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钱穆的地位与贡献都自不待言。对此，学界已有公论，无需再三引述。即便在学界之外，凭借《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与《论语新解》等著作的风行，他大概也是声名最为显著地现代学人之一。然而，倘若要用一个语词来总结钱穆的人生，我首先想到的却是“一生流亡”。通过钱穆气定神足的著作，或许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但钱穆一生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却都是在“流亡”中度过与展开的。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与北京大学的同人仓皇南下；1945年，抗战胜利，曾任西南联大教授的他由于与主流学界不合，未在受邀北归之列，从此辗转南方各校；1949年，“天地玄黄”之际，钱穆被毛泽东点名批判，出走香港；1967年，已经“功成身退”的他又在香港难民潮的风暴中，仓促赴台；1990年，临近生命终点的他因被指责“非法占用市产”而迁居，成为了台湾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并在同年逝世。一生流亡成为了他终究摆脱不掉的命运。在这点上，钱穆倒是与他毕生追慕的孔子很像--两人都是各自时代中的“丧家之犬”。因此，理解钱穆，必须从诸种脸谱化与符号化的阐释以及故事、传说中解脱出来，回到历史现场。
丰富但不复杂的钱穆
无论是以传统的“士”的概念来界定，还是用现代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去衡量，钱穆在二十世纪中国都堪称楷模。不过，与这段云诡波谲的历史相比，钱穆的世纪人生虽说足够丰富，但其实却并不复杂。“丰富但不复杂”--如此立说，丝毫没有贬低钱穆的意思。评价钱穆，最为合适的称谓想必还是“有情怀的史家”。当然，于己他是“儒者”，于人他是“宗师”，但这些不同层面的身份无疑大都可以视为他的“史家情怀”的自然延伸，是其在学术与教育中对于人生意义的自觉实现。
钱穆一生，可谓“守己有度”。这点不仅体现在无论面对国家与个人的何种境遇，他都始终坚持以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发言，而非尝试直接介入；更表现为他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化，乃是以其思想文化论述为缘起与旨归，背靠历史、面向当下。钱穆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无论被毛泽东批判，还是被蒋介石父子延请，都是名重一时的“事件”。钱穆在两者之间的确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回应都是十分“书生”式的，而非“政客”式的，支撑他选择的除去具体条件的考量，更有他对于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贯判断。赴台后的钱穆，尽管备受礼遇，但其主要精力仍在学术与教育，中国的私学传统也因他从香港新亚到台北素书楼的实践而得以存续。
钱穆重“事功”，但无疑更重著述。他的这些特点与若干纵横捭阖于二十世纪中国政学两界的知识分子，十分不同。所以，钱穆并不是讨论诸如“学术与政治”或者“文人与帝王”一类话题的理想人选。当然，他的一生也有若干进退失据或者显隐失当之处，他的不介入也未必全然出于不想介入，而是也有想介入而不得的缘故。总体而言，钱穆与“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者不同。正如钱穆所言--“不了解写书的人，对其所写的书终有隔阂”，所以在面对其人其书时，了解其为人为学的性格、姿态、策略与追求，也就很有必要了。站在某种后见之明或者现实需要的立场上评价前人，最不足取。否则，即便出于自以为是的好心与善意，也非常容易“谬托知己”或者“强作解人”。
然而，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钱穆一直无法摆脱的却是某种“谬托”与“强作”。似乎他的命运也便是如此：作为一位致力主动回应时代，并且提供超越性的思想文化方案的历史学家，钱穆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却又时常陷入被动，甚至不得不在进退维谷中踟蹰、彷徨、煎熬与挣扎。由于具有人格与学力的支撑，他当然是“一位自视很高的人”；但他在自信的同时，又比任何“谬托”与“强作”者更为清楚自己的本分与限制，从而在多数情况下发言时都能恪守分寸与界限。是故，单纯关注其收获的鲜花与掌声，只能相当表面甚至一厢情愿地认识钱穆的人生与著作；只有明白其挣扎、坚持与超越背后的那份彷徨、困惑与落寞，才能更为准确与通透地理解他是如何在有限的历史可能性中为并世与后人提供了无限的历史想象力。像钱穆这般深具历史感与使命感的人物，从未有过简单的乐观与悲情。所以，看待钱穆也同样应
当如此。
为何“为故国招魂”
试图全面把握钱穆，并非易事，因其学术生涯之长、著作体量之大，在二十世纪中国学人中，罕有其匹。借助代表著作与研究成果了解其人，自然也就成为了一条重要途径。在钱穆的著作中，最具声名者大概首推《国史大纲》；而在对于钱穆的阐释中，最具影响的无疑当属其弟子余英时的相关论述。
1937年，双十节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钱穆与汤用彤、贺麟联袂南下。1938年，他到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任教。其时，同事陈梦家建议他写作一部“中国通史”，“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于是，他历时一年，完成了《国史大纲》，在1939年出版。《国史大纲》以及此后钱穆的诸多著作，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对于写什么、怎么写，甚至为谁写，通常都有十分具体的思考。因此，在评价钱穆的著作及其影响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不能抽象地将他的某个观点等同于他的主张，再等同于他的立场。
在《国史大纲》问世前，当时学界已有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与周谷城等人的《中国通史》一类著作行世，但在顾颉刚看来，“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学术演进，自当后出转精。而钱著的独异之处，不仅在于其能于学术条件--尤其是图书资源十分匮乏的战时“急就”，更在于其以一书而兼“觉世”与“传世”两种效果，迄今在通史著作中独领风骚。之所以能够如此，其弟子严耕望认为，乃是由于此前六年钱穆已在北大与西南联大相继讲授通史课程。正是在此基础上，《国史大纲》得以迅速成书。而原本因为条件所限，不能以史实考证为主，只好以史实发挥为要的体例设计，使得钱穆的通史论述更为契合时代潮流，其影响自然从听众到读者，流播开来。
在《国史大纲》中，最是广为征引者是钱穆在书前手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一即“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此说，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对于中国传统持有批判态度的历史观念不无回应。因此，在接受过程中也就逐渐被看作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论述。时过境迁，当“国学热”悄然兴起，“温情与敬意”在此背景中更是成为了足以与“打倒孔家店”抗衡的思想资源，钱穆也就自然成为了“国学大师”的代表。
以此理解钱穆，当然不能算错。但却不无脸谱化与符号化的嫌疑。钱穆研究“国学”、推崇“国学”，这都没有问题；但他对于“国学”的理解甚至他理解“国学”的方式本身都充满了一种现代精神，这点不应忽略。1990年，钱穆逝世。余英时接连写作了《犹记风吹水上鳞》与《一生为故国招魂》两篇文章。在前文中，他特别指出，钱穆“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是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在后文中，他又专门提及：“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不一一具备。……许多人往往误会他是彻底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事实上，他对于所谓‘科学精神’是虚怀承受的，不过不能接受‘科学主义’罢了”。
钱穆写作《国学大纲》时，正值抗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对于“温情与敬意”的强调，乃是一代士林的“心史”。陈寅恪就曾称道其《引论》是一篇大文章。余英时所谓“为故国招魂”，对于写作《国史大纲》时的钱穆而言，正是实实在在的情形。早在1937年1月，感受到时局危急的钱穆就曾指出：“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同年7月以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至《国史大纲》写作时，半壁江山已经沦陷。此说直接为《引论》所承继，彼时的忧患已经成为此时的境遇，而这对于从北平“南渡”到蒙自的钱穆来说，无疑更是感同身受，一如其在此书扉页上的献词--“谨以此书献给前方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