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因明研究
- 格式:doc
- 大小:29.50 KB
- 文档页数:3
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综述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综述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频繁被学界关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宗族,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模式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明清时期社会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
对明清宗族进行深入研究,对于理解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家族关系方面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明清宗族的历史背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进行综述。
明代,宗族制度在政治、社会和家族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学者们对明代宗族的研究不断深入。
研究成果揭示了明代宗族作为社会组织的特点和功能,以及宗族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同时,在明代宗族研究中,学者们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历史文献的分析和解读、族谱研究、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等。
在明代宗族研究中,历史文献的分析和解读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通过对史书、奏疏、家谱、祭文等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可以揭示明代宗族的组织结构、血缘关系和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情况。
例如,通过对《明实录》的研究,学者们发现宗族在明代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明代皇帝对宗族的重用,以及宗族的政治影响。
此外,还通过对家谱的分析,研究者们还可以了解到明代宗族的家族规模、世系传承和家族财产等社会经济方面的信息。
另一个重要的明代宗族研究方法是族谱研究。
族谱是宗族历史的重要载体,记录了宗族的血缘关系、家族成员的姓名和官职等信息。
通过对族谱的研究,可以追溯宗族的历史渊源,探讨宗族的传承和变迁。
例如,研究者们通过对山西晋南地区的宗族族谱的研究,揭示了宗族在当地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除了历史文献和族谱研究,田野调查和实地考察也是明代宗族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一。
通过对宗族村落的实地考察,可以还原当时宗族社会的原貌。
同时,田野调查还可以了解到当地宗族传统、宗族行事和宗族意识等方面的信息。
例如,学者们通过对浙江宗族村落的实地考察,发现了不同宗族村落的风俗习惯和地方特色。
近年来,明代宗族研究的成果丰硕。
学者们通过对历史文献、族谱和田野调查等的综合研究,对明代宗族的组织形态和功能进行了深入探讨。
因明学内容一、什么是明学?明学是指中国明代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主要强调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种思想体系主要由朱熹、王阳明等人创立和发扬,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朱熹的明学思想1. 朱熹的生平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显宪,福建福州人。
他是宋代著名哲学家、文化名人和教育家,被誉为“理学大师”。
他曾担任过多个地方政府官员职务,并且在教育领域有很高的声誉。
2. 朱熹的思想(1)理学朱熹创立了理学思想体系,并将其发扬光大。
他认为,“心即理”,即心灵中本来就有道德规范和知识原则。
因此,通过不断地反复推敲和修正自己的心灵,就可以逐渐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
(2)天人合一朱熹认为,“天人合一”是人类和自然之间最重要的关系。
他认为,人类应该尊重自然,并且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逐渐了解自然规律和人类与自然的互动方式。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天人合一”。
(3)致良知朱熹提出了“致良知”这个概念,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反思和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逐渐达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知行合一”,并且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王阳明的明学思想1. 王阳明的生平王阳明(1472-1529),字文宾,号阳明子,江西南昌人。
他是中国明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 王阳明的思想(1)格物致知王阳明认为,“格物致知”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基本的方法。
他认为,只有通过亲身体验和感受事物本身,才能真正理解它们,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的认知和思考方式。
(2)心即理王阳明认为,“心即理”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知识原则。
他认为,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一种天赋的道德感和智慧,只要不断地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就可以逐渐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3)致良知王阳明也提出了“致良知”这个概念。
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反思和修正自己的思想行为,逐渐达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略论藏传因明的发展作者:格日措来源:《群文天地》2012年第06期摘要:因明无论是在藏族文化史上还是在世界逻辑学上都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因明既是五部大论之一,又是藏族十明的重要构成部分。
随着因明传入藏区,与藏民族的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因明理论体系。
关键词:藏传因明;发展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说,因是指推理的根据、理由,明是知识、智慧,所以因明是通过宗、因、喻等所组成的论式进行推理、证明的学问。
多识仁波切在关于藏传佛教的若干问题的回答时对因明作了定义,即“因明”的因指论证的理由、判定的根据,“明”通“学”如称五明、十明。
因明传入我国西藏是随着译传汉地和印度佛典开始的。
藏文创制后,在公元七世纪四十年代,西藏就有了汉传佛典的零星翻译和传习,而在八世纪后半期才有了第一部因明著作的藏译本。
公元八世纪末以法光(曲吉囊瓦)译出《因轮论》藏文本为标志因明传入藏区。
一、关于因明著作的藏译本赞普赤松德赞在位期间,从印度迎请中观瑜伽自续派寂护论师来藏弘扬佛法,并与藏人法光共同藏译陈那的《因轮论》,这是译成藏文的第一部因明专著,但并不是藏区第一部因明著作。
藏传佛教对因明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汉传因明,汉地仅仅在公元647年和649年先后译出了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和陈那的《观所缘缘论》,而且这也是空前绝后的。
西藏则不然,在几个世纪内,不但把陈那除《因明正理门论》外的所有因明著作和法称所有因明著作都已成了藏文,而且还翻译了多家为这些所作的大量注疏。
但这比起汉地从公元前2年开始传入佛教道公元647年才翻译出第一部因明著作(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所间隔的时间来,还是短了许多。
一般来说,佛家首先是重教义,其次才是重视作为逻辑的因明。
不过藏传佛教对因明的重视程度却远远高于汉地佛教。
汉地仅仅在公元647年和649年先后译出了商羯罗主的《因明入正理论》和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和《观所缘缘论》,而且这也是空前绝后的。
西藏则不然,在几个世纪内,不但把陈那除《因明正理门论》外的所有因明著作和法称所有的因明著作都译成了藏文,而且还翻译了多家为这些著作所做的大量注疏。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探究作者:武清旸来源:《教育界》2012年第03期【摘要】明朝是中国古代最后由汉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也是首个遭海外侵犯的朝代,因而与之前年代相比,明朝对外政策发生了很大化,开始实行海禁政策,并经过了近两百年时间,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
那么导致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对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探究出了如下原因,以供参考。
【关键词】明朝海禁政策原因探究一、海疆不靖,明朝开始海禁1. 明初倭患的出现在元末时,就开始出现倭寇,并逐渐猖狂,扩展到中国沿海。
《明实录》表明,由洪武元年到朱元璋即位的31年间,差不多每年会有关于倭寇的记载,可见在元末明初期间,倭寇活动是极其活跃的。
1419年,明朝获得“望海埚大捷”,而朝鲜攻击了倭寇所占据的对马岛,该战事被称为明“己亥东征”,这时倭寇遭受严重打击,于是倭寇在永乐之后其侵扰减少,虽偶闻小股倭寇,但未有大批倭寇进犯。
2. 防残余势力明朝建立之后,天下初定,方国珍与张士诚等残余势力逃亡沿海岛屿,一方面拉拢人培养党羽,继续和朱元璋为敌,另一方面与海寇、外国势力相勾结,抢夺沿海,搅乱边境。
于是,朱元璋为防残余势力,逐步实行海禁政策。
洪武三年,明政府撤销了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明政府又撤销了自唐代以来就负责海外贸易市舶司,下令只准许周边国家至中国开展朝贡贸易;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因倭寇仍较猖狂,又发布禁止濒海民与海外诸国私通令;洪武二十三年,明政府再次下令禁止外藩交通;为彻底取消海外贸易,一律不允许民间使用与买卖舶来的番货、番香等;而后几年,再次下令禁止国人下海通番。
二、经济萧条,各种政策陆续出台1. 战争致使商品经济不兴盛元朝末期,各地大起义及军阀割据战争不断,导致社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为争夺天下,于是各势力均争取扩充实力,不断筹饷征兵,敛民财加赋横,甚至公开抢夺,伤民无数,土地荒废,于是经济凋敝,导致商品经济不发达,这是明朝初期航海贸易出现衰落现象的客观原因。
三十颂与音势论的注释及因明学概论
一、三十颂
《三十颂》是明代学者陆九渊的著作,是一部关于音乐理论的著作,也是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三十颂的内容主要涉及音乐的基本概念、音乐的结构、音乐的表现形式、音乐的技巧、音乐的创作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陆九渊提出的“三十颂”理论,即将音乐分为三十种颂,每种颂又分为三种音调,每种音调又分为三种音势,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系统。
二、音势论
音势论是陆九渊在《三十颂》中提出的一种音乐理论,它是以音乐的音势为基础,将音乐分为三十种颂,每种颂又分为三种音调,每种音调又分为三种音势,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系统。
音势论的核心思想是,音乐的基本结构是由三种音势组成的,即高音势、中音势和低音势。
高音势表示高音,中音势表示中音,低音势表示低音。
这三种音势可以组合成不同的音乐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音乐效果。
三、因明学概论
因明学是明代学者陆九渊提出的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它是以“因”为核心,以“明”为基础,以“学”为目的的一种学术思想。
因明学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事物都有其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明”来揭示。
“明”是指通过观察、思考和分析,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因此,因明学的目的是通过“明”来探索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获得真理。
陆九渊在《三十颂》中也运用了因明学的思想,他通过观察、思考和分析,从而揭示了音乐的本质和规律,提出了“三十颂”理论,从而为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初君主制统治政治合法性的研究——关于朱元璋时期的政治社会学分析的开题报告一、研究背景与意义:明初是由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在14世纪末创立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朱元璋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是当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明代以及后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对于明初君主制统治政治合法性进行研究,可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结构、政治思想、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态,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演变和革新,为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内容与方向:1.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及其形成:明初政治合法性的内涵是指朱元璋的统治被认为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并广泛得到人民的支持。
这一合法性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因素支撑了朱元璋的合法统治?本研究将从治平年间开始,通过对明初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的分析,阐述其整体脉络与发展演变情况,具体探讨明初君主制统治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和形成过程。
2.朱元璋治理理念及其实践:朱元璋的统治思想和治理理念对明初君主制统治政治合法性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研究朱元璋的统治思想和治理理念,如何反映历史上的政治实践、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态?如何分析其统治思想和治理理念与明初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从历史文献资料、政治文件、秘闻等角度透彻探讨。
3.社会生态和文化环境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明初政治合法性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环境。
社会生态和文化环境对朱元璋及其政治合法性构成的影响又是何种关系?如何解决紧张的社会矛盾、和缓地推进政治改革,从而推进长期稳定的统治?本研究将从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等多角度来思考。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本研究将采用历史文献、政治文件、生活秘闻、实证调查、比较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
首先,收集、整理明初相关历史文献以及文件资料,结合生活秘闻、家庭传承谈话、民间故事等历史资料,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总结朱元璋政治合法性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其次,根据现实情况对研究对象进行实证调查,从多层次,多角度来深入探讨和分析其政治和文化影响因素,构建政治社会学分析框架,进行综合研究和深入探讨;然后,将研究结果与其他历史时期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呈现其深远的学术价值,探讨对现代政治制度建设的启示和借鉴;最后,进行实证验证,验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推动其学术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明清时期的科学思想与学术研究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之一,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着独特的发展,而且也在科学思想和学术研究领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就。
本文将从科学思想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来探讨明清时期的特点和影响。
一、科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科学思想经历了从传统儒家思想的转变到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的实用主义思潮的转变。
这种转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阐述。
首先,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出现学理和实践的结合。
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道德伦理和思辨,对于实际问题的探讨较少,而明清时期的儒学开始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
例如,明代学者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主张将学术研究与实际行动相结合,注重知识的应用和实践的价值。
其次,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为科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杨时和和宋应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他们的著作《皇舆全览图》和《天工开物》对于地理学和机械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代科学家郎世宁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原理》对于力学和光学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
再次,明清时期的科学思想开始注重实证主义,强调观察和实验的重要性。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和李时中是弘扬实证主义思想的代表,他们通过观察和实验来验证科学理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清代科学家戴震在《阴阳五行大义真经》中提出了用物理实验来验证自然现象的观点,对于中国科学实验方法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后,明清时期的科学思想开始关注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发展。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提出了“科学治国”的观点,主张国家应该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这一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学术研究明清时期的学术研究在科学思想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发展,涌现了一批重要的学者和理论。
首先,明清时期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在这个时期,不仅儒家思想继续发展,还涌现出了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等多种思想流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明朝的科学发展数学天文和医学的进步明朝的科学发展:数学、天文和医学的进步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较长时期的国家统一和相对稳定的朝代之一。
在这个时期,明朝的科学发展取得了重要的进步,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和医学领域。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明朝时期这些领域的重要进展和成就。
一、数学的进步数学在明朝时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应用。
明朝的数学家们在保留传统数学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开展了许多重要的研究。
其中最著名的数学家当属杨辉和祖冲之。
杨辉是明朝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家,他以他的杨辉三角而闻名。
杨辉三角被广泛应用于数学排列组合和代数的研究中。
此外,杨辉还对方程和数列的解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一种用于计算平方根的算法。
另一位重要的数学家是祖冲之。
祖冲之在数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他完善了古代圆周率的计算方法,并计算出了准确的圆周率值。
此外,祖冲之还研究了解析几何和三角学,为后来的数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除了这两位数学家外,明朝还有许多其他的数学领域的重要贡献。
他们的工作在数学教育和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后来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天文学的进步明朝时期是中国天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明朝的天文学家在天文观测和天体运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朝的天文学家通过对天体的观测,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并通过这些数据来推测天体运动的规律。
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明朝天文学家采用了更精确的测量方法,确定了恒星的位置和运动规律,这为后来的天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此外,明朝的天文学家还发展了一种新的太阳历法,这个法则纠正了以前历法中存在的一些误差,并且在当时使用了许多年。
明朝的天文学发展对于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在当时的科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为后来的天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医学的进步在明朝时期,医学在中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明朝的医学家们在传统的中医理论和实践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出了许多创新。
明代的因明研究徐东来我们知道,在我国,因明的研究发展是与法相宗(或曰唯识宗、慈恩宗)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在唐朝,玄奘到天竺游历经年,带回了六百五十八部经论,其中有关因明的就有三十六部之多。
由于唐僧西天取经在当时是轰动朝野的大事。
后世也有《西游记》来传颂大师的这一善行。
国人皆景仰大师的品行,更把他从印度取回的经书当宝贝来对待,对佛教经论的研习之风一时盛及全国。
对因明的研究也受到同样的重视,掀起了汉传因明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这点我们可以从唐朝诸多关于因明的疏记中看出。
从因明学说的发展史来看,它是与印度的瑜伽行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对事与理的说明,多是采用唯识的理论。
因明传入我国后,对它的研究几乎成了法相宗(慈恩宗)的专利,别的宗派很难插足其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对因明研究有所心得者,大多都是慈恩宗门人,或与慈恩有关系的人,如窥基、慧沼、智周等等。
因此,当法相宗走向衰蹶之后,因明研究也就销声匿迹了。
从窥基大师再传弟了智周到唐朝末年,期间有一百五十年之久,然所录的因明论疏书目在日僧风潭的《瑞源记》中仅有十余种,且已全部亡失。
此后从五代至元末,虽然时间长达四百六十余年,仅北宋有一十七种因明疏记见于目录。
尽管如此,只要慈恩义理尚存,则唯识、因明这说就有可寻之处。
唐宋之后,慈恩宗传承“虽已不可详考,但其学说却始终为中国佛学的理论基础,凡是解释名相,分析事象,都不能不取材于慈恩。
例如,因明、六离合释等方法,也要运用慈恩已有之说。
因此,实际还是在那里传习的,不过无慈恩名称而已”。
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北宋一十七种有关因明的著述失之一十六种,毕竟还是看得出对因明的研究、探讨、运用在当时的时代中仍是有人在进行着的。
到了明代,佛教中兴盛的主要是禅宗,至于对正统的慈恩一系的研究,到明初时几乎成为绝学。
到明朝中叶神宗万历时期,由于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从事学识探究的人逐渐增多,专致佛学研究的信徒、居士也名匠辈出。
形成了佛教复兴的新气象。
武宗正德年间(公元1506-1621年),鲁庵(普泰)曾在北方弘传慈恩宗,其后又有无极(明信)在南方宣讲慈恩教理。
这一时期关于唯识学方面的著述也多了起来。
雪浪洪恩(公元1545-1608年)从无极学《华严经》时,就曾旁及《唯识》,他辑有《相宗八要》。
其学徒巢松慧浸(公元1566-1621年)曾带领学徒在焦山专攻《成唯识论》三年。
一雨通润(公元1565-1624年)著有《成唯识论集解》十卷。
后来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年)曾盛赞慈恩一宗,对唯识学的研究又复继起。
明昱(公元1527-1616年)曾在南京、北京、杭州等地讲授唯识学,著有《成唯识论俗诠》和《相宗八要解》。
王肯堂(?-1614年)本人精于医道,对唯识学也独有偏好,因感慈恩著疏亡失,仍辑录藏中经论及《华严疏钞》、《宗镜录》诸典中正释唯识之文,编撰《成唯识证义》十卷。
祩宏的弟子绍觉(广承)著有《唯识音义》八卷,其弟子大惠和新伊分别著有《成唯识论自考录》十卷、《成唯识论合响》十卷。
当时主事唯识之学的古德大师还有多人。
在对慈恩唯识教义有了一定认识的同时,必然会涉及到对与唯识思想相伴随的因明的探讨。
由于历史的原因。
现在要对明代因明研究状况作一全面、系统的勾勒已不可能,但从明季作者的因明著述中,仍是可以看出当时因明研究的基本内容、研究特点及研究水平的。
明代对因明理论的著述,都是针对因明大师的论著而进行的。
因此,所有论述与因明大师相关的著述我们都可以将它视作是因明的研究内容。
陈那、天主等都是西天竺因明大师。
明季大多数因明疏解主要都是围绕着他们的著作展开的。
陈那的因明著作有八论说,即《观三世论》、《观总相论》、《观所缘缘论》、《因门论》、《似因门论》、《因明正理门论》、《取事假设论》和《集量论》八本书。
在明代,曾有明昱和智旭分别对反映唯识理论的著作——陈那的《观所缘缘论》和护法的《观所缘缘论释》作了疏解,名为《观所缘缘论会释》(一卷,明昱),《观所缘缘论直解》(卷一,智旭);《观所缘缘论释释记》(明昱,一卷),《观所缘缘论释直解》(一卷,智旭)。
至于专门论述因明义理的著述,主要集中在对玄奘的“真唯识量”的分析及对天主《因明入正理论》的解释上。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地考察它们的内容:对“真唯识量”的研究明代对“真唯识量”的研究,曾有明昱和智旭的专门著作《三支比量义钞》和《“真唯识量”略解》二种。
另外,王肯堂在其《因明入正理论集释》中也结合《因明入正理论》中的相关内容对“真唯识量”作了分析。
或许是年代上较为接近,也或许是世间仅有延寿对因明的分析传承,明代学者对“真唯识量”进行的分析所依据的均出自延寿的《宗镜录》。
只是明昱的《三支比量义钞》认为它是“永明寺主延寿造”,而智旭直呼从宋永明寿的《宗镜录》中节出,王肯堂虽未明说其所析之“真唯识量”的出处,但对照其内容,可见也是出于延寿之《宗镜录》。
在对三支比量的具体分析上,他们的著作中均延陈了智觉禅师(延寿)的思路,对于三支比量之宗、因、喻非得依如此秩序设立作了一些比较粗浅的说明。
这些说明均是在延寿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是远没有智觉禅师思考得那么深刻、睿智,没什么新的突破与深入。
只是在奘师偷换概念的作法——以宗言陈自相隐盖其意许差别的作法上,王肯堂似又比延寿更进一步,直把奘师此举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机巧,认为“若望言陈自相,立敌共许色,故著极成。
若相分色是大乘意许,何关言陈自相,宁有不极成乎”。
一反问语句的设置,完全是一种无理狡辩的作法,这种态度,较之延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明昱与智旭对“真唯识量”的分析虽然均出自延寿之《宗镜录》,但智旭的引论比明昱多出二百七十余字。
这多出的部分,主要是讲延寿在分析完“真唯识量”后对后学之人宜于藏识之中多用心思理解而作的告诫,实际是延寿《宗镜录》第五十一卷中对阿赖耶识分析的延续,并不涉及因明立量的内容。
在对“真唯识量”进行具体分析时,基本上每涉及延寿所提的理论。
二者都进行了一定的延伸性或归纳性的分析,只是智旭是在大段大段引录之后稍作归纳分析,他的分析并不如蛤昱的那样,做得那么细致。
2、对《因明入正理论》的分析明代对《因明入正理论》的分析,作品相对较多,有真界的《因明入正理论解》、王肯堂的《因明入正理论集解》、明昱的《因明入正理论真疏》和智旭的《因明入正理论直解》四种。
总的说来,对《因明入正理论》的疏解,保持了该论理论思想的主体内容,但其中也出现了很多与因明本义不相符合的解释。
四家的疏解,都是紧紧围绕着天主《因明入正理论》开首的“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颂中所包含的“八门二益”的内容进行阐释的,但在引文顺序上各自也有细小的差别。
真界和王肯堂是按《因明入正理论》中讲二益之八门的顺序来阐释的,此八门即真能立,真能破,似能立,似能破,真现量,真比量,似现量,似比量,真能破,似能破的顺序来进行的。
而智旭则别释八门为七,即“一真能立门,二似能立门,三真能破门,四似现量门,五似比量门,六真能破门,七似能破门”,之所以作这样的分类,智旭解释“意在随文入观,以成自利利他二益。
由真破立,以生正解,由似能立,以防谬解。
解成入证,得真现量与真比量,即是根本后得二智也,由证二智,方知似现比之伪,是故真得二智,方能破立,令他得悟”,多这里可以看出,他是从人的认识的内在的心理演变过程上来安排他的阐释顺序的。
在对宗体,宗依的认识上,明代诸学者的认识是含混不清的。
宗依指的是构成宗(句子)的组成部分,即宗法与宗有法(宾语与主语),而宗体则是指宗命题的内容。
体与依是绝然有别的,而明代学者对这点的认识是不明确的。
如,王肯堂在释宗的“能别不极成”过时就说,“能别者,即后陈宗体,立敌共许有宗法故,名为极成。
数论不许声灭坏故,是能别宗体不极成”。
从其内容的实质来看,讲的虽是能别不极成过,但其把宗后陈所别说成是“能别宗体”是容易引起误解的。
这种说法在其他几个人那里也有,如明昱疏说“宗中多言有九”时,其第六也是用“能别宗体”来表示的。
智旭也是以极成能别为宗体的,并说,“法自相者,即宗体之言陈;法差别者,即宗体自许”,这种解释,就更远离因明正轨了。
在对以何为宗的问题上,明代学者的认识大多是正确的。
但象明昱所说“论主以极成有法极成能别为宗”则与因明宗旨大异其趣了。
因为宗在佛家中虽有多种解释,但在这里,指的只能是一个命题,是立论所要论证的观点。
而有法、能别只是命题的构成元素,宗应以体为宗,而不应以依为本,这是因明知识的基础。
在释“因三相”与“九句因”时,明季学者反映出的问题比较多,且都是些基本概念的问题。
首先对同品、异品的定义上,在明代学者的因明论著中,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多是以例代理,即通过实例的解释以取代理论的说明。
这样就导致了诸多的不实不切之处。
如真界讲“言同法异法者,谓在因名品,在喻名法也,以喻与宗因法同,则名同法,异法反此”。
而在实际上,充当喻之法,须是经由宗法和因共同决定的,真界的陈述,从喻上望宗、因,实为倒果为因的做法。
因三相的作用,明季学者的认识是正确的,认为“三相立因,彻诸法之本因”。
但在解释时,也多是以例释代论理。
如王肯堂在解释时就认为“所作性望于无常声法上,决定有性,名遍是宗法性,望于瓶等同品法上,定有所作,名同品定有性,望于空等异品上,遍无所作,名异品遍无性,此所作性,具三相已”。
对第二相“同品定有性”的解释是关系到陈那因明逻辑实质的关键问题,而明代学者对此并没有特别注重,反而出现了多种不一致的解释。
如真界认为“同品定有性者,谓因与宗齐,……少有不齐,则非定有矣”,这里指出的实际只是“同品定有性”中同品与宗法外延上同一情况,这只是因同品与宗法关系中的一种,它还应有同品外延小于宗法外延的可能。
明昱“今同品仅一分转,则非定有”也是对第二相的错误认识,因为“同品一分转”符合“同品定有”的要求。
由此可看出明代学者对因三相的认识存在诸多问题的。
九句因在天主《因明入正理论》中也是重要内容,天主用它来具体阐述了九种因所构成的不同论式。
这部分内容,在明代学者的著疏中也是存在的,但也仅是列出作简要解释而已,并未做更深的说明。
且在解释时,由于涉及到对因三相的错误认识,所以对九句因分析也就不尽合理了。
在因三相与喻的对应关系上,真界说,“同品是显因同品决定有性”,实际又是对因三相错误认识的延续。
因为我们知道,因三相与二喻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并不是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除此之外,明代学者对似破的定义也有不确之处。
如果说智旭所讲“似能破,谓虽欲斥他,妄出彼过,彼实无过”的说法尚属正确,因为斥无过之宗确属似破之类。
但他还应包括另外一种似破,即对方本身确实有过,而己方的破斥并没有驳对地方的似破。
而明昱所认为的“似能破者,不定不成等谬斥”则令人不能接受了。
天主在《因明入正理论》中分析了三十三种过失,如果在破斥时,同样具有其中之一,都属似破,而不仅仅只不成、不定之类的过失才叫似能破,还应包括相违等类的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