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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读书笔记栾天虹该书的基本思路是：以交易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将所有交易还原为合同，根据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将合同分为不同的属性，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方式，通过比较不同治理方式的交易费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
1、交易成本的分类P33签约前交易成本：草拟合同，谈判和确保合同履行所付出的成本签约后交易成本：不适应成本，交易行为逐渐偏离合作方向，造成双方互不适应；讨价还价成本，双方为纠正事后部合作的现象，需要讨价还价造成的；启动及运转成本，为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并保持其运转的成本；保证成本，为了确保合同中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成本。
事实上，两种成本是相互依存的。
2、合同的各种属性P49如果我们根据TCE最核心的三个概念——有限理性（＋，0）、机会主义（＋，0））和资产专用性（＋，0）——作为基本维度来刻画合同的种类，那么合同可以分为“计划”（0，＋，＋），它近似对应于完全契约理论、机制设计理论或激励理论；“承诺”（＋，0，＋）；“竞争”（＋，＋，0）；“治理”（＋，＋，＋），对应3、合同的内容P52合同内容包括：k代表购买专用资产的投资量(技术) ；s是否采用安全措施；p 价格。
其中安全措施包括解雇金或罚金的标准；建立并使用专门的治理结构，以解决有关的纠纷，例如可以通过仲裁而不是法庭；依靠贸易规则把一买一卖的单方贸易扩展为互相买卖的双边贸易。
简单的合同内容突出了技术，安全措施（治理结构）和价格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决定的关系，可以用来分析各种制度。
（1）以通用资产为内容的交易，都落在分之A上，无需建立治理结构（2）涉及专用投资，但没有建立安全措施的交易处于分支B上，P2>P3。
这种合同不稳定，可能回到分支A，或者采用安全措施回到C。
（3）由于采取安全措施防止私人财产遭受侵犯，C。
（4）价格和治理结构两者的相互关系，合同各方不能鱼和熊掌兼得。
（5）通过不同的途径把各种属性不同的交易还原为各种不同的治理结构（即决定着合同关系是否完整的那种组织结构），就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
资产专用性问题为何诺基亚、三星等手机厂商都将芯片的制造外包给代工企业富士康，而通用汽车却选择将合作多年的零部件提供商费雪公司收购到集团内部？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企业的纵向一体化。
一种产品或服务是应该从市场中采购，还是在组织内部自行生产，是每一位战略制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威廉姆森告诉我们，应该选择那种让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组织形式。
我们在分析某一产品或服务应该在市场中还是组织内部进行生产的时候，需要比较两者在总成本上的优劣势。
这里的“总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两部分。
在生产成本上，市场治理结构往往优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其优势来自于规模经济。
市场中的供应商可以同时将一种产品提供给多个采购者，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生产成本。
非生产性成本在组织内部主要体现为官僚费用，众所周知，大组织的运营通常伴随着更高的官僚成本。
在市场中，非生产性成本主要体现为合作伙伴的敲竹杠行为。
由于买卖双方的利益在短期内处于对立状态，在签订了交易合同后，双方出于利己的动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损害合作伙伴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益。
什么因素影响着生产成本和非生产性成本的大小呢？威廉姆森提出，主要因素就是资产专用性。
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由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
例如，一家电力公司在某一煤炭基地附近建了一个火力发电厂，从该基地购买煤炭并运至发电厂可以节省大量的运输费用。
如果这一煤炭基地附近没有其他的基地，这一发电厂便成了专用性很高的资产，因为它只能从该煤炭基地处购买原材料，若从其他地方购买原材料将产生极高的运输费用。
威廉姆森将专用性资产分为三类：特殊实物资产、特殊地点的资产和特殊的人力资本。
特殊实物资产是指只可由一家或几家买主使用的建筑和机器；特殊地点的资产是指处在相邻位置上的生产连续阶段的资产；特殊的人力资本是指产品的生产需要经过特殊培训的工人来进行。
一方面，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加，在市场中进行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效应会随之减弱。
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起源于本世纪30年代。
从70年代中叶以来，它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学派。
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中，从者甚众。
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组织学家和法学家的思想都对交易成本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奈特的“道德危机”理论，康芒斯的制度理论、巴纳德的组织理论和芦埃的契约理论，但促成交易成本经济学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理论渊源是科斯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1937年)。
（一）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被简化为一个生产函数，企业的职能仅仅是根据这个生产函数把投入品转换成产品或服务。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对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由什么来决定企业的结构和规模边界等问题，都无法作出解释。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概念，正式提出并分析了这两个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命题。
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
市场的交易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而企业的存在将许多原属于市场的交易“内化”了。
在企业内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生产活动的协调机制。
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人根据雇主所出工资的高低来决定到哪里受雇，他们的行为受市场劳动力价格的协调。
而一个劳动力一旦被企业所“内化”，也就是说成为企业的雇员，他在企业中的行动就必须服从行政命令。
企业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呢？科斯认为，这是因为企业通过“内化”市场交易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雇主可以随时到劳动力市场“购买”所需劳力，而不必长期雇佣一个工人。
而事实上，雇主每天到市场上“购买”劳力，必须支付很高的成本，如时间、讨价还价的费用、以及因雇不到合适工人而可能给生产活动带来的损失，等等。
通过把这—市场交易过程内化到企业中，建立起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就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因此，在科斯看来，交易成本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唯一动力。
如果企业“内化”市场交易就能带来交易成本的节省，那么，企业规模就会无限扩张，直至完全取代市场，使整个经济成为一个大企业。
新制度经济学论文：资产专用性、“敲竹杠”与新制度贸易经济学摘要:新古典自由贸易经济学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假设前提,其中一个重要的隐含前提是各类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可以自由进入与退出市场或产业。
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资产在国际间的流动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产专用性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它不仅会影响国际贸易的总量和产品构成,而且还会影响一国贸易格局和贸易政策的选择。
如果一国进行了资产专用性投资,就会使其在贸易谈判中陷入进退两难困境,失去讨价还价的力量,并影响其在贸易利益上的分配格局,进而严重影响一国的贸易不公平结构。
从资产专用性角度探讨新制度国际贸易经济学的合理性,由新古典国际贸易经济学走向新制度国际贸易经济学,更加具有现实性。
为了摆脱这种被要挟和被控制的风险,除了企业自身治理结构外,还需要政府实行一定的保护主义政策。
关键词: 资产专用性;新古典经济学;“敲竹杠”;新制度贸易经济学一、问题的提出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市场为基础的,其隐含的假设条件是生产要素在国际间具有充分流动性,最终会出现萨谬尔森—斯托尔珀定理———生产要素等价现象。
也正是由于资本是均质的,也就没有资产专用性问题。
同时,由于资本和劳动是充分流动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也就被抽象掉了,要素价格成了生产的唯一成本。
然而,生产要素或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却使企业不能自由(无成本)地进出某一产业。
在产业组织理论上,大量文献都研究了资产专用性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证明了资产专用性的存在形式及其承诺价值。
所有这些进展都表明,无成本地进出某一产业的经济模型是一种过度简化,应将其视为一种特例,而将有资产专用性的经济模型视为一种扩展或常态。
由于克鲁格曼兴起的新贸易理论也探讨了狭窄的保护带问题,隐含引入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再次将产业组织理论上的资产专用性分析方法应用到自由贸易中。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摩擦的竞争模型和不完全竞争模型似乎不再具有合理性,因为这些模型是建立在零交易成本、完全个人理性和外生的给定制度结构这样一些严格的假定之上的,看不到交易成本或制度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而无法理解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之间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摘要：企业的功能不仅在于节约要素(中间品)交易成本，是要素的“间接定价装置”，还在于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
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上，企业在交易中“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这使其更关心长远利益。
它用自身专用性资产——从价值和数量两个维度——来作为其产品是合格品的担保。
专用性资产单位价值越大，数量越多，企业越有谋求长远利益、放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
市场上理性的买方考虑到这一点，总是认为效益越好、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合格品。
企业是信用的载体，它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品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从而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
我们的分析补充和完善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
关键词：企业理论；专用性资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企业专用性资产(牛德生，2004)是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多大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特定贸易关系，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可供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
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一方在退出交易时变得越困难，因为专用性资产在移作他用时通常表现为较低的价值，由此给交易者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1975，1979，1980)把资产专用性分为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在边干边学中人力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品牌资本、临时专用性等。
长期以来，资产专用性一直被认为是“市场机会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导致纵向一体化、形成企业的原因。
沿着这个分析思路，我们将指出，与企业产生前不同，资产专用性在企业产生后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其锁定效应使企业退出市场要承担退出成本，这使得企业有积极性生产合格品，以逃避市场的惩罚，即最终产品交易中企业的专用性资产起信用担保的作用，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从而节约交易成本。
我们的研究还在于解释说明如下两个问题：企业在最终产品交易中相对于现货市场是如何节约交易成本的?为什么人们更容易相信较大规模的企业?基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对企业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
一、企业交易成本理论述评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
到目前为止，企业的契约理论被认为是企业理论中影响力很大而且广泛的一支。
这一支理论的共旨是(张维迎，1995a)，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nexus of contracts)(文字的和口头的，明确的和隐含的)。
它的产生以科斯(Coase)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为标志。
该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
循着科斯的分析思路，企业的契约理论沿着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和深化(靳涛，2003)：一是循着科斯(1937)－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79，1980)、克莱因(Klein，1978)－张五常(Cheung，1983)－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哈特和穆尔(Hart and Moore，1990)－瑞奥登(Riordan，1990)、道(Dow，1993)－卡普兰和斯托姆博格(Kaplan and Stromberg，1998)的路子，以交易费用分析基础上的企业与市场关系、纵向一体化和不完全合约为分析框架的契约理论；另一条研究路线是科斯(1937)－阿尔钦和德姆赛茨(Alchianand Dem－setz，1972)－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1976，1979)－埃斯瓦瑞和克特威(Eswaran and Kotwal，1989)－史雷福和维斯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7)－瑞金(Rajan，1997)、赞格勒斯(Zangales，2000)等以企业团队理论、代理理论和治理理论为分析线索的契约理论分析框架。
鉴于本文是对第一条路线的深化和补充，以下我们仅对第一条研究路线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里，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
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是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的，而在企业内，资源的配置是借助于权威来完成的。
这两种配置方式都存在成本，分别表现为市场价格的成本(交易成本)和企业内官僚组织的成本(管理成本)。
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威关系在一定范围内能降低交易成本。
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两种成本的比较。
威廉姆森(1975，1979，1980)、克莱因(1978)等进一步研究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及与少数交易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环境因素，再加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为因素，使人们在拟定、履行和强制执行市场契约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中关系专用性投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变量，因为正是专用性投资的存在才使得交易特征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事前的市场竞价交易转变为事后的少数人之间的持久而连续交易，而且关系专用性投资也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大来源。
交易参与者的专用性投资所引致的资产专用性使退出交易变得困难，存在一定的退出成本，从而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
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使合约双方相关的专用性投资不能达到最优，并且使合约的谈判和执行变得困难，因而造成现货市场交易的高成本。
这时，市场交易的参与者们用“一体化”组织，即企业替换传统的现货市场，通过一系列长期契约的缔结，用权威来监督和限制“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张五常(1983)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契约安排。
他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私有要素的所有者按合约将要素使用权转让给代理者以获取收入；在此合约中，要素所有者必须遵守某些外来的指挥，而不再靠频频计较他也参与其间的多种活动的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由于对要素(中间品)投入进行估价的定价方式要比对产出物直接定价困难得多，其成本要大得多，利用合约把生产必需的私有要素集中到企业的框架下配置生产，然后按合约内容分配所得能够大量地节约成本。
在张五常的世界里，企业并非为取代“市场”而设立，而仅仅是要素市场取代商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
继张五常之后，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穆尔(1990)建立了一个所有权结构模型。
他们认为，当由于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而使合约不能完全时，所有权即具有重要意义。
当两个参与者进入一种交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合约中列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力又费用颇高时，最合适的做法也许是其中一方将所有的剩余权力都购买过去。
剩余权力对购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对另一方却是一种损失，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
因此，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力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
经过充分的论证分析，他们得出结论：投资行动最重要的一方更应该取得对剩余权力的所有权。
瑞奥登(1990)和道(1993)对纵向一体化选择中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建立了一个研究一体化过程中所选择的组织形式与成本函数和管理者激励效用的关系研究框架。
他们认为纵向一体化虽然能够传递更好的成本信息并产生更有效的定量决策，但却不自觉地损坏了管理者降低生产成本的积极性。
卡普兰和斯托姆博格(1998)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认为，所有者所拥有的也许不是“剩余控制权”，而是“明晰控制权”，而企业经营者才会控制剩余控制权。
不过，这个问题要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而定。
他们还认为，剩余控制权在企业中的分配不会像以前文献中所说的那样“要么是全部，要么为零”，可能只是一部分。
总的来看，关于企业剩余控制权的研究仍是目前该条研究线路所注重的核心问题。
以上研究者们的目光一直注意在外部交易为什么需要内部化，即为什么要把现货市场的交易形式转化为企业交易形式的问题，而忽略了企业成立以后，企业的产品在现货市场上交易的问题。
我们认为，企业在终产品交易中“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这使企业更关心长远利益。
它用自身专用性资产——从价值和数量两个维度——来作为其产品是合格品的担保。
专用性资产单位价值越大，数量越多，企业越有谋求长远利益、放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
市场上理性的买方考虑到这一点，总是认为效益越好、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合格品。
以往的研究者把企业作为整体，其产品投放到现货市场所节约的信息成本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这是企业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缺憾，我们试图加以弥补。
二、企业是信用的载体——企业交易成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把现货市场分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与以往的研究者们不同，我们认为企业产生的动因不仅是为了节约要素市场中要素的交易费用，而且还为了节约产品市场中终产品的交易费用。
后者曾一度被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者们所忽略。
现货市场上，如果在交易中包含一种关系的专用性投资，由于专用性投资退出交易的困难及成本，则事先的竞争将被事后买方独家垄断所取代，从而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
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使合约双方相关的专用性投资不能达到最优，并且使合约的谈判和执行变得困难，因而造成现货市场交易的高成本。
这时，市场交易的参与者们用“一体化”组织，即企业替换传统的现货市场，通过一系列长期契约的缔结，用权威来监督和限制“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有利可图的。
这时企业被理解为市场中专用性资本形成的团队生产，目的是为了避免现货市场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交易成本。
事实上，机会主义并不会因企业的成立而消逝。
随着企业的产生，市场机会主义行为转化为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来源于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在产品市场上，企业往往对自己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更了解，而买方(或消费者)则是相关信息较缺乏的一方，即产品市场交易中广泛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
由于产品质量与生产成本一般而言总是正相关的，所以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市场交易中，理性的企业总有以次充好的激励。
企业在实施以次充好机会主义行为中获取好处的同时，它必须面对产品受到市场抵制而退出市场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专用性资产，企业就可以变卖自己的全部资产而变换投资方向，这样它就可以既享受到机会主义的好处，又不受到市场的惩罚；买方(或消费者)预期到产品市场上会由于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而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只会愿意出低价甚至拒绝购买该产品，产品市场会出现逆向选择而萎缩直至消逝。
现实中我们并没有普遍地看到产品市场的萎缩，而是往往看到它正处于进一步繁荣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与现货市场不同，当上述那些专用性资产联结成企业专用性资产以后，它就在企业与市场的交易中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成了企业机会主义的制约因素，起着产品为合格品的担保作用。
企业不但制造了产品，还“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
在一个经济中，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人专属的人力专用性资本也易于转移，而企业作为组织的生命可看成是无限的，企业专属的专用性资产要移做他用相对要困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