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答案【案例1】王家兄弟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李家成员的个体民事权利，还扰乱和破坏了村庄的社会秩序和安全，已涉嫌构成故意伤害和毁坏财物的犯罪，不仅为李家所不容许也为国家所不容许。
应分清纠纷的性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采取适宜的诉讼或其他解决途径。
李家大哥主张“以牙还牙“是不当的。
他要采取的是一种“私力救济“的办法，由于受害人无法避免偏见和认识能力的有限，所以这种解决冲突的手段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难以令被报复者接受，容易带来新的冲突，反而具有社会破坏性，更有可能因此而构成新的为国家所不容许的犯罪；这也不利于双方纠纷的彻底解决。
村干部的建议出于维护安定，有一定的道理，但混淆了两种法律关系和两种诉讼的性质。
霸占水源、侵害李家成员的人身权/财产权而应加以赔偿等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既可循民事诉讼的途径加以解决，同时由于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民事权利也可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协商解决纠纷。
但王家兄弟故意伤害他人、肆意毁坏集体财产，已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触犯国家刑法，很有可能需要追究其刑事责任，应通过刑事诉讼加以评价和处理；且从这一纠纷的性质看已超出了由被害人自诉的轻微刑事犯罪范围，适用国家公诉原则而非不告不理原则，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成员的村干部，更应意识到法律的尊严国家利益和的重要性，承担起维护社会治安、推动村民履行法律义务、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主动动员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使纠纷进入刑事诉讼的轨道，这才是真正维护大局和社会安定的做法。
李家老二的做法基本得当，但仍应分清不同诉讼的性质；当然，诉讼在本案中的意义已不仅仅“给个说法”、“讨个公道”了。
[案例2]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指立法者预先设定的、进行刑事诉讼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
从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的实践来看，刑事诉讼具有双重目的，即：惩罚犯罪的目的与保障人权的目的。
惩罚犯罪目的的根据首先在于，犯罪的本质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损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国家，有义务保护社会成员不受非法侵害。
当犯罪发生时，国家有义务采取法律手段来惩治并预防该种行为再次发生。
同时，这也是程序法定主义的必然结果。
刑罚权作为公权，犯罪发生后，纯粹报复的私力救济为现代国家所禁止，只有国家才有权力通过法定的诉讼程序来惩罚犯罪。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诉讼程序就是国家证实犯罪、惩罚犯罪的的活动，刑事诉讼程序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专门程序。
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扩大司法机关的职权，使其在诉讼中不受或尽可能少受约束，二是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削弱其与司法机关的对抗能力。
关于保障人权目的根据有两种理论：一是建立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论基础之上的个人自由主义原则，二是与现代民主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保障观念。
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含义是国家在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时候，也必须关注人权的保障。
既要避免伤及无辜，又要注意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并使之受到应得的处罚。
保障人权目的实现手段也有两种：一是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尽可能消除不正当行使从而危害公众的可能性；二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的权利，增强其防御能力。
就现代民主国家的刑事诉讼实践情况来看，各国都在可能的范围内力图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辩证统一，任何一种目的都不具绝对的优先地位。
但相对而言，英美法系更侧重于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大陆法系对惩罚犯罪更为看重。
就中国刑事诉讼的目的而言，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我们都要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辩证统一。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保障人权无论是在立法中还是有司法实践中，都没有达到与惩罚犯罪同样的高度，尚有进一步调整的必要。
那么,如何调整呢？1996年以前，为保障惩罚犯罪目的的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公安司法机关较大的权力，如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羁押、搜查、扣押、鉴定、邮检等各种强制措施，在使用这些措施时，多数不受检察机关、法院的制约；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权介入等。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而规定的实质措施上仍局限于避免错案这一点上。
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保障人权目的实现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具体的措施上也有一些重大突破，如扩大律师的参与权、废除公诉机关可直接定罪的免予起诉制度、庭审方式由职权式向对抗式的转变等。
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职权主义色彩，同时，执法和司法人员的人权保障观念尚比较淡薄，要真正实现两种目的的均衡，还必须从制度上、思想上作更大的努力。
在该案中，田某坚持原则，严格执法，充分的发挥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审查职能，严格把握“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根据疑罪从无的精神，做出不起诉的决定，避免伤及无辜，保证了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
并最终使真正的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达到了惩罚犯罪的目的。
[案例3]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8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人民法院调查核实证据，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
”因此，该县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时因对证据有疑问而进行证据调查是有法律依据的。
人民法院通过证据查明了事实真相，作出了正确的判决，是正确行使职权的行为。
从人民法院有比较广泛的调查权这一点来看，我国的刑事诉讼具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
刑事诉讼的结构是指控诉、辩护和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组合方式和相互关系。
它主要反映的是控、辩、审三方的不同地位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
结合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实践，我国有学者提出了刑事诉讼的两重结构理论：刑事诉讼的三角结构、刑事诉讼的线形结构。
这种分类的依据在于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在刑事诉讼中的对称比。
在三角结构中，法官中立，作为社会纠纷的仲裁者的面孔出现，与作为国家代表出现的检方和被追究的被告在法律上等距离，不能偏向任何一方。
同时，控、辩平等，积极对抗。
整个诉讼进程由作为当事人的控、辩双方主导，法官消极、被动,不作主动的法庭调查。
反之，线形结构中，法官、检察官都是国家的追究犯罪的力量，双方关系密切，配合多于制约。
控、辩双方权利明显不平衡，控方拥有广泛的权力，辩方则受到诸多限制。
在审判中，法官积极主动，审判过程由法官主导并推动。
从两重结构的利弊比较来看，在实现刑事诉讼双重目的：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方面，各有优劣，不能简单予以肯定或否定。
一国刑事诉讼结构的选择，与该国刑事诉讼目的的确立有密切关系。
在刑事诉讼目的与刑事诉讼结构的关系中，目的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刑事诉讼结构理论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有四种诉讼模式：弹劾式诉讼模式、纠问式诉讼模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前两种已成为历史。
从刑事诉讼的现实结构分析，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比较符合三角结构的特征，而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比较符合线形结构的特征。
但现实中各国的诉讼实践表明，两种诉讼模式的界限并不是完全分明的，随着社会发展，两种诉讼模式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就中国刑事诉讼模式而言，学者比较普遍认为传统上属于强职权主义模式。
新《刑事诉讼法》则体现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融合的新格局。
但从法院在审判中所享有的权利来看，法院在对审判还具有相当的控制能力，并非完全消极被动。
这与英美国家仍有相当大的区别，但与传统大陆法系的作法也有很大不同。
所以，我国的刑事诉讼具有混合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职权主义色彩仍相当浓重。
【案例4】刑事诉讼职能分为三种：控诉职能、辩护职能与审判职能。
这三种职能分别由不同的主体承担：控诉职能由人民检察院或自诉人承担；辩护职能首要由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承担，辩护人协助被告人执行辩护职能；审判职能由法院承担。
所谓控诉职能就指检察机关向法院揭露、证实犯罪并要求法院对被告确定刑罚的职能。
这就意味着人民检察院不仅要向人民法院提出控诉而且要在法庭上支持控诉。
检察机关控诉职能发挥的程度对法院正确行使审判职能有着重要的影响，法院的消极性和被动性决定了案件事实的揭露程度依赖于检察机关的工作效果。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检察仅向法院提出控诉而不派人出席法庭论证自己的主张，诉讼是无法正常进行的。
所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但是依照本法第175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
由此，本案并非适用简易程序而检察院没有派人出庭支持公诉，从而使检察机关所承担的控诉职能没有有效行使，是不合法的。
此外，这三种职能依法独立行使，相互制约，但人民法院不拥有驳回检察机关的起诉的职权。
[案例5] 被害人胡某无权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受胡某的上诉是错误的，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权主体的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公诉案件中，只有被告方才有上诉权。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第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收到其请求后5日内决定并答复。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因公诉和自诉而有所差别。
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作为自诉人，具有刑事诉讼主体的地位，有独立的上诉权，对案件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
在公诉案件中，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既不是每个公诉案件的必备成员，也不是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承担者，不具备刑事诉讼主体的条件，不是诉讼主体，没有独立的上诉权。
从发展趋势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应作为证人对待，而不是被告人除公诉机关之外的另一强劲对手。
【案例6】第一种意见是正确的。
因为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不仅有赖于侦查工作的迅速及时，而且还必须遵守有关法律，尤其是要遵循法定的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而在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体系中，刑事程序法定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原则。
根据刑事程序法定原则，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程序的规定，其职权由法律授予。
法律没有明确授予的权力，有关国家机关不得自行代表国家行使。
遵守法定程序对于防止司法专横，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正合理的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案中，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立案前有搜查权，检察机关就不能自行作主在立案前搜查。
从刑事诉讼的目的来看，在刑事诉讼中既要惩罚犯罪，也要保护人权，不能为惩罚犯罪而随意践踏人权。
搜查是针对他人的人身、住宅、工作场所和可能隐藏罪犯、隐匿罪证的处所进行的。
在搜查中必然涉及到关系人的名誉、人身、财产安全等问题。
搜查权不能滥用。
只有在不搜查不足以排除侦查中的障碍，有可能使侦查受挫时，才能通过严格的程序进行搜查。
因此法律对搜查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必须在犯罪事实确已发生，并且已对事实查证属实以后，才能进行搜查。
而这些在立案之前中无法实现的。
仅凭指控的事实而无合法的证据而贸然进行搜查是对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的严重侵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