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记研究与二十世纪史记研究的优缺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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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在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存在诸多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不同
新史学的出现，意味着“古史”向“近史”转变，研究的对象从封建社会阶级历史逐
渐扫向社会变革，从单纯的历史故事转向生产方式、经济、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探讨。
新史学注重对历史的理性反思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相反，传统史学依赖陈旧的史
学方法和经验，其角度、思路以及细节体现了一定的学科传统。
二、史学领域的数量巨大与发展迅速
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对人文历史的日益重视，近代中国新史学领域的发展越来越快，人们对于史学领域的重视和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同时，由于史学领域存在着复杂的本质规律，因此，在新史学领域的研究中涵盖了诸多专业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
口学、艺术学等等。
而在传统史学这个领域中，史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相对单一化，常常
以历史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
三、思维的较量与知识体系的相对封闭性
新史学背后有一种思想传统，这种传统与传统史学有较大不同。
新史学注重思考历史
之外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并试图将这些现实与历史结合起来，并提出相应的理论体系。
传统史学可以认为是一种守旧的思想传统，倾向于依赖历史的事实和传统知识体系，
其对于历史发展的推理和对于社会变革的观察比较有限。
综上所述，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体现在学科体系的搭建、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
认识、知识体系的打破和思维模式等多个方面。
随着国家发展和人文历史的日益重视，新
史学的研究紧密与国家发展相结合，领域也正在不断拓宽。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近代中国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上，还表现在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上。
新史学的兴起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使之走向了更加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道路。
本文将从不同方面来探讨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性，并试图分析这种差异性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显著差异。
传统史学注重对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释读，以文字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而新史学则更加重视对历史事件的多角度解读和分析，注重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运用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力求全面地呈现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过程，弥补了传统史学对于文献史料的过分依赖，丰富了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解释。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在研究对象上也有较大的差异。
传统史学主要关注政治史和文化史，重点研究帝王将相、文化名人以及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著作，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相对单一，忽略了社会、经济、民生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而新史学则更加关注社会史、经济史、民生史等方面的研究，致力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关注庶民生活、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历史分析，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和多元的视角。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传统史学在史学研究中往往较为主观，以史家个人的观点和立场为基础，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诠释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导致了历史研究的片面性和偏颇性。
而新史学强调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注重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和客观规律的发现，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进行历史分析，从而确保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在对历史的理解和阐释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传统史学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是一种局部的和个案式的研究，忽略了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
而新史学更加强调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体性，力求对历史事件进行系统化、整体化的研究，以期更加深入地把握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
近现代国内外史记的版本研究
近现代国内外史记的版本研究
近现代国内外史记的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历史学和图书馆学。
在历史学方面,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比较研究、标准化研究、文献综述和历史文献分析。
比较研究是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历史文献,了解它们的异同点和特点,标准化研究则是对史记版本进行规范化,以便更好地研究和比较。
文献综述和历史文献分析则是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中发掘史记版本研究的线索和意义。
在图书馆学方面,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版本图书馆学、图书馆目录学、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文献分析。
版本图书馆学是指在图书馆中收藏和研究史记版本文献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史记版本的特点、流传过程、差异比较等问题。
图书馆目录学则是通过研究史记版本文献之间的关系,揭示它们的收藏价值和利用价值。
图书馆学史则是对史记版本研究的历史进行分析和综述,研究不同时期史记版本研究的进展和成果。
图书馆文献分析则是通过对史记版本文献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归纳,从中发掘和研究史记版本的重要信息。
近现代国内外史记版本研究主要涉及版本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文献分析等方面,这些方法为史记版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
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经历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性剧变。
西学，尤其西方及日本近代史学的输入，对于中国史学冲破封建旧藩篱、创立近代新史学体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
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着述。
译着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
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
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着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
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着：《英民史略》、《万国中古史略》、《拿破仑兵败失国记》、《增订五洲通志》、《交涉记事本末》等。
近30年_史记_汉书_比较研究综述
2009年3月 第25卷第1期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Mar.2009Vol.25 No.1近3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综述①曾小霞(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摘 要:1979年以来,《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远的进步。
从研究总貌上看,此30年大致又可分为20世纪后20年的研究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研究既有相似之处,又可看出其演化之迹。
在如此可喜的研究形势下,我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专著尤其是《史记》《汉书》文学性比较研究专著的出现。
关键词:《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文学性比较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98X(2009)01-0034-051979年到2008年,学术自由度逐渐增强,《史记》与《汉书》比较研究也更趋多元化,从古代简单的“史汉优劣论”,发展到对《史记》、《汉书》两书的文字、风格、思想、史法以及文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日益成为显学。
从总体研究面貌上看,这30年研究可以以世纪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后20年以及新世纪以来两个时期,本文拟对这两个阶段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状况及其特征进行论析。
一、20世纪后2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1979年以前初步具有现代意义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专著只有1930年郑鹤声的《史汉研究》,此书着重对前人的《史记》《汉书》研究评论进行汇总,对两书叙事特色也略有论及,具有承前启后的功用,可惜将近五十年的时间后继者乏人。
1979年以后的《史记》《汉书》比较研究进入新的阶段,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试图从研究专著、期刊论文两方面着手,以期比较全面的把握20世纪后20年《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总貌。
(一)风格不一的研究专著1979年以来,随着学术风气的自由开放,研究者视野逐渐开阔,论述渐见系统,《史记》《汉书》研究进一步深入,专门论及《史记》《汉书》比较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施丁1980年定稿的《马班异同三论》长达十二万言,可视同一部专著。
二十世纪中美《史记》研究比较
另一个值得关 注 的《史 记》翻译 家是美 国威 斯 康辛 大 学 的教授倪 豪 士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Ｎｉｅｎｈａｕｓｅｒ， １９４３一），他组织了大量人员准备对《史记》进行整体 翻译 ，拟 出版 ９卷 ，第 １卷《史记 ·汉 以前 的本纪》
· ２１ ·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Ｐｒｅ—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和第 ７卷《史记 ·汉以前 的列传》（１１｝ｌ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 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Ｐｒｅ— Ｈ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于 １９９４年 由 印第 安 纳 大 学 出版社 出 版 。第 １卷 主要 翻译 了五帝 本纪 、夏本 纪 、殷 本 纪 、周 本 纪 、秦 始 皇本 纪 和项 羽 本 纪 ；第 ７卷 则是 汉 朝 以前 的列 传 １至 ２８。２００２年 ，该出版社 又推 出了第 ２卷《史记 －汉本纪》（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１’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翻译 了 高 祖 本 纪 、吕太 后 本 纪 、孝 文 本 纪 、孝 景 本 纪 和 孝 武 本 纪 等 。２００６年 和 ２００８年 ，第 ５卷《史记 ·汉 以前 的世家》上册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Ｈｏ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ｒｔ Ｉ）与第 ８卷《史记 ·汉朝 时期的列传》上册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ｒ ｔ Ｉ）亦 由该 出 版社 出版 。该译 注 不 同于华 生 教 授 的普 及 版 《史 记 》，而 是具 有 显著 史 学 研 究 特 质 的英 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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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Ｐｒｅ—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和第 ７卷《史记 ·汉以前 的列传》（１１｝ｌ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 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Ｐｒｅ— Ｈａ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于 １９９４年 由 印第 安 纳 大 学 出版社 出 版 。第 １卷 主要 翻译 了五帝 本纪 、夏本 纪 、殷 本 纪 、周 本 纪 、秦 始 皇本 纪 和项 羽 本 纪 ；第 ７卷 则是 汉 朝 以前 的列 传 １至 ２８。２００２年 ，该出版社 又推 出了第 ２卷《史记 －汉本纪》（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１’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翻译 了 高 祖 本 纪 、吕太 后 本 纪 、孝 文 本 纪 、孝 景 本 纪 和 孝 武 本 纪 等 。２００６年 和 ２００８年 ，第 ５卷《史记 ·汉 以前 的世家》上册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Ｈｅｒｅｄｉｔａｒｙ Ｈｏ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ｒｔ Ｉ）与第 ８卷《史记 ·汉朝 时期的列传》上册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Ｓｃｒｉｂｅ’Ｓ Ｒｅｃｏｒｄｓ，Ｔｈｅ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ｒ ｔ Ｉ）亦 由该 出 版社 出版 。该译 注 不 同于华 生 教 授 的普 及 版 《史 记 》，而 是具 有 显著 史 学 研 究 特 质 的英 译本 。
当代_史记_研究的发展趋势
《史记》故事等等普及读物,百花齐放,光彩夺目。
普及工作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方向,随着强化精神
文明建设的需要,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史记》不再是少数文人墨客的案
头物,而将成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共识的文化艺术
品。
[责任编辑 万殪涛]
·学术讯息·
历代家训与古代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
刘春梅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家训,产生于西
民族思想、人才学思想、天文学与医学成就、《史记》
与档案资料、《史记》与地方志等等课题,不断被开
发,而且都有系列论文发表或专题论著出版,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80
年代取得了许多重大课题的突破。例如司马迁与
公羊学、《史记》的疑案研究,包括司马迁行年、《史
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太史公”释名、司马
程,有《史记会校会注会评》、《史记研究集成》、《司
马迁与华夏丛书》、《史记系列大词典》等。这几项
·65·大工程均采取协作攻关的形式,汇聚了当代的《史
记》研究精英,完成后的总字数估计约5000万字。
这一系列学术工程毫无疑义是世纪之交“史记学”
的一项大总结,具有划时代的界碑价值。
5.《史记》的普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喜的形势,学术交流扩大,横向联系加强,全国性的
《史记》学术研讨会从1987年以来已举办了五次。
1993陕西省成立了司马迁研究会,促进了总结性
工程的开展。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这是
当代《史记》研究步入黄金时代的一个标志,必将极
大地促进全国各地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
《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目前正在进行的协作工
普及工作将是今后一个时期的方向,随着强化精神
文明建设的需要,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史记》不再是少数文人墨客的案
头物,而将成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共识的文化艺术
品。
[责任编辑 万殪涛]
·学术讯息·
历代家训与古代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
刘春梅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撰文指出,中国古代家训,产生于西
民族思想、人才学思想、天文学与医学成就、《史记》
与档案资料、《史记》与地方志等等课题,不断被开
发,而且都有系列论文发表或专题论著出版,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研究的水平和质量大大提高,80
年代取得了许多重大课题的突破。例如司马迁与
公羊学、《史记》的疑案研究,包括司马迁行年、《史
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太史公”释名、司马
程,有《史记会校会注会评》、《史记研究集成》、《司
马迁与华夏丛书》、《史记系列大词典》等。这几项
·65·大工程均采取协作攻关的形式,汇聚了当代的《史
记》研究精英,完成后的总字数估计约5000万字。
这一系列学术工程毫无疑义是世纪之交“史记学”
的一项大总结,具有划时代的界碑价值。
5.《史记》的普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喜的形势,学术交流扩大,横向联系加强,全国性的
《史记》学术研讨会从1987年以来已举办了五次。
1993陕西省成立了司马迁研究会,促进了总结性
工程的开展。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这是
当代《史记》研究步入黄金时代的一个标志,必将极
大地促进全国各地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
《史记》研究向纵深发展。目前正在进行的协作工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尤其是在20世纪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下逐渐被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所替代，形成了以传统史学和新史学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历史学研究模式。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性，并对两者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以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与变革。
一、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新史学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全新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它试图摒弃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事件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力求揭示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本质规律。
新史学除了注重理论和方法的革新外，还强调对历史文献的批判性分析和对历史事件的多维度解读，倡导将历史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中，以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
在中国，新史学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
20世纪初，随着西方新史学思潮的传入，中国的历史学界也开始了对西方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和接受。
鲁迅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历史写作也受到了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他们试图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批判性分析和对历史文献的全面梳理，为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中国历史学界迎来了一次全面的变革，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重构成为了当时历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一系列与西方新史学接轨的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也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二、传统史学的主要特点及其弊端传统史学，即旧的历史学研究模式，主要以记叙文本为特征，注重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解读，历史事件的叙述和总结，并且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一般都是从单一维度出发，常常忽视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本质规律。
传统史学十分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但却很少对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客观性进而加以批判性考证。
传统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和盲点。
传统史学因其主要依托于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解释常常局限于特定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导致其在面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时显得显得力不从心。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摘要】本文通过对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性展开研究。
在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指出了新史学在中国的兴起背景；其次探讨了研究意义，指出对比新史学和传统史学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历史研究的发展趋势；最后明确了研究目的，即分析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性。
在分别介绍了新历史学的兴起、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区别、新史学的方法论变革、新史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及新史学的局限性。
在对新史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指出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启示，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本文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的理解，还可以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关键词：新史学、传统史学、历史研究、方法论、影响、局限性、发展趋势、启示、研究展望。
1. 引言1.1 研究背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性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对新历史学的兴起、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区别、新史学的方法论变革、新史学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以及新史学的局限性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历史学的发展方向，推动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促进历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对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2 研究意义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新史学的兴起标志着历史学研究的深刻变革，对于推动历史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通过比较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可以更好地发现历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待改进之处，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探讨新史学的方法论变革以及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有助于深化对历史学研究范式的理解，从而提高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对新史学的局限性进行深入剖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新史学的特点和局限，进一步完善新史学理论体系，推动新史学的发展。
研究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性，既有助于加深对历史学研究的认识，又有利于指导实际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近代中国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差异性研究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的历史研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的历史观念被颠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理论层出不穷。
在这个过程中，近代中国的
新史学和传统史学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一、历史研究对象的转变
传统的历史研究主要关注君权、社会阶层和文化传承等问题。
而近代中国的新史学把
目光放在了人民、社会和经济生活等方面。
新史学注重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人民生活
水平和文化传承。
相对于传统史学而言，新史学的视角更加开阔，更为全面。
二、史料搜集和利用的改变
传统的历史研究通常是由官方编纂机构或文人学者从史书、碑、文献等渠道搜集资料，因此历史记录往往是主观的和局限性的。
而新史学更注重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系统地搜集
全面的史料，用科学的方法对史料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更准确、更全面、更客观地展现
历史真相。
三、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变化
传统的历史研究文化浓重，倾向于诠释史料内在的思想和议题。
而新史学则更加注重
客观描述历史的具体情境，并以社会学、经济学、人文主义理论等多个学科范畴的观点来
解释历史事件和事实，全面反映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借鉴了许多现
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如大数据、统计学方法、地图制作工具、虚拟现实技术等，力求真实
地还原历史。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有很大的差异。
新史学注重全面客观地还原
历史真相，秉承现代科学方法，因而成为当今研究历史的主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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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文献学论文
《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 有不可胜计的中外学者阅读和研究它, 因而《史记》早已走向世界, 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史记》作者司马迁是世界级文化名人, 集文、史、哲、经于一身的全能作家。
《史记》全本在朝鲜、日本已流传一千四、五百年, 它的部分传纪在本世纪翻译成俄、英、德、法等文。
前苏联及美、英、德、法等国的汉学家均开展了《史记》的研究。
日本的《史记》研究, 历代累计名家、学者一百余人, 其成就可与中国的“史记学”成绩相颉颃。
所谓“史记学”,就是指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术体系.
近代(1840-1919)这一时期研究者虽然不是很多，但他们的见解体现了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的学术分野，因而不可忽视，姚苧田、陈衍、梁启超等都对《史记》或《汉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姚苧田的《史记菁华录》代表传统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作者“抽挹菁华，批导窾却，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1(《题辞》，姚苧田节评，王兴康、周旻佳标点《史记菁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此书并非对《史记》进行全部评点，而是选取原文的五分之一的篇章和文字，其中列传三十三篇，世家九篇，本纪、表、书各选三篇。
在这些选中的篇章中，他亦并非全部摘录评点，而是大量删节，对于删除部分他也没有说明, 此书评点方式有眉批、夹批和篇末
评语等三种，既有章法结构分析，又有字法句法的探讨，是比较好的一个评点本。
陈衍的《史汉文学研究法》是第一本明确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的专著。
此书注重从文学叙事的角度考察本书的写作特色，以极简洁的言语叙述文学特征，然后从《史记》中举大量例子加以证明，如开篇就讲“是时”、“当是时”的用法，再举大量例子加以论证，令人耳目一新。
总的说来，陈衍基本上还是沿袭明代以来的评点路子，注重文本细读和文法点评，侧重研究《史记》、《汉书》文学手法相同的一面。
刘咸炘的研究也走传统路子，他著有《太史公书知意》六卷和《汉书知意》一卷，总结前人他的评论与明清学者相似，注重史料的真实与否，侧重史法研究，不只着眼《史记》一书，更着眼前人评论，称之为史评研究更为恰当。
刘氏的研究类似于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和《汉书评林》，区别在于前者没有附加原文，且有较多的个人论断，后者以原文为主，在适当的地方附录前人评论。
观点，并有新的阐发，同样偏向传统治学方式的还有李景星的《四史评议》，此书 1932 年由济南精艺公司刊印发行，此书是一部系统的研究前四史的专著，其中《史记评议》、《汉书评议》对《史》、《汉》多所比较。
李氏读书非常精细，对每篇传记的写作意图、篇章主旨都深入发掘，对原文错讹之处进行了考订，表述简明扼要。
韩兆琦总结道：“《四史评议》对于初读前四史的人是一部很有用的书，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理解作品，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而且在如何研究历史、如何欣赏文章、如
何品评历史人物等方面也都能给我们许多启发与借鉴。
”1(（清）李景星著，韩兆琦、俞樟华校点《四史评议》，岳麓书社 1986 年版，第 4 页。
)
真正从现代意义上对《史记》进行研究是从梁启超开始，《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他对写史、读史、研究史的方法总结，他的著述语言通俗，深入浅出，古今中外，如数家珍，他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以白话叙述，更主要的是其分析跳出了古人研究的窠臼，注意到史中人物的社会阶层以及传记中作品与作家的关系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
从书中内部人物身份上着眼，确定两书及其作者的立场，他认为《史记》为“国民的历史”分析颇为新颖。
他也有一些叙事方法的概括，如他认为《史记·西南夷立传》运用了“类概法”，《货殖列传》运用了“鸟瞰法”. 梁启超指出《史记》侧重于文、多主观感情，《汉书》侧重于史、多客观叙述的事实，这一段评论对后世学者启发较大。
此外，鲁迅对两书也有过简略评论，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以极为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史记》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20 世纪以来, 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① , 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②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 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 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 结合西方史
学学理与方法, 考证精严, 论断谨慎, 逻辑分析严密, 极大地推动
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 学”的进展, 突破性成果较多。
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 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 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 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
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
学者借鉴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 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 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1 94 9 至1 9 7 9 年的30 年间, 因政治气候的影响, 学术力量与研究论著较为有限, 《史记》的研究打上深深的时代教条化的文学理论的烙印, 此时段的论文侧重《史记》的人民性、道德观、阶级性等方面的分析, 而文学上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较少。
值得一提的是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季镇淮《司马迁》对司马迁行年和传署的研究, 尤其是季著侧重于用文学纪传的特质来剖析《史记》的纪传文学价值, 堪称佳作。
另外, 陈直对《史记》名称及早期传播的研究, 卢南乔对《史记》体例的研究,侯外庐、任继愈对司马迁哲学思想的研究, 齐思和对《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的研究, 程金造对《史记》三家注的研究, 都独具新见。
同
时,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贺次君《史记书录》、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陈直《史记新证》、钱钟书《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五十八则》也具代表性。
1 9 8 0 年至今,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正
常
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步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80 年代以来, 学者数量激增, 论著超过百部, 论文
超过千余篇。
历史文献与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成为一大潮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进化论的客观运用, 澄清了第二时段
的极左思潮, 心理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学理的引人, 拓宽了《史记》的研究领域。
对司马迁思想和《史记》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等方面的研究, 使《史记》一书的百科全书价值得到彰显,论著的综合性涵盖了司马迁的历史观、政治观、经
济观、战争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意识、历史文学观、美学思想、法律思想、民族思想、人才观、妇女观、天文学、医学见解等。
在各种司马迁的评传和《史记》综论的著作中, 以及数千篇的单篇论文中, 论者都涉及《史记》不同侧面的文学成就评价。
小结:时代的变动导致了学术方法的改变，《史》、《汉》研究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考据走向整体研究。
古代的研究或侧重评点，注重感发，或注重考据，考察字句差异，往往篇幅有限，很多评论虽然精准犀利，可惜没有详细展开，有些评论仅仅下一个断语，没有足够的例子来佐证，有时显得缺乏说服力。
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中国式的评点在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古代学者们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总结出的叙事方法虽然零散、琐碎，但具有中国特色，更适合于本土研究。
通过对历代《史》、《汉》研究尤其是叙事研究的梳理，笔者认为，古代研究偏于感性，缺乏系
统，今人的研究则更注重整体性、系统性，因此，本文旨在立足于古代研究，借鉴中西方叙述理论，一方面利用西方叙述学中适用的概念如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等，对《史记》、《汉书》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立足于中国叙事话语体系，关注中西在叙述学上的交叉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