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86 韩非子只说了三个字,竟成帝王之术,蕴含管理终极秘密

韩非子的用人智慧内容提要：翻开当今的关于用人方面的论著，很少有超出《韩非子》所述的深度与广度的。

即使是以“权术专家”而闻名于世的马基雅维利相比，韩非先生也是远远超之。

“帝王师”韩非子出生于战国末期，那个时期仍然是中国思想、学术氛围最活跃的阶段，政治上来说，那时的中国正处于纷乱分裂的状态下，韩非从用人管人的角度去思想整个局面：他认为儒家的那些人是满口道德修养的空谈，没有真才实学，不能实际解决当前的难题；而在他眼中，一般百姓又是无知的，因此他认为以严厉的“法家”来治理国家是必须的，也是最能收效的。

关键词：韩非子管理用人正文：书中分了八篇内容，从各方面讲述了韩非的用人之道，以及对于管理的独特思想，其涵盖面非常之广，反复研读，收获颇多。

以下就其中几篇，浅谈一下自己的想法。

例如：德者用之本——注意修炼自身的才德。

“德者得身也”，用人的基础先要树立自己的用人权威，要想管好别人，首先要管好自己，用人者当然要注意自己的德行和才略。

各行各业的用人者，善于权谋的不在少数，但是最终能达到绩优效果的，不仅仅要具备超人的智力，更要有非凡的自身素质。

一个只会夸夸其谈的领导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自己部下俯首帖耳的。

《韩非子解老》中说：“德者，内也。

德者，外也”。

就是说德才是内部的东西，而德是从外部得到的。

外决于内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

法者才之道——要有严格、人性化的管理制度。

“去私曲就公法”，制度是用人的前提，没有好的制度，再好的人才也是浪费，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下一步就该制定合理的法度—一套严格的，同时又人性化的管理制度。

整本书处处都能体现韩非作为一代法家代表的严谨，书中也从立法，用法，依法三个方面也详细阐述了，制度是用人前提的这一观点。

立者诸之先——领导的存身之道。

“静虚无事”既然是诸之先，为什么又放到最后呢？那是因为：存身。

既是一项最基本的技能，又是一项最难掌握的技能。

一个用人者，可能有任贤用人的本领，却不懂得如何让保全自己和自己的位置，这种人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韩非子帝王术成功者的不传之秘密我时常在想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在哪里？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

看过许多成功学理论，也读过许多成功者的自传，最后我发现这些理论和自传，都是纯属虚。

这些所谓的成功理论，不过是那些所谓的成功者进行的虚假宣传而已，只是为了掩盖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往而已。

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核心差别在哪里呢？韩非子帝王术告诉你一个答案，那就是诱于言，壅于事。

这也是现代心理学的常讲的一个定律，那就是贝勃定律。

所谓的贝勃定律就是先拿出一大堆极具优厚的条件诱惑你，等你上当了就拿出不好的条件让你接受。

等你接受了这些优厚的条件，那就不得不接受不好的条件。

韩非子说：“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

”所谓诱于言壅于事也就是如此，花言巧语的把一切都事情都说的很容易，然后等你上了勾，然后他就推三阻四，撂挑子不干了。

这时候你左右为难，进不得退不下，只能受控于人。

这时候你发现他所说的一切与现实都不相符，你自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这历来是成功者的中所不传之秘密，也是中国人一直遵循的法则。

你要想成功，必须要接受它，更要把它铭记于心，熟练运用于任何事情。

如果你懂的运用这个成功法则，我想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成功，无论什么样目标，都可以让自己轻松顺利的达到目的。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销售案例，用的就是这个贝勃定律，销售人员的所使用的套路很值得学习。

有个消费者想购买一台电脑，于是就去卖电子产品专营市场。

他走到一家柜台前问电脑销售人员：“这台电脑卖多少钱？”销售人员回到很巧妙，避重就轻的说：“现在正在搞优惠活动，主机才3100元。

”这个消费者内心感到非常惊讶，感觉很便宜。

于是他又问道：“那液晶显示器呢？”销售人员说：“十七英寸的显示器只卖1700。

”消费者心里想：“哇塞，这么便宜啊！”脸上写满了疑惑。

他心想产品会不会有问题，同样的17英寸显示器产品在市场上卖2000多呢！这时候销售人员说：“如果单独购买的话，这款显示器得花2000多。

谈古代帝王权术，当属韩非的论述最精彩众所周知，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集当时秦国、晋国法家思想之大成，他把商鞅的“法”学，慎到的“势”论，以及申不害的“术”说三种理论成功地糅合为一体，创造了法家系统的理论学说，他把法家的管理谋略推到了法家理论的高峰。

韩非的管理谋略的基本理论，可以用一句简要的话来概括，那就是“以法制民，以势立威，以术驭臣，以法制为治国之根本。

”韩非画像值得注意的是，韩非不仅把法家理论系统化，而且，他还深刻地阐述了帝王权术，他对于帝王权术的阐述是古代权谋中最为深刻的管理理论，是法家管理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画像韩非第一，从根本上说，韩非以法治国的法家理论是以维护“君道”作为理论前提的。

韩非把法治看成是维护君王统治秩序的根本措施，所以，就其理论实质而言，韩非的法治管理谋略，是为帝王权术服务的，虽然说为了法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韩非有时也会在理论上提出君王应带头守法，要坚持“法度”，但是，在阐述管理原则时，他所推崇的依然是帝王权术。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是最为明确地讲述帝王权谋的理论家，他的君道论和帝王权术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

第二，令人惊奇的是，韩非这位法家理论的系统完成者，在阐述君道时，却积极吸取了道家的理论，原本，法家都是主张积极有为的，而韩非却认为，君王应该坚持无为而治的原则。

韩非说：“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

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巳。

故事无不治，治之正道然也。

”（《慎子·民杂》）。

在韩非看来，君王治理国家，不能事无巨细处处亲自去处置，盲目地坚持“有为”的管理原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错误的管理方式，君王应该放手让大臣们去管理，坚持“无为而治”，能“无为”才是“治之正道”。

韩非的君道论吸取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判断事物是与非的标准，明君必须坚持依道而行，而道是本质是虚，所以，君王要以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只有虚以待物，方能知晓事物的真相，才能知道事物的善恶。

韩非子的法、术、势与古代帝王统治术（一）说道韩非，一定避不开秦始皇和李斯。

韩非子与秦国丞相李斯师出同门，他们都是荀子的学生，而荀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荀子主张“性恶论”。

性恶论认为“恶”是人的本性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人的天性，人皆有私欲。

正因为人性之恶，所以法治是必要的。

韩非在继承荀子“性恶论”思想的基础上，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道的“势”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吸收融合、兼容并顾，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作为战国时期韩国的公子，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多次上书韩王，期望能革除旧弊、强盛国家，但并不被韩王所重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只能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说难》等很多千古流传的著作。

据太史公《史记》记载：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得恨矣！”由此亦可见当时秦王嬴政对韩非及其学说的钦佩和重视。

韩非之死的主流说法见之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上关于韩非的死是这样说的：李斯和姚贾要加害韩非，在秦王面前进言，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现在王要兼并诸侯国，韩非终是向着韩国而不会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的事情。

王要是不用他，久留之，必成大患，不如现在想办法杀掉。

秦王觉得有道理，就派人去杀了韩非，但是因为韩非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秦王半路上后悔了，去撤回成命，但是韩非已经被逼自杀了。

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

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

不如以过法杀之。

”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

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韩非欲自陈，不得见。

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韩非虽死，但其法家思想却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奉为秦国的治国经要，帮助秦国富国强兵，加强君主专制，有力地推动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最终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

《韩非子》——多读禁书，少受伤害！（帝王心术）中国古代的文化知识一直都被贵族、士大夫阶层所垄断，于是就产生和发展起来一种旨在维持和加强贵族统治的专门学问就是帝王术。

说起帝王术要首推《韩非子》，作者是战国时代韩国贵族韩非，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更是顶尖的权谋高手。

他与当时秦国鼎鼎大名的丞相李斯是同学，更牛的是秦始皇也是他的“铁杆粉丝”，他们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因权谋之术是皇室专属，所以历代都禁止在社会上流传，专供皇室享用，据说江青当年就特别爱钻研此书！（现在到处能买到了）为什么此书被禁几千年？书中有哪些帝王心术？首先，《韩非子》其学说的核心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结合思想，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系统发展了法家学说。

他将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商鞅的“法”紧密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关于“法”、“术”、“势”很复杂，老夫会尽量说的直白点：“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其实商鞅不是变法，是造法。

他是从无到有，从没有制度到创造了制度。

这是从一个完全没有条例的情形下，制订出一套管理的制度和方法。

核心思想：君主要想强国，就必须实行“严法”，一切以国为本，所有资源与人口都是国家机器的零件。

“术”：申不害是韩国人，他只讲手段，只讲阴谋，只讲“权术”。

其实，这个“权术”里面包括国君个人的控制能力和对群臣的观察。

核心思想：君主要想王权永固，就必须搞平衡、权谋等不可告人的诡计，实行“人治”管理来确保地位的稳固。

“势”：慎到是战国时期赵国人，他认为形势决定了能力，势位高，能力就强，势位低，能力就弱。

无论多有见解或者才华，如果没有相配的形势，就不能发挥能力。

核心思想：君主要想实行“法治”，就必须重视权力、权威，这样才能令行禁止。

韩非思想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统一帝国，其政治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要”是枢扭、关键，即国家最高权力；“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统一于朝廷，朝廷统一于君主，实行君主独裁。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出现诸子百家的文化现象，虽然从汉代董仲舒开始，中国统治阶级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但其它诸子的学说，也没有被抛弃，其中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也不自觉的成为了统治者治国的工具和方法。

法家的治国理念主要是统治者治国一定要掌握“法、术、势”的平衡，其中“法”是维护国家秩序的根本，“术”是维护统治的方法和手段，“势”是法能够执行的凭借和基础。

法家认为，君王能够统治国家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强、品德高，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舍此，必将功不立、名不遂。

所以中国古代周礼中繁杂的等级礼仪就是为统治者的“建势”和“造势”所服务。

孔子德行高洁，名誉海内，但却要臣服于鲁哀公，就在于孔子“非怀其义，服其势也”。

所以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

柄者，杀生之制也。

势者，胜众之资也”，在这里韩非之把“势”看作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柄是具体而有形的掌握下属命运的生杀大权，势则是有形的权所产生的无形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是“法”能顺利执行的很好助力。

心理学研究证明：对死亡的恐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势是一种比有形的权更强大的无形的威慑力量，因为它无形，所以无孔不入、无处不在。

权是不能随便用的，“权不欲见”，“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作用范围也很小。

“杀鸡给猴看”就是用一小范围的刑罚来产生大范围的威慑作用，这正是权和势的完美结合产生的妙用。

总而言之，君主拥有的势越大、越强，获得的威严、尊敬也越多，一旦失势，不仅会失去人君之威严，更有性命之忧。

慎到是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在主张依“法”治国的同时，强调并重视“势”。

法家思想中关于“势”的理论，慎到发挥的最淋漓尽致。

在战国时代复杂尖锐的政治斗争的背景下，势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实践。

所谓“势”，即权势。

势并非单独存在的，势要依法，而法要借势。

法与势是相互依托的，没有法何以保证权势，没有权势，法又不能顺利贯彻执行。

前言《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之作，选入《国学基础教程》是理所当然的事。

根据这套丛书的体例，我首先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给这本书起什么名？这实际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韩非子》的总体认识。

以往我应出版社之约而撰写《韩非子》方面的书，其书名无须动什么脑筋，只要按照其丛书所定的名称，在韩非子之后加上导读、全译、精华译评、释译、选评、校注、译注等等就行了，或者什么都用不着加而直接用韩非子作书名。

这次却有点不一样，在《韩非子》这一正题之外，还得另拟一个副标题。

而这个副标题，在我看来，是比正题还重要的名目。

如果用元代杂剧的题目、正名打比方，那么韩非子这个题目固然重要，但其副标题实相当于揭示全本主要内容的正名，所以实际上更为重要。

诚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子路》）韩非更说过富有哲理的话：名正物定，名倚物徙。

（《扬搉》）只有名称端正了，那么它所反映的事物内容才得以确定；如果名称出了偏差，那么它所反映的事物内容就会走样。

所以，这个副标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而应该是举足轻重的点睛之笔。

对同一本书，见仁见智的事是经常会发生的，随着各人思想水平与研究心得的不同，自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百家争鸣式的写作方式其实只适用于学术专著，并不适用于教材的编写。

因为学术本来就应该拥有非常自由的空间，所以专著完全可以抒写一家之言而不必有什么顾忌。

但本书作为一本教程，就应该有所顾忌了，至少不能太随意而有失体统吧。

如果也遵循自由抒写的学术惯例，那么万一自己的认识出了差错，就会误人子弟了，因为教程者，是受教者师法的东西啊。

有见于此，我也就不敢怠慢而认真地推敲起这个副标题来了。

最后决定将帝王的法术作为本书的副标题。

这是因为韩非的思想学说虽然丰富多彩，涉及到政法、哲学、社会、财经、军事、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但就其主体而论，最重要的是政治思想。

他一门心思地去研究君主如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运用种种手段去达到巩固统治、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的。

韩非子谈管理——诸子百家谈管理系列法家的智慧韩非子，中国古代战国时期一个怀才不遇的韩国公子。

恰逢韩国政局混乱，有志难伸，于是发奋苦习。

其融合各家、各派学说之精华，附加个人独到之见解，更结合国家政局复杂、强邻四环之现实，历经十数年，勾绘出一幅治国管政的美好画卷——《韩非子》，被后人当作研习法家学说的经典著作。

出于救亡图存的远大理想，韩非子极其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面对问题既不同于儒家学说留意于终极关怀，也不同于道家所关心的自我超越，而是强调找寻具体的解决方案。

《韩非子》一书更师承儒学，融汇道家智慧，以法家为本位，改“常道”为“变道”，笃信因时、因地制宜，于“变”中求生存的法则，与“商道”中“僵则变、变则通、通则畅”的经营理念十分契合。

同时其在“变”中寻求“不变”（即规则）的思想理念，即使应用在现代企业管理、商业竞争中，对我们也是大有裨益的。

很多时候，法家学说易被人误解为置情理之上而不通世故，并饱受非议，究其原因，无外乎受到了中国自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影响所致。

现仅举一例以驳之：汉宣帝曾有“王霸杂用”之说，具体是讲帝王统治、管理非得融合各家学说之精华不可；而法家审时度势、因事制宜的特点，使其自然成为了支撑政权统治的“骨干”。

可以说自秦皇汉武的政权统治到现代社会的国家管理，无论如何也无法否定“法制”在社会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而在企业生产、公司管理中的“制度、章程”本身也是促使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更何况很多大、中型企业本身就已制定了符合自身特色的“法律、法规”，著名的如国内华为公司的《华为基本法》、国外如《通用公司法》、《丰田公司法》等等。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包容了“法”（固定的法则）、“术”（实施的手段）、“势”（现实的综合）三大方面，同时客观公正的审视“人性”。

譬如：他谈人性自利，并非堕落可鄙，而是包容人性的优缺点；他主张因势利导、使人自立，兼而互惠、公私两全；他强调与其重义轻利、避而不谈利，不如直面它、除去负面影响，使之合情合理。

帝王之术精华之要：一道二柄三守四方五蠹六反七术八奸十过！帝王之术就是御臣治下之术，是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也是当今管理学的不二法门。

《韩非子》一书则是帝王之术的百科全书，如果古代帝王能深刻领会《韩非子》的精华，并灵活运用，那么王朝不会二世而亡，也不会国运不超过三百年。

现在的人如果能理解好韩非子，则对于管理公司，逢迎上级无疑是如鱼得水。

但是知识就在那里，能否运用好还与个人的情商智商有关，也与时势紧密相关。

1、一道《韩非子.主道》：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

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

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

故曰：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

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尽其武。

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

君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

一道就是人主之道，重点在于“不现可欲”，而后“依道而行”。

也就是作为君王不要表达出自已的爱好或者厌恶，也不要表达出自已的能力，这样臣子就无法猜透领导的心思，也就不会刻意逢迎。

下属不妄度上意，则依法依规认真做事，露出自已的本色，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

而君王自已了解下属的能力后，按其能力按排职事，有功者依法而赏，有过者依法而罚，那么君王反映出来的意志就是规章制度，就是国家法令。

而臣子知道君王依规依法办事，则自已也会依规依法做事。

全国都尊纪守法，则国家大治，君主自然可以垂拱而天下治。

2、二柄《韩非子.二柄》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二柄者，刑德也。

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

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已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

韩非子帝王驾驭术要旨1、人性趋利，利是自私的核心。

君臣之交，利是连接的锁链。

兄弟姊妹间，亦是思恩则相爱，思薄则相怨。

2、君主自我是一个世界。

君主应深藏不露，不能让群臣看透自己，否则难以驾驭。

君主不能表现自己的欲望和喜惩，否则臣下将蓄意迎合君主所欲。

君主沉静在不固定的立场上，臣子们就会觉得他神秘莫测。

3、君王驾驭群臣之术在于使臣子无从观测，无从知晓。

君主保持虚静无为的态度，用隐蔽的方法察看群臣的过失。

4、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

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

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

5、臣能将兵，君能将将，聪明的君主应当充分调动臣子的智慧。

使那些有智慧的臣子竭尽他们的思虑，出谋划策，君主依据他们的智慧来断，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6、一个人的智慧和才能是有限的。

君主须集思广益。

臣子就是君主的智慧和才能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只看会不会取，善不善用。

故君主善于使用臣子的才智是一种技巧和一门学问。

7、圣人治国，不依靠臣民主动为他做好事，而是使人不能做坏事。

因为，臣民主动为他做好事的，在全国也找不到几个人。

而使人不做环事，国家就会安定。

故治国者主张，不务修德而求治法。

刑罚可以矫正收敛人们的不良行为。

8、人性难以靠自身修养来矫正，必须依赖外在的强大威力，这就是法治。

无法则人不服于人，好逸恶劳，唯利是图，是人自私的本性，如任其发展，则国将不国，社会将处于混乱状态。

用法来惩罚做恶之人，用奖赏来激发人们去行善。

是韩非子的法术。

和商鞅之法有共同之处：用铁的纪律即法来约束人。

严惩重赏相结合。

宽容只能使人放纵。

这就是：仁义如水，人爱而多溺：法令如火，人畏而不伤；9、韩非主张君王用法、术、势来治理国家；主张用赏罚手段对待臣下；用愚民政策对待百姓。

法：政策、法令、制度，其实质是强力控制；术；驾御的权术．其实质是权术阴谋；势：权势，其实质是强权威慑。

10、用群策群力，集众人之智，集思广益。

《韩⾮⼦·内储说上七术》原⽂阅读及翻译内储说上七术主之所⽤也七术，所察也六微。

七术：⼀⽈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三⽈信赏尽能，四⽈⼀听责下，五⽈疑诏诡使，六⽈挟知⽽问，七⽈倒⾔反事。

此七者，主之所⽤也。

△经⼀参观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壅塞。

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哀公之称“莫众⽽迷”。

故齐⼈见河伯，与惠⼦之⾔“亡其半”也。

其患在竖⽜之饿叔孙，⽽江⼄之说荆俗也。

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敌。

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察⼀市之患。

△经⼆必罚爱多者则法不⽴，威寡者则下侵上。

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

其说在董⼦之⾏⽯⾢，与⼦产之教游吉也。

故仲尼说陨霜，⽽殷法刑弃灰；将⾏去乐池，⽽公孙鞅重轻罪。

是以丽⽔之⾦不守，⽽积泽之⽕不救。

成欢以太仁弱齐国，⼘⽪以慈惠亡魏王。

管仲知之，故断死⼈；嗣公知之，故买胥靡。

△经三赏誉赏誉薄⽽谩者下不⽤也，赏誉厚⽽信者下轻死。

其说在⽂⼦称“若兽⿅“。

故越王焚宫室，⽽吴起倚车辕，李悝断讼以射，宋崇门以毁死。

勾践知之，故式怒蛙；昭侯知之，故藏弊裤。

厚赏之使⼈为贲、诸也，妇⼈之拾蚕，渔者之握鳣，是以效之。

△经四⼀听⼀听则愚智不纷，责下则⼈⾂不参。

其说在“索郑“与“吹竽“。

其患在申⼦之以赵绍、韩沓为尝试。

故公⼦汜议割河东，⽽应侯谋弛上党。

△经五诡使数见久待⽽不任，奸则⿅散。

使⼈问他则并鬻私。

是以庞敬还公⼤夫，⽽戴让诏视辒车；周主亡⽟簪，商太宰论⽜⽮。

△经六挟智挟智⽽问，则不智者⾄；深智⼀物，众隐皆变。

其说在昭侯之握⼀⽖也。

故必审南门⽽三乡得。

周主索曲杖⽽群⾂惧，⼘⽪使庶⼦，西门豹详遗辖。

△经七倒⾔反事以尝所疑，则奸情得。

故阳⼭谩樛竖，淖齿为秦使，齐⼈欲为乱，⼦之以⽩马，⼦产离讼者，嗣公过关市。

△说⼀卫灵公之时，弥⼦瑕有宠，专于卫国。

侏儒有见公者⽈：“⾂之梦践矣。

”公⽈：“何梦？“对⽈：“梦见灶，为见公也。

”公怒⽈：“吾闻见⼈主者梦见⽇，奚为见寡⼈⽽梦见灶？“对⽈：“夫⽇兼烛天下，⼀物不能当也；⼈君兼烛⼀国，⼀⼈不能拥也。

韩非子的核心管理思想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

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此前各位法家思想家如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而且也广泛吸取了儒(荀子)、道(老子)、墨(墨子)等学派的精神成果。

韩非子的本名叫韩非(约前280一前233)是韩国的贵族，后世称他为韩非子，韩非的老师是儒学大师荀子。

韩非子忧国忧民，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屡次向韩王上书，要求改革，但意见均未被采纳，于是他发奋写作，写出了《孤愤》、《说难》、《说林》等几十万字的文章。

韩非的文章流传到秦国，为秦王赢政所赏识，韩非在秦国备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

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

一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术、势的理论。

韩非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上。

“法”、“术”、“势”是韩非子著作中三个最重要的概念，它们有机结合构成了韩非子治国理论和管理思想的核心。

从韩非子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来看，法、术、势是根据好利之人性达成君固国强的纯粹政治秩序的纯粹政治手段，是韩非的理论出发点通向理论目标的桥梁。

法治就是统治者（领导者）通过建立制度规范，实行制度规范，变革制度规范，来维护一个国家或组织内部的等级秩序的管理方式。

术治是指合理的，着眼于有效制衡的管理方法。

这种术治包括对己的因静无为之术，对人的机智察人之术，以及对官的严格制约之术。

势治是指合理的，着眼于巩固领导者权利基础的管理方式。

企业管理三字经：韩非子的“法术势”西方管理之父德鲁克在给北京大学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这样写道：“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

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国的最大的机遇。

”的确，中国管理者是不能引进国外的，德鲁克认为中国不能从国外引进管理者的原因就是要想管理好中国企业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只有了解了中国文化才能读懂中国和中国人，在一般人眼里，西方在企业管理科学领域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我们大多数中国企业家对西方的管理学家和管理学如数家珍，比如前面提到的德鲁克先生更是被中国管理者所顶礼膜拜，我们不可否认西方通过企业管理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现代企业管理科学体系，但是如果单纯照搬西方的管理，其实很难管理好中国企业，因为中西方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很大，西方重视企业制度的规范和建设，但中国文化确实在情的基础上才谈纪律，“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中国如果单纯讲制度是行不通的，必须还要讲驾驭“人情”能力，只有建立感情基础上制度才能不打折扣的被执行下去，谈到管理学，其实应该必谈中国的先哲，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因为韩非子应该是世界的管理之父，他不仅比德鲁克早两千多年，也比西方的管理学对管理阐述的更全面，韩非子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将商鞅提倡的“法”，申不害强调的“术”，以及慎到倡导的“势”结合起来，法家讲的“法”，指的是制度，术，指的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和领导才能；势，指的是领导权威和与周围环境的和谐程度。

合理的制度加上领导权威和管理技巧，其实就是一套很全面和很完善的管理科学体系。

将管理总结为“法、术、势”，韩非子的管理学既有西方的制度为上的管理学精髓，又有中国哲学理念下产生的领导力的“术”，还有中国“天人合一”理念的“势”。

韩非子解读韩非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他与秦始皇的关系较密切，但并没有得到始皇的重用，最终受到迫害而死。

韩非在法家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韩非子提出了一个观点：治天下之道，不可以无法，而法不可无君。

因此主张君王应该对法律实行最高权力，重视君主个人在立法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韩非子还提出了不少富于创造性的见解，比如：严刑峻法不足以治国，用法之道在于掌握适度原则，刑罚的目的在于止奸，重视加强法律宣传工作，倡导法治精神，依法治国等等。

韩非在其著作中留下的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

他以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不切实际的空想等论证手段，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遗产。

韩非一生只写了一篇文章《五蠹》，就全面阐述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其中“术”的理论基础即法、术、势三者的统一。

他认为：“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刑罚必当乎罪，赏赐必当乎功”，这样，就能做到“刑清而民服，令行而不流”。

韩非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一、韩非子在法家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韩非子的“以法为本”的法治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韩非子·五蠹》中。

该书共分十五篇，记载了韩非从哲学思想到政治主张的一些言论。

《五蠹》是韩非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公认为是韩非理论体系的代表作，而且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韩非的代表作之一。

《五蠹》共十五篇，由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至第八篇是五种病虫害的故事。

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世之所以乱也”。

这就把儒家、墨家、侠客、游士、方士看成是危害法制的主要根源。

因此，他把这些文士列为首恶，专门予以驳斥。

这五种害虫分别为儒家、墨家、侠客、游士、方士。

第九、第十篇记录了韩非论述选举贤良的标准，进而提出了限制君权的主张。

论韩非子“术”思想、韩非子及其主要思想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

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

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 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

①蔡景仙先生指出：“一种理论的产生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有外在的社会条件。

在当时封建地主阶级发展的时代，对奴隶主贵族在权利上的削弱，实行功过赏罚严明的法治，实在是对地主阶级的保护和支持，所以从历史背景上来说，法家理论产生自有原因。

”②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就是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制的统治术。

“法”是以法治国，不以君子的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以法为本”；“术”是君主驾驭臣子的权术。

“推翻了以往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与法同为重要。

“势”就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其中“君无术则蔽于上” “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

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

”笔者认为在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往往是君主的“术”显得尤为重要。

一头狮子领导的一群绵羊，那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绵羊也都变成了狮子，而一头绵羊领导的一群狮子，那最后的结果是狮子也变得没有战斗力，所以可见君主，尤 其是“术”的重要性。

法是公开的，而“术”是深藏的，想到中 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以及历朝的兴衰史，一代明君大都是知人善 任，懂得如何管理国家，而昏庸的管理者莫不是不懂得如何运用术”，以至于大权旁落。

无论是帝王还是现代的管理者莫不是 在学如何运用帝王之术，学会权略智谋，培养领导艺术。

术”思想的来源韩非子是战国末期各家学说特别是法家学说的总结者之一，韩非子法家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荀子的“性恶论”以及道家的学1、荀子“性恶论”韩非子是荀子的弟子，因此韩非子的思想受荀子的影响很荀子和当时战国的一位著名的儒家思想家孟子有着明显的区 荀子主张“性恶论”，人一生下来就好利嫉妒、喜声色，如果不加克制，发展下去就会产生争夺，犯上淫乱而辞让、忠信，与荀子不同是将 “性恶”推向了极端。

韩非子的故事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创始人，也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与散文家。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韩非子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韩非子的故事韩非子原名韩非，韩非身世显赫，是韩国的贵族，当时六国战乱纷飞，为了躲避霍乱，他们一家只好逃到了驻马店的一个村落中。

作为贵族子弟的韩非从小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振兴家族，富强韩国，因此，小小年纪就单独一人周游列国，一路上努力的学习各家的思想。

因为韩非特殊的身世以及经历，使得韩非无法继承孔子这样大仁大义的儒家思想，相反的，与以儒家学说继承者自居的荀子的思想中“人性本恶”论不谋而合，所以，拜入荀子门下。

我们研究韩非子的思想，不难发现韩非子所有的理论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人与人之间充满利益”这一前提和基础上。

韩非子认为，治理国家不用讲太多的仁义礼，建立一个国家的秩序要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

韩非的思想与秦王嬴政不谋而合，李斯告诉秦王，韩非子乃是自己昔日同窗，韩国贵公子。

秦王为了得到韩非子这个人才，出兵攻打韩国，韩王无能无远见，为保残国，交出韩非。

然而韩非没有纵横捭阖的口才，无法讨得秦王的开心。

李斯害怕秦王终有一天看到韩非的才华而重用他，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毫不犹豫的设计陷害了韩非子，又用毒药害死了韩非子。

纵观韩非子一生，只能用坎坷一词形容。

不过韩非子的依法治国，虽然不完善，但是却是有一定的依据，其中精华是可借鉴的。

韩非子的寓言故事韩非子的寓言生动形象，在生活中是比较现实的，他巧妙的运用着这些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与看法，具有鲜明的特点。

他的著名寓言就有《守株待兔》、《螳螂捕蝉》、《塞翁失马》等等，比如说“买株还珠”;在这个寓言故事中也告诉了我们后人不能光只看到了光鲜华丽的外表，注重本质的内容珍贵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只看到了你自以为的好东西，说不定相比而下，另一样你没注意到的东西价值以及利用的更高。

以及他的寓言故事现如今也列入了教科书之中，他的寓言故事也非常的有教导作用，语言诙谐幽默，道理一读就懂，也非常的客观，可一针见血的表明它的含义。

韩非子以老子之道形成“乘龙御凤”的驭人之术古琴曲流水董波 - 指下三千孙子和老子具有师承关系没有史料上的支持，我们仅仅是通过《道德经》和《孙子兵法》的相似性进行了揣摩和推测。

但是，韩非子和老子的渊源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韩非子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喻老》，一本是《解老》。

这两本册子虽然只是对《道德经》一书部分文本所作的注释和说明，但这丝毫掩饰不住韩非子直接接受老子思想的影响问题。

而且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对一个文本进行注释和说明，本身就已经暗示了读者想从这一文本中找到自己期望的东西。

任何读者的心都不是一张白纸，读者和文本也不是直接通过眼睛建立起联系起来的，当中总有那么一个“有色眼镜”，也就是伽达默尔说的“偏见”。

而《道德经》本身的模糊性又为这种所谓的解释和发挥提供了空间，以至于“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可想而知，推行“外王之术”的韩非子，绝对不会像庄子那样把兴奋点放在“道”的本体论层次和对世界的观照上，而是和孙子一样，把着力点放在了其辩证法因素上；主要不在于“无为”的人生境界上，而是在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功效和手段上。

但是，他和孙子还是有所不同。

如果说孙子在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中引申出了“兵者，诡道”的兵法大略，那么韩非子则在老子“圣人无常心”的“无为”中发展出了“君道无为，臣道无为”的管理理念。

（《韩非子·主道》）老子说：“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

带兵打仗是兵以诈立，靠的是出奇制胜，所以孙子重视的是“奇”。

而治理国家是一门管理的学问，针对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的子民，不能讲“奇”，而要讲“正”。

而这，也正是名副其实的“君人南面之术”。

对此，韩非子在其《主道》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君道无为”的观点：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

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

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