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受贿犯罪立法的变迁看受贿犯罪主体的变更

第1篇一、引言受贿罪，作为我国刑法中的一项重要罪名，历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受贿罪的法律规定也在不断变化。

本文将详细梳理我国受贿罪法律规定的变化，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以期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受贿罪法律规定的变化1. 1997年刑法修订1997年，我国刑法对受贿罪进行了重大修订，将受贿罪从贪污罪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罪名。

修订后的刑法将受贿罪分为普通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两种，并对两种罪行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

2.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对受贿罪的法律规定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首先，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扩大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次，明确了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包括索取贿赂、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等。

此外，修正案还提高了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受贿行为加大了惩处力度。

3.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受贿罪的法律规定进行了再次调整。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将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由无期徒刑调整为死刑，并增设了死缓情节；二是将受贿罪的行为方式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三是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也纳入其中。

4.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的法律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包括直接受贿、间接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等；二是提高了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受贿行为加大了惩处力度；三是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将非国家工作人员中的“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其中。

5. 2017年刑法修正案（十）2017年，刑法修正案（十）对受贿罪的法律规定进行了最后的调整。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了受贿罪的行为方式，包括直接受贿、间接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等；二是提高了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对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受贿行为加大了惩处力度；三是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也纳入其中。

关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浅议本文讲述了关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内容，供大家参考，接下来我们一起仔细阅读下吧。

 论文摘要受贿罪是一类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进行的贪利性职务犯罪。

由于受贿罪形态多变,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曾多次对受贿罪主体作出改动,分别在《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到第三百八十八条中作出相应规定,以其适应社会发展变化。

本文试对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其核心问题从事公务作出探讨,对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受贿罪主体的范围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对中国刑事立法有所帮助。

 论文关键词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公务 随着我国的经济建设及社会不断发展,我国贪污受贿现象也是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现阶段我国反腐败工作内容的重心主要是惩治和预防犯罪,而在预防犯罪方面更是重中之重,对受贿罪主体范围进行深入研究,完善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有助于预防和惩治犯罪,也符合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

 一、受贿罪主体的概述 (一)我国现行关于受贿罪主体刑事立法的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中所规定的受贿罪主体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

至于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关系亲密的人;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其近亲属、密切关系的人,这两种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人员可以被称为特殊形态的受贿罪主体,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系独立的罪名,故其主体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

 自1997刑法修订后我国刑法对受贿罪主体总体上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对于什么是国家工作人员,现行法律规定的并不是很清晰,实际操作中的突发情况远复杂过文字的定义。

同时,由于立法侧重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是在于从事公务这一关键词,那么明确定义,揭示其实质内涵显得尤为重要。

 (二) 国家工作人员的分类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主要由以下几类组成: 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均以国家工作人员看待。

浅析受贿罪的主体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对受贿罪主体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之后，随着新情况的不断变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又对受贿罪主体有所扩展。

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对受贿罪的主体进行区分、分类呢？笔者就受贿罪的几个问题与大家探讨。

一、受贿罪主体范围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主体，是认定受贿罪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

何为”国家工作人员”？现行《刑法》第九十三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本法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从论。

”这就从立法上对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作了明确的界定。

二、受贿罪主体的分类《刑法》第九十三条的分类方法从立法上讲是十分科学的，考虑到立法的原意，同时照顾当前的管理体制，笔者认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在学理上可作如下分类：1、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主要包括在国家各级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或从事一定公共权力行为的公务员。

2、在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等。

上述三种类型的人员，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第一类和第二类人员，按我国目前的体制，都是国家干部，即属于国家干部编制，依法取得职务身份，依法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人员。

不同之处，第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第二类和第三类按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有的学者称为”准国家工作人员”.第三人员可以是国家干部，也可以不是国家干部。

如：按我国现行管理体制，在一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存在一部分”工人”编制的工作人员，他们虽不是国家干部，但他们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委托，依法从事公务活动，这种有委托与被委托关系的人员，应国家工作人员论。

浅谈受贿罪主体范围之扩大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检察院陈金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中增加了两款，明确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列入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此举在社会上引起受贿罪主体应扩大或缩小的论辩，笔者认为应适当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将曾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人作为受贿罪的主体。

一、法律人民性要求适当扩大受贿罪主体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每一部法律的制订、颁布过程都经过了充分的民意集中，具有广泛的人民性。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竞争，各种利益主体通过各种方式追逐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市场，导致了行贿受贿方式不断翻新，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性，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利益。

人民群众对此类行为也是深恶痛绝，要求用法律手段惩治曾为国家工作人员和具有特殊身份关系人员受贿犯罪的呼声日益高涨。

因此，适当扩大受贿罪主体适应了我国反腐败的战略需要，也完全符合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我国法律的人民性相一致。

二、行为危害性要求适当扩大受贿罪主体犯罪行为是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即《刑法》第十三条所列举的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以及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根本特征。

受贿罪侵蚀着国家机关的声誉，玷污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历来是反腐败工作打击的重点。

根据现行法，受贿罪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现实生活中有些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大肆索取或收受贿赂，部分离退休人员也充分利用权力的“余热”，将权力法则用至极致，借机敛财。

惩罚有罪行为、保护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是我国刑法的根本任务，这类行为同样严重败坏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对情节较重的，作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我国刑法的性质和任务。

我国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立法变迁及设想作者：徐龙褚文丽来源：《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22期摘要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草案》拟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修改，这是自1997年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实施以来，刑法典首次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进行修改。

根据《草案》第39条之规定，届时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将采用“数额与情节”双重标准，刑罚设置将更加合理。

第39条之规定必将是此次刑法修改的最大亮点。

本文拟从我国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立法变迁展开，对比立法的进步与不足，并结合《草案》有关规定，对我国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立法提出设想。

关键词贪污受贿刑法定罪量刑作者简介：徐龙，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书记员；褚文丽，天津市农商银行津南支行微贷经理。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8-142-02一、我国贪污、受贿罪定罪量刑的立法变迁（一）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简称《条例》）《条例》是建国后贪污、受贿行为入罪的第一个专门刑事法律文件。

《条例》明确了贪污罪的概念、主体身份要件等，但并未明确区分贪污罪与受贿罪，而是将贿赂行为统一纳入贪污罪。

对于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条例》采取了“数额兼顾情节”的标准，并依据此标准设置了4个档次的法定刑刑罚，规定了死刑、徒刑、管制、劳役、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6种刑罚种类。

此外《条例》的第4条专门规定了11种从重或加重的情节，第6条规定了4种从轻或减轻的情节。

《条例》的有关规定既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积极成果和有益经验又纳入了契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内容，为我国后来贪污、受贿罪立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蓝本。

（二）1979年《刑法》1979年《刑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对比《条例》，第一，1979年《刑法》开始将贪污行为和贿赂行为分开，贪污罪与受贿罪独立成罪，结构设置上较之更为科学合理。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souask/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主体认定问题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将“贪污贿赂罪” 单独作为一章规定在分则中，共有12个罪名。

其中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以下简称“三罪”)是最为常见的犯罪。

尽管修订后的刑法实施已经10个年头，但对这“三罪”的理解和适用，仍是争论不休，很不一致。

本文拟就这“三罪”的众多问题中的主体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就教于同仁。

一、“三罪”主体的立法变迁了解贪污、挪用、受贿犯罪主体的立法变迁对准确认定“三罪”的主体是有帮助的。

1、关于贪污罪的主体。

1979年刑法第155条贪污罪的主体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第191条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邮件而窃取财物的)。

第83条解释，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贪污罪的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

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就什么是“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作了具体的解释：“集体经济组织”是指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是指在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包括：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中规定的“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中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承包经营者;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的股份制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中方是全民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souask/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经手、管理财物的人员。

有关受贿罪主体的思索本文分六个部分，对我国受贿罪主体进行了分析，重点阐述了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受贿罪主体的范围，对我国刑法中“公务”的理解，受贿罪主体与贪污罪主体的区别，并对离退休人员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能否成为受贿罪的主体进行了探讨。

绪论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是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

受贿罪属于打击的重点。

由于受贿罪主体范围的特殊性，审慎掌握若干界限、标准，方能正确地对该类案件主体进行认定，方能正确地适用法律,惩治腐败。

现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围绕着受贿罪主体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本论一、关于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

受贿罪，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对此我国刑事法律先后作过多次不同的规定，对于受贿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之内涵和外延作出不同的诠释，受贿罪主体范围发生过重大变化，审慎掌握若干界限、标准，方能正确地对该类案件主体进行认定，因此有必要对于受贿罪主体的立法沿革作一番简单的回顾。

1、《惩治贪污条例》中受贿罪主体。

1952年《惩治贪污条例》规定：“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和违法取利之行为，均属贪污罪”。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对于受贿罪主体身份限制在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之中。

受贿罪主体范围十分明确而狭窄。

HttP://2、1979年刑法中受贿罪主体。

1979年刑法第83条规定，“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之后，1982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将上述规定进行细化，规定“本决定所称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各级行政机关、各级司法机关、军队、国营企业、国家事业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各种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与《惩治贪污条例》相比较，该时期的立法，不再拘泥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定身份，增加了不具有特定身份的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