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乡村民众的视角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面性——以土改前山东根据地农民互助状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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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与救济作者：苑书耸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4期［摘要］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敌祸,由此而产生了极大的荒情。

根据地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一方面大力放赈救急,另一方面领导根据地军民扩大生产,增加财富。

根据地的救荒运动不但为战胜灾荒、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推动了社会进步。

［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灾荒; 救济;生产救灾［中图分类号］K265;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4-0058-06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范围包括滨海、胶东、鲁中、鲁南和渤海五大战略区。

抗战期间,山东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天灾敌祸,在根据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了各种灾害,巩固和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对华北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均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情概述(一)水灾抗日战争期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水灾。

1939年的水灾使渤海区的难民约达400万。

英国人韩堪森记载:传难民以树皮充饥事,并非虚传,并有若干地方掘草根充饥。

1940年夏末秋初,莒县北部“淫雨连绵大部小麦为之淹没,以致秋季歉收”。

［1］15在1940年以前,鲁西的东平县几乎每年发生一次湖水泛滥,把东平一带的耕地都淹没了,人民年年饥寒交迫。

有民谣称:“东平州,十年九不收,出卖了闺女,只能换碗粥!”［2］这就是水灾给当地百姓造成的影响。

水患对山东根据地的危害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二)旱灾1938年秋天,胶东地区的天气异常干热,导致了庄稼大面积歉收。

1939年春,各地的饥荒进一步加剧。

这年不但贫苦人家无粮可食,就是中农也是靠到处借债度日。

1942年入夏后不久,鲁南区和泰山区就因“天气亢旱,禾苗枯槁,几濒于死,且旱区广阔,救济困难,敌人抢粮又极凶残,因之粮价飞涨,人心不安”［3］430。

农村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研究——以山东省临沂市为例

互助资金合作社在山东省来讲还是新生事物，运行过程中会在统一部署和要求，０７年４月份，２０临沂市承担了两个国家级 “ 贫困村出现各种难以预计的新问题、新情况，总结如下：村民发展互助资金” 试点工作，８月份相继成立了六个互助资金合作２１互助资金合作社开业前前期投入比较大第一，人员投入．社。其中：临沭县５个行政村成立一个合作社（这是全国第一家最大比较大。互助资金合作社要成立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管理委员的互助资金专业合作社）沂水县５个行政村成立五个合作社。试点会和监督委员会的支出虽然没有使用互助资金本金，，但是他们的人
财税金融
农村互助资金合作社运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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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东省临沂市为例
扩大互助资金规模，每户可按１０００元以内入股；三是可以接受社会各界以扶贫为宗旨无附加条件的捐赠款。互助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贫
困农户发展生产经营性项目，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和营销等。过市场经济手段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输血式” 通变“ 扶贫
本价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 ③按照关联企业集团整体利润了原有的外资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效力等级高于内资企业所得税的合理比例核定， ④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当然税务机关依照规法律效力的情况，是内资企业取得了与外资企业同等的税法地位，还定进行特别纳税调整后，了应当补征税款外，除并按照国务院规定为内资企业在市场中与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奠定了税法基础。有名将大大减轻内资企业税负压力。③ 对小型微利企业加收利息，利息应当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义税率的降低，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待遇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志标补税期间同期的人们把贷款基准利率加５个百分点计算，税务机关发展的影响：着以小型微利企业代表的中小企业已经被正式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对特别纳税调整的期限是在业务发生的纳税年度起１Ｏ年内，进行纳税调整。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难民救济工作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难民救济工作尚琛琛【摘要】全民族抗战时期，因日军在山东根据地实行“肃正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加之这一时期自然灾害的影响，使得大量无辜百姓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根据地政府为了救济难民，发动广大军民群众共同救济，解决了难民基本生活问题并为全民族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系统研究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难民救济工作，对于做好新时代社会保障工作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山东根据地∣难民救济∣群众路线全民族抗战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鲁中、鲁南、渤海、滨海、胶东等五个战略行政区，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独居一省的一块根据地。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军对中国侵略的进一步加深，造成大量中国居民被迫离开家园，沦落他乡，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成为居无定所、衣食无着的难民。

这一时期自然灾害接连不断，也造成大批难民。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难民工作，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难民救济工作的开展与启示，对于做好新时代社会保障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难民救济工作的开展（一）制定难民救济方针1937年7月7日，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把救济难民、扶危济困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改良人民生活：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调节粮食，赈济灾荒”等要求，把赈灾救济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北方局的指示，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在1940年通过了《山东战时施政纲领》，提出：“实行民生主义，改善人民生活。

各民主政府应斟酌情形，救济灾民难民”[1]。

1943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经过初步实践，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并重新修订1940年的《山东战时施政纲领》，文件表明：“救济贫民、难民、灾民，扶助其参加生产。

阶级·性别·革命传统——以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粮食流通为中心

代山东根据地粮食流通的历史亦是中共与农民互相援引之下的历史。
关键词：粮食流通；阶级；性别；山东革命传统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９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５－２０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 １２１７（２０１５）０４ — ０００１ — ０９
的减租减息政策与地权变动— — 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张学强：《山东省莒南
县的拔地斗争— — 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一个特例分析》，《－ｌ缶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５期。）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王克霞将目光聚集于土改运动中的拓女工作，她强调中共山东分局通过采取了改进工作方法、出台法律条例保障妇
聊城大学Βιβλιοθήκη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阶级・性别・革命传统
以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粮食流通为中心①
汤锐
（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曲阜２７６８２６）摘要：抗战伊始，中共山东分局通过发动借粮、种粮、收粮以及减租减息运动，从而使根据地农民逐渐开始拥有对粮食流通的权利，及至抗战中后期，粮食在满足农民自给的情况之下，部分用来优待抗属，进一步保证粮食在农民阶级内部良性流通。适值解放战争爆发，中共将土改复查运动引向深入，性别视野下翻身的农民将粮食流通推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具体表现为妇女加工、民工运输军粮的协作面向。从后续的实效来观，山东农民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评述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评述赵朝峰李黎明2013-4-7 9:30:49 来源：《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东营)2005年01期【作者简介】赵朝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5）；李黎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内容提要】为调动全民抗战的积极性，争取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重点在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展开工作。

这项政策改善了人民生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增强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为山东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社会影响所谓社会保障就是以国家和社会为主体，为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依据有关法律的规定，采取强制性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从而对社会成员因年老、伤残、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就业机会，或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原因在生活困难时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权利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方面的内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对此作过初步探索，本文拟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政策作一回顾。

一、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政策的演变山东抗日根据地南连华中，北逼平津，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纽带，对坚持和发展全国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正因此，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很快就占领山东，并发动了多次的“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毒谋，使一向以富饶著称的山东经济匮乏，社会凋零，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为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山东抗日根据地实施了社会保障政策。

其实施的过程也就是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巩固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1937年7月至1940年7月，社会保障政策的探索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注：中共山东省委1938年5月扩大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同年12月改为中共山东分局。

土改推动与民心嬗变：以聊城为中心

土改推动与民心嬗变：以聊城为中心摘要：以聊城为中心，考察土改时期乡村民众的心态变迁。

土改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在土改中，乡村上层受到严重打击，中农的利益亦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损害，部分乡村党员出现贪污腐化问题。

土改的推进过程，同时也是乡村民众心态相应变动的过程。

关键词：土地改革；心态嬗变；聊城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按照“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领导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为了进一步的深化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1947年9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发展，人们在土改期间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

本文以聊城地区为中心，探究此一时期土改推动历程与乡村民众的心态嬗变轨迹。

一、《五四指示》的推行与乡村民众心态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调动人们抗战的积极性，中共根据实际情况在敌后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发展生产。

在这个政策下，既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也保证了地主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人力保障。

但到1946年，为因应国内形势变化、动员广大乡村民众投身革命，《五四指示》应运而生。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中提出，党坚决拥护广大群众以各种方式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决不可侵犯中农利益；一般不动富农土地等。

这一政策力求在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同时，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

《五四指示》出台后，无疑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和拥护，但实际上，在土地改革事实之初，大多数农民“不会轻易滋生反体制的念头”[1]，不敢斗争、胆小怯懦。

以范县颜铺为例，把地主扫地出门，农民不同意。

[2]从这我们不难看出，农民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浓厚的乡土社会，他们固守自己的道义经济观，对地主有极强的依赖性。

因此在土改开始阶段，在心态上仍存在思想保守的特点。

试析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

试析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互助合作运动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的进攻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事件，断绝八路军的给养并对根据地实行包围封锁;而根据地内又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这些都给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支援战争，各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从1940年开始，利用原有的民间劳动互助习惯，组织了劳动互助组从事农业生产。

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后，各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广泛开展起来。

它改变了几千年来的农民分散、独立的个体劳动，发挥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根据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为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民间旧有的劳动互助形式根据地民间旧有的劳动互助形式是多样和复杂的，主要有如下几种：(一)变工。

这是在各地都比较流行的一种劳力互助形式。

在农业生产的时候，农民把他们的人力、畜力，相互调剂，相互交换，互相帮助进行生产。

它以等价交换、自愿结合为原则。

(二)伙买牲口。

由于单个贫农买不起牲口，就两家或三家农户各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钱伙买一头牲口，轮流使用。

喂养有的采用轮流的形式，也有各户摊出草料归一户喂养的。

(三)工合。

这种互助形式主要是适应太行区耕地缺乏，专为开荒而产生的一种劳力组织,成员以贫农或无产者为主。

工合一般由一个开荒有经验的人发起，每组十人至十五人不等，轮流给各成员开荒。

(四)札工。

这是一种集体出卖劳动力的组织形式。

主要以贫农为主，规模十人数十人不等，主要用于修渠、大块田地的锄苗、收割等需要集中大量劳动力的农活。

(五)参忙。

如农民盖房子或者“红白喜事”，大家都来帮忙。

这种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互助救济的意义，并不一定完全等价。

老区土地政策演变与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研究——以1946—1956年的山东为例

高潮前．中共对山东乡村地权交易的政策经历了从鼓励一限制一全面禁止的急剧转变。期间，农民的地权占
有和使用状况、土地经营方式的规模、主体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关键词：山东；土地政策演变；生产要素流动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 — ８５４Ｘ（２０１５）０５一ｏ０８９ — ０４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２Ｏ世纪中期地权
变迁与农家经济研究” （１２ＣＪＬ￣８）之阶段性成果。
于目前贯彻土地改革、土地复查并突击春耕的指示》，同
２０１５．５ｌ８９
改复查，也不是用 ‘ 打乱 ’的办法，而是用 ‘ 抽肥补瘦，
的新阶段过渡。山东省政府于ｌ０月１０日颁发了《土地改
革暂行条例》，土地改革运动陆续在山东解放区全面展开。
到１９４６年ｌ２月。山东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基本结束。经过这次改革．广大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据不完全统计．全省约１０００余万农民获得了４６０万亩土政策演变的具体描述：１９４６．．
年７月又发出《关于山东土改复查新指示》，结合贯彻执
行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对土改复查
１９５６定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在土改政策上也作了相应调整。复
件＠。而中农和贫农共分得土地３０５１．６３万亩，占总分得土地数的８８．８％，其中贫农分得房屋８６．５５万间，耕畜８．５１万头，农具８５．５８万件。中农分得房屋１０．７９万间，耕畜７１１３头，农具１２．４５万件⑩ 。土改结束后．引导和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是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农村经济政策的出发点。针对当时农民个体经济的普遍贫困．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救济救灾、社会优抚、农贷政策和对农业的技术支

敌我之分：20世纪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和革命运动——以土改时期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关键词］乡村社会；土改；敌我划分；革命逻辑
［摘
要］以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考察土地革命过程中的 “ 敌” 、 “ 我” 划分，可从微观视角阐
释中国乡村革命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土改过程中的“ 敌” 、 “ 我” 划分，不单是从地主与贫雇农对立角度出发的以阶级成分为标准的划分，而且乡村各阶层的政治身份、政治态度、人际关系以至个人观念等
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
创获的研究成果。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近代社会的流变亦各显风貌，
尚需具体考察的余地还比较大。本文以土改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的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深入剖析相关的档案资料，分析中国共产党在
Ｖ０１．３９．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１３
敌我之分：２０世纪中国乡村的社会变迁和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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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改时期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为中心
罗衍军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聊城２５２０５９）
各种因素在 “ 敌” 、 “ 我” 划分中都具有各自的影响。土改时期的“ 敌” 、 “ 我” 划分过程，也正是整合乡村民众思想、确立新的革命性表述的过程。［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９．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５１７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０９３－０８

传承与背离：20世纪前期山东的乡村互助现象与意义

传承与背离：20世纪前期山东的乡村互助现象与意义作者：孙学喜来源：《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4期摘; 要：20世纪前期，山东乡村社会的民间互助以个人家庭与家族的生存利益为核心进行驱动，以血缘亲情与共同的社会资源获取为双重联结纽带，以族规、乡俗等“礼”规范为外在约束，进行群体力量的凝聚以应对社会环境、宗族内部矛盾变化带来的挑战，保证宗族血脉的延续。

普通民众在发生传统意义的天灾人祸与外力冲击时，除家族外几乎没有可以求助的力量。

历史动乱期，传统乡村的“民间互助”成为应对社会大波动的重要亦近于唯一的有效方式。

一般而言，民间互助主要分为血缘性、地缘性、业缘性几种，从乡村社会互助实践看，互助的亲缘性特征明显，地缘互助失去亲缘纽带将无法持久，业缘性更具有附属性质，而教会等外来组织参与民间援助则是这一时期的新现象。

然而，这一时期传统互助观念与形式日益呈现“传承”与“背离”的特征，随着西方文明和近代化进程对传统的冲击，互助条件逐渐被破坏，但民间互助思想的遗绪依然影响着乡村社会。

乡村互助在发生正面作用的同时，其封闭性、礼俗认同边界与处世习惯也对国人的国家、民族、法律意识产生负面影响。

总其要旨，在一定地域空间，乡村互助承载着共同的文化情感与精神归属，而探寻乡村互助背后的文化因子，取其精义在新时代农村中因时因地因情地选择性重塑，对当代农村的文化发展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有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乡村互助;亲缘联结;礼俗制约;宗族延续;传承与背离;互助遗绪20世纪以来，随着梁启超“新史学”倡导的“以民统代替君统”治史理念的推及，乡村社会情状研究进入史学工作者视野，并出现相关的乡村研究，而乡村社会的民间互助研究成为史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部分。

由于中国疆域广阔，以“乡村互助”为中心的研究地域化特征明显，学界试图从广大的区域差异性中寻找中国乡村社会的共性，所以现有的研究成果呈现分散性、零散化。

试图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也仅选取特定区域、限定研究对象展开考察，实际上是一种区域限定下的整体研究，如费孝通《江村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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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3期山东社会科学No．3总第199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9以乡村民众的视角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面性———以土改前山东根据地农民互助状况为例周婷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摘要］在革命史视域下开掘的农民史、乡村史的资源在社会史、民间史范畴内亦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角色简单视为“号召—响应”，但从乡村民众的视角观察1938—1946年的山东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运转状况可以发现，农民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地响应革命政策，而是有较为复杂的心态。

“自下而上”的研究有助于丰富那段被“简约化”的历史，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面性，也为当前农村工作提供了资鉴。

［关键词］乡村史；自下而上；农民互助合作；跨学科；史料观［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2］03－0020－04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者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和梁启超在中国学界掀起的“史学革命”都追求一种“自下而上”的史学路径，不再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局限在上层人物上，而是呼吁书写民众的历史。

此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为中国历史撰述进一步拓展了“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方面取得系列成果。

而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权威地位的确立更为史学界提供了广阔的“自下而上”的研究空间。

在共产主义革命旗帜下开展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史无前例”的范本，在革命史视域下开掘的农民史、乡村史的资源在社会史、民间史范畴内亦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无论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农民因之获得了空前的同情与关注，取得了空前的地位。

“自下而上”并不是仅仅简单地以下层为研究对象，而是应换位思考，对他们的实际心态进行历史的观察。

例如过去的研究往往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角色简单视为“号召—响应”，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回应革命政策，而是有较为复杂的心态。

例如，抗战开始后土地改革前的这段时间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酝酿时期，千百万农民在减租减息和生产教育的激励下，响应中共的号召，结成互助组织积极参与到大生产运动中，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改造着互助的组织形式和方法，从而使互助组的组织化、集体化程度得到提升，可以说这个时期是连接前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桥梁。

根据“历史是一个不断的过程”的治史观念，我们要深入研究农村的集体化问题，是不应该淡忘这段历史的。

但由于这一时期农民的互助合作没有产生轰轰烈烈的社会效应，并很快就被农业合作化时期互助合作的光芒所掩盖，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

以往关于土改前农民互助合作的研究也主要限于简单的“政策—效果”模式，忽视了互助合作所呈现出的各阶层农户的心态、行为及其与中共的互动关系。

本文即拟以1938—1946年的山东农村为中心，从乡村民众的视角观察农村互助合作组织的运转状况，观察当时农民自我组织能力的程度及其真实心态，以“自下而上”的视角探寻历史发展的多面性。

一、互助合作形式和合作伙伴的选择土地改革前，一部分农民响应党的“生产发家，劳动致富”的号召，开展互助合作，固然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热情，但更重要的动力则是来自于他们对“成本—收益”的理性权衡。

当时建立的许多变工互助组织之收稿日期：2011－12－15作者简介：周婷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都是由于在生产互助中，农民体会到了变工的好处，而自动要求组织起来。

有些村民，一开始不愿参加变工队，坚持自己单干，结果秋收时村里变工组很早就把农活干完，而单干的农民自家的活干不完，才知道不参加变工吃了亏，方才积极地参加变工。

①农民加入互助组织后，也仍然在不断进行着理性的选择。

以山东滨海区莒南县农民的变工互助为例，该县的变工互助按阶级来划分的话，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贫农与贫农的变工互助。

变工主要采取集体向牛主借牛，向政府贷款或集资伙养牛，以人力集体拉犁。

第二，贫农与中农变工互助。

中贫农结合，不但牛力工具人力的困难可全部解决，更可在剩余劳动力中开展其他副业。

这种组织形式的社会基础最为广泛。

第三，中农与中农的变工互助。

主要在过去搭犋互助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第四，贫农与富农变工互助。

这种形式可解决富农的劳动力缺乏和贫农工具牲口的缺乏。

但长期变工互助有很多困难，因为富农总怕自己的牲口吃亏。

第五，富农与富农或中农与富农的变工。

第六，全庄大变工。

如莒南的刘家铺、珠全庄，畜力人力工具集中，按地段耕种。

②贫农缺牛力和农具，剩余劳动力多，所以多合伙养牛或者是参加牛力人力互换的变工组。

中农牛力不全，工具不齐，有时还缺人力，故在搭犋互助中，中农是主体，有时他们也合伙养牛，参与牛力人力互换的变工组。

富农土地较多，人力缺乏，大多和贫农展开牛力人力互换的变工互助。

在土改之前，大多数农民的“阶级意识淡薄”，没有“被剥削”的感知。

但在经济理性的指引下，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却呈现出了一幅同质阶级团结和异质阶级相互博弈的复杂景象。

在莒南县，贫农之间的互助以及中农之间的互助，由于成分相同，地亩相差不多，算账比较简单，吃亏的现象少，所以同阶级的农民易于结合。

中农、富农与贫农互助时，总是怕自己的牲口“吃亏”，多是与贫农展开牛力换人力的短期互助，这样算起帐来比较容易，也能避免长期互助中出现的不等价交换。

而在搭犋时，中农、富农就不愿吸收缺乏畜力的贫农参加了。

富农和中农，大都土地过剩，人力缺乏，本不适合彼此结合，其所以结合是怕在中共扶持贫农的政策下，自己与贫农结合，自己的耕牛会变成伙养。

因此，在私有制个体经济下，农民的经济条件越好，越担心自己在生产互助中吃亏，发展长期互助的难度就越大。

进一步来看，互助组织内阶级成分越复杂，成员的经济条件相差越大，互助组织越是不能维持和巩固下来。

二、中共领导下农民互助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土改前，根据农民选择互助形式和合作伙伴的特点，中共认为“组里如果有骨干，如党、团员，或政治上进步的生产积极分子等；组织成分纯洁；劳动力、农具等不太缺乏”③，那么这样的互助组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组织起来的优越性更大。

所以当时中共在山东着力培养了一批以中农、贫农为主体的互助典型，希望“创造许多经验”，“作出榜样推动一般”。

当时，中共并没有直接介入到互助组织的内部管理层面，而是采取外部指导的方式来辅助互助组的发展，如“帮助互助组改进耕作技术，搞好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强对互助组的政治教育，培养群众逐渐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大公无私、有民主的作风”。

在中共的指导下，农民潜在的组织能力得到开发，以典型互助组为代表的一批农业合作组织在组织水平上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一）组织规模的选择中共没有明确的限定互助组织的规模，参与互助的农民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理性地选择和发展互助组织的规模。

有的地方适合小规模的劳动互助，如滨海区莒南县的农民“组大集体干活不灵活，分散干又失去领导，大家不满意，故由大组分成小组，每组最多为六户，一般为五户，这样干起活来能细致及便于检查”④。

根据互助生产情况的变化，农民还能够及时调整互助组的规模，推动互助组的进一步发展。

如菏泽地区蔡堂村杨心田互助组是山东最早树立起来的生产互助典型。

起初他们只是短期的“伙耕”，与旧式的搭犋类似，大家把农具、牲畜都拼在一起，一共合成两犋，吃自己的草料，做大家的活，牲畜耕作一天，等于一个人劳动一天的代价，农具上，小件的农具自备，至于大件农具都是各家共用的，修理费由公家出，假使农具毁坏再添新的时，则由大家帮助原有者再买。

这样互助组就解决了牲畜农具的问题，给缺少这些生产工具的贫①②③④《如何发展巩固变工》，《大众日报》1945年12月27日。

新华社滨海电讯：《滨海区莒南变工互助的分析》，《解放日报》1944年6月2日。

张林夫：《对山东培养互助合作典型的研究》，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辑《农业生产互助组参考资料》第2辑，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1953年，第38、39页。

新华社滨海电讯：《滨海区莒南变工互助的分析》，《解放日报》1944年6月2日。

农在生产上以很大的便利（当时8户组员中有2户什么也没有）。

互助组的组员在互助中尝到了甜头，这就打下了长期合作的基础，后来“由伙耕的基础上发展到伙种、伙锄、伙割（从短期的季节的合作发展到各种活的合伙），再由地里活的合伙到家里活的合伙，之后又发展到牲畜农具的合伙；有男人的合伙，发展到女人小孩也合起伙来；从农事操作的合伙，到农作以外的合伙”。

①（二）“自愿结合”的组织原则中共保证尊重农民“自愿结合”的原则，农民可以自由退组。

农民在互助中最为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眼前的困难，最快地获得收益，出组和跳组的现象很普遍。

如文登富贵村的互助组由于其组员频繁跳组，一年之中要进行三次组员整理。

②同时，越是长期互助，其中“糊涂了”的成分越大，所以农民大多选择短期互助。

像在山东西部农村，参加长期互助的一般的都是政治上较进步的少数群众，而大多数群众尚做不到。

③按照博弈论的观点，“自愿结合”、允许自由退组对于合作组织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它保留了互助组内农民理性选择生产方式的机会，“每个生产周期结束时，一个合作社的成员可以决定他们在下一格周期是否还参加合作社，如果他发现成为合作社的成员境况会更好，他将保留它的成员资格，否则，他将会从合作社中退出”④；另一方面，它建立了一种生产上的激励或者说是监督机制，以维持组织内每个成员的劳动积极性。

林毅夫认为“由于农业生产上的监督极为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成功只能靠社员之间达到一个可自我执行的默契的协议，在此协议下，每个社员承诺付出与他单干时一样大的劳动或努力，但是，这个承诺只有在无限重复的博弈才是可信的，当每个成员可以把退社作为惩罚偷懒者的策略时，每轮博弈就达到了‘完美的均衡’，这时退社权的威胁策略就被认为是可信的”⑤。

如文登县富贵村的农民隋夕元因给别人干活不积极，在大家提意见后，他愿退出该组，当他深刻检讨与表示今后一定听领导积极干活后，又参加了张福贵组。

隋夕元的退社实际上是该互助组为维持成员劳动积极性进行的一次博弈。

（三）等价交换的记工记账农民刚组织互助组织时，缺乏合理的计工算账办法。

刚开始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出什么条件，但到自己实际感觉吃亏时，矛盾就产生了。

在胶东，有的富农领导的互助小组，在开会时“贫的不敢说话，只凭富的一面说好，就订出一头驴顶两个工，两个半工，因而使贫农相当吃亏”。

也有的小组只照顾贫民，饭都由富农或中农管，一头驴只顶半个人工，一个工折价要按农忙时工夫市上的最高价格，结果富农感到不太合算。

⑥这种不合理的交换方式长期发展下去，“表面上的感情就得扯破”，互助组就有崩盘的危险。

所以互助组织必须有等价交换的记账方式，使“双方互不吃亏”，才能继续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