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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70年城市经济政策变迁、历史贡献及其启示作者：李天健赵学军来源：《改革》2019年第08期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城市经济政策的推动。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接管城市、恢复生产，到计划经济时期的重点工业城市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对外开放体系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以至新型城镇化与城市群的成熟，城市经济政策不断完善，对促进城市经济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我国的城市经济政策，既要坚守以发展为目标，又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既要持续全面深化改革，又要保持政策稳定连续;既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又要推动要素结构升级;既要强调以国家战略为指导，又要注重以地方实际为依据。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城市经济政策;新型城镇化中图分类号：F290;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8-0005-10城市經济的快速崛起是当今中国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
与新中国成立初所不同的是，城市中的集聚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
截至2018年底，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达59.58%，所对应的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9 251元。
与此同时，以城市群为载体的空间一体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而作为呼应，中共中央、国务院早在2006年就将城市群认定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并且自“十一五”以来一直将城市群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可以说，城市的蜕变已经成为70年间我国发展成就的集中体现，并且在未来也将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纵观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一大特征就是“看得见的手”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经济政策都是影响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
我国城市经济之所以是今天的模样，也离不开来自“看得见的手”的塑造。
因此，站在70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上，尤其是身处新时代新征程中，回顾、梳理1949年以来关于城市经济的重大战略和重要政策，对于今天更好地认识城市经济发展的前因后果以及更好地把握未来前进的方向，都是不可或缺的。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之后如何把改革引向城市和企业，成了深化改革的重点议题。
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在这个背景下，中央在错综复杂的行政和经济关系中，打破常规，确立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选取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由此，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本刊推出这篇文章，将重庆计划单列的台前幕后细细道来，读者会从中更清楚了解中央对重庆的期望，以及重庆对全国改革开放的贡献。
1983年春节刚过，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把廖伯康叫到办公室，向他宣布一项中央决定:由他出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
此时中央已经批准，温江专区并入成都，成都市领导班子亟待加强。
1948年上半年，因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廖伯康奉中共中央上海局之命，从上海带一批党员和新青社社员回重庆，加强重庆地区工作，以后廖伯康就一直待在重庆。
建国初任职共青团重庆市委，1962年时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因为直接向中央反映四川极左造成的恶果而得罪了某些领导，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下放重庆某建筑公司当工人，文革后期落实政策，先任重庆市建工局副局长，后调任中科院成都分院副院长。
稍作思索，廖伯康对书记说:“对这个任命我没有思想准备，组织决定我服从，但希望有点时间让我了解成都市的干部情况，是否晚一个礼拜宣布决定？”后因为温江合并，又增加一周时间调研。
两周后廖伯康又来到杨汝岱办公室，对书记说:“现在可以宣布了。
”但书记却说:你不去成都了，中央决定调你去重庆。
廖伯康愕然。
这除了消息来得突兀外，还有层原因，就是文革中对他的诬陷之辞尚未彻底肃清，在这种情况下进入领导核心，他毫无思想准备。
书记说:“对你的任命实际上就是起到了清除影响的作用。
”“何时去？”廖伯康问。
书记要他最好第二天就走。
书记说:重庆正在进行一项重大改革，薄一波同志带着20多位部长已经到了重庆，市委书记王谦同志年龄较大，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位熟悉重庆，并且有见解的同志协助他。
新中国城市建设方针的演变（1949－2001）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城市建设方针曾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建国初期的“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围绕工业化新建、改建、扩建城市；改革开放前期的弥补市政住宅“欠账”，加快建设第三产业。
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城市建设方针进入了第四个阶段：提高城市竞争力，树立经营城市观念。
这四个阶段的背景、经验、教训迥然不同，体现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值得我们回味与反思。
一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开始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战略方针。
对于怎样才能把城市的工作做好？实施什么方针才能使城市起领导作用？决议指出：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这一方针统领着建国初期的各项城市工作。
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实际上是共产党改造旧城市的一项浩大工程，人民政权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
如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1949年城市刚刚解放，市公安局即将妓院列入特种行业，采取一些必要的限制措施，加强管理。
接着统一领导封闭妓院的工作。
1950年1月31日，市长聂荣臻在《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的广播讲话中，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明确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要求。
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北京市的工业基本建设共投资8973万元，增强了国营经济的力量。
[1]在接管民国政府的首府南京市时，共产党的方针定位在把这个为官僚服务的消费城市变成为人民服务的生产城市上。
在其他城市，也多采取了类似措施，效果良好。
经过努力，1949年及其后的一二年内，共产党基本解决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批无业失业人员这一社会问题，稳定了社会秩序。
以上这些做法，不仅没有引起社会恐慌，反而获得人民的谅解、支持和配合。
尽管如此，由于消费与生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建设方针的提法上将消费与生产对立起来，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是不妥当的。
尺度重构视角下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肖菲摘要：区域是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积累财富的重要平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通过差异化的制度供给实现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本研究运用尺度重构的理论，将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尺度固化的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以尺度下移为特征的改革开放初期（1979-2000年）和尺度上移与尺度下移并存的新时期（2001年至今）。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尺度重构对区域发展战略演变的推动作用，发现尺度下移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尺度上移有利于中央政府实现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
研究还从尺度重构的视角对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战略提出借鉴。
关键字：尺度重构，区域发展战略，演变，动因1.引言随着通信技术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全球要素的流动不断加速，区域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积累财富的重要平台[1]。
区域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通过差异化的制度供给实现特殊战略区域发展水平的提升，是应对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手段。
我国幅员辽阔、发展基础各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依据不同的发展背景，以“公平”、“效率”为主题[2]，区域发展战略发生了数次重大转变。
近年来，我国对于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在“四大板块”战略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从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的角度不断丰富着区域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重塑。
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更是明确提出以区域发展战略为基础，拓展区域发展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梳理我国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对我国未来空间格局的构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尺度重构反映了不同等级的政府权力在空间尺度上的相互作用，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具体落实。
因此，本文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演变的基础上，从尺度重构的视角，尝试讨论尺度重构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发挥的动力作用，并分析我国未来区域发展战略的走向。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笔谈中国发展观察国家规划体系演进的逻•Ft◊黄征学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以发展规划（计划）为统领、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为支撑的国家规划体系，推动国家发展战略“落地生花”。
新时代以来，体系加快完善、规划定磁渐清晰、规划协调更加高效、规划合力开始显现，夯实了国家战略实施的基础。
但规划体系的演进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渐渐深化的过程。
总体而言，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
规划（计划）体系萌芽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始于1953年编制五年计划。
其中，改革开放前共编了5个五年计划，但只有“一五”计划编制程序比较规范、实施效果比较好，其他4个五年计划均未经全国人大正式审定，也基本没执行。
“一五”时期，国家为安排156项重点工业项目，开始在国内十几个城市开展城市规划试点，重点在空间上落实“一五”计划中重大生产力布局。
这个时期，发展计划和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明确的，即，发展计划重点谋划“干什么”，城市规划主要落实“在哪干”。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发展计划编制更加重视。
计划关注的重点也从经济转向经济和社会并重。
从“六五”计划开始，经济计划变成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作为解决"怎么干”的各类专项规划体系也加快建立。
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体系也开始逐步确*o1984年颁布的《城市规划工作条例》首次提出直辖市和市的总体规划应把行政区域作为整体，合理布置城镇体系。
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正式将城镇体系规划纳入编制城市规戈怀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2008年《城乡规戈U法》颁布实施.城乡规划的职能和作用得到极大拓展，城乡空间管控的能力得以加强。
在此期间，1987年，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开始尝试编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87-2000年）》。
在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力W快扩张、耕地大量流失的背景下，城市规划主要是引导城市空间扩展,土地利用规划主要是控制耕地转用的规模和速度。
中国计划经济大事记统购统销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这一决议是根据陈云的意见，由邓小平起草的。
所谓“计划收购”被简称为“统购”；“计划供应”被简称为“统销”。
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后来国家又对棉花、纱布和食油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
这一政策取消了原有的农业产品自由市场，初期有稳定粮价和保障供应的作用，后来变得僵化，严重地阻碍农业经济的发展。
80年代改革之后，该项政策被取消。
公私合营1954年9月2日，政务院第223次政务会议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条例第九条规定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所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经营管理。
公私合营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没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之后，1950年代初期，针对民族资本家和私营个体劳动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和运动。
到1955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59％上升到63％，合作社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4％上升到5％，公私合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12％上升到16％；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由1954年的25％下降为16％。
全国私营工业有3000余户转为公私合营。
工农产品交换剪刀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政府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和稳定了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逐步缩小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过大的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
到1958年，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已经缩小到1930～1936年时的水平。
因此，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实物形态变化看（即从同等数量的农产品可换得工业品的数量看），从抗日战争开始至1950年期间扩大的剪刀差已基本上消除。
1958年以后，除了政治动乱的时期外，政府继续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基本稳定供应农村的工业品零售价格等措施，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进一步缩小。
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单列市第一份资料：计划单列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名之一，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是让一些大城市在国家厦门图片计划中实行单列，享有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而不是省一级行政级别，设立计划单列市之初，并未对行政级别做明确解释。
设立计划单列市的目的是要解决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逐步探索出一条以大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政治与经济适当分开来发展经济的路子。
1983 年2 月，国务院批准重庆市试行计划单列，随后，武汉市、沈阳市、大连市、哈尔滨市、西安市、广州市、青岛市、宁波市、厦门市、深圳市、南京市、成都市、长春市等相继实行计划单列。
计划单列城市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同省的行政隶属关系，仍受省的“统筹、服务、协调、监督”等方面的领导，计划单列内容主要是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电、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商品购销和分配调拨，能源及主要物资分配调拨、外贸进出口、地方定额外汇、劳动工资、财政信贷、科学技术以及各项社会发展计划指标等。
计划单列市的收支直接与中央挂钩，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两分，而无须上缴省级财政。
出任计划单列市市长的官员级别为副省级（副部级）。
计划单列市的设立是分批的，到1993年共先后设立计划单列市14个：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宁波、厦门、青岛、武汉、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西安。
1993年，国务院决定撤销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计划单列市只剩6个，同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宣布，原先14个计划单列市和杭州、济南两市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包括10个副省级省会城市和6个计划单列市，而这些城市统称副省级城市。
1997年，重庆设立直辖市，不再是计划单列市。
因此中国目前一共有5个计划单列市：深圳、宁波、青岛、厦门、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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