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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读中国书|余英时|选自《悦读》|现代文阅读题在线测试（附答案）_高三语文_在线做题网怎样读中国书余英时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
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
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
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
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
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
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
”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
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做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
博览也须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
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
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
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
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
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
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
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
看来看去，自然晓得。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
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
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
余英时与中国历史研究：具体方法的视角'近日重读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时，笔者不经意间发现，余先生在标题中喜欢用一个「与」字，比如「士与中国」、「钱穆与中国文化」、「论戴震与章学诚」、「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国史大纲》与史学革命」、「反智论与中国传统」、「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民主与文化重建」等等。
这或许可以表明，余先生对一种姑且称之为「连袂式的研究」有着特别的兴趣。
这种连袂式研究的取意自然是重在考察「与」字前后两个物件之间的关系，但要把这些关系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却并非那么简单。
换句话说，在两个看起来不那么紧密、有些甚至是彼此不相及的物件中间加一个「与」字，是一件有点冒险的活计。
余先生敢于历次冒险且屡获成功的原因，无疑是他在将两个物件连接起来之前，分别对那两个独立的物件本身都已分别有了深厚的了解。
因此，冒险对余先生而言不过是成功的催化剂，可是对笔者来说就具备了其原始的含义，因为对本文标题中「与」字前后的两个物件笔者都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无疑是险而又险的。
然而，一种强烈的动因，使我甘愿这次冒险。
这一动因源自于读余先生著作时的切身感受以及一个合度的视角：研究中国历史的具体方法。
很明显，这既缩小了论题的范围，同时也减小了冒险的程度。
当然，这绝不是说，余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联仅仅发生在具体方法的层面。
之所以选择「具体方法」这一视角，还有另外一层考虑。
笔者注意到，当前国内学界在谈及方法时往往有重「论」的倾向，即过于注重方法论，而对具体方法则有所忽略。
这里有必要对甚么是「方法论」作个简略的解释。
直白地说，「方法论」就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抽象出来的一些认识、原则、规范等。
之所以说今日有重「论」之倾向，是指学者们往往偏重抽象的原则，而轻视具体的方法。
即算涉及方法本身，也更愿意关于「宏观方法」的见解，比如比较的方法、历史的方法、阶级分析法等等。
基于此，本文欲「详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详」，从具体方法的视角对余英时先生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次冒险的探究。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导读：本文《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一）这段时间读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有感于先秦游士对道的追求精神。
《士与中国文化》论述的士和文化的关系，进一步说，是"士"和"道"的关系。
而"士"的内在实质其实差不多是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其内涵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而其外延，却一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发生着改变。
"道"也如此，它既是"天道",也可以是"人道",可以是"政道",也可以是其他的承载着规律性或哲理性的思索。
孔子说："士志于道。
"则将"士"这个群体从此与中国的"道"捆绑在了一起。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他们即使经济上微度贫困，却能‘无恒产而有恒心’，他们往往以道的承载者自居，抱着‘天下有道，则以道殉身。
天下无道，则以身殉道’的理想主义。
他们不是后世‘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秉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践行理想的行动派。
他们认为道尊于势，现实生活中也不免以道从势，以道辅势。
他们中的优秀者为王侯的师友，他们中最不济的在门下当食客，他们中狂放的隐居不仕，凤歌笑孔丘。
他们深知‘天道远，人道弥’，却不愿放弃追求，留下这句流传千古的话‘行不能至，心向往之’。
追求，不考究缘由和结局，忽略过程中的悲伤和喜悦，剩下的就是迷惘。
迷惘从何而来，又何以适从呢？读过很多遍诗经国风中的《蒹葭》，伊人的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可望不可即，诗人顺流而下又逆流而上，千回百转的求索，使整首诗篇弥漫着未知结局、似淡却浓的迷惘和锲而不舍、坚定从容的追求。
迷惘和追求是相伴相生的，就像光亮之下有光和影，爱情之中有爱和恨，为人处事有狷狂和中庸一样。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化担当莩阝英彳文学是人类借助于语言文字以艺术地认识世界和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借以丰富知识、提升智慧、陶冶情感、塑造灵魂的文化资源。
中国古代文学正是这样一份极其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值得我们仔细地品读、深人地体验和充分地阐释，从中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宝藏，为世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贡献独具一格的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汲取传统而面向现实，立足本土而心怀天下，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理所当然、势在必行的文化担当。
在人类心理层面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疑具有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意义与文化价值。
正如钱锺书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无论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强调“心理攸同"、“道术未裂"原本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贯主张。
《孟子·告子下》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
"剥离孟子所谓“理"、“义"特指的“仁义礼智"之类涵义，将“理'、“义"抽象为人类文化积累、文明发展所共有的行为准则、观念准则、精神准则，这不就是东西南北“心之所同然者"吗？《易·系辞下》从反面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能否超越“殊途"而求得“同归"，融会“百虑"而达臻“一致"，这应该是我们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神圣职责，也是我们当今置身世界文化格局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终极追求。
首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人对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历史的研究成果中，撷取价值丰厚、意义深远的概念和命题，在贯通古今、打通中外的文化语境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概念和命题，借以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读《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的感悟作者：刘莹莹来源：《群文天地》2011年第22期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正确的理性认识，才能让中国文化彰显出自己独特的魅力，这样才能真正的达到中国文化的复兴。
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是一本论文集，本书收录的论文主要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是目前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所面临的挑战与转化；二是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政治传统的反智成分；三是从学者对待知识的态度演变入手重新诠释清代思想史；四是借“红学”研究的危机来说明中国学术方法上的问题。
因篇幅所限，现仅就第一个问题来论述。
一、中西方文化价值的探讨文化一词含义有多种。
当我们从语义中来解构文化，不难发现“文”原指各种交错的纹理，它的引申义可多，既可抽象为那些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也可具体指文书典籍，礼乐制度等，若用文表示人伦秩序，则组成“人伦”。
人伦是中国传统的词，它是以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规定了人际关系的走向，也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基本概念之一。
而“化”原指的是二物相接之后，其一方或两方有所改变其形态，由此引申为教化，感染之义。
文与化合在一起就如《易经》说：“观乎人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种“以文教化”的思想是中国先哲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是区别与西方“神文”倾向的文化。
赫尔德认为文化是一整体的概念，各种文化都有它们各自的独特之处，不能简单的把欧洲的文化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准则。
“西方文明的基因中呈现出一些排他、独断与绝对、扩张与进取的特征。
”而中国基因更多的呈现为包容，尚中庸与不争、内敛与保守的特征。
为何中西方的文明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余英时先生从价值系统入手，他认为在于中西方对价值世界与实际世界的关系见解不同。
他说道：“中国人对于此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作穷究到底，这便是庄子‘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态度。
西方人的态度却迥然两样，他们自始便要在这一方面‘打破沙锅问到底’。
怎样读中国书（1991年）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
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
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
《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
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
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
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
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
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对“谁”谈“读书方法”？这个“谁”—对象定了之后方可具体谈这一问题）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
《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
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
“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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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我们今天怎样读中国书
发表时间：2010-1-17 20:27:00 阅读数次： 39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莫过于朱熹。
《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间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
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
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功夫今天已不可能。
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
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
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遏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
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
”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
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
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
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
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
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
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
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的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
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
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
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
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
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
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他法，只管看，便是法。
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必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
看来看去，自然晓得。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
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
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
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
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
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
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
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
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
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
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
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
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
”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
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
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的这几句话。
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
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
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人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
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
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
中西会通是学成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
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
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地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
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
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
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含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
西方书也是一样。
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
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
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
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
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
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
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烈。
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
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
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
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120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
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
我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传统，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都保持未变。
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
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
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
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
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来源：《教师博览》200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