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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官释明权的辨析及其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考引言法官释明权是法官在审判中解释和说明法律的权力。
在法律的适用中，如果法律条文并没有提及具体情形，法律条文的含义存在争议，法官可以根据司法解释、裁判文书以及判例等多种法律依据来作出解释，以此规范司法行为和促进法律尊严。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大，法官的释明权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需要进行深入的辨析，并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
传统的法官释明权在传统的法律实践中，法官释明权是一种权威的司法解释权。
法官可以根据文本解释、解释历史和逻辑推理等方法，解释和说明法律规定的含义。
在解释中，法官需要考虑法律的精神和目的，以及社会文化的背景、历史和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
同时，如果法律存在歧义或法律解释存在争议，法官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来进一步规范和说明法律的适用。
然而，尽管法官释明权在理论上具有优越性和权威性，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法官的权力可能被滥用或误用，可能会出现法官的主观意愿占据法律解释的主导地位的情况，从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实践中，法官的权力需要是有限的，法官需要在司法解释的过程中遵循法律原则和逻辑推理等标准，以确保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现代的法官释明权随着法律、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变化，法官释明权也逐渐演化为一种更为复杂和多元化的现代司法实践。
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文本解释和背景信息已经不再是法律解释的唯一依据。
尽管法律重要性提高了，但在实践中人们对于社会公正、公平，甚至人权和尊严的要求使得法官的责任变得更为严峻和复杂。
在这个背景下，法官的释明权不再仅仅是解释法律规定的权力，还包括对于社会公正、社会规范等方面的解释权力，以便更好地促进公民的权益和社会文明的发展。
因此，在现代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权力需要更加充分地保障和完善，以确保司法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考尽管法官释明权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中，尚未对此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官释明权及其完善□张素粉摘要：关于法官释明权，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有司法解释中有个别条文对其加以规范，但也存在漏洞，不能适应法院审判案件的客观需要。
本文以释明权的涵义及历史演进为基点，针对我国释明权的现状，对释明权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释明权完善(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一、释明权的涵义及其历史演进法官的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为救济当事人因辩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明确或者有矛盾、或者不正确、或者不充分时，法院可以依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促请当事人提出证据，澄清当事人所主张的某些事实，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就案件事实和相关的证据问题进行充分的辩论，以查明案件事实的权能。
[1]法官的释明权最早源于德国1877年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体制以当事人为基调，为了防止完全放任当事人进行诉讼，德国在制定民事诉讼法时就规定了"阐明"的内容。
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0条就对其作出了规定，1909年德国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在502条关于区法院审理程序部分也规定了法官释明权，1976年德国进一步扩大释明权行使的范围，1999年将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标题定为"法官的阐明义务"。
德国最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更是把原称的阐明义务改为"实质的诉讼指挥义务"。
几经修改，德国民事诉讼法对释明权的性质认定为其既是法官的一项权利又是法官的一项义务，即释明权和释明义务。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日本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也出现并发展了释明权制度，自二十世纪以来，为了促进诉讼，英美法系已然更积极行使释明权及从事诉讼的管理指挥，从而使法官的释明权成为两大法系的共同趋势。
二、我国释明权制度的现状分析（一）我国释明权制度的立法现状关于法官释明权，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尚未涉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4月1日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是首次明确提出法官释明权的官方文件。
2007年第4期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总第118期N o.4,2007Jou rnal of Fuyang T eachers Co llege(Social Science)Sum N o.118对完善我国释明权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考缪 惠(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合肥 230051)摘要:释明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对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
但目前对释明权制度的理论研究比较落后,对释明权如何行使又缺乏具体规定。
因此,有必要对释明权的内涵、性质、诉讼价值以及行使中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释明权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释明权;民事诉讼;当事人;行使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07)04-0098-02 一、释明权的诉讼价值(一)释明权的概念及性质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
在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活动中,释明权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释明权中的“释明”原本是指本来不明的事项使之明了化,在民事诉讼法理论上;释明的含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有不当的诉讼主张和陈述;或者他举证的证明材料不够而误认为足够了;在这些情形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把不当的予以排除、修正[1]。
释明权在本质上反映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信息的纵向交流,这种交流,即使当事人收益,也可因法官的心证趋于公开化而获得社会的正面评价。
我国民事诉讼法一直未引用释明权这一概念。
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心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浅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浅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法官释明权的正式提出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此条赋予了法官具有释明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也有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
但是对于法官如何释明，怎么释明及当事人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后审理程序问题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对此，笔者谈几点思考。
一、释明权行使问题1、释明权的行使以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为目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对法官行使释明权作出了要求，这一制度对于由传统的“职权主义”为主的审判方式过渡到今天的“当事人主义”为主的审判方式显得尤其重要，如果仅仅由于当事人法律知识欠缺，对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认识的不当，而提出不适当的诉讼请求，法院作出与客观真实的案件事实相差甚远的判决，这无疑是法治进程中一大不足。
通过法官的释明，可以公正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让各方当事人充分参与诉讼，并适度公开法官裁判的形成过程。
同时该条规定，较好地体现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统一，使民事诉讼须围绕诉讼请求进行的理念得到司法解释的进一步的支持，对于以前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时，当事人不能得到充分的抗辩、举证，法官可能作出超过当事人请求的判决，如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履行合同并承担违约责任的诉讼中，由于法院未作释明，不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在审理后直接认定合同无效、判令双方各自返还货款或产品。
这种法官在裁判时存在较大主观性、任意性，自由裁量权较大，“背离诉求而判、无诉讼请求而判”的现象将得到消除。
真正实现诉讼中实体和程序的正义，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维护社会稳定。
论法官释明权的规制法官释明权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法律适用的详细说明和解释的权利。
它是法官对外说明司法裁量的必要手段，但若无规制，也可能滋生法官的滥用和濫漫，进而影响司法公正。
因此，对法官释明权的规制变得日趋重要。
目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规定，法官在开庭审理中，应当就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诉讼事实和证据、法律适用等问题向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进行说明。
这一规定体现了我国对法官释明权的重视，同时也对其范围和方式做出了一定的限制。
然而，实践中仍然有些法官滥用法官释明权，例如将其用作调节代替裁决。
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案例一：陈某非法拘禁案2017年，河南省南阳市市中区法院审理了一起非法拘禁案。
在庭审中，法官在被告人辩护律师要求澄清案件事实时，以“我说了就算”等语言拒绝释明，直到审判长介入方才得以澄清。
此行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部分人士认为法官滥用了自己的释明权。
案例二：李某离婚案2019年，重庆市永川区法院审理一起离婚案。
庭审中，法官对李某的言词表达不满，多次暴躁发作，还言语威胁李某。
最终，法院判决双方离婚。
但受到法官言辞不当和利用释明权威胁当事人的质疑，引发了公众对法官言行规范的讨论。
案例三：王某意外伤害案2015年，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意外伤害案。
在庭审中，法官利用释明权发表了大量私人观点和想法，并多次干扰当事人的陈述。
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庭审的公正公平，更让其释明权丧失了应有的权威性。
综上所述，法官释明权是法官行使职权的一项重要权利，但如何规范和使用好这一权利也是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只有在明确法官释明权所承载的使命、适用的范围和规定的限制条件等方面，才能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
针对上述案例中法官释明权的滥用问题，我们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制：一、加强法官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和监督。
法官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维护司法公正，绝不能动心情或是使用审判长或与案情无关的私人事务。
浅议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制度立法现状及其完善【摘要】本文拟通过考察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由于理论研究不足、立法不完善以及实践经验的匮乏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立足国情，借鉴他国优秀经验，提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建设的构想。
【关键词】法官释明权；当事人主义；救济一、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现状（一）立法现状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释明权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而是散见于相关的司法解释中。
《证据规定》规定了法院对当事人举证和在适用拟制自认规则时充分说明并询问，以及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释明义务，并以此规定了法官释明权制度。
（二）司法现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行使释明权难掌握其度，具有随意性。
一方面，由于缺乏统一法律规范，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行使释明权，但是由于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等的限制，很多法官无法正确理解释明权。
金华市中院《关于基层法院释明权行使状况的调查》一文中指出，“许多法官对释明权概念的理解差别较大，不能准确把握含义。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释明权仅指法官就判决理由、法律适用等向当事人解释、说明，性质类似于‘判后答疑’。
有些法官将‘释明权’混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认为由法官自由裁量行使。
绝大部分法官不知释明权与‘诉讼指挥权’、‘诉讼告知’之间有什么异同，基本上认为‘诉讼告知’就是书面形式行使释明权。
”①不能正确的理解释明权使得法官在审判实践中消极被动而怠于行使释明权，有时候甚至构成程序违法而成为当事人上诉、案件发回重审的理由。
另一方面，在我国长期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法官的绝对主导地位已经使法官和当事人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在一方“敢为”、一方“不敢言”的情形下，释明权的行使随意性较大，法官容易过度释明而影响法官的中立地位，导致不公裁判的产生。
除了怠于行使和过度行使释明权，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注重书面释明而不注重口头释明，只重形式不讲实际效果等问题。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一）总体思路笔者认为应当立足国情，借鉴他国经验，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构建完善的法官释明权制度。
对法官释明权的辨析及其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考引言法律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工具，必须要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而法官则是法律权威和公正性的主要执行者。
在执行法律时，法官有时会被要求解释某些问题或为某些疑问作出解答，而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法官释明权的问题。
本文将对法官释明权这一议题进行辨析，并探讨如何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
一、法官释明权的定义法官释明权是指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对案件相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并提供明确解答的权力。
这种权力包括法律解释权、事实认定权以及对证据的认证等。
尽管这些权力通常都是由各级法院的法官行使的，也有某些情况下，一些专门的法律机构和研究机构也能行使这些权力。
二、法官释明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法官释明权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法官释明权可以加强对法律的解释，使法律得到更为广泛和准确的理解。
其次，法官释明权还可以保证公正的审判结果，帮助人民法院正确理解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并作出更为合理和客观的判决。
最后，法官释明权还可以促进法律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为公民提供更好的司法保障。
三、法官释明权的限制虽然法官释明权具有重要的司法价值，但是这种权力也存在一些限制。
首先，法官释明权必须是基于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而产生的。
否则，法官就会出现不当或违法的行为。
其次，法官释明权必须在司法程序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而不能超出或违反法律程序的规定。
最后，必须要确保法官释明权的行使不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四、如何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在保障公正司法的同时，也需要更好地保障法官的释明权。
在我国，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中几个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司法解释，为保障法官释明权提供了司法保障。
同时，政府也应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与管理，确保司法机关在行使法官释明权的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法律制度和某些行政法规。
此外，政府还应重视法律教育，尤其是与法律权威相关的知识教育，鼓励公民了解法律、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为法官释明权提供社会支持和认可。
浅论我国法官释明权[摘要]释明权制度最早起源于德国，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被称为当事人主义的修正器。
释明权体现了民事诉讼的最高价值——公正与效率。
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之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一些相关条款。
释明权与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的关系以及法官行使释明权的原则和限度等问题，值得我们引发思考。
[关键词]释明权；当事人主义；公正与效率原则；立法现状一、法官释明权的概述(一)释明权的概念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源于德语“Aulklarungsreekt”。
在德国早期，民事诉讼过分强调当事人的作用却忽略法官在诉讼中的指挥权。
造成诉讼效率低下，甚至影响实体公正。
为弥补古典辩论主义的弊端，立法者最早在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0条设计了这样一种制度。
以后，日本、法国也相继作出了类似规定。
释明是指“使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
德国学者奥特马·尧厄尼认为法官的释明权其实是法官发问的义务和释明义务，即法院不仅应当接受和利用当事人的陈述。
而且也督促双方当事人使自己的陈述完整，以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
我国学者认为法官的释明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询问、提醒，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把不适当的予以排除、更正的职权。
(二)释明权的性质有关释明权的性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议。
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学说。
一是权利说。
在德国早期，释明权曾被认为是法官的一种权利，故日释明权。
现在也有学者认为它属于法官的诉讼指挥权的一种。
二是义务说。
即法官必须进行相应地释明，如不行使或不适当行使，不但会影响判决的合法性，法官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是权利兼义务说。
释明权从法官的职权角度说是法官的权利，从保障当事人合法诉讼权益的角度讲是法官的义务。
四是转化说。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释明权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
我国释明权制度之规范与完善(2)法学理论(1) -（3）实体利益的改变必须释明。
即当事人的声明或陈述不适当、不充分，致使依证据显示其应得到保护的实体利益不能实现的，法院必须进行释明。
这里的“实体利益”不同于“实体权利”或“诉讼权利”，而是从诉讼经济的角度所作的表述，它只体现为诉讼请求能否支持。
实践中有这样一种情形：虽然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效力主张错误，但若按照正确的性质或效力处理，其诉请也能得到支持。
例如，原告以买卖合同有效、被告未交付标的物构成根本性违约为由要求被告退还货款，而在审理过程中法官发现买卖合同无效，按照无效合同返还财产的规定，也能支持原告关于返还货款的诉讼请求。
此时，法官如果不释明而径行判决，其裁判是否合法？一方面，径行判决违背了法院不能超出当事人的主张认定事实的原则，在程序上确有暇疵。
但从诉讼经济角度出发，释明必定会引发双方当事人按释明内容重新主张，意味着诉讼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增加，尤其对弱势当事人来说，这种释明的代价过于昂贵了。
辩论和处分原则与诉讼效率原则在这里出现了矛盾，但从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国情考虑，诉讼效率更能体现程序公正的要求。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受到影响时法官才必须释明。
具体情形有三种：一是当事人对法律关系的性质、效力主张不当以致影响其实体利益的实现；二是双方当事人均未主张的事实，法院认为裁判时必须考虑的；三是实体法上对当事人提出主张的程序有限制的，如婚姻法规定原告主张损害赔偿权必须在提出离婚的同时提出，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就必须告知原告。
（四）释明权行使不当的法律后果及救济1、怠于释明的法律后果及救济。
怠于释明即法官应释明而未释明或释明不充分的情形。
只有在怠于释明的事项属义务性释明时，才导致裁判违反法定程序而被撤销的后果。
当事人认为法官怠于释明的，可申请补充释明。
而从法官的角度，虽然当事人认为的异议不代表法官确有职权行使不当，但考虑到当事人申请释明的动因多因其客观能力的限制，且法律对释明的事项也未作过多限制，故对当事人申请释明的情形，都应该考虑予以满足。
我国释明权制度之规范与完善法学理论论文(1)法官释明权最早是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出现的概念，其概念一般归纳为：在当事人的声明和陈述不充分、不明确或不适当时，法官促使当事人作出适当的声明和陈述、以及促使当事人举证的职权 .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融合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内容的表现，是对辩论和处分原则的补充和强化，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所提倡的心证公开以及心证客观化，体现了司法强制权对人权的尊重。
一、释明权制度与我国的民事审判改革（一）释明权制度在民事审判改革中的现状分析 1、法律规范现状：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并无释明权的概念。
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中“法院在开庭前应当告知当事人围绕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的规定，首次确立了法官的举证释明义务。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出现了更多涉及释明权的规定，其进步性在于：一是强调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上的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二是不仅规定了举证释明，而且规定了澄清当事人主张的释明、以及法律观点开示等内容。
故此时的释明权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释明权，它标志着民事审判改革以来释明权首次被列入改革重点。
但我国的释明权法律规范还存在以下缺陷：一是《民事诉讼法》尚未赋予释明权相应的法律地位；二是多数规定模糊分散，不易掌握；三是未规定释明权行使不当的后果，缺乏强制力和约束力。
2、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实践领域对释明权的内涵和价值在认识上还存在一定偏差，法官与当事人沟通的意识不强，缺乏释明的主动性，且现阶段法官素质与释明权的要求还不相匹配。
此外，司法环境（主要是社会法治意识和司法独立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释明权制度的正常运行，行政干预过多、监督方法不当，法律和司法的权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等，打击了法官通过释明与当事人积极沟通的信心。
（二）在民事审判改革中完善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随着民事审判改革的发展，对当事人在程序控制权上的主动性要求越来越高，而新的诉讼改革制度层出不穷，又使当事人因陌生而无所适从，这时，法官的诉讼指引作用就显得重要起来，释明权制度因此而被适时引入。
对法官释明权的辨析及其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考-内容提要：法官释明规则是各国普遍重视的一项重要民事制度，其目的在于保证并促使当事人处于平等地位开展。
一方面法官有必要适用释明权实施程序控制，另一方面过度释明会破坏司法中立。
因而，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必须在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之间寻找平衡点。
只有一定限度内的依法释明行为才是合理的，这个限度就是保证当事人地位平等。
因此，构建法官释明权制度要遵循相应的原则、规定明确的限度并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使法官释明制度真正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
关键词：法官释明权程序控制司法中立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是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提高民事诉讼效率的必要条件。
当前，作为法院职权行为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正在逐步完善或重新引起重视，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这项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健全和完善法官释明权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其中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又是立法思路和司法实践的核心。
一、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官释明权及其法律属性释明权又称为释明权、阐释权，源于德语“Aufklarungsreckt ”。
释明权是法官专有的一项职权，是指在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张或陈述的意见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不够充分而误认为自己证据足够充分时，由法官行使的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或启发，引导当事人澄清问题、补充完整、排除与法律意义上的争议无关的事实或证据的职权。
法官释明权的基础是法院专有的对民事诉讼的程序控制和指挥职权，价值在于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
法官释明权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模式紧密联系，最早出现于德国的民事诉讼法；近几年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入了法官释明制度。
尽管各国法官释明制度的价值取向不同，但均与法官必须在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前提下，严格掌握诉讼程序指挥控制权的适度性密切联系。
法官释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的用语。
在19世纪的德国，理论界普遍认为民事诉讼并不仅仅是当事人私人之间的事务，在交给法院裁判后也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法官有责任保证当事人主导原则的充分发挥，以推动程序展开.当今德国的民事诉讼法（即1999年修改后）第139条第1项规定了法官的释明义务：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事实作充分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的申请，特别在对所提事实说明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
在必要时，审判长应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和法律两方面对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进行阐明并且发问。
法国民事诉讼法第442条还规定了法官阐明的内容。
自50年代后期起，日本最高裁判所也明确规定法官在必要时应当行使释明权.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也规定了法官释明权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条是法官对当事人举证的阐明，第8条第2款是法院对当事人自认的阐明，第35条是法院对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阐明。
这部司法解释虽未提出法官释明权概念，但初步构建了法官释明的基本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如法院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的条款等。
法官行使释明权是为了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依职权所采取的一项程序管理和控制措施。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扮演的是“指挥官”角色，具有对诉讼程序的一定控制权力，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
法官释明权制度体现了这种诉讼模式的特点，即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
尤其在市场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在不推行律师强行代理制的条件下，当事人往往是自己在法庭上维护权利，这就产生了当事人之间诉讼能力差异和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地位、身份、职业及专业知识背景的差异，可能影响到他们诉讼权利的发挥，进而决定诉讼的胜败。
当事人可能会将自己了解的案情及与之相关的前因后果和盘托出并提供相应资料，而法院所审查的只是具有法律意义上并且与本案相关的事实与证据，两者之间可能发生错位。
因而由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律背景的悬殊，使得法官释明权的存在有一定必要。
为避免当事人因弱势地位而不利于维权和出于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法律赋予法官一定的释明权，以促使当事人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陈述事实和提供证据，减少不必要的“滥诉”。
这就是法官释明权产生的原因。
可见，大陆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侧重于维护当事人之间诉讼权利的平等性。
英美法系主要国家也引进了法官释明权制度。
在采取当事人主义、法官必须严格被动地恪守司法中立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原本是不应当出现法官干预当事人诉讼现象的。
但长期的审判实践使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和学者都认识到，绝对的、不掺任何干预的当事人主义会带来“诉讼冗长和浪费司法资源”、“过分注重形式而忽略实体正义”等问题。
由于诉讼程序的不断改革，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在诉讼过程中强化了法官的程序管理和控制职能。
这些国家的法官释明权主要体现在审前程序。
如美国《联邦民事诉讼法规则》第16条第3款规定：在审前会议中，法院可以采取相应的行为商议下列问题：（1）争点的明确和简化，包括无根据的请求或答辩的排除；（2）补正诉答书状的必要性与妥当性等，即在审前程序中，法官可以通过一定的行为控制程序。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是当事人主义的一种例外，也可以说是对其的恰当补充，目的在于减少当事人辩论主义之弊端，发挥法官主持审判之作用。
可见，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取向侧重于提高司法效率。
围绕法官释明权的法律性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存在诸多观点：一是权利论。
在德国早期，法官释明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因此出现了“释明权”术语，现在也有学者认为释明权是法官的诉讼指挥权.二是义务论。
有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法官释明权使用了“应当”一词，即法官“必须”为说明和告知行为。
因而从实质意义上说，释明是法官的义务.三是权利兼义务论。
这是目前最广泛的观点。
大多数学者都赞成释明既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
即从法院职权的角度来看，释明是法官干预诉讼的权利；从保护当事人诉讼法利益的角度来看，释明又是法官的义务。
四是转化论。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认为，法官释明在某一程度内是义务，在该程序之上就转化为权利，而再超过一定限度，将变成违法（违反辩论原则）。
五是权力兼权利、义务论。
有学者认为，法官的阐明既是权力、又是职责，既是权利、又是义务，法官不能也无权随意放弃，违反职责或不作为都可能导致上诉时的审查和校正.当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都逐渐偏重法官义务，强调法官应当为适度的释明行为，以保护当事人诉讼利益和提高司法效率。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释明权即是法官的权利又是法官的义务，但准确来说，应当是法官的职权。
因为权利一般具有私权性质，而法官释明权属于国家司法公权且由国家法律赋予，它与国家行政职权类似。
法官自己是没有权力放弃、变更和处分释明权的，否则就是失职或渎职且应当承担发回重审、再审改判、错案追究等相应的法律后果。
从不同角度分析，法官释明权的行使范围包括审前阶段、庭审阶段、二审阶段和再审阶段等民事诉讼程序的各个不同环节，审前阶段要求围绕举证及法律后果进行释明、或就争议焦点进行举证等问题释明；庭审阶段要求围绕提出或变更诉讼请求、质证或辩论中主张观点等问题进行释明；二审阶段要求围绕上诉请求、新证据的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再审阶段要求围绕申诉请求、新证据的提出等问题进行释明。
释明方式包括书面或口头方式的发问、告知、说明和提醒等；释明内容包括对当事人举证的释明、对法律概念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释明、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释明、除去不当行为的释明等，这些均属于法官在审判民事案件过程中应当履行、而不能过度履行、怠于履行或放弃履行的职责。
可见，释明权是法官代表国家行使的对诉讼程序的指挥和控制权，它即是代表国家行使的审判权，也是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法定义务。
与国家利益密切联系的是提高司法效率，与当事人利益密切联系的是促进诉讼权利平等，两种利益平衡所体现的是司法活动的社会效益，为法官从事审判活动的一项法定职责。
二、现行民事诉讼结构下法官释明权的适度行使法官释明权制度与保持法官审判活动的中立地位密切联系。
司法中立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内容，保持司法中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
法官释明制度的价值在于维护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平等和提高司法效率，为在当前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下有效实行程序控制和指挥、以保证诉讼活动高效顺利进行之必需，但法官过度或滥用释明权将扭曲司法中立，进而危害司法公正。
因此，必须严格把握程序控制与司法中立的平衡度。
我国近十年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以往的超职权主义做法。
如果对当前的民事诉讼结构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相对关系作出评估的话，它是在整体上属于职权主义色彩的、但已具有了当事人主义的若干特性的结构式样.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诉讼的观念和基本原理，审判方式改革正朝着适当弱化法官职权、理顺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在二者之间构筑具有分权制约的诉讼机制和程序结构的目标迈进.然而，在削弱法官职权和强化当事人权利的过程中，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1）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盲目性。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民事案件都是由当事人自己出庭起诉、应诉和举证的。
当事人法律知识相对欠缺，往往以自己认为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告诉和答辩，在法庭上不能围绕争议焦点开展辩论，造成诉讼拖延和司法资源的浪费，直接影响司法效率。
（2）当事人实现权利的依赖性。
尤其在一些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许多人文化水平低，这些弱势诉讼群体不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不知道也很难理解法律规定。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律师数量较少、当事人聘请律师的经济能力相对较低的社会现状，使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实现律师强制代理制。
当事人只能依赖法官的适度干预才能实现自己程序意义上的平等诉讼权利。
（3）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失衡性。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当事人的经济实力直接制约着其诉讼能力。
在许多情形下，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实质上从一开始就不平等，尤其是个人与单位之间的诉讼。
无力聘请律师的个人一方一般处于弱势地位，而单位一般由法律顾问代理诉讼和参加开庭，双方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诉讼能力悬殊。
若法官完全放任当事人自由举证、质证和辩论，弱势一方胜诉的可能性极小，使双方当事人处于事实上的诉讼不平等地位。
可见，在我国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仍不具备完全实行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条件下，现行司法体制中的当事人仍然要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法官和执法者。
如果法官完全放开对诉讼程序的控制和干预，那么当事人将无所适从，盲目诉讼和对判决的疑惑只会导致当事人上诉、上访案件的增多和公民对人民法院的不信任，造成诉讼重复和不公。
因此，规范法官释明权的适度行使，把法官的更多工作职权引向诉讼指挥上来是改革的应有之意，以法官释明权对诉讼程序的控制和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干预也就成为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