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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导读：本文对“理论热”消退后美国文学研究的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自20世纪的80年代初以来，国内的美国文学研究界率先与国外接轨，对在美国流行的文学批评的各种新思潮、新理论和新方法作了全方位的引进和审视，从新批评、现象学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到符号学、阐释学、叙述学——这里面当然又包含了神话原型的批评、女权/女性主义的批评、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后现代主义，然后又是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后者不仅把早先的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批评包容其中，而且又增加了后殖民的文化批评。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战后美国文学所涉及的所有理论问题，几乎都被我们审视了一遍。
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对于解放我们的思想，改变过去那种以意识形态划线为指归的简单化的文学认识，对于更新我们的批评观念，拓展和深化我们的文学视野，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但是从90年代末开始，尽管国外重要理论流派的翻译出版仍在继续，然而理论研究的总体势头却明显大不如前，国内一些研究学刊虽然仍不断在刊发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的大多数可以说只停留在对于七八十年代所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转述上，很少看到对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的开拓和深入的探讨。
这样一种几乎原地踏步或低水平重复的局面其实已经延续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却没有引起我们理论界的足够重视。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有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事国外思潮追踪研究的学者，往往只是盯着自己所熟悉的几位理论明星不放，而对那边的学术状况缺少一种整体的和递进的把握。
国内为数可观的理论研究论文的引述只局限于有数的几位理论家最经常被提及的几部(篇)论著，而很少有对他们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引述即为明证。
其实，美国学界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应该说早已经过去，那里反对理论或对理论进行质疑的声音不仅早就存在，而且越来越响，现在甚至还带上了一种近乎是“清算”的味道——主要是对以“解构”为代表的“理论”和以“政治正确”(PC)为代表的政治化倾向的清算，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年理论的膨胀以及这些新潮理论所加深的一种怀疑主义的氛围，导致了文学的衰落和整个美国人文教育的滑坡。
一、相关概念1叙事“叙事”就是讲述、叙述事件。
叙事是超越文学具体体裁而存在的现象，是叙事者把人生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传给他人的一种方式。
因而人们可以用它来“报告过去发生的事件，报道正在发生的事件，或预报将来发生的事件。
这些事件可以是实际发生的，也可以是只在叙述者的想象中发生的，亦即是虚构的。
”叙事是我们生存中最普遍的事，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各种不同的叙事之中。
美国叙事学家伯格认为，叙事现象无处不在，从襁褓之中的摇篮曲，到孩提时代的童话歌谣，再到电影、广告甚至日记，叙事都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
法国文论家罗兰·巴尔特说过：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可胜数。
种类繁多，题材各异。
叙事存在于神话、传说、寓言、童话、小说、史诗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里。
而伯格的观点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叙事之中，我们都是作家和剧作家，我们的生活亦即重演，这就是文本。
不过，这文本并非无可质疑的。
他告诫说：我们曾以为读、听和看故事不过是用来“消遣”，其实这些叙事绝不这样简单！2叙事研究叙事上升到科学的高度，成为了一门研究的学科，那就是叙事学。
现代叙事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
其诞生的标志为在巴黎出版的《交际》杂志（1966年第8期），该期是以“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为主题”的专刊，它通过一系列文章将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公诸于众。
这时的叙事学还只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叙事作品的学科。
而叙事研究就是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进行研究并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的一种研究方式。
它所关注的是在一定的场景和时间中所发生的故事，以及主人公是如何思考、筹划、应对、感受、理解这些故事的。
人们通常运用叙事的方式寻求实践的具体联系，关注事件展开的具体情节，而不是以抽象的概念和符号压抑生活中的情节和情趣。
如洛朗·理查森写道：叙事是人们将各种经验组织成有现实意义的事件的基本方式……叙事既是一种推理模式，也是一种表达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的新发展申 丹 内容提要 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
尽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构成了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
国内学界一直聚焦于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经典叙事学。
后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出现了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
本文重点评析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揭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并简要评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主题词 后经典叙事学 跨学科 新发展 多层次对话 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学、叙述学)①已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有关论著往往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
②正是因为这一忽略,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对北美较少涉足,而实际上90年代以来,北美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起到了引领国际潮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西方学者面对叙事学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夹攻之下的日渐衰微,预言叙事学濒临死亡。
就法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确实走向了衰落。
但在北美,叙事学研究却被“曲线相救”,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复兴,并在21世纪初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
③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究竟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北美的叙事学研究?笔者认为这一拯救的功劳首先得归功于“女性主义叙事学”。
④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
两者几乎同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
但也许是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范畴,而女性主义文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缘故,两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各行其道,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联系。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美国学者苏珊・兰瑟。
她是搞形式主义研究出身的,同时深受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使她摆脱了传统叙事学批评的桎梏,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
浅析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西方叙事学是指一种通过叙述形式来传达故事和思想的学术体系。
它起源于古希腊，经过漫长的发展，成为了西方文化中一种最为重要的文艺创作形式之一。
在中国，西方叙事学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
首先，西方叙事学在中国最早是通过翻译作品而传播的。
20世纪初期，爱默生的《代表作选》、希尔德的《怪诞传》等作品开始被翻译成中文，从而将西方的叙事理论介绍给中国学者和读者。
这种传播方式，虽然有一定的缺陷，但是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认识西方叙事学的机会。
其次，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的传播受到了一些思想、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中，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盛行，这导致了一些学者对西方叙事学的接受存在一些局限性。
此外，文化差异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使得一些西方叙事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或难以被理解。
再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西方叙事学在中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在中国的新媒体时代，西方叙事理论已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文化现象。
例如，《故事的力量》等西方精品的书籍被热情的读者追捧，在中国的文化市场上热卖。
同时，伴随着电影、电视剧、演讲、广告以及各类新媒体应用的兴起，西方叙事理论逐渐被广泛的应用到了中国的艺术与文化领域中。
总的来说，西方叙事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了解、借鉴到发展、应用的过程。
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人们对文化多元化的追求，西方叙事学在中国将会迎来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虽然在其中存在一些困惑与挑战，但中国学者和文化从业者会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努力实践和探索。
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与伦理取位作为当今北美最有影响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家，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学越来越受到中外论者的关注和推崇。
本文试图从叙述者聚焦、双重聚焦、伦理取位等三个维度，来综合考察费伦的修辞性叙事聚焦观。
在叙事聚焦这一论题上，费伦挣脱了故事与话语之分的教条式羁绊，在驳斥西蒙·查特曼、杰拉德·普林斯等人关于叙述者无法感知，不能充当聚焦者这一论点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叙述者充当聚焦者的可能性与效果，并分析了由此而产生的双重聚焦现象及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的影响，为叙事聚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如前所述，在伦理取位的理论建构上，费伦特别强调四种伦理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遗憾的是，在论述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所产生的影响时，费伦似乎将四种情境关系分了家，采用平行法的方式来对它们加以论述，没有阐明四种伦理情境之间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互动关系。
笔者认为，就双重聚焦对伦理取位所产生的影响而言，这四种伦理情境之间既互为因果关系，又互为时序关系。
一方面，叙述者的伦理情境的变化导致了人物伦理情境的变化，而叙述者伦理情境的变化与人物伦理情境的变化又引起了读者(作者的读者)伦理情景的变化，而读者会因为自己伦理情境的变化，去有意识地推断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的伦理情境的变化。
但另一方面，按照修辞叙事学家的观点，发生在叙述者的伦理情境、人物的伦理情境、读者(作者的读者)的伦理情境的变化，都是隐含作者(真实作者)的有意安排。
笔者以为，在《洛丽塔》中，当叙述者亨伯特作为聚焦者时，他的伦理情境发生了变化，他产生了伦理斗争；叙述者亨伯特的伦理情境的变化使人物的伦理情境也产生了变化，人物亨伯特从对洛丽塔哭泣的无视开始转向自责与悔悟，进而使人物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叙述者亨伯特与人物亨伯特的伦理情境的变化又使得读者(作者的读者)的伦理情境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读者因为亨伯特的悔悟与真诚而开始同情他，而且还会推断出作者(隐含作者)纳博科夫的伦理情境的变化；这三种伦理情境的变化都又可能是作者纳博科夫的刻意安排，也就是说，由于纳博科夫的有意通过双重聚焦使叙述者亨伯特的伦理情境、人物亨伯特的伦理情境、读者(作者的读者)的伦理情境发生了变化。
态势美国叙事理论研究的小规模复兴申丹1999年秋美国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题为5叙事学6(N arr atologies)的论文集,该书主编戴维#赫尔曼采用了/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0(small narratological re2 naissance)这一短语,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文学界,尤其是美国文学界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
叙事学于60年代中期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了其它国家,成了一股国际性的文学研究潮流。
与传统小说批评理论形成对照,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的外部转向文本的内部,注重科学性和系统性,着力探讨叙事作品内部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
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小说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小说艺术的水平。
诚然,作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叙事学也有其局限性,尤其是它在不同程度上隔断了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关联。
这种狭隘的批评立场无疑是不可取的,但其研究叙事作品的建构规律、形式技巧的模式和方法却大有值得借鉴之处。
令人遗憾的是,西方批评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从70年代起开始盛行的解构主义批评理论聚焦于意义的非确定性,对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
80年代初以来,不少研究小说的西方学者将注意力完全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分析,转向了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将文学批评视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他们反对小说的形式研究或审美研究,认为这样的研究是为维护和加强统治意识服务的。
在这种/激进0的氛围下,叙事学研究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在美国,这种冲击尤为明显。
美国叙事文学研究协会的会刊原名为5叙事技巧杂志6,集中关注形式技巧的研究。
该会刊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于1993年更名为5叙事6,并改换了主办单位,将注意力逐渐转向了文本与社会或意识形态之关系的探讨,以及绘画、电影等非文字媒介的叙事。
美国另一有影响的杂志5文体6虽然没有更名,也于同期呈现了# 144 #同样性质的转向。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一味进行政治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局限性,这种完全忽略作品艺术规律和特征的做法必将给文学研究带来灾难性后果。
他们又开始重新重视对叙事形式和结构的研究,认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与小说与社会历史环境之关系的研究不应当互相排斥,而应当互为补充,从而出现了对叙事理论研究兴趣的回归。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出版的5文体6第34卷的第2期(2000年夏季刊)是以/叙事概念0为主题的专刊。
该期由布赖恩#理查森担任特邀主编,他撰写了题为5新近的叙事概念和叙事理论之叙事6的一篇文章作为导论。
对于近年来叙事理论研究的发展进行了较好的概括总结。
文中指出, 80年代末之后几乎销声匿迹的结构主义叙事语法,近年来又重新受到重视,可以说是暂停了几年之后,又以略为改变了的形式再度复活。
该专刊包括以下两组论文:一、重新建构叙事理论:霍纳#华莱士的5愿望与女主角: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6;杰西#马兹的5/莫里斯0中的叙事时间6;艾尔#阿米兰的5在动态叙事学之后6;丹尼尔#潘戴的5人体叙事学?6¹。
二、叙事的理论化:菲利普#卡哈德的5叙事与史料编纂:描写占领时期的法国6;波特#阿博特的5我们所说的/叙事文学0指称为何?在学科界限之外找答案6;莫尼卡#弗吕德尼克的5文类,文本种类,或话语方式?叙述语态与文类划分6;戴维#赫尔曼的5同一层次上的故事变异:释义的层次、版本和逻辑6;多里特#科恩的5不和谐的叙述6。
还有后记:杰拉尔德#普林斯的5有关叙事的41个问题6。
同样,上文提到的5叙事6也将在第9卷第2期(2001年5月)以/当代叙事学0为主题,发表今年4月于亚特兰大举行的/当代叙事学专题研讨会0上宣读的四组论文:一、叙述者与叙述:梅尔#斯特恩伯格的5叙事性如何带来差异6;艾莉森#凯斯的5通俗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的性别政治,布丽奇特#琼斯的/日记0和/艺妓自传06;詹姆斯#费伦的5多余的讲述与人物叙述者之作用6;彼得#拉宾诺维兹的5一次就多余:作为摹仿技巧的省略6。
二、叙事视角:尤雷#马戈林的5叙事中的时间置换6;威廉#内尔斯的5超越鸟瞰:非人类视角6;西摩#查特曼的5洒向/雨中猫0的阳光?6;罗彬#沃霍尔的5叙述如何产生性别:作为感受和效果的女子气6。
三、叙事性:布赖恩#理查森的5消除故事:论虚构作品中被否定的叙事成分6;布赖恩#麦克黑尔的5轻度叙事性:先锋派叙事诗6;埃玛#卡法莱诺斯的5阅读视觉艺术品,建构故事6。
四、叙述与认识论:申丹的5作品、现实与虚构的叙述者:对于热奈特/叙述过程0的思考6;卢伯米尔#多尔泽尔的5在虚构性和历史性叙事之间6;苏珊#兰瑟的5虚构权威6;塔玛#亚卡碧的5虚构叙事中的一揽子买卖:叙述者的(非)可靠性6。
这个/当代叙事学专题研讨会0是今年美国叙事文学研究协会年会的一部分。
它由四个分会场有机组成,每个分会场宣读上面的一组论文。
开会时,场场听众爆满,反响热烈,构成了该年会一个突出的高潮。
看到这一情况,致力于叙事理论研究的人感到非常振奋,作为被称作这个研讨会的/催化剂0的笔者,尤其感到欣喜。
笔者1999年在美国参加叙事文学研究协会的年会时,在/叙事形式诗学0这一重点专场上宣读了一篇题为5相似后面的差异:论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中的视角6的论文,引起了热烈讨论,因时间有限,讨论被迫中断。
当时在场的该协会前主席詹姆#145#美国叙事理论研究的小规模复兴斯#费伦、著名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以及埃玛#卡法莱诺斯认为应该创造机会,继续这种讨论,因此共同发起组织了这个/当代叙事学专题研讨会0。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普林斯因夫人动手术未能与会,但他欣然同意为上文提到的这一期5叙事6杂志撰写后记。
我国读者较为熟悉的5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6一书的作者施洛米丝#雷蒙-凯南也收到了参加该专题研讨会的邀请,但他因为眼疾严重,未能与会,也难以撰稿。
但令人感到高兴的是,两位有影响的美国叙事学家戴维#赫尔曼和玛丽-洛尔#赖恩将为这一期5叙事6杂志撰写文稿。
预计该期5叙事6杂志明年5月出版后,将对已经出现的叙事学研究的复兴起到较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5对于叙事视角的新看法6一书。
这种集中关注叙事技巧的著作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恐怕根本无法在美国找到市场。
笔者对于美国叙事学研究十多年来衰极而又盛的历史感受甚深。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笔者在5叙事技巧杂志6和5文体6等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有的欧洲学者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美国怎么还会接受这种形式审美研究的文章?1993年5叙事技巧杂志6的作用被5叙事6所替代,并迅速转换方向,其它杂志也出现了同样的转向。
笔者则不再向美国投稿º,而改为在国内发表论著。
1995年笔者参加了由荷兰文学院主办的/叙事视角:认知与情感0的研讨会,到会的约有一半为美国学者,当时他们很有感慨地说,由于当时美国的文化学术氛围,已很难在美国举办叙事视角的研讨会,只能到欧洲来开。
次年,笔者到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参加一个美国文学方面的研讨会,冒昧地宣读了一篇有关美国小说中叙事视角越界的论文。
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学校长在对主办单位的赞助表示感谢时说,/我是惟一从海外赶来开会的代表0。
听到这话,坐在听众席上的笔者不禁皱了一下眉头,这位学者立即予以补充,提到了笔者的存在,但说笔者的论文/是这次会议上惟一的非政治性论文0。
当时好几位美国学者对这种明显的排他性表示了不满,但他们并不是说形式审美研究同样重要,而是说/非政治性就是政治性0。
笔者自己则着重介绍了中国十年动乱期间的极左思潮。
那时,文学作品被视为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毒草,对文学的美学研究则被视为落后反动的行为,被一概排斥。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极左思潮方得以纠正,我国学术研究界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
笔者说,政治批评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时髦,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却并不新鲜。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政治批评之后,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恰恰意味着思想上的解放。
这引起了不少与会学者的莫大兴趣,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小说的形式审美研究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
近年来美国叙事理论研究的复兴,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目前叙事学家们在分析文本时,一般较为注重读者和语境的作用。
»其二,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的一些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0、/叙事性0、/叙事者的非可靠性0、/情节0、/叙事时间的本质0、/叙述声音0、/叙述过程0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叙事学家们不仅在论著中展开讨论,而且利用国际互联网这种更直接的方式展开对话。
1999年2月和10月,叙事学理论家们分别就小说和电影叙事的非可靠性问题,在网上展开了对话。
2000年6月,叙事学理论家们又在网上就/隐含作者0这一问题进行了十分热烈的讨论。
这些探讨有利于澄清一些已经被接受的概念,拓展和深化理论研究。
其三是,注重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的叙事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它派别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146#外国文学评论No.4,2000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
譬如有的叙事学家针对叙事学忽略文本的意识形态内涵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将自己的叙事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
同样,有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也针对自己的分析过于印象化的弱点,从叙事学领域借用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模式。
这样构成的/女性主义叙事学0将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有机融合为一体,打破了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中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
此外,不少叙事学家从后结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精神分析、新历史主义、哲学、电影研究和计算机科学等各领域吸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组成了各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以前不可数的/narratology0(叙事学)这一名词,如今已经有了复数形式/narratologies0,以指称各种跨学科的叙事学研究。
笔者感到十分幸运的是,中国学术界在经历了多年政治批评之后,改革开放以来,欢迎客观性和科学性,重视形式审美研究,为新批评、文体学、叙事学等各种形式批评派别提供了理想的发展土壤。
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美国叙事学研究处于低谷之时,国内的叙事学研究却形成了一个高潮。
一方面国内学者叙事学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另一方面西方叙事学家著于70和80年代的作品也不断以译著的形式在中国出现,其中包括热拉尔#热奈特的5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华莱士#马丁的5当代叙事学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施洛米丝#雷蒙-凯南的5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6(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1),米克#巴尔的5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