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对外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作者：涂鸣华李彬来源：《对外传播》2019年第01期党历来关心对外新闻传播工作，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重视。

仅就管理机构而言，早在1980年4月，党中央就成立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

1991年又成立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2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改名为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历经多次机构改革，对外新闻传播的管理机构始终阵容整齐强大。

此外，在1986年底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此后从1990到2012年，几乎每年召开一次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外宣工作的重要性，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有涉及到对外宣传的内容。

可以说改革开放40年，就是党中央重视和关心对外宣传工作的40年。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对外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处在亟待加强的阶段，它表现为四个不匹配：一是同党中央重视对外宣传工作的程度不匹配，二是同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蓬勃发展不匹配，三是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现状不匹配，四是同对外新闻传播史研究本身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性不匹配。

在此本文通过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有关对外新闻传播史的相关研究，回顾这个学科发展歷程，展望未来学科的发展前景。

一、发展历程研究对外新闻传播史，涉及对外新闻传播、对外传播、国际新闻传播、对外宣传等相近似概念的辨别。

有学者认为，国际新闻传播是大众媒体开展的国际信息交流活动，立足点在于国际；对外新闻传播是我国通过大众媒体对外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立足点在于国内。

同时对外新闻传播被认为是狭义的对外宣传，因为对外宣传亦包含对外交流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以及其他各类活动。

①因此对外传播从涵义上近似于对外宣传，但在实践操作上，一般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和对外新闻传播时常会通用，本文也采用这样的做法，避免纠缠于细枝末节。

而对外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具体内容，现有的研究包括管理政策、机构事业、人物、报道内容、观念变迁、教育和人才培养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摘要】本文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进行了探讨，以《大公报》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在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在分别阐述了《大公报》在历史地位上的重要性，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传统范式，以及转型与发展的进程。

探讨了以《大公报》为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并展望了新闻史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总结了本文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启示，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

通过对《大公报》的案例分析，有助于拓展对中国新闻史的认识，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关键词：《大公报》，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演变，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历史地位，传统范式，转型与发展，新闻史研究方法，未来发展方向，启示，总结。

1. 引言1.1 研究背景《大公报》作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报纸，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通过对《大公报》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面貌，以及新闻传播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

《大公报》的兴起和发展也反映了中国新闻行业的演变过程，为我们探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提供了宝贵素材。

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探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特别是以《大公报》作为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助于揭示新闻传播领域的发展轨迹，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

1.2 研究意义研究《大公报》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程和演变规律，还可以从中探讨新闻传播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揭示新闻媒体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联性。

通过分析《大公报》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报道内容和宣传导向，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当时社会的政治氛围和舆论动向，进一步揭示新闻媒体在塑造历史记忆和社会文化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

研究《大公报》对于拓展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和媒体发展的认识，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提供更为丰富的学术视角和研究路径。

新闻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新闻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传播和新闻媒介的学科，它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的制作、传播和接受过程，以及新闻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将从新闻学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新闻学的发展历程新闻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

下面将介绍新闻学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1. 早期新闻学（19世纪初-20世纪初）早期新闻学主要集中在新闻媒体本身的发展和新闻报道的技巧方面。

在这个时期，新闻学主要是新闻业工作者的经验总结和实践积累，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研究。

2. 学科建立与发展（20世纪20年代-50年代）20世纪20年代，新闻学成为高等院校的一门学科，并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教学。

随后，新闻学分为新闻报道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等不同的专业分支。

3. 传播学转向（20世纪60年代-80年代）20世纪60年代开始，传播学不断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新闻学的重要分支。

传播学以媒介效果和传播效果为研究焦点，探讨了新闻传播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

4. 新闻学的多元化与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全球化的进程，新闻学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全球化。

互联网技术对新闻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媒体形式和新闻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全球化背景下，新闻学开始关注跨文化的新闻传播问题。

二、新闻学的现状目前，新闻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新闻传播原理、新闻写作与编辑、新闻伦理与职业规范、传媒管理等多个方面。

以下将从研究领域、教育培养和实践应用三个方面介绍新闻学的现状。

1. 研究领域新闻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新闻传播理论、新闻史、新闻伦理、新闻写作、媒介效果研究、数字新闻等。

研究者探讨新闻传播的规律性和影响力，提出并发展了一系列理论和方法。

2. 教育培养新闻学在高校开设了本科、硕士和博士等多个层次的教育培养项目。

培养目标既包括理论研究型人才，也包括媒体实践型人才。

我国建设性新闻研究的述评与展望作者：高淑慧来源：《艺术科技》2021年第18期摘要：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正在全球崛起的新闻理念和实践，引发我国学者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文章梳理现有文献，通过对时间、期刊、作者、关键词分布的分析，指出我国关于建设性新闻的研究方兴未艾，建设性新闻的起源、发展、价值逐步得到呈现。

研究主题类型主要分为学术史梳理、理论研究、对比研究及应用研究四大类型。

文章认为今后我国建设性新闻研究应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角，优化研究方法，进一步探明建设性新闻的价值及意义。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积极心理学;本土化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8-00-030 引言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大众被赋予传播信息的权利，既有传播格局发生改变，原先的大众传播时代逐步转变为公众传播时代。

这导致两个问题出现：一是传播技术门槛降低，打破了传统媒体对新闻报道的垄断，扩大了公众的话语权;二是公众参与的传播使得信息过剩，虚假新闻与谣言盛行，事件真相被迫置于次要位置[1]。

西方传统媒体多以冲突视角展开负面报道，使受众产生“同情疲劳”，有学者认为报道中连续不断的坏消息，同时缺少相关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导致“同情疲劳”的关键因素[2]。

在此背景下，以积极心理学为基础，重视解决方案、未来导向、赋权于民的建设性新闻为新闻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建设性新闻以其独特的价值在欧美受到学者关注。

“建设性新闻”作为新闻术语最先由丹麦的乌尔里克·哈格鲁普在2008年提出，他认为建设性新闻在补充传统的新闻价值观的同时，能够平衡负面新闻带来的消极影响。

“建设性新闻”作为学术概念由美国学者凯伦·麦金泰尔2015年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

他认为其是一种在保留新闻核心功能的同时，应用积极心理学技巧进行报道，从而更具创造力和吸引力的新闻形式。

英文学术期刊《新闻实践》《新闻》分别在2018年及2019年对建设性新闻进行专题讨论。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为例展示其重要性和影响。

首先介绍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背景，然后重点分析了《大公报》的地位和影响力。

接着探讨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进一步探讨了《大公报》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地位。

最后展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强调了该领域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大公报》给中国新闻史研究带来的启示。

文章指出《大公报》的研究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案例和经验，对未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新闻史研究、《大公报》、范式演变、历史背景、影响、地位、未来发展、价值与意义、启示、展望。

1. 引言1.1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研究范式也在不断演变。

本文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的演变过程。

《大公报》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不仅在其时代具有重大意义，也在当今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学者中备受关注。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反映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变革。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新闻传播技术的进步，研究者对中国新闻史的关注也越来越深入，研究范式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特点。

在这一背景下，以《大公报》为例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过程，揭示其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通过对《大公报》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新闻史研究中一些重要的范式变化和发展趋势。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学者们对新闻史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认识和探索，也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和思路。

《大公报》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2. 正文2.1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背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西方新闻学开始传入中国。

在这个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尝试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新闻史。

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100年回顾与反思中国新闻界人物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中国新闻界、媒体界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回顾过去100年的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不仅可以看到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还可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为今后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本文将对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100年进行回顾与反思，探讨其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的历史回顾中国新闻界人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中，新闻事业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有影响力的新闻人物，如鲁迅、胡适、陈望道等，他们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鲁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通过《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新闻界的重要代表人物。

胡适是中国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倡导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科学、实用的新道德观念和文化思潮，对中国新闻传媒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望道是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报纸《申报》，致力于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新闻界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新闻人物，如周恩来、胡耀邦、邓小平等。

他们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新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是中国新闻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总理，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倡导新闻媒体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胡耀邦是中国新闻界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广播电视部部长等职，为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是中国新闻传媒事业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战略，为中国新闻传媒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还可以为今后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范式演变——以《大公报》研究为例李彬杨芳[摘要] 本文通过对《大公报》研究的梳理与分析，提炼出中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三种“范式”，即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并探讨了三种范式的缘起背景、发展过程和总体取向。

[关键词]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新闻史研究《大公报》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方汉奇语），不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季羡林语），也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中之重。

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大公报》的研究可谓层出不穷，争议纷纷。

以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评价举例，就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与变化：20年代，“天津有三宝：永利、南开、《大公报》”。

[1]《大公报》销数最高到5万份，这在当时北方各报中是少有的，北方一般报纸销数不过几千，上万的就不多。

[2]40年代，重庆《新华日报》对“小骂大帮忙”做了如下解释：“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立场。

”[3] 1948年南京《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

[4]50年代，《大公报》“是一张反动的报纸”，“用‘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服务的实质。

” [5]80年代，“用‘亦捧亦骂’来描述《大公报》与行政当局的关系，比‘小骂大帮忙’一语更为准确”。

[6]90年代，《为“小骂大帮忙”辩》一文指出：“对《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不能以它到底和某个党派在言论上产生了怎样的吻合与不吻合而定其优劣、是非与功过。

”[7]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公报》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尤其是在国共两党斗争的问题上竭力为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鼓吹”。

[8]21世纪初，“历史证明《大公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它“坚持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方向，与时代共进”。

[9]《大公报》引起的当事人及后来者的众多评说，说明该报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而众说纷纭的背后，不仅是一幅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全景图，而且是一纸百年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表。

霉t一年第觌勰『亡皤观I或f誊噤变：I藩曩继承与发展的时代融合——读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关梅(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徐州221009)摘要：作为我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闻史学者，胡道静的新闻史学观在他的著作《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中得以集中体现。

他在继承前辈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进程。

《新闻史上的新时代》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双重特点．在时局动荡的年代中具有了更多的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关键词：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地方新闻史研究电视新闻时代回顾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闻史学研究，有一本书是不能也不应该被遗忘的，那就是胡道静所著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

从1932年在上海通志馆工作起，胡道静就开始从事与新闻史有关的史料搜集与研究活动，并陆续在《中美日报>、<大美晚报>、<大晚报>、<战时记者>及<报学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新闻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是《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书，集中体现了胡道静的新闻史学观，在时局动荡的年代中具有了更多的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

一、《新闻史上的新时代》的成书及主要内窖<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书于1946年由世界书局出版，这也是胡道静最后一部新闻史学著作。

早在1935年，他所在的上海通志馆曾经连续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即<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的日报)和<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内容上均是有关于上海新闻事业的历史与现状的，在上海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一书则更多地是从全局视角去关注新闻事业的发展。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图片”，收录了包括“中国的第一种现代新闻纸”、“时报第一万号(四色版套印)”、“新青年专页(四色版套印木刻)”、“重庆各报联合版(最后一号)”、“无线电传彩色电影”以及“无线电印刷报纸”等在内的28幅图片，这些主要是从胡道静在上海以及浙江、安徽等地搜集的大量有意义的报纸以及有关新闻史的图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由于当时很多报纸毁于战火而无法复得，这些图片的保存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帮助，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及其发展趋势新闻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的学科，旨在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探究新闻的本质、原则和运作方式。

本文将回顾新闻学的历史，并探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新闻学的历史1. 新闻学的起源新闻学起源于古代，但真正成为独立的学科可以追溯到19世纪。

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时代，拉丁语中的“nuntius”一词既指“新闻”也指“使者”，概念与新闻传播有关。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新闻机构的崛起和新闻业规模的扩大，推动了新闻学的发展。

2. 传统新闻学传统新闻学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

在此之前，新闻报道大多只是简单的叙述，缺乏理论基础。

随着大规模新闻机构的成立，新闻业逐渐规范化，而传统新闻学则关注新闻报道的价值、道德和职业准则。

3. 学术新闻学20世纪中叶，学术新闻学快速发展。

学术研究使新闻学逐渐摆脱了对实践的简单描述，开始关注新闻报道的社会效应、新闻生产过程和媒介系统的影响。

学术新闻学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新闻业的进步。

4. 数字时代的新闻学21世纪是数字时代，新闻学也随之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新闻报道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面都大大增加。

同时，假新闻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也成为新闻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数字时代的新闻学致力于研究新闻与科技的交互作用，以及媒体消费者如何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倾向。

二、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趋势1. 多元化和深度报道传统上，新闻报道主要关注突发事件和重要新闻。

然而，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新闻学研究呼吁媒体提供更多元、深度的报道，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

这包括对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和文化变革等议题的深度探讨。

2. 互动和公众参与随着社交媒体和互动技术的普及，传统新闻的单向传播正在转变为双向互动。

新闻学研究呼吁媒体更多地与公众互动，促进公众对新闻的参与和反馈。

公众参与将有助于增加新闻报道的可信度和准确性。

3. 新闻伦理和职业责任随着新闻报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新闻伦理和职业责任的研究也变得更为重要。

中国近代的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渐步入了近代化的道路，这也使得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在相应的背景下得以迅速发展。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回顾中国近代的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探讨其发展的历程和影响。

第一部分：新闻传媒的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新闻传媒的发展始于清朝晚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逐渐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同时，也开始吸收西方的文化和科技。

这也使得新闻传媒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

1895年，中国第一份报纸《申报》成立。

《申报》发行的初衷是为了宣传自由、民主和爱国主义。

除此之外，它还为市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时事报道和评论文章。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报纸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不仅仅是《申报》，还有创办于1902年的《北洋军阀报》，以及1903年创办的《大美报》等等。

新闻传媒的快速发展，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到了国内外的时事热点。

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民主和宪政运动得到了推动。

在这个过程中，“报人”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兴阶层。

他们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努力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

第二部分：文化传播的发展与新闻传媒相比，文化传播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文化传播形式包括中国传统剧目的海外巡演和对外汉语教学等。

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但是受到限制较多。

直到20世纪初，文化传播才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1912年，在北平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宣传文化机构——图书馆。

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图书、报刊和杂志，同时也努力推广文化科技的知识。

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为社会的进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了图书馆外，中国各大城市也开始创办文艺团体、文化协会等。

这些组织通过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传播着中国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第三部分：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的影响新闻传媒和文化传播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发展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也逐渐备受重视。

女性主义研究关注的是新闻传播中的性别问题以及女性在媒体中的地位和形象，通过对女性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表现进行分析和批判，以求改善女性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地位和权利。

本文试图对中国新闻传播学中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进行探讨，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历史现状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新闻传播业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新闻传播中的性别问题，并试图通过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来关注和改善女性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媒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问题。

他们通过对新闻报道、广告和娱乐节目等媒体内容的分析，揭示了女性在媒体中被边缘化和歧视的现实。

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女性主义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促进了对女性在新闻传播中地位和形象的关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逐渐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学者们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女性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地位、形象和权利等问题，为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二、现状分析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

由于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的存在，媒体中仍然存在着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的问题。

女性在新闻报道中往往被边缘化和歧视，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性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和形象。

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界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理论和方法还不够成熟。

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女性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体内容分析和女性形象研究等方面，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理论研究，导致相关研究成果的应用和推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女性主义研究在中国的新闻传播学领域依然缺乏一定的话语权。

在学术期刊的编审和学术会议的组织中，女性主义研究往往被忽视或者边缘化，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发展和推广。

— 8 —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政策研究的历史、现状及未来空间[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政策是党和政府管理新闻工作的指针、依据和基本遵循。

当前，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已伴随着党的新闻事业走过了百年历程，这期间经历了“起步初兴期”“探索发展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阶段，主要集中在新闻政策的历史研究、法制化研究、比较研究、实务研究、理论研究和新闻管理政策研究六个方面。

根据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未来的新闻政策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和空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厘清相关概念，创新发展新闻政策研究的理论体系；创新思维方式，采用科学多样的研究方法；结合当下实践，加强新闻政策的法制化研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历史脉络；研究现状；未来空间[中图分类号] G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182（2021）02 – 008 – 07 党的新闻事业，事关党的新闻、舆论、宣传等各项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征程中，新闻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党的新闻政策的正确指导和有效实施。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间，党的新闻政策伴随着党的革命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发展，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政策体系。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瞬息万变的信息传播环境，面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和政府如何制定和调整新闻政策，以保证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肩负起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的职责使命，是当前需要高度重视、深刻思考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变迁，总结中国新闻宣传工作和新闻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探寻新闻政策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对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以及党的新闻政策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Review and Prospec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 邓绍根[1]
作者机构： [1]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872
出版物刊名：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25-40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5期
主题词： 新中国成立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成果;未来展望
摘要：新中国70年是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
史研究历经四个阶段,即曲折前行(1949-1977)、恢复展开(1978-1999)、反思创新(2000-2012)和繁荣发展(2013至今)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传播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思想不断解放,视野不断拓展,范式不断更新,内容不断丰富,方法不断创新,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升,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巨大,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者砥砺前行,开拓创新的70年;也是新闻传播史研究受国家重视、国家社科资助力度最大、涌现成果最多、社会反响最好的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