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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关汉卿笔下的女性形象——以窦娥、谭记儿、赵盼儿为例关汉卿是元代杂剧的奠基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
有关关汉卿生平的资料缺乏，只能从零星的记载中窥见其大略。
关汉卿是一位熟悉勾栏伎艺的戏曲家，《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
明代臧晋叔《元曲选·序》说他“躬践排场，面敷粉墨。
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
关汉卿在元代前期杂剧界是领袖人物，玉京书会里最著名的书会才人。
据《录鬼簿》、《青楼集》、《南村辍耕录》记载，他和杂剧作家杨显之、梁进之、费君祥，散曲作家王和卿以及著名女演员朱帘秀等均有交往，和杨显之、王和卿更见亲密。
关汉卿的杂剧内容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弥漫着昂扬的战斗精神，关汉卿关汉卿生活的时代，政治黑暗腐败，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他的剧作深刻地再现了社会现实，充满着浓郁的时代气息。
既有皇亲国戚、豪权势要葛彪、鲁斋郎的凶横残暴，“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血淋淋现实，又有童养媳窦娥、婢女燕燕的悲剧遭遇，反映生活面十分广阔；既有对官场黑暗的无情揭露，又热情讴歌了人民的反抗斗争。
慨慷悲歌，乐观奋争，构成关汉卿剧作的基调。
在关汉卿的笔下，写得最为出色的是一些普通妇女形象，窦娥、妓女赵盼儿、杜蕊娘、少女王瑞兰、寡妇谭记儿、婢女燕燕等，各具性格特色。
她们大多出身微贱，蒙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凌辱和迫害。
关汉卿描写了她们的悲惨遭遇，刻画了她们正直、善良、聪明、机智的性格，同时又赞美了她们强烈的反抗意志，歌颂了她们敢于向黑暗势力展开搏斗、至死不屈的英勇行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奏出了鼓舞人民斗争的主旋律。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传统的文学写作中，女性或是误国误民的洪水猛兽，或是思妇怨妇，或是被摆上各种档次的“人肉筵席”，充当被男性把玩的对象。
然而，关汉卿却以饱满的热情为妇女歌唱，改写了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
关汉卿总能以磅礴的才思、扛山拔鼎的笔力，摧枯拉朽的批判威力，为最底层的女性伸张正义，对元代黑暗的现实作了否定性的猛烈抨击。
浅析元代杂剧的女性意识作者：曾美桂来源：《现代交际》2017年第22期摘要：元代是一个儒教思想稍有削弱、各种思想混杂的朝代，儒士的地位低，他们为当时处于不公平地位的女子代言，塑造了一批有女性意识的女性形象，她们反抗强权和夫权，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是文学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
关键词：元代杂剧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22-0106-02元代杂剧是元代文学的代表，成就很高，元代可以说就是中国戏曲的巅峰时期，元杂剧就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所以，无论是内在思想本质，还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元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很独特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的。
大批沦落到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他们转而从事杂剧创作，他们能够体会同样在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苦难和辛酸，用杂剧的形式反映她们日渐觉醒的女性意识。
一、古代女性地位与女性意识女性一向被认为从属于男性，早在周代，男尊女卑便已被社会普遍认可。
如《周易·系辞传上》就对男女的社会地位作了说明：“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可见在周代男尊女卑的观念就被定位，而《史记·周本纪》里说：“古人有言‘化鸡无晨。
牡鸡之晨，惟家之索’。
今殷王封维夫人言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通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稗暴虐于百姓，以奸究于商国。
”认为女人是红颜祸水。
《诗经·小雅·巧言》里也说女人导致亡国：“褐宗周，褒拟亡之”。
儒家教条还明确了男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女子应遵守的规范，如《论语·阳货》规定在婚姻上男女要有别，“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
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
”“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
”儒家的这些教条成为以后女性的规范。
到了汉代的大儒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 （《春秋繁露·卷十二》）班固进一步发展了董仲舒的理论：“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
odern chinese M17XIANDAI YUWEN2012.06学研究文元清明三代是我国戏曲发展的高峰期，涌现出大量的杰出剧作，宛若一朵朵盛开的奇葩。
这与戏剧家们的精心创作、潜心修学密切相关，他们用艺术的手法为我们展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人物风貌。
他们身上体现的不单单是人物的个性，更是当时社会精神的聚焦。
而戏剧中的女性形象总是深深触动我们的心，她们的身上有劳动人民善良勤劳的品格，有贵族小姐反抗世俗的勇气，有青楼女子的勇敢正义，有丫鬟婢女的机智热心，有农村少女的青涩痴情。
下面让我们来细看一下这些生动的女性形象。
第一类是以窦娥和赵五娘为代表的劳动妇女形象。
窦娥是关汉卿《窦娥冤》中的女主公，关汉卿在作品中创作出一个具有全民意义的善良妇女形象。
她自幼就饱受苦难，三岁丧母，七岁给人当童养媳，结婚不久死了丈夫，紧接着张驴儿父子又给她带来新的苦难，昏庸的官吏为了几个臭钱，剥夺了她的生命。
透过其悲惨遭遇，我们可看出她坚强、善良的性格。
窦娥坚持自己的原则，张驴儿的各种迫害没能改变她的本性。
她正直不屈，在太守面前“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也不屈打成招。
在生死关头，为了救年迈的婆婆，她甘愿自我牺牲，这是一个坚毅不屈、正直善良的女性人物形象。
高明《琵琶记》中则塑造了一个在家吃糠咽菜，侍奉公婆，公婆死后卖唱乞讨，赴京寻夫的善良淳厚的妇女形象。
剧中最感动人心的是“糟糠自厌”那段，赵五娘从充饥的糠粃想到自己的身世、离别、生与死的犹豫以及她的坚贞自许，同时“乞丐寻夫”中赵五娘一字一泪的描写，也为我们展现了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善良妇女的典型悲苦生活！封建社会给予窦娥和赵五娘这类善良劳动妇女的是深深迫害与悲惨命运，她们成为黑暗社会的牺牲品。
第二类是以崔莺莺和杜丽娘为代表的贵族小姐形象。
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一个美丽，又具有生命、青春觉醒意识的相国小姐。
她的美丽不仅使张生为之倾倒，还有老的、少的、男女僧俗，甚至连法本也凝眺。
元代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成熟期”。
元代统一全国后，从文献资料记载来看，随着北曲杂剧风行大江南北，瓦舍勾栏也遍及全国各地。
在《元曲选》及《元曲选外编》中“旦本”戏共50多种，其中那些不平凡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元杂剧中最优秀、最有特色，影响也最大的形象，为元杂剧赢得了很高的声名，也是元以前任何女性形象所不及的。
1. 机智勇敢的谭记儿 机智勇敢型的一代表是《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她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杰出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她的机智勇敢，她的乐观主义和斗争精神，使她以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屹立于中国文学人物的画廊。
谭记儿的聪明机智主要表现在为捍卫自己的美满婚姻勇敢地同杨衙内进行斗争上，谭记儿是个年轻寡妇，经人介绍白士中结为夫妻。
她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婚姻，所以当白衙内要来破坏她的婚姻时，她能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捍卫幸福的爱情。
在望江亭，她以婆身份为掩护，以切脍献计为借口，以姿色为诱耳，一改贵夫人那种温文尔雅的谈吐，雍容华贵的气魄，绝不再让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思想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地完成了接近衙内，麻醉衙内，偷取金牌势剑文书，胜利返回四个步骤，唱出了“俺两口儿做一个中秋月儿圆”[1](p1668)的凯歌。
谭记儿那捍卫爱情奋不顾身的泼辣豪爽，机智勇敢的精神，使谭记儿这一形象光彩照人，永久不衰。
这一人物的思想性格中的闪光面，最易为下层人民所理解，所赏识，体现出自然纯真的通俗美。
2. 热心助人的红娘《西厢记》中的红娘是一个次要角色，但在剧中却起到主要角色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
她一出场就给人以聪明、机智、活泼、的感觉。
当张生初次与红娘对话时说“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娘立刻训斥道：“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
”还心直口快地说出小姐潜出闺房曾受过夫人责备，“是她亲女，尚然如此，何况以下伺妾乎？”又说：“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此事呵，决无干休。
鉴赏戏剧中人物形象发言稿元曲大家关汉卿的《窦娥冤》是元杂剧悲剧的代表作，其中窦娥的形象复杂又有多重性。
她善良孝顺、恪守妇道，是中国古代传统女性的典范。
但窦娥的性格里有着同时代其他女性所不具备的反抗精神，尽管这种反抗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它却展现了当时女性意识的觉醒。
她三岁失母，七岁被父亲遗弃，作为童养媳被养在放高利贷的蔡婆婆家，长大后嫁给蔡婆婆的儿子，一年后丈夫患病去世。
在悲剧的内核下，从“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需应口”可以看出，在造受了一系列变故后，窦娥依然是一个善良孝顺的女子。
她对蔡婆婆的孝，除了两人相处十几年的情感外，还在于封建礼教中“孝”的观念。
窦娥是在封建礼教的要求下体现出看起来近乎夸张的孝道，赴刑场绕道走，以生命和名声为代价保护婆婆，担心婆婆的晚年。
关汉卿越是刻画她的善良、孝顺，就越发凸显出她的悲剧命运。
在当时的社会，女性的权利都是家庭赋予的，处在男权社会中的妇女去争取权利是极度荒谬的。
当蔡婆婆和窦娥面对恶棍张驴儿父子的时候，无法与之对抗，只能忍辱妥协。
而妥协是悲剧的开始，面对恶根的威胁、婆婆的相劝，窦娥并未违背妇德，坚守了本心。
窦娥的反抗不仅仅是对张驴儿野蛮行径的反抗，更是对社会秩序、男性霸权的反抗。
张驴儿父子的行径无异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
本来有法律可作为受害者的保护伞，奈何官吏贪污，腐败严重，官府倒成了帮凶。
以窦娥为代表的劳动女性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忍辱服从；另一条便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窦娥选择了后者。
在悲剧发生之前，窦娥是一名向现实妥协的失声者，幼年被父亲用以抵债，无以反抗；成年丧夫之后，迫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她安分地作了一个恪守妇道的遗孀：而在悲剧即将到来之时，窦娥骨子里的反抗精神终于令她发声了，她毅然决然地拒绝张驴儿的霸权，绝不屈从。
后来，她在面对栽赃陷害时，又冷静而详尽地间环了己的青自，奈何百姓的话语权在金钱与权利的淫威之下毫无分量，最终窦娥血染尺素，以悲剧收场，悲剧发生之后，曾经的失声者化为鬼魂，它面对社会的不公发出了时代最强音“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是窦娥对于现实的控诉，也是作者对于时代的控诉。
宋元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引言宋元时期是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阶段，许多经典作品涌现出了丰富多彩的角色形象。
在这些戏曲作品中，女性形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展现了不同的人物特点和社会地位。
本文将对宋元戏曲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分析。
一、婉约与豪放：南宋时期女性形象1.南宋时期，伴随着文人士大夫的崛起，婉约美成为当时文化审美的主流。
在戏曲中，女性形象往往具有柔美、温柔、善良等特点。
2.代表性角色：包括杨贵妃、白蛇精等，在表演上强调唱腔优美、舞姿婉约。
二、刚强与狡黠：元代时期女性形象1.元代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女性形象也因此呈现出不同于南宋时期的新面貌。
2.具有坚毅勇敢、聪明机智等特点的女性形象在元代戏曲中频繁出现。
3.代表性角色：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马丹阳》中的娘子军等，她们在剧情中扮演重要角色，展示了女性的智慧和勇气。
三、社会角色与命运：宋元女性形象对比1.南宋时期女性多处于家庭生活之中，家庭地位高，但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而元代女性则更多涉足社会、参与政治等领域。
2.女性在戏曲中的表现也反映了这种不同：南宋时期注重爱情、婚姻等主题，在表演上强调柔美唯美；元代则偏向宏大史诗故事，更突出女性参与社会实践的形象。
四、影响与价值：宋元戏曲中的女性形象意义1.宋元戏曲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样、立体生动，为后世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灵感。
2.这些形象揭示出当时社会对于不同类型女性的认知和评价，反映了历史背景和文化观念的变迁。
3.总体上，宋元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呈现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身份的女性形态，展示了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结论宋元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南宋时期主要表现为婉约柔美，而在元代则显示出刚强勇敢等特质。
这些形象不仅丰富了戏曲艺术，还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认知。
通过对这些角色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元时期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变迁。
探究元代历史背景下窦娥的形象作文说起窦娥，那可是元代戏曲中的一个经典人物形象。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窦娥的遭遇和她所展现出来的性格特点，真的是让人感慨万千。
元代，那是一个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困苦的时代。
窦娥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
她本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子，有着平凡的愿望，只想安稳地过日子。
可命运却跟她开了个大大的玩笑。
窦娥的身世就挺可怜的。
她年纪轻轻就没了母亲，父亲又为了赶考，把她卖给了蔡婆婆当童养媳。
这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说，得多无奈啊！来到蔡家，窦娥没有抱怨，勤勤恳恳地操持着家务，照顾着蔡婆婆。
她心里想着，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日子苦点也能过。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打算放过她。
蔡婆婆的儿子去世了，这让窦娥和蔡婆婆的生活更加艰难。
可窦娥没有被打倒，她依然坚强地支撑着这个家。
后来啊，窦娥遭遇了张驴儿父子的欺负。
那张驴儿父子简直就是无赖中的无赖！张驴儿想霸占窦娥，窦娥坚决不从。
这窦娥，性格那叫一个刚烈！她怎么可能容忍这种无耻之徒的欺负呢？可就是她的这份坚决，给自己惹来了大祸。
张驴儿心生歹意，竟然想毒死蔡婆婆，然后好逼窦娥就范。
结果呢，阴差阳错，张驴儿的父亲喝下了那碗毒药，一命呜呼了。
这下可好，张驴儿反咬一口，把窦娥告上了公堂。
那时候的官府，黑暗得很呐！官员收受贿赂，根本不公正断案。
窦娥在公堂上，声声喊冤，可没人听她的。
她那绝望的眼神，真让人心疼。
窦娥心里明白，自己是清白的，可这世道不公，没人给她做主。
最终，窦娥被屈打成招，判处了死刑。
在刑场上，窦娥发出了那三声著名的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
这是她对这个黑暗社会的控诉，是她内心愤怒和不甘的宣泄。
你想想，一个弱女子，被逼到这份上，得是遭受了多大的冤屈啊！她原本只是想过个平静的日子，可这社会却容不下她。
元代的社会，百姓没有地位，法律被权贵玩弄于股掌之间，像窦娥这样的无辜之人，只能成为牺牲品。
窦娥的形象，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她代表了无数在黑暗中挣扎、受苦却无处伸冤的百姓。
从元曲四大爱情剧中的女性——看元代妇女地位的变化由于长期受儒家学说，程朱理学和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的影响。
中国古代少女一直处于被压迫被束缚的地位。
但是到了元代，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封建传统观念有所松动，妇女地位开始慢慢得到重视。
其中，妇女其身为争取地位而同传统封建礼教进行的抗争尤为重要。
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元代文学史上涌现出一大批描写美好爱情的作品。
其中《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更被誉为“元曲四大爱情剧”。
剧中塑造了一批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为了爱情从而与封建礼教进行抗争的光辉的叛逆女性形象。
关键词：元代妇女地位叛逆爱情导言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妇女全部的人生理想就是希望于美满的婚姻生活，这在一些熟语如“夫荣妻贵”等一类词中就可以看到。
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是在不断提高的。
以《诗经》到《红楼梦》，中国文学涌现了众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古代妇女观的不断进步。
其中，元杂剧的婚恋题材中的女主人公就十分引人注目。
元代是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的时代，随着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不同的文化交融碰撞，不同思想意识的相互交战，使得中国女性更加大胆地追求幸福美好的婚姻，不在逆来顺受，自甘卑弱。
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拜月亭》、白朴的《墙头马上》与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人们习惯称之为“元曲四大爱情剧”。
剧中的女主人公分别是崔莺莺，王瑞兰、李千金和张倩女。
她们的性格与命运有相似的一面，又有独特的个性，在她们的身上共同闪耀着一种叛逆和抗争的光辉，从中我们会真切感受到中国古代妇女的精神美以及元代妇女地位所发生的较之前代不同的变化。
（正文）一、造成中国古代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来看看中国古代的妇女问题。
妇女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中国古代妇女一直处于社会非常低层的地位。
首先，中国古代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从属地位是决定妇女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
元代戏曲中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引言元代戏曲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艺术形式之一，承载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内涵。
其中，女性形象在元代戏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体现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认知和评价。
本文将围绕元代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展开比较研究，旨在探讨其特点、变迁以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1. 元代戏曲中的女性角色类型元代戏曲涵盖了众多不同类型的女性角色，包括主角、配角以及特定类型的角色。
例如：•女扮男装：在元代戏曲中，常见女性扮演男性角色，如《窦娥冤》中的窦解等。
•女仆或侍从：这些角色通常是贵族家庭或权贵家族的仆人或卫士。
•贞洁美德者：象征纯洁与善良，并常被赋予官员妻子、贞节烈妇等身份。
•放荡风浪者：这些角色多数具有个人独立性和解放精神，如《西施》中的西施等。
2. 元代戏曲中女性形象的特点与评价元代戏曲中的女性形象有以下几个特点：a. 爱情与婚姻元代戏曲中经常描绘女性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
有些角色表达了对真爱的渴望，而另一些则追求自由婚姻。
b. 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女性在元代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但在戏曲中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女性角色往往是社会权力争端和冲突的背景。
c. 性别、美貌与审美观念元代戏曲中，女性形象被理想化为拥有杨贵妃般的美貌，并且寄托了当时流行的审美观念。
3. 元代戏曲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与文化影响元代戏曲中的女性形象随着历史演变发生了变化。
例如，在早期元代，许多剧作强调妇德婚姻忠诚，强化了家庭伦理观念。
后期元代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则更加注重角色的个人价值和独立性。
这些变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女性地位的改变。
元代戏曲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塑造了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和价值观念的认知。
结论通过对元代戏曲中的女性形象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类型女性角色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评价。
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元代社会及其文化背景下女性形象的认知与塑造，以及对后世艺术、文化以及社会演变产生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2-09-17作者简介：李彩云（1980 ），女，宁夏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滕桂华（1974 ），女，新疆阿勒泰人，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
2012年12月第31卷第12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Dec.2012Vol．31No．12元代包公戏中狠毒女性形象述论李彩云，滕桂华（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疆伊宁835000）摘要：元代包公戏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剧作者通过这二十几位女性形象向我们展示了元代社会特殊的经济、政治及文化风貌。
剧本中狠毒的女性形象包括怂恿软弱的丈夫去谋财和怂恿丈夫去谋财并害命两类，在贪婪、凶恶和狠毒程度上，后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和对社会的危害都甚于前者，后一类女性形象更为可恨。
关键词：包公戏；狠毒；女性形象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2x （2012）12－0045－03元代戏曲题材多样，公案剧是其中重要且贯穿始终的题材，这与元代社会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密切相关。
包公戏是元代公案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典戏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元代包公戏中女性形象众多，这些女性形象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特点，因此元代包公戏女性形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研究元代包公戏中女性形象，能够推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体系的完善，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理论研究；能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叙事性文学的特征，了解元代深层次的社会意蕴；透视元代特定时期文人的情感倾向、人生价值观及其审美心态等。
笔者以元代杂剧中的包公戏和南戏中的包公戏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共十二种［1］。
女性形象是元代包公戏剧本中的重要人物，在不同的剧本中，其角色也不尽相同，每位女性在每一个剧本中的戏份也不同。
这些女性在剧本中的角色有旦、正旦、贴旦、搽旦、旦儿、大旦等，“正旦”是剧本女性中戏份最多的角色。
十二本包公戏中《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和《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是旦本戏，即女性在这些剧本中角色都是正旦，她们在剧中是一人主唱到底的女主人公。
经笔者统计，元代包公戏剧本中共有二十四个女性人物：三个女性是剧中主人公，承担着主要演唱任务，其余二十一位均为次要人物，但这些次要人物剧作者亦刻画的栩栩如生，对于凸显剧本主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其中狠毒女性王腊梅、刘天祥妻等性格的刻划对于推动剧本情节具有重要的作用，间接反映出元代社会儒家思想逐渐松动，民间对于情开始逐渐觉醒，已经开始自觉追求这一情感取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剧中狠毒女性形象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笔者尝试对元代包公戏剧本中的狠毒人物形象做进一步地研究。
全文主要从元代包公戏剧中狠毒女性形象分类及其体现出剧作者的情感倾向和审美心态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元代包公戏剧本中刻划了众多丰富复杂的狠毒女性形象，她们性格多样，富有典型性，她们或霸道或狠毒。
从这类女性身上我们可以透视元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剧作者通过她们向观众和读者展现出元代特有的文人心态。
非旦本戏中的女性，虽然是配角，但剧作者将其刻划得同样精彩，有其自身的艺术价值。
元代包公戏中狠毒的女性形象较多，通过梳理十二个剧本，可以将这些女性形象进行如下分类：主要分为怂恿软弱的丈夫去谋财和怂恿丈夫去谋财并害命两类，这一类女性在剧中角色均为次要人物，没有一人是主人公。
在贪婪、凶恶和狠毒程度上，后者对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和对社会的危害都甚于前者，后一类女性形象更为可恨。
一、怂恿丈夫去谋财的女性形象《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中刘天瑞夫妇带着三·54·岁孩儿安住出门躲避饥荒，夫妇在外染病，双双亡故他乡，临终前将安住和与大哥签订的合同文字一并托付于好心的张秉彝夫妇，恰二人无子，视安住为亲生，精心将其抚养长大，并在安住考中举后告知事情真相。
于是安住携父母骨骸回乡认祖归宗，然而刘天祥的妻子怕家产被安住取回，于是设计骗走了安住的合同文字，不承认安住的身份。
安住的伯父刘天祥刘天祥胆小惧内，对其妻言听计从，在其妻的怂恿下也不认安住，刘妻一心要将刘家财产谋给自己的女儿，此女是其与前夫所生，此时已经长大成人，并招赘女婿住进刘家。
该剧为末本戏，刘妻在剧中担任搽旦一角，刘妻贪婪之极，骗取了安住的合同文字后，真面目立即暴露，既不承认见到合同文字，也不承认安住的身份，恨不得致其于死地，其凶恶奸诈的本性暴露无遗。
刘天祥软弱无能，尽管其可怜侄儿安住，但迫于妻子的威严，在刘妻的怂恿逼迫下不得不听从她的指挥，最终完全失去了亲情和人性。
《包待制智勘后庭花》赵忠妻张氏心肠狠毒，为达到一己之私，不择手段，其见到皇帝赐予丈夫赵忠的妾王翠鸾时，便起了杀人之心：“王庆你来，你如今将他子母二人，或是勒死，或是杀死。
我只要死的，不要活的。
只在你身上，干的停当，待死了呵，回我话来。
”①于是全剧才有了两桩谋杀案，且被害者皆为无辜之人。
二、怂恿丈夫去谋财并害命的女性形象《神奴儿大闹开封府》中王腊梅贪婪家产唆使其夫李德义和他的兄长李德仁分家，气死李德仁后，王氏又想独吞王家财产，于是设计害死李德仁的独子神奴儿，神奴儿化作鬼魂，大闹开封府，最终使得包公为其申冤。
该剧中王腊梅为搽旦一角，李德义和王腊梅是半路夫妻，李德义软弱无能，在家中既无地位，也无主见，一概听从妻子命令。
王腊梅本性贪婪、凶恶。
他贪恋李家家产，在明知李德仁不会分家的情况下，唆使李德义提分家之事，致其兄于死地，后连一个孩子也不放过，威逼利诱使其夫用绳子勒死神奴儿，且言“你往黄泉做鬼去，休要怨我”，这更显露了她凶恶、自私的本性。
贪婪使她一步步泯灭了良心。
剧本中王腊梅对自己的丈夫和李家的感情都表现得十分淡漠，她毫不顾念夫妻之情或骨肉亲情，冷漠自私。
《玎玎珰珰盆儿鬼》中杨国用在街上找人合伙做买卖时，听信相士贾半仙言其百日内有血光之灾，于是出门暂避灾祸，避灾期间赚得一些钱财，于返家途中住店时被店主盆罐赵妻撇枝秀无辜谋害，更为惨痛的是他的骨灰被做成盆儿，送给张撇古，其死得冤枉，鬼魂便依附于盆儿中。
最终在张撇古的帮助下，杨国用之魂到开封府喊冤，终于惩治奸人。
该剧为末本戏，受害者杨国用为正末，即全剧男主人公，其命运之悲，受害之深均由其主唱的唱词表现出来，剧中残害他人的盆罐赵为次要人物，扮演角色为“净”，是全剧矛盾冲突的推动者及施害者，值得注意的是，全剧矛盾有一个催化剂在起着关键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个催化剂，矛盾无法正常展开，这就是盆罐赵妻撇枝秀，撇枝秀在剧中担任搽旦一角，当丈夫盆罐赵好自休息之时，撇枝秀的双眼已经盯上了杨国用的钱财“搽旦做一眼瞅担儿科”。
且云：“适才有个客人投宿，挑着两个笼儿，不知诺多本钱，好生沉重。
他如今睡了，你不下手，更待几时？”于是盆罐赵便起了杀人之心。
可见撇枝秀心肠狠毒，自私自利，不但自己做伤天害理之事，还怂恿丈夫去谋财害命，更为可恨的是当盆罐赵将杨国用杀死后，撇枝秀竟云：“那厮杀了也。
留这死尸在家里也不了当，不如拖他去窑里烧了罢。
”足见其丧心病狂，没有一丝怜悯之心，在撇枝秀的怂恿下杨国用的尸身被烧成灰，做成一个盆儿。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元代包公戏剧本中这类女性普遍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在元代社会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经济地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而经济地位的提高就决定了其在家庭中有相应的话语权，这必然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带来冲击［2］33。
元代文人普遍刻划这一类女性，且以否定的态度出现也间接流露出他们对这一社会现实的不满。
三、剧作者对狠毒的女性表现出极为深切的憎恶和批判元朝实现了南北大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纷争频仍、对峙混乱的局面，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忽必烈在中统和至元年间，屡颁禁令，禁止权豪势要扰民圈地，侵害农业发展；他甚至下令把荒地分给无田的农户，减免赋税，大力兴修水利。
这一系列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我国城乡的手工业、商业，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缓慢发展后，也走上了繁荣的道路。
此时交通空前畅顺，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市场，加之朝廷重视商业经营，摒弃了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以功利诱天下”，于是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
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大力发展的基础上，许多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如大都，它既是元代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居民达四五十万。
杭州商贾聚集，经济尤其繁华。
此外，北方的真定、大同、汴梁等，南方的扬州、镇江、·64·上海、庆元、福州、温州等地，均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这些大中型城市大量涌现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的逐渐壮大。
市民阶层不同于农民阶层，也不同于以往和农民阶层相对立的统治阶层，他们生活于城市，是城市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靠自己的手艺或者作坊谋生，有些人甚至就是杂剧演出的人员，他们生活于城市经济的中下层，或者是最底层，市民阶层中一个重要但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就是财产继承和家庭纠纷。
随着程朱理学影响的下降，市民阶层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特别是女性对礼教的反叛，以至孔齐在其《至正直记》中说：“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
”［3］由于身处社会底层，这些失意的文人对于世风的变化异常敏感，儒士们痛感女性道德沦丧，于是元代杂剧作品出现众多令人憎恶和批判的女性。
对于这些女性的描写和刻划大多集中于财产继承和家庭纠纷问题，这成了元杂剧所反映题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包公戏中《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玎玎珰珰盆儿鬼》都是描写这一类题材的典型代表剧作。
这些杂剧剧本中都毫无例外地刻划了狠毒的女性形象，即刘天祥妻杨氏、李德义妻王腊梅、盆罐赵妻撇枝秀。
这些女性都属于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阶层。
刘天祥妻杨氏为了谋夺刘家财产，骗取了侄子安住的合同文书后不认安住，甚至于欲致其于死地；李德义妻王腊梅为了霸占李德仁的家产指使其夫气死李德仁，并杀了其子神奴儿；而盆罐赵妻撇枝秀对出门避灾的杨国用的钱财起了歹心，指使盆罐赵杀之。
这三个女性狠毒之心均因钱财或者家产而起，他们都是生活于市民阶层底层的女性。
只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中赵忠妻张氏这一狠毒女性的描写是因为丈夫纳妾而生杀人之心，且张氏生活于市民阶层的较高层，她的狠毒是由于一夫多妻制而起，因为嫉妒和醋意致出人命。
剧作者在描写这些女性形象时，对于其一言一行没有丝毫的留情，笔墨言语间透露出对于这些女性的深切地憎恶和批判。
剧作者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融入了他们自己的情感倾向，他们对于这些女性进行否定，以批判的方式表现了元代文人特定时期的人生观和审美心态。
由于本文作者的能力有限，对于元代包公戏中狠毒女性形象的研究只能言尽于此，期待能够对包公戏整体成就研究有所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