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水浒传》成书及版本研究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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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成书及内容《水浒》所写宋江事,源于北宋均属实。
《徽宗本纪》《侯蒙传》,史料都曾略提及。
“三十六人行齐魏”,“转略十郡”官退靡。
后被将军张叔夜,招降成为忠义师。
北宋南迁改南宋,故事民间已普及。
宋末元初龚开作,《三十六人赞》成籍。
姓名绰号见个性,街谈巷语茶饭时。
故事一个连一个,各自成章而独立。
便于构栏与瓦舍,说书艺人展才思。
杨志卖刀、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
元代出现“水浒戏”,尚无共同之主题。
“寨名水滩梁山泊”,故事基本能统一大伙、小伙一百伙,此时基本已凑齐。
耐庵在此基础上,融合自己之阅历。
创作《江湖豪客传》,中心明确守主旨。
缘于学生罗贯中,他对书名有疑义。
“率西水浒”是在野,后来终于成大事。
若能改名《水浒传》,誓与朝廷不两立。
官逼民反该出手,号召百姓举义旗。
内容越来越丰富,树茂叶繁花满枝。
故事简介从头说,迂回曲折慢捋析。
史进别号九纹龙,得罪官府投异地。
相遇鲁达饮闲聊,听说恶霸欺弱女。
鲁达赠银女还乡,三拳打得郑屠死。
逃亡去了五台山,法名“智深”受戒律。
长老见他难约束,介绍东京相国寺。
偶然之间识林冲,东京禁军名教师。
林妻貌美倾城国,衙内打此坏主意。
陷害林冲白虎堂,诬他带刀要行刺。
发配沧州途索命,智深暗护险化夷。
沧州火烧草料场,那是坏人施奸计。
林冲怒而杀仇人,投奔梁山而聚义。
梁山附近有晁盖,依山傍水早定居。
得知蔡京过生日,杨志押送“生辰”礼。
吴用约集各好汉,劫来军中有积蓄。
杨志丢了“生辰纲”,二龙山上暂栖息。
郓城好汉有宋江,除奸杀了阎婆惜。
逃奔庄上附柴进,结识武松慕侠气。
武松打虎成英雄,阳谷县城统捕缉。
武官武二逢武大,武大娶妻颇淫靡。
金莲勾搭西门庆,毒死武大而灭迹。
武松察情知之细,杀其二人取首级。
发配孟州结施恩,怒杀都监一家子。
也去投奔二龙山,各路英雄小聚义。
宋江武松分手后,清风寨主花荣匿。
被人告发再发配,江州醉酒题“反诗”。
处决梁山劫法场,投入水泊坐上席。
随后三打祝家庄,救出柴进得胜利。
高俅率军三围剿,梁山好汉猛回击。
《水浒传》的成书、作者和版本1、成书《水浒》的刊刻时间、成书过程基本与《三国》相同。
所不同的是,《水浒》中的历史成分要大大少于《三国》,它的主要依据还是民间传闻和通俗文艺。
《水浒》中的宋江起义在历史上实有其事。
《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他一些史料都有简略记载。
大致说的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后被张叔夜招降。
还有的史书记载宋江投降朝廷后又征方腊。
宋江起义的故事从南宋起就在民间广泛流传。
宋末元初,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完全记录了36人的姓名和绰号,并作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
同时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已著录了一些说话名目,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都是些独立的话本小说。
今见《水浒》成书前最完整的水浒故事,是《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梁山泊聚义本末,其中不仅有三十六将姓名绰号,而且包括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玄女庙得天书以及宋江做首领后接受招安、征方腊、被封为节度使等情节。
虽叙事粗略,但内容与《水浒》大体一致。
元代出现了大批水浒戏,今存剧目33种,剧本全存的仅6种。
它们对宋江、李逵等形象的刻画比较集中,但性格不很一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
不过,三十六小伙,七十二大伙、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的说法大致相同。
正是在以上话本、杂剧等创作的基础上,产生了杰出的章回小说《水浒传》。
2、作者由于文献记载不一,所以《水浒》的作者众说纷纭。
明代有四种说法:①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见于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郎英《七修类稿》)②罗贯中作(见于万历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王圻《稗史汇编》)③施耐庵作(见于万历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④施作罗续(见于明末清初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目前一般学者从第一说,认为《水浒》是施耐庵所作,其门人罗贯中在其的本(即真本)的基础上,又作了一定加工。
作者: 戴云波
作者机构: 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文学院
出版物刊名: 中国图书评论
页码: 126-128页
主题词: 《水浒》研究;版本问题;成书;古代长篇小说;学术研究;原始材料;社会现实;人物故事
摘要:所谓学术研究,特别是针对某一名著的专题研究,既需要掌握充分的原始材料,又需要秉持一种客观、理性、尊重历史的态度。
近年来或许受到电视中“评说”名著类节目的影响,关于《水浒》的“戏说”、“品评”类作品也出版了不少。
这些著作目前尚不知如何为其定位,如果归之于通俗的消遣性读物,以《水浒》的人物故事为载体或由头而映射当今的社会现实,倒也颇为相宜。
倘归之于《水浒》研究新的创获,则即使从阐释学的意义而论,因为所凭藉的文本本身并未有严格的学术界定,我们知道《水浒》的版本系统大约是古代长篇小说中最为麻烦的,究竟针对哪一个文本立论,不仅是材料的可信问题,更是思想倾向与态度的取舍问题。
从方法论角度考察《水浒传》的成书时间近百年来,对《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探讨一直是水浒研究的热点话题,亦是一大难题,以下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水浒传》成书时间的,欢迎阅读借鉴。
自胡适、鲁迅建立《水浒传》研究的现代范式以来,学界对此主要有“元末说”、“元末明初说”、“明初说”、“成化弘治说”及“嘉靖说”等多种观点。
其中,持“元末明初说”者最多,代表者有鲁迅、袁世硕、欧阳健、萧相恺、苗怀明等; “成化弘治说”的提倡者主要有李伟实等,持“嘉靖说”者有胡适、戴不凡、林庚、张国光等。
近年来,石昌渝通过挖掘《水浒传》文本的名物信息以断《水浒传》的成书年代,王齐洲、王丽娟等则借用传播学理论以现存相关文献记载为基础,重提《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的观点,引发学界的高度关注。
在近百年的《水浒传》研究进程中,由于《水浒传》版本情形、成书过程及作者研究的复杂性,导致研究过程中的分歧颇多。
在现存资料匮乏的情况下,研究《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主要突破口,除了对《水浒传》版本、作者及成书过程作尽可能细致的讨论,充分利用现有文献的信息价值外,更应该从方法论层面对近百年来的相关研究予以反思,全面总结研究过程中的得失,以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章节一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 科学研究的价值在于所提出的某些理论或假说得到了事实的客观支持或反对; 科学研究的方法则是通过提供能够有效证明某种理论或假说的事实或文献的正面启发法,以建立保护其说的“硬核”证据链; 或者通过提出某种具有反面意义的“辅助假说”以建立使其“硬核”得到有效巩固的“保护带”证据。
当某种“辅助假说”经过文献记载或经验式的事理推导的证明或证伪的严密论证后,其将从“辅助假说”上升为一种具有“硬核”证据的、业已证明的科学结论; 即使这些“辅助假说”最终被证明不可信,它们也是有价值的———排除了“辅助假说”的多种可能性,使得研究在事实的客观支持或反对中进一步靠向真理之一面。
《水浒传》的成书、作者和版本1、成书《水浒》的刊刻时间、成书过程基本与《三国》相同。
所不同的是,《水浒》中的历史成分要大大少于《三国》,它的主要依据还是民间传闻和通俗文艺。
《水浒》中的宋江起义在历史上实有其事。
《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以及其他一些史料都有简略记载。
大致说的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后被张叔夜招降。
还有的史书记载宋江投降朝廷后又征方腊。
宋江起义的故事从南宋起就在民间广泛流传。
宋末元初,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完全记录了36人的姓名和绰号,并作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
同时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已著录了一些说话名目,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都是些独立的话本小说。
今见《水浒》成书前最完整的水浒故事,是《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梁山泊聚义本末,其中不仅有三十六将姓名绰号,而且包括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宋江私放晁盖、刘唐下书、宋江杀阎婆惜、玄女庙得天书以及宋江做首领后接受招安、征方腊、被封为节度使等情节。
虽叙事粗略,但内容与《水浒》大体一致。
元代出现了大批水浒戏,今存剧目33种,剧本全存的仅6种。
它们对宋江、李逵等形象的刻画比较集中,但性格不很一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
不过,三十六小伙,七十二大伙、寨名水浒,泊号梁山的说法大致相同。
正是在以上话本、杂剧等创作的基础上,产生了杰出的章回小说《水浒传》。
2、作者由于文献记载不一,所以《水浒》的作者众说纷纭。
明代有四种说法:①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见于嘉靖间高儒《百川书志》、郎英《七修类稿》)②罗贯中作(见于万历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王圻《稗史汇编》)③施耐庵作(见于万历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④施作罗续(见于明末清初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目前一般学者从第一说,认为《水浒》是施耐庵所作,其门人罗贯中在其的本(即真本)的基础上,又作了一定加工。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摘要: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现存6种不同版本,这6种版本都是在《水浒传》评点史中承上启下的重要版本。
其中,除芥子园本和文杏堂本外,其他4种版本都曾被学者推测为李卓吾原评本。
由于材料缺乏,继往研究对李卓吾评本的版本流变及关系等问题均无定论,但如果将6种李卓吾评本作为一个整体的版本问题和文化现象来考察会发现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评点;《水浒传》;李卓吾;版本研究中图分类号:I207.4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3210(2015)05-0026-03第31卷第5期Vo l.31No .52015年10月Oct .2015收稿日期:2015-08-23作者简介:刘玄(1987—),女,河北景县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明清小说评点。
①《金瓶梅》崇祯本系统的版本,与其他三大奇书的李卓吾评本具有一些共性。
参见[日]上原究一:《关于〈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版本问题》,《第十二届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文献暨数字化学术论文集》,复旦大学,2013年。
②周文业:《〈水浒传〉的版本和演化》,《水浒争鸣》(第15辑),杭州三国水浒文化研究会,2014年。
所谓李卓吾评本奇书,即署名或注明李卓吾评点的奇书版本。
在四大奇书中,《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均有注明或署名李卓吾评的版本,仅《金瓶梅》没有。
①目前,李卓吾评本三大奇书尚没有比较全面、深入、整体的研究,对于评本情况、评者考证、真伪问题等都还存在着争议。
一方面因为各奇书的版本演化问题本身尚有很多不能确定,造成研究的困难;另一方面因为评点的校勘、比对工作量大,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
但是,近年来对此问题的关注者越来越多,已经有相当丰硕的成果。
本文试在初步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述对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版本研究的情况。
《水浒传》版本研究简述作者:李亚君来源:《参花·下半月》2015年第07期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历来是《水浒传》研究史上的重点,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历经百年。
随着对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积累,文献考证方法的日趋丰富,以及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水浒传》版本的研究也逐步深化,并不断有所创新与突破。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工作很繁重,因为存在着不同的版本,所以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人物性格也可能不同,研究者离开版本,就不可能对《水浒传》作真正科学的研究。
研究《水浒传》版本还牵涉到中国长篇小说的发源、衍变等一系列问题,众多学者为考证《水浒传》的版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那么《水浒传》的版本究竟分为几个系统或几种类型呢?本文在众多学者梳理的大量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具体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一、水浒版本的繁简本问题首先按繁简可以将《水浒传》版本大致分为两个系统,文简事繁本和文繁事简本。
1.“文简事繁本”是指只录事实,多记载而少描写,因此比较简单粗糙。
该系统主要有一百零二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和一百二十四回本等,各版本种类众多。
此外,“文简事繁本”还有三十卷本的《水浒全传》,不分回,有节目,无回目,金闾映雪草堂刊本,前有五湖老人序。
而“文简事繁本”与“文繁事简本”在内容的区别主要是有征田虎和王庆的故事。
现在的“文简事繁本”大多收藏于海外。
2.“文繁事简本”就是描写细致,有更多艺术加工的本子。
主要是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繁简综合本)和七十回本三种。
百回本大约有四种:(1)《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十七所已丑刊本,前有“天都外臣序”。
(2)《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本。
(3)《钟敬伯先生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明末四知馆刊本,又有积庆堂刊本,前有钟惺序文及“《水浒传》人品评”。
(4)《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明末刊本,内容全同。
新世纪《水浒传》作者、成书与版本研究综述何 红 梅(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摘 要:20世纪《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探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各种分歧的认识、观点、说法等。
进入21世纪,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仍不减以往,仅我国大陆出版发表各种有关论著就达30多篇(部),其中不乏新的见解与资料。
对近6年来的有关研究予以综述,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分歧在新世纪《水浒传》研究中的延续与演变。
关键词:新世纪;《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版本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6)06-0056-04在过去的20世纪中,《水浒传》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问题的探讨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各种分歧的认识、观点、说法等,已由近年新出若干种相关学术史著作所梳理总结,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方便。
但是,这些分歧在新世纪《水浒传》研究中的延续与演变,尚未受到及时的关注。
而进入21世纪自2000年至今六七年中,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仍不减以往,仅我国大陆出版发表的各种有关论著就达30多篇(部),其中不乏新的见解与资料,现为之综述如下。
一、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明清间有罗贯中说、施作罗编说、施作罗续说、施耐庵说等。
20世纪又出现了施作罗改说、罗作施改说、山东罗贯中说、明中叶同名小说家说、罗著某续说、非罗非施说、累世成书说、文人独创说等。
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对累世成书还是文人独创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力主累世成书说的有陈松柏先生。
他认为此说“基本接近其成书的历史真实”。
其理由是:“《水浒传》并非一时一地一人创作的结晶,她的成书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她始自北宋末年宋江其人的简单史实,植根于民间的生动传说,盛行于流行一时的说书人、唱戏人口头,张扬于书会才人的话本、传奇,一步步成熟于一代代文人的整理加工,她的故事涵盖数省,溶汇了宋元明三个历史朝代的有关现实生活、朝野轶闻,因此,要探讨她的作者,又岂能局限于一人一地一时呢? ”他认为从累世成书的角度看,“那许多似乎在某一片面的论点下不好理解的问题,一旦放置在《水浒传》成书全过程的辽阔的大背景下,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诸如不同的地域特色问题等。
百年来《水浒传》成书及版本研究述要纪德君关于《水浒》成书及版本研究,自20世纪初以来,迄今已历百年。
百年间,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积累,文献考证方法的日趋丰富,以及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水浒》成书与版本的研究也渐次深化,并不断有所创新与突破。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百年历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以便为《水浒》研究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关于《水浒》成书研究20世纪初,胡适、鲁迅、郑振铎、赵景深等学者,开始自觉地运用现代意识,对《水浒》的成书过程进行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视角、思路和方法,以及由此而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不仅对后来的《水浒》成书研究起到了开启、引导和示范的作用,而且为《水浒》成书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胡适于1920年所作的《水浒传考证》,率先运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水浒》成书。
他曾说:"对这些小说,我们必须用历史演进法去搜集它们早期的各种版本,来找出它们如何由一些朴素的原始故事逐渐演变成为后来的文学名著。
"于是,他便考证了宋元以来的各种"水浒故事"和"水浒戏",对水浒故事流传、演变及成书过程,进行了系统探究,指出:"《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
《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12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联系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揭示了水浒故事发生、变化及形成之因,认为:"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
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
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逃遁等事。
"他还指出:南宋水浒故事之所以"发生与流传久远",其原因就在于"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的心"。
这些论述都是颇为精到的,并曾对鲁迅等论《水浒》产生过一定影响。
另外,胡适后来还陆续写有《水浒传后考》、《水浒续集两种序》、《"致语"考》、《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序》(均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等。
这一系列文章,颇有成效地示范了着眼于历史演进的考证方法,在《水浒》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都起到了"打开一条新道路"的作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指出:"《水浒》故事亦为南宋以来流行之传",其主要人物宋江,"亦实有其人","宋江等啸聚梁山泺时,其势实甚盛。
《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
'于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复经好事者掇拾粉饰而文籍以出。
"水浒故事既经"辗转繁变",难免异说纷纭,故鲁迅推断:意者此种故事,当时载在人口者必甚多,虽或已有种种书本,而失之简略,或多舛迕,于是又复有人起而荟萃取舍之,缀为巨帙,使较有条理,可观览,是为后来之大部《水浒传》。
"这便对《水浒》之形成过程作了简要概括。
不仅如此,鲁迅还解释了"招安"之说产生的社会根源:"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
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关于《水浒》"征辽"部分,鲁迅也指出:"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自慰。
"关于《水浒》结局,鲁迅则认为:"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
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者不很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些论述可能借鉴过胡适的有关论述,但更为精辟,故为后世研究《水浒》者反复征引,影响极其广泛。
在胡适、鲁迅的带动下,不少学人亦起而从事《水浒》成书的探究。
李玄伯在《水浒故事的演变》(载《猛进》第28、29期,1925年)中把水浒故事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描述。
第一是口传时期,没有系统,在京东的注意梁山泊,在京西的注意太行山,在两浙的注意平方腊,并且各地还各有其所喜爱的中心英雄;但过不甚久,就有了笔记的水浒故事,并成为元代水浒剧取材的渊薮,由于水浒剧取材于不同地方的水浒故事,因而内容、人物常异。
第二个时期,约在元明之间,"许多的短篇笔记,连贯成了长篇,截成一回一回的,变作章回体的长篇水浒故事",当时至少有四种长篇水浒故事,即"水浒四传":一传从误走妖魔起,至招安止;一传为平辽;一传为征田虎、王庆;一传为平方腊。
第三个时期,约在明代,"即将水浒长篇故事,或二传,或三传,或四传,合成更长篇的水浒传。
百回本即合三传(前传、征辽、征方腊),百二十回本即合四传而成。
"第四个时期,即清初以后,"田王、征辽、征方腊三传皆被删去,前传亦被删去七十一回以后的事迹,加了卢俊义的一梦,变作现行的七十回本"这些论述虽然不乏可议之处(如胡适即指出征辽、征田虎王庆,以及征方腊,短篇话本,故而"水浒四传"之说难以成立),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如指出水浒故事的产生与流传具有"区域性",即可以解决《水浒》成书研究中的不少困难。
稍后于李玄伯的郑振铎,在1929年发表了长篇论文《水浒传的演化》(见《郑振铎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文章认为,南宋水浒故事之盛行,源于民族矛盾之尖锐,因为深受外敌侵凌,当时人们自然想起"能征惯战"的水浒英雄,于是"说书先生和好事文人,将他们编为话本或散文的英雄传。
到了元代,杂剧中的水浒故事,已由三十六位好汉,一变而增至"三十六大夥,七十二小夥",各个英雄已有个别的描写,并且各剧的情节往往雷同,可见当时一定有了一部《水浒》,其作者或编者大约便是施耐庵。
元末明初,罗贯中依施氏之作,重新编次,并添演征方腊一事,此即为《水浒》祖本。
嘉靖年间,郭勋又将罗书重加润饰改编,并加入征辽一节,共成百回。
万历年间,余象斗又取罗氏原书刊行,同时加入郭氏本征辽一节,并增写征田虎、王庆。
天启、崇祯间,杨定见则又取郭氏本刊行,而插入余氏所增之田、王故事,并加以润色、改动,定为一百二十回,遂成为一部完备的水浒全书。
郑氏此文不仅清晰地勾勒了水浒故事逐渐扩大的经过,而且梳理了《水浒》版本的演化脉络,其不少见解为后世学者所赞同。
1930年,李逸侯作《水浒新序》;1933年,赵苕狂作《水浒传考》(两文均见于上海世界书局1948年版水浒传》),皆论及《水浒》之成书,不过与胡适所论大同小异,无甚新意。
只不过赵文的有些论述更为全面。
比如,谈到水浒故事之盛行民间,赵文就在胡适论述的基础上补充说:"比至蒙古内侵,建立元朝,大好中原,全部沦入异族之手;一般人希望光复故物之心,不觉更加迫切,而想望英雄的心理也随之而俱加。
所以,在这个时期中,水浒故事的创造与传布,更是非常发达的了"并且,该文还就某些问题提出异议。
例如,关于征方腊,郑振铎等人认为这是实有其事,可赵文却认为虽然侯蒙曾上书建议"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可当时并未被采用,考之正史,擒方腊者实为韩世忠,于宋江辈无涉。
可是说故事的人误会了侯蒙之言,未加考证,就以此为据,真的认为方腊是宋江平定的。
这一观点,后来得到部分学者认同。
建国以后,聂绀弩、严敦易、何心、陈中凡、王利器等人继续致力于《水浒》成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于《水浒》成书过程的认识。
聂绀弩《(水浒)是怎样写成的?》(《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指出《水浒》成书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人民口头创作阶段;民间艺人讲述、演唱和记录阶段;编辑、加工、改写阶段。
到了最后这一阶段,《水浒》才变成真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长篇小说的基础。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也把水浒故事的产生经过划分为三个阶段:"萌芽茁发期"、"融合炼铸期"和"凝固定型期"。
第一阶段,以抗金题材为主;第二阶段,以英雄人物出身、经历、行为等为主,抗金的题材减少;第三个阶段,抗金的题材差不多全消失了。
最早的水浒传说是用"说话"形式流传的,在南宋已有了有关水浒英雄人物的几个片段,这还是"说话"中的"小说"家数;由"小说"而和"讲史"合流,长篇《水浒》才得以成型。
在元代,究竟有无一部《水浒》平话,虽还不能确定,但当时水浒故事却已到了成熟时期,今本《水浒》面目的定型或许已具有了。
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增订再版)第一章《(水浒传)故事的来源》也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宣和遗事》及元朝和明初杂剧对《水浒》成书的影响;其第五章《(水浒传)的演变》则着重探讨水浒故事及其版本的流变。
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南京大学学报》1955年创刊号)也指出,宋代只有零散的水浒话本,没有长篇;元代出现的《宣和遗事》是《水浒》最早的底本;元代水浒杂剧确定了水浒故事的主题思想,丰富了它的内容;然后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才得以成书。
王利器《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文学遗产》第16期,1954年)则主要谈"梁山好汉"的创造过程,认为:"施耐庵总结了宋江一百八人在太行区域,在楚、海州等地,从事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许多宝贵的丰富的战略上的地理知识,认为搞农民革命运动,不能停留在'流寇'式的阶段,而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于是吸收其精华和经验,来造一个很理想的,水陆条件具备的梁山泊。
因之,这样一个梁山泊,是通过施耐庵概括的加工,而把它典型化了。
"另外,当时几部颇有影响的文学史教材也对《水浒》的成书过程作了梳理和描述,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