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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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金融自由化内容提要中国的金融自由化进程的独特景观和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
从制度主义分析出发,本文深入探索了中国金融自由化进程滞后性的内在逻辑根源,在此基础上,本文具体回顾了中国金融改革20年的总体进程和基本特征,描述了中国金融自由化在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两方面的历史进展。
但本文同时也着重指出,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滞后性固然为维持体制内产出提供有力支撑,但这种滞后性所导致的金融发展水准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金融稳定性降低等代价,是更值得注重的基本经济事实。
本文最后对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未来走势作了简要分析。
中国经济转轨金融自由化产权结构市场竞争一、中国金融自由化摘要:产权结构和市场竞争中国迄今为止的20年经济转轨过程因为其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非凡性和世人瞩目的经济绩效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相关中国渐进式经济制度变迁和其他绝大多数转轨国家的激进式制度变迁的优劣利弊的考察,成为转轨经济学中争议最多的领域。
但是学界和国际金融组织获得共识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的渐进式经济转轨依靠于稳定的金融体系的支撑,换言之,中国在金融领域改革的滞后使得金融体制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制度特征,国家对于金融体系的“强金融控制”补充了国家财政水平弱化的趋向,给其他公共部门的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和巨大的成本补偿。
“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揭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部门和其他部门制度变迁不平衡的内在根源,但是尚未说明支撑这种不平衡性改革的背后力量,实际上,中国之所以能够选择这种渐进式的不平衡的经济改革路径,其背后的支撑力量来自于强大的国家控制力。
张杰(1997)从国家控制水平的角度补充了世界银行(1997)的观点,即中国的渐进改革确实得益于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定和高额国民储蓄,但是金融体系稳定性和高额国民储蓄并不构成中国渐进转轨的充分条件,国家控制水平才是新问题的核心。
在中国整个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利用财政力量和财政渠道来配置资源的“财政投融资”行为持续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金融部门的强大控制使得国家水平得以维持,从而能够积聚和动员巨额国民储蓄并将这些储蓄用于支持体制内产出和整个公共部门改革。
第一章:1、金融业从自由发展走向管制,最初是对货币发行的限制,各国中央银行的建立是金融管制的第一步。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市场万能论的神话,立足于市场不完全、主张国家干预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取得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将金融管制引入经济政策操作实践。
2、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趋势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80年代后期达到高潮。
随着金融管制的逐步放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和动荡,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全球金融发展面对金融恐慌、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严重经济倒退,强烈呼唤着金融监管的回归。
3、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最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巴塞尔委员会的深化发展;二是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之间合作的加强。
具体表现为:从最初对金融监管管辖权的协议发展为主,发展到不断加强对监管管辖权的国际协调,特别是信用风险的监管;从侧重对信用风险的管理;从倾向于寻找和推荐国际趋同的监管标准,转向注重确立和推行国际认同的最低标准;从强调外部比率类管制,转向同时注重银行内部加强自律;从传统监管哲学下监管是矫正市场失灵,转向监管制度能够激励被监管者主动承担责任。
1、简述影响金融监管变迁的主要动因2、金融监管的严格时期采用的主要措施3、什么原因导致各国逐步放松金融管制4、简述金融监管变化的内在逻辑1、(1)一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变化决定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迁。
一定的金融监管体制要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特定的经济制度框架下形成的不同的金融分配偏好和产权格局会直接决定金融监管制度变迁的必要性、可能性与空间范围。
(3)金融创新和金融国际化导致金融体系运行的风险加剧,监管的低效率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需要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
2、(1)注重通过法律、法规的手段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边界进行限制,处于分业监管的阶段,金融业的立法加强。
(2)注重建立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机构,并依法实施监管。
NORTHERN FINANCE JOURNAL036NORTHERN FINANCE JOURNAL银行”体系,规避合意贷款规模、突破投资范围约束、节约风险拨备(委外投资)、摆脱存贷比约束(表外理财),绕道标准化监管框架下审慎监管约束,为资产负债表扩张提供“弯道超车”。
(二)“资金池”运作模式,期限错配风险凸显。
资管业务采用“资金池”集合运作模式,具有“滚动发售、集合运作、期限错配”特征。
滚动发行理财产品、募集短期限低利率资金、配置投资长期限高收益非标资产,最终赚取利差。
资金筹集短期化和资产投资长期化之间期限错配,“短募长投”久期风险不匹配,加大头寸管理难度。
一旦理财产品遭遇连续募集难题,同业存单或同业理财尚未到期,面临“借新还旧”资金链断裂风险。
(三)多层结构化安排,叠加资金杠杆倍数。
采用结构化分层设计嵌套配资、资管计划为通道回购融资等复杂形式隐形叠加杠杆,冗长链条风险隐匿集聚,传统贷存比、资本充足率等指标失真。
资管计划成为连接理财产品和证券投资的创新工具,理财产品(固定收益)配置非标资产(高风险),诱发资产价格泡沫、埋下“明斯基时刻”隐患。
2015年股票市场经历非理性繁荣和恐慌性下跌,源于场外配资(加杠杆)隐身推波助澜。
“伞形信托”成为理财资金叠加杠杆(放大配比)典型工具,利用HOMS 系统将资金拆分、规避股票投资净值限制,绕道进入资本市场,设置银行资金(优先)、场外配资(劣后)的止损机制和平仓机制,引发市场抛售踩踏反应。
(四)完成“资本狩猎”,“掏空”金融机构。
“隐形股东”通过循环注资、委托代持股权、关联方认购、虚假注资等规避股东资格审查,野蛮人幕后操纵、实现“资本狩猎”,分业监管难以识别、追溯资金来源;银保合作将保险业务融入银行领域,设计激进产品剥夺保险人犹豫期权利,保险控股股东滥用大股东权利,保险公司成为“钱袋子”和“提款机”,资本市场疯狂并购、大肆举牌,加剧股市波动;民营资本并购或控股中小金融机构,通过隐蔽通道(私募、保理)将银行资金挪用母公司或关联公司,“掏空”金融机构。
日本主银行制度演变的路径分析【摘要】日本主银行制度经历了从早期金融体制形成到现代转变的演变过程。
明治维新对日本金融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主银行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重建与改革,主银行制度迎来了现代转变。
这一演变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展望和研究其未来发展。
结语指出,日本主银行制度将持续演进,为日本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日本主银行制度的路径分析,反映了经济体制变革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日本主银行制度、演变、路径分析、早期金融体制、明治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建、改革、现代转变、经济影响、未来发展、持续演进。
1. 引言1.1 日本主银行制度演变的路径分析日本的主银行制度是日本金融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在日本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主银行制度经历了多次演变和改革,不断适应并引领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方向。
本文将对日本主银行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在历史中的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通过对早期日本金融体制的形成、明治维新对日本金融体制的影响、日本主银行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与改革以及日本主银行制度的现代转变这几个阶段的深入探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主银行制度的演变轨迹和其中的内在逻辑。
结合当前日本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变革,我们还将展望日本主银行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尝试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看法和建议。
通过对日本主银行制度的演变路径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日本经济发展的脉络,为日本金融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2. 正文2.1 早期日本金融体制的形成早期日本金融体制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日本中世纪时期的货币经济。
在这个时期,日本主要使用米和铁钱作为交换媒介。
随着日本经济的不断发展,江户时代开始出现了银行家和商人,他们开始发行私人钱币并提供金融服务。
由于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较少,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较差,经常遭受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困扰。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研究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研究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了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变迁的原因和演变过程。
文章首先回顾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指出了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接着,分析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背景和制度设计,描述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特点和功能。
最后,通过案例分析,总结了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和不足之处,并提出改进和完善资本市场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变迁、原因、演变过程、背景、制度设计、特点、功能、案例分析、建议一、引言资本市场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我国的发展日益受到关注。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出现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融资的平台,对促进创业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急需完善和改进资本市场的制度。
二、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创阶段、发展阶段和推进阶段。
初创阶段主要是在1980年代初期,我国资本市场开始起步,成立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股票市场。
发展阶段主要是在1990年代,我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初步雏形。
推进阶段主要是在新世纪以来,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然而,我国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加以解决。
三、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背景和制度设计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背景主要是我国经济转型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引入了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设立创业板、新三板等各类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个融资的平台。
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主要是通过构建市场主体、完善发行制度、强化监管措施等方面来实现。
经济学中的经济体制与制度变迁在经济学中,经济体制与制度变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经济体制是指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和运转机制,而制度变迁则描述了这些基本组织形式和运转机制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演变和变化。
本文将探讨经济学中的经济体制与制度变迁,并分析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经济体制的定义与分类经济体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方式和规则。
根据经济主体的性质和角色,经济体制可以分为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混合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主要由私有企业和市场主导经济活动。
计划经济体制则以国家计划和政府干预为主导,经济活动由政府统筹和指导。
混合经济体制则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结合,既有市场调节,也有政府干预。
二、制度变迁的概念与原因制度变迁是指经济体制中的基本规则和机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化和变化。
制度变迁的原因有多种,主要包括技术进步、政治变革、外部冲击和经济发展等。
技术进步是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出现,往往促使经济体制的调整和变迁。
政治变革也会导致经济体制的变化,例如政权更迭和体制改革。
外部冲击如战争、国际环境变化等,也会迫使经济体制作出相应的调整。
此外,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变化和社会结构变化也会引发经济体制的变迁。
三、经济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体制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一个有效的经济体制能够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使资源能够通过市场价格来调节,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
而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往往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影响了经济发展水平。
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过度频繁的制度变迁会导致经济不稳定,阻碍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某些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例如,一些国家的市场化改革,通过放开市场准入、打破垄断等举措,提高了市场竞争,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四、案例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与制度变迁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
《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市场的多层次化已经成为各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普遍趋势。
我国资本市场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体系。
本文旨在研究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分析其发展历程、现状及未来趋势,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资本市场发展提供参考。
二、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一)初级阶段(改革开放至本世纪初)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本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依托证券交易所和债券市场。
此阶段资本市场的功能较为单一,以筹资为主。
为适应企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资本市场初步显现出多层化的趋势。
(二)发展阶段(本世纪初至今)随着国家对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逐渐形成。
包括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等在内的多层次市场体系逐步完善。
此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和场外市场等也逐步发展起来,形成了覆盖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资本市场体系。
三、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一)政策驱动下的制度变迁我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变迁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进行的。
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手段,引导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例如,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府推出了创业板市场和新三板市场等。
此外,政府还通过优化市场环境、加强监管等措施,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市场需求驱动的制度创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成长,市场需求不断变化,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
企业为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和投资方式。
这促使了资本市场不断拓展和深化,形成了多层次的市场结构。
同时,投资者也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选择不同的投资渠道和产品。
四、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现状与问题(一)现状分析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涵盖了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新三板市场、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
同时,场外市场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一、概述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金融领域的运行规律和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探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历程,以提供有关金融发展的全面视图。
金融结构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体系中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组成、性质及相对规模。
随着经济发展,金融结构经历了从简单物物交换到以银行体系为主导,再到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崛起的演变过程。
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并存,形成了多元化的金融结构,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和金融系统抵抗风险的能力。
金融功能演进的研究则追溯到古代的货币交换,并随着金融结构的发展而不断演变。
在早期货币经济时期,金融功能主要集中在简单的支付、储备和借贷。
随着经济的增长,金融功能的范围逐渐扩大,包括投资、风险管理、信息传递和公司治理等方面。
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功能的发挥更加注重资源配置、经济调节和风险分散,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
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探讨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随着研究的深入,金融发展理论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包括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金融因素等。
这些理论对于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帮助他们理解金融体系的发展规律,从而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深入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理解金融功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进过程及其动因,以及将金融发展理论与具体的政策实践相结合等方面展开。
研究背景与意义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对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不断演进,金融发展理论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
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结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也预示着金融功能的拓展与深化。
第23卷第11期2023年11月创新科技Innov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3 No.11 Nov.2023中国科技金融政策变迁历程与逻辑研究——基于政策文本的结构分析杨凯瑞1,2,严传丽1,史可1,崔璐3(1.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河南郑州450046;2.鹤壁产业技术研究院,河南鹤壁458000;3.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河南郑州450046)摘要:在系统梳理1978—2020年我国中央政府部门颁布的239份科技金融政策文本的基础上,以五年规划为主线,基于政策注意力、政策主体、政策议题以及政策工具等多维要素间的逻辑关系,构建各五年规划的科技金融政策模型,并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挖掘和量化统计分析。
结合各五年规划纲要内容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金融政策的演变大致分为3个阶段,总体表现出一般持续且非均衡发展、被动回应多于前瞻指导、通达权变优于僵硬固化、行政主导胜过多元协同等规律特征。
基于此,总结探讨了政策蕴含的逻辑特点,并对未来我国科技金融政策制定和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科技金融;政策文本;政策演变;政策逻辑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0037(2023)11-23-15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23.11.0030 引言科技金融是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的产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产生递增效应和外溢效应[1],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
科技金融政策作为承载科技金融理念的主要载体,是政府引导收稿日期:2023-08-29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区域合作治理网络及其协同演化机制研究”(17BGL207);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发展理念下河南省创新驱动府际合作网络及其协同演化机制研究”(2021BZZ001);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面向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我国创新创业政策作用机制及其协同演化研究”(2020GGJS117);河南省研究生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项目“河南省专业学位研究生精品教学案例项目”(YJS2023AL087);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华贸金融研究院2021年度项目“双循环背景下智能技术赋能河南省跨境电商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HCHM-2021YB038)。
“笼中虎”:一个金融制度变迁故事的解读*张杰〔摘要〕中国既有的经济改革过程曾经出现过许多耐人寻味的制度变迁现象,“笼中虎”便属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
这种现象产生于经济体制转换伊始的特殊时期并贯穿于迄今为止的整个改革过程;它一直对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的选择产生着重要影响,却长期被人们视作偶或发作的短期金融“症状”而等闲视之。
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初步描述与解读,本文发现,“笼中虎”的产生机制深藏于由“放权让利”改革所触发的财政与银行体系汲取能力的相向变化过程。
由于国家无力在短期内修复与重建残缺的内源融资制度,最终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只有倚重以国有银行体系为核心的外源融资机制。
作为这一过程合乎逻辑的制度后果,居民储蓄存款被迫承担起了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责任,而为了确保在银行体系账面上迅速积累的居民储蓄存款的稳定,国家又不得不慷慨兜揽了与此相关的几乎全部金融风险。
尽管在既有的改革过程中“笼中虎”罕有发作甚至长期表现平稳,但对其潜在风险的担忧与防范却牢牢钳制着金融改革路径的选择。
当随后的金融制度演进需要市场因素的成长时,才发觉金融市场化的空间已被既有的改革逻辑“挤出”,中国金融改革进程从此便注定长期遭受“市场化悖论”的困扰。
关键词:“笼中虎”制度变迁居民储蓄存款国有银行体系金融制度困局JEL分类号:G21O16P24一、引言“笼中虎”是中国货币金融理论界对1988年以来居民手持货币和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对市场供求可能造成冲击的一种形象表达,其最早的理论刻画见于樊纲和张曙光(1990)的著作,随后在黄达教授(1993a,1993b)的著作中也有近似的描述。
一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不时借助这一概念来提示过多的货币投放和储蓄存款增长给市场供求可能造成的压力以及与此相伴随的通货膨胀风险。
在樊纲和张曙光等(1990)看来,“笼中虎”是被迫储蓄的结果,而被迫储蓄又是被迫替代的一种特殊形式。
所谓“被迫替代”是指,“替代不是个人根据价格成本关系和效用均衡关系自愿做出的,而是因为数量限制被迫做出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也就是说一个市场上未被满足的需求会“外溢”到另一市场上去。
金融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分析LEKIBM standardization office【IBM5AB- LEKIBMK08- LEKIBM2C】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分析摘要:中国的金融制度由于“国家悖论”、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政府偏好序列的约束,及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制度租金而采取的博弈,使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势路径依赖的特征,锁定在低效状态。
要退出中国金融制度锁定,必须引入新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从而达到高效的路径替代。
关键词: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路径替代中国在金融制度改革初期,政府扩张国有垄断金融的产权边界,建立支持国企资本性融资的股票市场,通过政府特有的制度偏好“父爱主义”来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这不仅使中国基本确立起市场金融制度框架(从数量规模角度),而且强有力地支撑了经济产出的不断增加和整体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稳定,同时也产生了国有企业、国有独资银行、地方政府等现有金融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形成他们对目前金融制度的“稳定需求偏好”和刚性依赖。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便是金融制度的非均衡,并内生出金融垄断固化、金融资产质量低下、金融风险扩展、金融体系脆弱和边际金融效率递减等副产品,制度变迁陷入一种非效率的闭锁状态。
因此,需要从引入新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进入金融核心制度变迁来实施对现有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一)路径依赖分析路径依赖,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且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
在诺斯看来,之所以存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及对此路径的依赖,不仅起因于制度的收益递增,而且也是因为制度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其因此而产生正的交易费用。
因此,分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就不仅要考察制度的收益递增问题,还必须分析市场结构和正的交易费用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所产生的影响。
诺斯在1990年出版的着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主要就是把技术性的自增强机制和交易费用因素结合起来,试图提供一种用于分析长期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框架。
诺斯指出,在一个不存在制度报酬递增和可竞争性市场的世界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
制度自增强机制的四个因素是:(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随着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这是制度创新中的规模经济。
(2)学习效应。
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
(3)协调效应。
一项制度的实施将会产生一些与此制度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形成新的联接体,最终形成统一的,具有互补性的体制。
(4)适应性预期。
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并兼容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从面形成对正式规则的补充并且延伸到具体的应用,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适应性预期并强化制度本身。
总之,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完全的,制度变迁的轨迹将是有效的。
如果市场是非竞争性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反馈又是分割的并且交易费用又是显着的,那么一项无效率的制度将会持续存在并把经济增长锁定在一个低水平陷阱之中,要脱离这一陷阱,必须依靠强大的外力,或从事宪政改革,重组整个政治制度。
因此,诺斯将路径依赖分为两种类型:诺斯路径依赖I: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会加强这一轨迹。
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
诺斯路径依赖Ⅱ: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
这种制度只会鼓励分配性努力,而不会激励生产性努力。
(二)路径替代分析在社会系统中,要退出次优的路径依赖的变迁路径,实施路径替代,其条件取决于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的各种因素的性质:(1)如果该路径产出的递增强化机制来源于初始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那么要发生路径替代退出闭锁状态的难度就很大,因为固定资产的专用性导致的沉没成本很高,以及学习效应中的默认知识不具备信息传递性,引致的认知阻力很大;(2)如果自我强化机制来自系统中各种网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行为主体则只要加强信息交流,形成一致性行动,便有利于制度替代。
基于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约束和改革成本的递延化分摊以及初始固定成本和适应性学习效应,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兼具上述两个特点。
因此,鉴于“国家悖论o,’和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在转轨经济中只考虑如何打破旧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制度变迁中既得利益集团博弈对制度变迁路径和绩效的影响,并利用政府效用函数结构的动态优化和改革路径的调整,适当引进制度外变量,从而从内生层面和外生层面对锁定状态的中国金融制度进行路径替代,实施制度变迁效率的阶段性跃升。
二、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路径依赖原理告诉我们“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结构和偏好结构。
回顾中国20余年的金融改革历程,无论是国有银行的改革还是源于对国企资本性融资支持的证券市场的建立,无不是从上而下的政府强制供给行为,这种变迁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但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往往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扭曲的博弈均衡,并不一定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
1.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禀赋。
直接控制下的单一国有银行体制是中国金融改革面对的初始体制禀赋,与这种金融体制禀赋相对应的是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
这种国有金融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初始结构决定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特殊机理和轨迹,其庞大的初始资产的专用性引致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并由于国家悖论条件下的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和国有企业与国有金融的刚性依赖以及国有制度矩阵下相互依赖的构造所带来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自增强机制而导致目前的金融制度变迁陷入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2.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金融资源大量分散于民间部门并形成巨额“金融剩余”,中国金融完成了“财政主导型”到“银行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弱财政,强金融”的体制结构。
于是改革后金融资源分散化正好为国家通过扩展国有金融产权边界、控制金融剩余来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提供了制度需求,并以此来弥补伴随改革而出现的国家财政能力的迅速下降。
因此政府作为推动金融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在决定金融制度变迁的形式、速度、突破口和路径时,既有促进微观经济金融主体效益和整体金融制度效率最大化的动机,更有维护“公共金融产权”不变、通过金融替代部分财政职能、确保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获取政治支持、推动经济改革并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动机。
因此,政府的偏好和意识形态刚性以及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约束,政府会选择维持现有的金融制度,只做一些增量型的边际改革。
3.具有适应性预期和学习效应的既得利益集团。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产权的同源性与“公共地悲剧”导致了国有金融体制与国有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刚性依赖,国有银行对国企的注资(替代财政功能)与救助,形成了国有企业资金陷阱,并形成制约中国经济改革的不良债权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反面则正是中国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
现有两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因其在改革进程中形成刚性的体制依赖,维持目前低效的金融体制安排是各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并通过博弈形成一个“纳什均衡”解。
因此,选择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内生的制度逻辑,并由于各利益集团的局部理性而衍生出目前的制度变迁路径。
(二)需求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弱势效应在目前的金融制度变迁框架内,各微观经济主体只是政府供给主导性金融制度变迁的被动接受者:1.初始条件下的国有垄断金融部门覆盖全社会,并且在改革过程中为了控制金融剩余而不断扩张其产权边界,其空间结构极为严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利益集团没有现实存在的可能。
2.从公有制经济内部来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对目前的金融制度表现为一种“稳定需求”的偏好,特别是国有企业作为现存金融制度的最大利益集团,对国有金融制度形成一种强势的刚性依赖并由于“公共地悲剧”的产权基础而得到强化,对国企来说选择目前的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不会对透致性制度变迁产生内生需求;而对国有银行,由于产权模糊所致的收益内在化和成本外部化,使得国有银行及代理人在获取制度性租金和垄断性利润的同时不可能成为诱致性变迁的主体,因为市场化金融制度的成本内在化的预期不符合国有银行及代理人的理性预期。
3.惟一具有内生性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的主体便是高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
但是国家对金融机构有着严格的进入标准,因此在国家对中小金融机构制度供给严重缺乏的约束条件下,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供给约束而无法变成现实,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缺乏便是这一问题的现实写照。
同时在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介入使得金融制度变迁演进成三元博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由于地方政府特殊的效用函数(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租金最大化),于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增强了企业群体的谈判能力,使得政府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演化为中间扩散型道路,含有了某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
但由于类似于“国家悖论”的“地方政府悖论”,使得像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逐渐“31农中建化”而体制复归,体现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强大向心力。
三、中国金融制度演化趋势:内生性和外生性路径替代路径依赖决不是历史决定论,只要通过相关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替代,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就能退出锁定的低效路径。
(一)改革进程中政府效用函数结构变迁与动态优化低货币化的初始状态使得政府扩张金融产权边界的收益在改革初期递增,但国有企业资金陷阱导致的大量不良债务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抵消了国家由于金融产权边界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并诱致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