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诗题“歌”的音乐含义与诗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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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乐府诗简介两汉诗歌中成就最高的是乐府诗。
“乐”是音乐,“府”是官府,“乐府”就是掌管音乐的官署。
乐府机关的任务是,采集民歌及乐调,制定乐谱,训练乐员,并组织文人创作歌辞,供统治者朝会宴饮,点缀升平,官府娱乐,观风施政之用。
后来,“乐府”由官署名称变为诗体名称,其含义也越来越广,最初的含义来说,主要是指民间诗歌和带有民歌色彩的文人作品。
宋人郭茂青《乐府诗集》集中收录了汉乐府,大部分是东汉时期作品,只存六七十首,他们是乐府诗的精华,各以其深刻的现实性和完美的艺术性闪现出奇异的光彩。
继承发扬了《诗经》中的风诗“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各种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
两汉乐府诗的基本主题从整体上看,不同于铺张堆砌的辞赋写作,极力描绘帝国的富庶,京都的繁华,苑囿的壮观,游猎的盛况,对统治阶级的歌功颂德。
而是代之人民用歌声抨击社会的黑暗,抗议阶级的压迫,诉说久役的痛苦,控诉统治阶级的罪恶,谴责世情的险恶,抒发当时人民的愿望追求,表现人民的生活画卷。
1.深刻的反映出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愤情绪,如《东门行》、《孤儿行》、《病妇行》2.反映当时苦乐不均、贫富悬殊的社会现状,揭露骄奢淫逸的豪贵生活,如《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鸡鸣》3.反应兵役频繁,人民苦于久役的时代特点,表达出人们厌恶战争,渴望宁静生活的愿望,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4.表现出两性之间爱与恨的心声,如《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5.表现人世险恶、祸福无常,表达乐生恶死的愿望,如《薤露》、《蒿里》两汉乐府诗的艺术特点1.叙事性强,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叙事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行》、《东门行》等,故事情节的描写都很完整、细致,诗中故事性、戏剧性加强了。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古诗十九首第五讲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的艺术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二、汉代文人诗的代表作《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三、《古诗十九首》选析一、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1、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把现实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像《诗经》民歌一样,汉乐府民歌也忠实地记录了汉代社会的现实。
可以说,《诗经》民歌中反映到的,乐府民歌都有所表现,而《诗经》中没有或较少接触的主题,汉乐府却又有了新的开拓。
例如,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内部生活的揭露。
《相逢行》、《鸡鸣》、《长安有狭斜行》等揭露了他们奢侈荒淫的生活;《孤儿行》、《淮南王歌》揭露了统治阶级家庭里的兄弟骨肉相残,这都是在《诗经》民歌中少见的主题。
就是相同主题的作品,汉乐府民歌在思想深度上也有新的开掘,弃妇诗在《诗经》民歌中往往就事论事,谴责的常只是男子的无情和变化,很少接触剥削阶级的伦理道德等社会原因。
汉乐府的民歌中的弃妇诗就不仅把矛头指向男子本身的薄情和见异思迁,而更把矛头指向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伦理和封建纲常的社会因素,因而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意义。
像《孔雀东南飞》就批判了封建的家长制和门第观念,体现了更强烈的现实精神。
汉乐府民歌的一些题目和题材被后世文人反复摹拟过,建安时代直到六朝,出现了大量的拟乐府,唐代大诗人李白几乎写尽了乐府古题,杜甫推陈出新,即事名篇,写出了《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诗篇,白居易等人发起“新乐府”运动,写作大量揭露社会、反映现实的作品,其精神虽上绍《风》、《雅》,但更近承汉乐府。
这就使现实主义成为一个绵绵不绝的传统。
2、汉乐府的第二个成就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中叙事诗的成熟。
我国的叙事诗萌芽于《诗经》,但其成熟是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诗经》中称得上叙事诗的是《大雅》中的《大明》、《緜》、《皇矣》、《生民》、《公刘》等被称为周族史诗的作品。
其中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但总的来说还缺少完整的情节和细致的叙述。
【古代文学】两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一、生动的故事性乐府大都是叙事诗,非常注意故事的生动性及情节场面的描写。
如《孤儿行》中通过叙事写一个被兄嫂虐待,奴隶般受罪的孤儿形象,反映出他前路茫茫,苦海无边的生活处境。
全诗通过孤儿对自己悲苦命运和内心哀痛的诉述,真实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社会家庭中兄嫂虐待孤儿的严重社会问题,并愤怒谴责了这种不道德行为,是一首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感染力的优秀诗作。
全诗的描写细致形象,对不公平社会的控诉更是鞭辟入里。
为了独占家财,兄嫂把亲弟弟看成奴隶,看成仇人,役使他,折磨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让他不是在外四处行贾,便是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都得干,而大冬天却连一双草鞋都穿不上。
其中一个细节是孤儿因为生活艰苦,在收瓜回家的途中体力不支,瓜车翻倒,周围的人非但没有帮他捡,反而哄抢偷吃他的瓜。
在家中他受尽兄嫂的欺凌,在外又遇到不幸的事情,这些更加让人同情他的悲苦遭遇。
二、鲜明的人物形象乐府诗非常注意描写人物,为了刻画人物,使用的有些手法是具有开创性的。
打开《陌上桑》,开篇便给读者以美好的感受: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
让我们闭上眼睛,仿佛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春和日丽的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一抹朝阳温柔地照在林间的一座小楼之上,秦家漂亮的罗敷姑娘从小楼中款款走出,来到城南的桑林之中,又开始了她一天的采桑工作。
朝阳下的罗敷给读者的感觉是青春、明快、亮丽,“好女”二字道出了罗敷的美丽与可爱,当然“自名”二字却说明了罗敷也以自己的美而自负。
“自名”乃自比、自命之义,非自己取名。
因从东汉其他的民歌和后代诗歌中,我们可以断定罗敷并不是我们诗中女主人公的原名,它是当时美女的代名词,所以《为焦仲卿妻作》一诗中也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
正如先秦两汉时代到魏晋时代称美男子为“子都”一样。
如果说开始几句只是让读者看到罗敷的背影的话,那么接下来,作者就让我们走近了她: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乐府诗的特点_乐府诗概念及赏析起源: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的一个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乐府诗概念及赏析。
汉初,乐府并没有保留下来。
到了汉武帝时,在定郊祭礼乐时重建乐府,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
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
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后来有不入乐的也被称为乐府或拟乐府。
乐府诗介绍: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
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
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
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
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
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
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
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
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汉乐府诗题“歌”的音乐含义与诗体特征
作者:董晓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4期
摘要:汉乐府诗题有着自身的特殊含义,在汉乐府诗题3类构成模式的渐变发展中,“歌”的变化集中地展示了这一音乐文学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汉乐府;模式;歌;音乐风格;诗体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11-02
纵观汉乐府诗题,相较于《诗经》以篇首句为题的单一性,题目形式更加多元化。
《诗经》一般是采取诗句的前两个或是前3个字,而汉代乐府诗题则更多的有着自身的特殊含义。
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诗题中的“行”“吟”“歌”“诗”看做毫无实际意义。
本文重在对题名中含“歌”类作品的研究,以此为切入点,更加清楚地认识汉乐府的音乐特性和诗体文学性,从而为更好地解决汉乐府的相关问题打开一条新的思路。
一、汉乐府诗题的构成模式
基于汉代乐府诗今天保留下来的数量相对比较少,本文所探讨的汉乐府的范围主要是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基础上,参照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所收录的汉诗。
虽然这一范围或许并不完全等同于当时的界限划分,但是,我们相信在现有的条件下,这样的分类比较合理。
通过整理,发现汉乐府诗题的构成模式如下:
1.句首字诗题。
与《诗经》命名方式相同,如《江南》《东光》《薤露》《蒿里》《鸡鸣》《乌生》《平陵东》《王子乔》《大风起》《枯鱼过河泣》《冉冉孤生竹》以及《郊祀歌十九首》。
2.“歌”字诗题。
这一类比较复杂,又可细分为单名“歌”、复合词“XX歌”、“XX歌行”以及“XX歌辞”。
3.含“行”、“吟”、“篇”、“操”、“怨”等其它词语的题名。
其中,含有“行”的题名占据了其中的绝大多数。
三者各自占有的比重不尽相同,第一类最少。
同时,最后一类中时常含有前两类模式的变异形式,如《东门行》《西门行》《孤儿行》等,在首句之中加上了一个“行”字;而《长歌
行》《艳歌行》《怨歌行》《满歌行》《伤歌行》和《悲歌行》这7首则同时含有“歌”、“行”。
3种题名在汉代呈现着纠缠交错而向前发展的态势。
与《诗经》命名方式相同的诗时代较早,以“行”、“篇”等字为名的诗多出现于东汉时期,以“歌”为题的诗的构成则比较复杂,贯穿了整个汉代。
从某种层面上来讲,3类模式之间存在着渐变的发展性,从句首字——歌/XX歌——行的一种演变。
而在这一演变之中,“歌”的变化集中地展示了这一音乐文学的发展脉络。
二、“歌”字题目的音乐风格
乐府诗在中国古代各种诗歌体裁和诗歌品类中特殊而复杂,钱志熙先生认为:“乐府诗,顾名思义,是属于乐章的范畴。
”①王运熙先生也指出:“乐府诗原是乐府机关配合音乐而演唱的歌词。
”②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对歌诗的叙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③“采歌谣”一语也很好的说明了汉乐府所具有的音乐文本特征。
那么以“歌”为题的乐府诗又有着怎样的音乐风格呢?
单名“歌”的作品更多的见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之中。
这一称名,不排除其中的一些是由于时代久远,题名丢失,后代的整理者在对其进行整理的时候为之命名。
但是,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在汉代的史书中的一些记载,如“作歌曰”、“歌之曰”、“歌曰”的记载。
通过对《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粗略检索,“作歌曰”的记载7次,创作者多为贵族;“歌之曰”22次,主体多为百姓、闾里、天下;“歌曰”43次。
可见,将其称名为“歌”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而这类的歌具备怎样的风格和特色呢?
乐府诗集中的《李延年歌》《乌孙公主歌》《赵幽王歌》《李陵歌》《广川王歌》《燕王歌》《广陵王歌》等在逯书中均称名为《歌》,然而这一题名形式上的区别却并未影响到二者的实质。
这一类作品,往往是其自作,是一种对自我情怀的抒发,其演唱的场合多于内堂,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复合词的题名更多的倾向赞美、评价性的歌唱,且多无明确的作者。
《平城歌》《楚歌》(《鸿鹄》)、《戚夫人歌》(《舂歌》;《诗纪》作《永巷歌》)、《画一歌》(《诗纪》说又作《百姓歌》)、《淮南王歌》(《民为淮南厉王歌》)、《卫皇后歌》(《天下为卫子夫歌》)、《李夫人歌》、《匈奴歌》、《离歌》(《诗纪》作杂歌,注云一作《离歌》)、《瓠子歌二首》《牢石歌》《黄鹄歌》《五侯歌》(《长安百姓为王氏五侯歌》)、《上郡歌》(《上郡吏民为冯氏兄弟歌》)、《华容夫人歌》《鲍司隶歌》《五噫歌》《董少平歌》《张君歌》(《渔阳民为张堪歌》)、《廉叔度歌》(《蜀郡民为廉范歌》)、《范史云歌》《皇甫嵩歌》《郭乔卿歌》《洛阳令歌》《颍川歌》(《颍川儿歌》)。
这一类作品中,除《楚歌》《瓠子歌》《黄鹄歌》等个别作品的题名带有明显的诗经命名方式之外,其它诗的题目多非句首字的截取,而是内容上的概括。
然而,虽然均呈现着XX歌的形态,但其内涵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一类是自作,一类类似于代言体,无明确的作者,诸如《民为淮南厉王歌》《天下为卫子夫歌》《郑白渠歌》《颍川儿歌》。
考虑到汉代的采风,可以想见这是这一制度
的成果。
也正是因此,使其歌唱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和对象性,一种口头的言说方式,与单名歌的作品的风格是趋同的,均是一种未经雕琢的质朴情感的展示。
汉乐府诗题的第三种模式,恰恰表现出歌具有的某一方面特征的彰显,其中绝大多数呈现的特点是:首句之字加行或者引,或完全与首字无关,如《长歌行》《满歌行》等。
通过对题名中“歌”、“行”的比较,“行”的叙事与节奏性明显,更倾向于热烈、悲痛的外露情感且有着很强的叙事色彩,其本身的节奏性极大的渲染了其感情色彩。
如《东门行》中“出东门”、“来入门”、“还视后拔剑而出”将一户人家的情状描述的淋漓尽致;《西门行》中“及时行乐”的阐述,从“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反问到“为乐当及时”的肯定,再到“解忧愁之法”的阐述,最后落脚于“年命不可期”的告诫之中;《饮马长城窟行》中“远道”、“梦”、“他乡”的顶针式词语,均使感情在层次、语言中更为强烈。
而“歌”并不叙事,它更多的是一种对自身感情的宣泄或是对于某件事情的感慨与评价,抒情性、随意性强,侧重于抒发相对舒缓、忧伤、苦闷的内在情感。
《陌上桑》(一曰《艳歌罗敷行》)、《怨歌行》《长歌行》二首、《艳歌行》《满歌行》二首、《伤歌行》和《悲歌行》《艳歌何尝行》(一曰《飞鹄行》)这类含行字者,亦具有着“行”诗所具有的音乐节奏感,然而究其本质,依然是一种情感上的抒发。
所谓长歌、艳歌、怨歌、满歌、伤歌、悲歌,除却艳歌具有自身的独特表演程式之外,其余均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
与“行”诗相比,单纯的是在情感上划分层次。
此外,还有另外一类特殊的题名,如《俳歌辞》《后汉武德舞歌诗》。
根据《俳歌辞》的内容描述,其似为表演的一种记录;《后汉武德舞歌诗》,明帝时期,东平王苍进武德舞歌诗,用之于宗庙,结合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歌诗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歌诗”所具有的歌辞含义。
这类的出现代表着时人对歌辞的初步认识。
从以上的梳理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歌本身具有着总体类型化的趋势,从最初的总名概括,到之后其它音乐体式的彰显。
歌之外的其它题名方式的出现,分类愈加精细化,因而某些时候渐渐转变为一类不具特色或难以归类之诗的称呼。
以“歌”命名的作品,无论是单名“歌”还是含“歌”的复合词题目,鲜明的透露着汉乐府的音乐特质,均是一种质朴的情感表达。
三、歌和诗的关系阐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诗体特征
“歌”作为修饰性的前缀,在《诗经》广泛流传的时代,常常被述及“歌诗”“歌XX诗”“歌XX”,并且无一例外的指向《诗经》。
在《诗经》文本中,提到作诗的12次之中5次以歌来指代。
汉代,史籍中大量出现的“诗曰”、“诗云”、“诗不云乎”等指向的均是《诗经》。
由于《诗经》不断被经典化,当时只有为数很少的与《诗三百》同为四言句的作品可以称为诗。
特定的时代和文化限制使得汉乐府在当时更多地被看作是歌,而非诗。
“乐辞曰诗,诗声曰歌”,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断自两汉宜也”。
④然而,对于汉乐府,人们更多的关注其音乐特性和表演特质,往往忽视了其本身所呈现出的诗体文学意义。
本文中我们所讨论的“歌”类题目,广义上来讲贯穿了整个汉乐府。
其诗体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题名整齐化、类型化特质突出;
2.主题多样性,感情和叙事并行不悖;
3.语言自由率性,针对性强;
4.结构不完全讲究句式的整齐和对仗。
这一文学意义在哀帝罢黜乐府之后日益明确,从西汉时期对乐的重视到东汉时期更为关注诗本身的表达与叙述,渐渐冲破了之前礼乐文化的束缚,更加重视情感因素,注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描述,并且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新的语言形式。
虽然文学的因素还不是主流,但是在此已经开始表现出独立的意识,呈现着文学上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