巧可以从《史记》中获得启示。
坚持以实为本的原则、运用叙事技巧、兼顾人物塑造的细腻性和客观性、融入个人思考和评价的合理性，以及注意语言表达的凝炼性和优雅性，都是史书写作中值得借鉴和应用的要点。
汉儒称“六经”为“六艺”考内容提要】学术界一直以为，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所谓“六艺”，就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又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
但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证，提出了不同看法。
本文认为：“六经”称谓至迟流行于战国中后期，而“六艺”称谓却只是在《吕氏春秋》中才偶尔使用，流行起来更是在汉初以后。
随着“六艺”称谓的流行，汉初儒者开始以“六艺”称“六经”。
汉儒将先秦“六经”改称为“六艺”，并非出于学科规范考虑，而是服务于其变“经”为“艺”、变“学”为“术”的学术转向。
而这一转向之所以发生，又是因为汉初儒者有争取立儒学为国家惟一官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六经/六艺/儒者/儒术但凡对儒家学问有所了解者，不仅熟知儒家的学问为“六艺”之学，而且熟知儒家的“六艺”指谓有两，一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另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
前者是思想范畴的学问，后者是技能范畴的学问，其学问属性之不同是显然的。
可是，两者为何同取一名？两者同取一名始于何时？两者异实而同称究竟有什么意义？尽管海内外学人对“六艺”耳熟能详，但迄今未见有人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有鉴于此，本文在查阅史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有关史料的综合分析以回答这三个问题。
笔者深知本文之考证尚有待进一步充实和深入，之所以不顾固陋之嫌公开发表，意在征求方家的批评指正，以促进有关研究。
一“六经”称谓的出现，当不迟于秦汉之际是可以肯定的。
但究竟于何时出现，亦只能考证出一个大概的时期。
章太炎先生曾断定“六经”之名为孔子所定，这不啻认为“六经”称谓的出现当不迟于春秋战国之际。
他的理由是：“《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
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公布，《易》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无务之急，姑均不以教人。
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
简论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著述原则摘要：“考信于六艺”的著述原则，蕴含了两层意思。
首先，六艺是司马迁判断史料真实性的依据，表现了他严谨的创作态度。
同时六艺作为儒家典籍代表，所体现的思想更是被司马迁吸收继承，指导了《史记》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判态度。
司马迁发扬了孔子述作《春秋》的伟大事业和历史使命，通过对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整合吸收，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
关键词：“六艺”《春秋》史料批判著述原则一七十列传以《伯夷列传》为首篇，而司马迁在开篇第一句话“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①即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著述原则，即“考信于六艺”。
“考信”意为考核验证，“六艺”是儒家的六部经典著作，即《易》《书》《诗》《礼》《乐》《春秋》。
司马迁时代，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成为官方学术。
“六艺”因为得到了中央政权的认可而拥有了无可撼动的经典地位，对社会尤其是读书人的思想倾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司马迁以“六艺”作为根本准则，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变化。
具体来看，这句话可解释为两种意思。
第一是指把“六艺”看做历史材料取舍的标准，检验材料的真实可靠与否。
司马迁面对历代堆积下来的异常庞杂的历史材料，怎样对其进行精简吸收以纳入《史记》体系中，必然要下一番工夫。
另一种意思是指用“六艺”中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来评判手头史料的价值，作为人物事迹的衡量尺度。
此时“六艺”不仅仅是用来判断史料的真实性，更承担了司马迁的史学方法和态度。
以“六艺”提倡的精神来评价史实，考信的最主要内容在“理”而不在于“事”，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揆之事理”法。
因为“六艺”所叙的史实止步于春秋，战国以后直到西汉初期的史实是无法以“六艺”为标准去核查的。
章学诚所称“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
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②，道出了“六艺”具有永久的规范性价值。
这两种含义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侧重，灵活运用。
总的来说，第二种意义更是贯穿了整部《史记》的创作实践过程，成为最基本的原则。
为了更清楚具体地理解这句话，我们先把它还原到《伯夷列传》中来做分析。
司马迁在“犹考信于六艺”一语后紧接着说，“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认为此指今存《诗经》《尚书》有所缺亡，而又言虞夏禅让之事可从《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中见出。
这样分开来解释固然没有错，但似嫌逻辑上有抵牾。
因为既已说“诗书虽缺”，加一“然”字表示转折，则虞夏之事当从别处得来。
从语义的连贯性上看，笔者认为司马迁知晓“虞夏之文”的途径不仅是通过《尚书》，更主要的是通过《庄子》等不属于“六艺”的诸子杂书。
后文所云“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天下重器”出自《庄子·让王篇》“故天下大器也”③。
“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一语正是司马迁对此类高人隐士发出的感慨。
关于这些“让王”逸事，张守节《史记正义》对“此何以称焉”解释为“不称说之也”，《索隐》也称“是太史公疑说者之言或非实也”④，这样解释是不妥的。
孔子在《论语》中对伯夷、叔齐的高洁操行有极高赞扬，许由等人的让王事迹和伯夷、叔齐无异，却不见于儒家典籍的记载，这不能不让司马迁感到困惑。
为查验事实，他还曾亲身登上箕山，看到了许由之冢。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这话既表现了司马迁对他们品行的由衷赞扬，也蕴含了不得光扬于文辞的深深遗憾。
正因为“序列古之仁圣贤人”是孔子的职责之一，也是“六艺”的精神之一，所以司马迁才特意在《伯夷列传》开篇从《庄子》中拣择出许由等人，来引起世人注意，不忍因“六艺”未载而使其人其事湮没无闻。
在这里，“六艺”的义理显然成为司马迁提明这几个人物的主要理由。
二司马迁最终选取六艺作为考信的标准，其原因和动力又何在？通过梳理《太史公自序》，能帮助我们探寻到一些核心因素和源泉。
《自序》里记录司马谈临终时与司马迁的对话，自文武周公追忆起，谈及幽厉乱世，“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⑤春秋时代孔子承担起“修旧起废”的宏大历史使命，修治“六艺”来延续周公创导的礼乐文化。
相隔四百多年后，因为诸侯兼并战祸不断而同样面临“史记放绝”的荒芜境地，司马谈作为太史令深切意识到自己身上的重大责任。
对于过早谢世而“废天下之史文”的情况，他深感忧惧和遗憾。
因此，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思想颇为欣赏而于儒家学说不无微词的司马谈，在临终时刻却以最大孝道来激励儿子，将自己未完成的事业交给了继任者。
父亲的郑重嘱托无疑给予司马迁强烈的鞭策，他感奋至极，表示将“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在父亲的认识基础上，司马迁明确意识到自己是继周公、孔子之后能够也必须“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唯一的人。
以“六艺”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遭乱世之灾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和长时间的荒弃，因此司马迁要进行整理修正、追本溯源的清理工作。
这虽然不是针对经典本身，但体现在著作史书的形式下，自然是以“六艺”作为自己承袭父业续修史书的重要参考标准。
司马迁以“六艺”包含的精神为著述原则，而尤其注重《春秋》一书的义理。
在与上大夫壶遂的问答中，司马迁简明概括了《春秋》的主要价值。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⑥《春秋》不再是单纯的史书，而是被赋予了褒贬是非、推延王道的重大意义。
君臣父子莫不要知晓《春秋》并以此为鉴，此乃“礼义之大宗也”。
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孔子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治理想，编修《春秋》以此来“拨乱世反之正”。
五百年后的司马迁，处于汉帝国蒸蒸日上而又潜伏了各种矛盾的武帝时代，自觉承担起了历史和时代的使命，继承了孔子述作《春秋》的精神内涵，从一个历史高度为《史记》确定了指向，也决定了司马迁必然选择把“六艺”的核心价值注入《史记》的著述理念当中。
以“六艺”为中心，还形成了数量众多的“传”，传之外也存在着大量诸子百家的著述。
司马迁对经传百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掌握这部分资料的过程，方法有二：一是利用皇家藏书，二是通过亲身实践游历积累丰富的一手资料。
司马迁把自己处理庞杂史料的方法概括为“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索隐》《正义》指出“异传”包括子夏《易传》、毛公《诗》、韩婴《外传》、伏生《尚书大传》等阐发解释六经的著述。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传”归于相应的各“经”下，例如“春秋家”下除《春秋古经》外，还有《左氏传》《国语》等，《诗》下包含《鲁故》《鲁说》等。
司马迁对史料的熔裁是以六经为准则，参考协调各种异传和百家杂语记叙的事迹。
六经以外的资料在《史记》中被大量引用，当然其取舍还是以六经为准则的。
三从理论上分析了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著述原则后，我们以一些具体篇章为例，以对此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
《刺客列传》中记叙了曹沫、专诸等一批豪士行侠仗义、重诺轻生的传奇事迹，其中关于荆轲的描述占了很大比例。
这段脍炙人口的叙述材料几乎全部摘录自《战国策·燕策》。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把《战国策》归于“春秋家”下，作为《春秋》的异传，这里显示了司马迁独到的择取眼光。
在文末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叙述道：“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
”⑦《索隐》对此加以注释，“《燕丹子》曰：‘丹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
’”可见《燕丹子》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古书，由于所叙事迹太过奇异，带有明显的夸张成分，与《春秋》蕴含的实录精神相违背，因此司马迁最终还是未采纳进列传正文中。
而他特意在传末补上一笔，显示出了对所存史料的尊重和著书时择取标准的严格，体现了“整齐百家杂语”的严肃态度。
司马迁论述《春秋》作为孔子通达王道的重要方法时，曾指出它具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⑧的强烈批判勇气，秉承这一褒善贬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在《史记》的列传里也记录下了人物的种种言行，力求从多个侧面反映出立体的人物形象。
班固称赞“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⑨。
司马迁能自觉继承历代史官的实录精神，展现了他对《春秋》“善善恶恶”的客观批判态度的吸收发扬。
孔子认为达到最明显著述效果的途径是由事实来反映，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司马迁对此是深有领悟并付诸于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的，也因此成就了一部被后世奉为楷模的皇皇巨著。
①④司马迁：《伯夷列传》，《史记》（第61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21页，第2122页。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仓修良编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③陈鼓应：《让王篇》，《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4页。
⑤⑥⑧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130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95页，第3297页。
⑦司马迁：《刺客列传》，《史记》（第86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8页。
⑨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第6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参考文献：[1] 季镇淮.司马迁[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2] 朱本源.试释司马迁“考信于六艺”说的真谛[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9）.作者：鲁颖，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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