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和谐美

·莫言·史铁生作品评析及其它·李晓燕王烈霞等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特征宋慧平摘要：汪曾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联接现当代文学的作家，有着“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美誉，他的散文化小说文体的开创、回忆性的叙事方式、独特的风俗画氛围营造、闲淡典雅的语言风格，显示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的典范，具有卓姿独立的美学特征。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散文化；回忆性；风俗画；语言汪曾祺的乡土抒情小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这位来自江苏高邮的作家，以其对故乡的挚爱，叙写故乡人生的平凡琐事，讴歌美的人情和人性。

在对故乡的山光水色、民情风俗的细腻描绘中，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牧歌情调，成为中国当代写意抒情小说的代表人物，重新弘扬了乡土写意抒情的艺术传统和审美精神。

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他小说的美学特征。

一、散文化的小说结构汪曾祺是一位浸透着我们民族艺术精神的作家，他的作品将我国古典诗歌的意境、韵味和古典散文的章法形式及小说的诸多因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风格的散文化小说，读他的作品总给人一种恬静、闲适、淡远的味道，很有散文的诗意美。

汪曾祺小说散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上。

他的大多数小说结构松散、舒放自由，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形态，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

在他看来，故事性太强的小说很不真实，他在小说序言里声称：“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的。

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

”读他的许多小说，经常能看到，天文地理、风俗人情、掌故传说随意引用穿插，给人一种很随便的感觉。

但是经过作家艺术化的处理后，这些随意插入的成分都成了叙事的有机成分。

他的小说结构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读来却有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犹如随笔一般的自由和亲切。

汪曾祺在其作品的具体内容构制上，提出“气氛即人物”的论断，主张突出故事情节以外的“情调”、“风韵”、“意境”，把氛围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他认为小说只要写出了气氛，可以不讲故事，没有情节，甚至不必写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也可以在字里行间刻画人物。

《受戒》中折射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摘要】《受戒》是阅尽人生沧桑的汪曾祺采取远距离的眺望和选择的回忆姿态构思的短篇佳构，“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的美学观使他更喜欢回归到单纯质朴的生命状态去打捞一种美好的记忆与梦想。

这样，和谐与唯美的美学趋向展示出《受戒》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美。

【关键词】和谐；唯美；人与自然小说《受戒》是阅尽人生沧桑的汪曾祺采取远距离的眺望和选择的回忆态度构思的短篇佳构，外在的尘嚣和烦躁、功名和利禄、浮躁和凌厉、喧哗和骚动等转瞬即逝的浮华虚名经过幽默达观的平静心态过滤之后，沉淀并显影的是生命本真醇美的滋味和和谐的乐章。

在小说的最后表明写作日期的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之后，作者意犹未尽的把自己的潜藏心底的写作动机通过“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旧梦”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

循着受到外在的理性和道德压制的心理情结指示的草蛇灰线，洞幽烛微的发掘潜意识的欲望和冲动，便可显而易见地发现作者对小说和谐美的艺术追求一直魂牵梦绕在潜意识的幽深暗箱里。

欲罢不能的审美冲动只能把年轻时候的美好梦想通过压缩、移植等方式显现为具体的形象，再通过包含作者生命感受的审美意像和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从而把种种被压抑的欲望化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事件、情节和其他因素。

” [1] 《受戒》的和谐美的艺术风格的形成首先与作者的“小说是回忆”的审美价值观念密切相关，汪曾祺曾给小说下过一个定义：“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

” [2]于是剑拔弩张的紧张激烈的氛围的淡隐，凸显的是温馨祥和的和谐之美，丑陋肮脏、卑鄙龌龊的东西的过滤换来的是荸荠庵一带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团结友爱、毫无心机的桃花源般的和谐境界。

其次作为一个温情的人道主义者，对顺其自然不加约束的优美健康的合乎人性的赞许，使他把一个受戒的故事写成了一个破戒的激情飞扬的生命欢歌。

当然也与他的不习惯对现实生活进行严格拷问和反思质疑的达观性格有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文论汪曾祺小说中的散文化○王蒙蒙摘 要：鲜明的散文化特征使汪曾祺的小说受到世人瞩目。

他的小说用平淡的语调，简练的语言，营造了一个和谐美好的艺术世界。

文章从意境、结构、语言三个方面来探讨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特征，同时探讨了这种散文化特征的形成渊源以及它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汪曾祺 小说 散文化汪曾祺（1920—1997），出生于江苏高邮，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曾受业于文学大师沈从文。

汪曾祺在创作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完整性，而是以近似随笔式的结构方式，以简洁明快、朴实纯净的语言努力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意蕴，彰显出独特的艺术价值。

一、诗情画意的意境意境，通常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像空间，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

[1]（P217）意境不是难以琢磨、玄妙莫测的幻觉，而是一种弦外之音。

一般作家在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的塑造，情节的铺设，并不会在意境上用太多的笔墨，而汪曾祺却将意境的创造视为小说创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80年，《受戒》的发表如同一股清风吹过文坛，那时许多人还没有完全从文革岁月的伤痕中脱离出来，因此文学创作依然纠缠于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剧年代。

《受戒》的横空出世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喟叹。

此后汪曾祺进入了创作的鼎盛时期，《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等一系列作品的散文化风格得到了文坛普遍的认可和称赞，而这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得益于其中朴实无华但又生趣盎然的风俗的描写。

“汪曾祺的小说强烈地传达了一种清新隽永、淡泊高雅的风俗画效果。

”[2]（P109）小说《大淖记事》是汪曾祺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最能体现作者大量描写水乡意境的作品。

在《大淖记事》中，文章的开头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美到极致的水乡场景：烟波浩渺的大淖、布满紫红色芦芽和灰绿色芦蒿的沙洲、雪白的丝穗。

紧接着，作者又着重描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了生计而单纯地忙碌。

第25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5月 Vol. 25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3──────────收稿日期：2002-09-29作者简介：李生滨（1966-），男，青海湟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 11 -试论汪曾祺小说艺术的和谐美李生滨1，赵辅学2（1.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2.宁夏大学 中文系，宁夏 银川 750021）摘 要：和谐既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也是艺术上的独特表现。

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体现了对生活理想化的追忆和叙述，对人生本质的深刻把握与揭示，与此相适应的是作品内蕴的乐观、文风的平淡及语言的自然。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艺术；审美；和谐美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3）03-0011-04文学的美学风格有自己生成﹑发展﹑流变的过程，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系统范畴。

美学风格是作家审美创作独特和个性化的自我实现与呈现。

在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20世纪80、90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个性化的抒情小说家。

“他40年代受业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并有了文学创作，在经历解放后近30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复出,重新显示了京派文学的文学立场和艺术魅力。

”[1]他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表现他熟悉的、经过情感和心智沉淀的记忆。

在对童年、故乡、往事的回忆中，将热情寓于恬静，沉重融入乐观，用自然、清雅的笔调抒写健康、美丽的人生，以宽厚通脱的胸怀构建理想的生活境界，形成了和谐优美的小说艺术风格。

本文拟就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从以下三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体现为多重关系的和谐与协调汪曾祺用小说表现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作品的叙述描写中用和谐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丑恶和阴暗，进而追求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６２ＸＩＡＮＤＡＩ　ＹＵＷＥＮ２００７．０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小说虽然旨归于从文化中寻根，但是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展开。

汪曾祺、钟阿城、何立伟、贾平凹等一大批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沉稳坚实的本土作家，从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出发，以我国的民族传统文化为底蕴，创作了一大批充满深情的，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审美精神的散文化中短篇小说。

他们的小说具有中国传统的诗学特征，尤其是其中所蕴涵的天人合一的超脱的审美化艺术人生观，体现了道家的道和之美，在艺术美学上，最核心最精确地表现了“和”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识。

阿城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是《棋王》、《树王》、《孩子王》。

批评家蔡翔认为：“阿城小说之所以风靡一时，相当重要的乃是在于它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极富审美情致的超然态度。

阿城欣赏的是人的‘状态’，进入‘状态’，就能达到‘不为物喜，不以已悲’的审美境界，自得其乐，从而保８０年代散文化寻根小说的道和之美○吴国如摘 要：汪曾祺、钟阿城、何立伟、贾平凹等一大批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家在八十年代创作的中短篇散文化寻根小说，　深刻地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和审美精神——尤其是道家天人合一的超脱的审美化艺术人生，体现了道家“和”的哲学思想和审美意识。

关键词：散文化 寻根小说 道和之美理状态包含其中。

同时，十一子在巧云面前慌张窘迫、手足无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她非常失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巧云被刘号长占有以后，想到的是没有把“第一次”献给十一子，这是她最大的遗憾和隐痛。

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

关于巧云为什么也尝一口的细节，汪曾祺后来在《读书》杂志上说：“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只是写到那里，出于情感的需要，我迫切地要写出这一句（写到这一句时，我流了眼泪）。

”汪曾祺为什么“流了眼泪”？其实是作家“贴到人物来写”的一种情感表露。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这句看似随意加上的一句“她自己也尝了一口”，确实包蕴着丰富的心理内容。

摘要：在当代文坛上，汪曾祺的作品是独特的。

他以轻淡的文笔些平常人事，不追求大人物、大事件、大题材，只在平常人事上落墨，开掘大精神、闪光点；文章结构大巧若拙，看似随心所欲，实则苦心经营，看似闲笔满篇，实则行止自如，无序之中有序，为文无法而至法；语言表现为流动的美、静止的美和生活的美，流动不拘，无迹无碍；作家还刻意淡化故事时代背景，以人物的言行冲淡时代的压抑，注重文化背景描写，将人物置于鲜明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细致刻画，扩大了艺术形象的张力；行文之中透露着“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儒家的“仁爱”之心去关注这个世界及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苍生，没有怨恨，只有怜悯。

由此达到作家自己的追求——和谐。

关键词：和谐美自然淡化“美是什么？如果要求用最简约的几个字说出来，又有角度不同，说法不一。

又说做永恒，超越时空。

有仅仅说是精致。

有权威一时的典型。

又领过风骚的知觉，有说做感染力，又从性格上说是脆弱。

汪曾祺的说法是两个字‘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追求。

”林斤澜在对《〈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一文整理时做出如是评价。

一、以轻淡文笔写平常人事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士大夫家庭，“我的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1]教导汪曾祺读《论语》，写初步的八股文，这位祖父非常疼爱这位三房的长孙，“他赏给我一块紫色的端砚，好几本很名贵的原拓本字帖。

一个封建家庭的祖父对孙子的偏爱，也仅仅能表现到这个程度”。

[2]汪曾祺的父亲王菊生，“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3]而且“我的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

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坐饮酒，一起抽烟。

他说：‘我们十多年父子成兄弟。

’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4]在这样一个幸福的童年里，汪曾祺的每一寸时光都是柔软的。

大运河穿城而过，他尽情地欣赏着河里的渔舟、大淖的岚烟、大堤下的鸽背、菩提庵的法事、戴车匠的车床、小锡匠的锤声……在这个纯朴、褪色的小城里，汪曾祺闻到了一种辛苦、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

汪曾祺小说的和谐清新之美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幅生动活泼的画，充满了和谐美，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小说中处处充满了对健康美丽人性的描绘。

他的小说注重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和人性美，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美，生命的意义。

可以说和谐是汪曾祺小说的审美尺度，更是汪曾祺小说的价值标准。

而用简单、清新、自然的语言来表现厚重的思想内涵则更是汪曾祺小说的一大特色。

汪曾祺擅长用最平常的语言来表现自己对文学的终极追求，简单精练的语言加上独具匠心的设计，使得他的小说很容易就能获得读者的共鸣。

和谐――传统思想精髓与创作主体的融合众所周知，小说可以呈现出很多色彩，鲜艳的、明朗的、晦暗的等等，而汪曾祺的小说显现出柔和之色，并且汪曾祺还巧妙地把这种柔和的色彩在小说内容中转化为和谐。

这种和谐之美的出现与汪曾祺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认为在任何时候也不能丧失了对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生活的爱。

汪曾祺在逆境中也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性生存状态，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

汪曾祺把儒家思想的精髓融合在作品中来追求和谐，但这种和谐并不是乌托邦式，决不是不食人间烟火。

他的小说首先关注的是最普通的人的现实生活，站在民间的生活立场，表达民间的道德观念。

因为和谐必须自然才会统一，感情必须真实才会感人，这样的“和谐”之美才有牢固的基础，仍来源于生活，也就更容易触碰到读者的心灵。

汪曾祺小说的和谐之美还表现在对情感的理性节制上，但这种和谐并不是没有热情，也不是没有悲愤，主要是指在行文过程中，尽力“克制”热情冲动，“节制”悲愤激昂。

比如在叙述地方风俗民情时，他的行文手法看似平淡，对任何事情均不加褒贬，而读者仍然可以从字里行间发现隐藏的点点信息：或是透露出作者对旧式封建婚姻、男女恋爱的深刻的思考；或是暗暗表达出对某种爱的追求方式的同情；或是对某种悠悠往事，风土人情的无限怀想。

没有道德的评判，没有思想的剖析，也没有是非观念的引导。

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作者：郭玉森来源：《文学教育》2008年第08期细读汪曾祺的小说，发现他的文本中有不少地方渗透着“和谐”之美。

所谓和谐，是指事物关系的一种平衡、有序，且相对稳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状态。

它是以系统中诸多要素的并存、共处、互动、互补为前提的；是相对于混乱、动荡、对抗、冲突而言的。

在国家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挖掘汪曾祺小说中的和谐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汪曾祺的小说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他笔下的人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只是接受着生活的样子，并享受着生活中存在的乐趣。

钓鱼的、遛鸟的、摆摊的、卖菜的、纳鞋的、绣花的、店车、店伙、画家、教师，无不在自己的那一份生活中自适地欢悦地活着。

民间日常生活在汪曾祺的笔下充满了趣味。

汪曾祺说：“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1]在汪曾祺看来，“和谐”不仅是他小说的美学追求，也是他所倡导的生存精神。

作为生存精神的“和谐”，其要义首先是和自然、社会和平共处，是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交往和相互尊重，是和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的融合。

自觉、自愿地和他人、自然、社会融合，这是汪曾祺人生观的起点，是“本分”。

当人具有了这样的“本分”，他的生活才能是和谐的，这个人在汪曾祺眼里才呈现出美的素质，所以，一个满足于一天三饭吃“拨鱼儿”的“闹市闲民”，一对儿到野地里拾枸杞子的老夫妻，从早到晚纳鞋底的老奶奶，从晚到早绣花的少女，都成为他的艺术对象。

“本分”既是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汪曾祺从平平凡凡的风俗生活中发掘的正是这种安分于生活从而享受生活的态度和精神。

因此，他的“和谐”既不是倡导人们和社会的抗争，也不是一厢情愿地构建一个虚幻的人生模式；既不是假想性地填补人与生活之间的沟壑，也不是逃避到遥远的僻地边壤自欺性地忘情于自然山水，而是植根于人的平实而日常的生活，是踏踏实实地建构在人与人所组成的风俗生活中。

在这种观念下，汪曾祺即使对伟人、圣人，也要用一把“人情”的审美标尺去度量，他把无“人情”的假人、伪人、非人、超人统统排除在他文学视野之外，而当他在伟人的身上找到“人情”的一面时，他又是如此地欣喜：“我觉得孔夫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