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土地制度改革几大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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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生: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分歧——答周其仁教授最新的批评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完成向现代化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城市化就是在农业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改换职业和居住地的迁移过程,因此可说土地在其中扮演了枢纽作用。
这是我这些年来集中研究土地问题的原因。
周其仁教授是我尊重的学界同仁,他的几次主动不吝赐教,包括最新这篇“城市化为什么离不开农地农房入市”(见《经济观察报》2014年9月8日)促进了我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
我也知道,周教授的土地观点绝非少数派,而是代表了一大批向政府建言的经济学家的学界主流意见。
尽管如此,本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术精神,我再作此文,以求教于其仁兄并方家大众。
人的城市化是别扭,还是切中要害?周教授上次说认识我多年,不知我研究土地问题,而且不研究就一下发表宏论,颇有责备之意。
故我仔细解释其实我十几年前就从农民进城打工开始研究人的城市化问题,也是下了很多年功夫,并非“不研究就未必不能提出正确意见”的轻率之举。
不料解释后周教授这次又有怪我研究得太早了之意,他说“至于当年怎么提出,以及是不是还有别人更早提出,我没有查证。
从现在情况看,不论原创属谁,‘人的城市化’——这个‘术语’——我就觉得有点别扭。
”持续进行的大规模城市化要了农民的土地,却无法接纳农民。
其实提出问题只是为了研究解决,谁先提后提都没有多大关系。
但人的真正城市化,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是件大事。
特别是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造成了农民进城不能落户和市民化的严重问题。
故我当年分析说“城市户口垄断对中国发展的巨大阻碍,则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中国在新世纪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相对资源的人口压力,中国要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的高速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内需不足,这两大问题的症结都在于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太低。
”“截止到20世纪末,按照统计的城市非农业人口,仍在20%左右徘徊,其他10%被列入城市人口的仅是指目前进入城市和小城镇的农村人口”。
土地市场化与农民的出路而且是中国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红利。
”12月29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行的土地论坛上,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一亮出观点即“遭到”诸多学者商榷。
另外的两位对话嘉宾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和东南大学教授华生。
在主办方看来,三位学者的对话代表了当前关于土地制度争论的三种不同观点或学派。
论坛由东方出版社和凤凰财经主办。
土地制度是与非贺雪峰将中国现行农地制度界定为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
老年人种地有收入、年轻人外出务工,在熟人社会下,农民自给自足,生活成本低,而且生活水平较高,该模式生产出大量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又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我们的奇迹以牺牲很多人的利益为前提。
中国城乡差距非常大,巴西等国近年来的收入差距下降了很多,不要总把人家都想象成水深火热,只有我们是奇迹。
”文贯中针锋相对。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补充道,“用中国的经济奇迹反证中国土地制度是好的,这本身就存在问题。
事实上,中国的土地制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产权制度名义上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合约的变化也可以带来深刻的变化,这一点已经由张五常教授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
”贺雪峰认为当前土地制度的另一个优势是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了退路。
“2008年经济危机,很多人都恐惧,实践证明,这种制度有助于缓解危机,不致引发大动荡。
将来一定还会出现经济周期,如果不给农民留一条后路,后果是很可怕的。
在农村虽不能致富,却足以解决温饱。
”文贯中追问,90后的农民愿意回去吗?这顺应城市化潮流吗?城市化是必经的出路,中国会走人口集中的发展方式。
华生认为双方的分歧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贺雪峰并没有反对城市化,只是说在城市化过程中给农民留一点余地,到21世纪末,全球城市化率应该在80%左右,这一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华生归纳了双方的观点,他指出最大的分歧既不在于农村土地是否要市场化,因为确权办证就是准私有,也不在于要不要城市化,关键是解决4亿进城农民的安居和就业的方式和措施。
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三个误区顺德区龙江中学(528318)王卫恒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高中历史教材中是这样表述的:“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可以说这是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概括。
但是,仅仅依靠教材的表述来理解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往往存在着三个误区。
误区之一: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就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近代中国,虽然封建的生产关系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土地制度来看,地主土地私有制始终占统治地位,农民依然受着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始终存在着,而且有时还很突出。
但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经济结构来看,在自然经济之外又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后期又出现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从阶级关系来看,则出现了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因此,近代中国社会“人民大众”的范畴发生了变化,“人民大众”不只是农民阶级,还有近代新产生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他们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属于“人民大众”的范畴。
“封建主义”也不只是地主阶级,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当权的各种封建半封建的反动势力以及后来产生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都是民主革命的对象。
同时,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复杂化了。
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之外,又出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地主、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可见,“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这对矛盾双方的阶级内涵都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只是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矛盾中的一部分,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来表述,就无法涵盖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国内矛盾。
误区之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教材上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回顾反思与展望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经了多次探索和尝试。
这些尝试虽然对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回顾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程,分析其中的问题和挑战,并展望未来可能的改革方向。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土地改革是我国农村改革中的重大一步。
1950年代初期,政府通过“土地改革法” 对地主阶级进行了剥夺,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得农民得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但在土改实践中,农民因为规模小、技术落后、社会保障薄弱等诸多原因,面临着粮食产量低、劳动力闲置等问题,同时,一些土地受到破坏和浪费,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给我国粮食安全和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隐患。
1978年,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推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三步走”战略正式确立,农村的土地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革。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每户农民的集体土地全部承包给家庭成员经营,土地使用权也得以得到保障并通过市场化方式流转,从而使得农民们能够自主决定种植哪些农作物,销售哪些产品,自主经营个体农业。
这一制度的实行直接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生产力得以大幅提升,特别是在国家扶持下发展了许多特色农业和农村合作经济,为我国的农村经济结构升级和区域扶贫做出了贡献。
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首先,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大部分流转仍然处于同村、同乡的限定范围内,土地市场资源的整合和优化利用达到了一定的瓶颈;其次,承包合同制度落实不到位,一些农民在土地租赁和产权拍卖等环节中难以保障自己权益,有些地方利益分配、土地收益不均衡等问题引发了公共资源争夺和治理困难问题;第三,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农村人口外流,导致土地闲置和资源浪费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土地呈现负增长态势。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未来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有以下几个方向。
农地农房入市:陷阱与跨越——三答周其仁教授的批评上篇说到小产权房是违建,如同走私,只能依法处理,不能合法化。
处理的办法除了对若干严重破坏规划的建筑进行拆除以外,可以对占地建造者处罚和扣减今后的土地转用和收益分享比例或指标,对低于一定面积的小产权房自住购买者补齐与大商品房在购买时的差价,对非自住者则补齐二者在今天的差价等。
至于颁发合法的产权证,则是在此处罚之后的自然结果。
无利不起早,按照这样违法者不得利的原则去规范,小产权房市场自然就不攻自破、失去了继续扩张的动力。
周教授等人主张小产权房合法化的一大理由是,小产权房的存量数量和面积已惊人,谁也不能不面对现实。
其实存量再大也是个固定量,总是可以处理消化,关键在于你的处理方法对增量的影响。
主张小产权房合法化的人从不提及的一个更大的现实是,小产权房存量固然可观,但由于这些年来政府一再升级的禁令,全国城郊大盖小产权房的毕竟只占守法村庄和农民的百分之几,像深圳原住民和北京郑各庄宏福苑和张家湾太玉园那样盖出几十层大片高楼的更是不到万分之几,如果小产权房合法化,迄今守法的绝大多数农民(即便只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行使这个“合法化”的权利,城市居民也来攀比这个自己搭建房子的权利,这时周其仁教授提及的“国将不国”、“天下大乱”,恐怕就难以避免了。
因此,现代法治社会下,无论是属于什么产权的土地,搞违建都不行。
但合法的农地农房当然可以也应当入市,周其仁教授的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
只是魔鬼都在细节之中。
农地农房入市如何避开陷阱,走上正确的路径,也是需要认真研究设计的。
1、农地入市,入的是什么市?周教授说“化繁为简,为建立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待革除的法律障碍只一条,那就是1998年写入《土地管理法》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改写也可,把‘不得’改为‘可以’,全盘就活了。
理由讲过了:有违宪法准则(‘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有违法治精神(‘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又没有可靠经验的支持。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回顾反思与展望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我国建国以来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如土地规模小、分散经营、低效率等,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
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建立,主要目的是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
在这个阶段,政府通过土地承包给农民使用,确保农民有稳定的土地使用权,鼓励农民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金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第二个阶段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进,主要目的是实现农村土地的集体经营和规模经营。
在这个阶段,政府鼓励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推动土地的集体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和竞争力。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民对土地承包权的界定和保护存在不一致,导致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受到侵害。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规范操作和乱象,导致一些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受到损失。
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带来的农民收入增加不明显,一些农民仍然面临着贫困和低收入的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可以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做以下几方面的努力。
加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保护,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受侵害。
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体系,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管和管理,防止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乱象。
要加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农民对土地流转的认识和能力,增加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收益。
要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支持力度,提供土地流转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帮助农民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的竞争力和效益。
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共服务,提高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环节,通过改革,我国可以解决农村土地问题,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
华生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在体制外2013年11月15日“不要空喊政治改革的口号,越是有分歧的东西,你非要去争辩,你怎么向前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怎么反腐,用制度办法来反腐,这个大家意见都一致的,为什么我们不在这儿做文章呢?若真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我看政治改革不改革就不重要了。
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同存异,把“同”做到最大,最后你就发现,异的地方就变小了,甚至变没了。
”华生在接受凤凰财经专访时提到。
华生华生,现任中国侨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侨联副主席,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兼职教授。
编者按: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1月12日正式闭幕,并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知名经济学家华生教授在接受凤凰财经专访时表示,这次三中全会显示了领导层很大的决心,是准备克服一些既得利益的阻碍来推进改革的。
他认为其中一个很大的进步是领导层的态度——认识到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在体制外,不在社会上,而是在体制内部,在政府本身的既得利益。
对于会议公报,华生强调,“决议未必会起那么大作用”,改革的许多措施以前都讲过,最重要的不在于这次讲了什么,而在于讲的东西是不是抓住了中国在这个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抓住了,就有历史的里程碑作用,没抓住,什么决议也不行。
”他说道。
“今后10年甚至20年内,改革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
”华生表示,土地改革、户籍改革、财税改革都要围绕“人的城镇化”进行,解决让外来人口融入城市,有住房,有相同社会保障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我们目前离人的城镇化还很远,现在如果所有的劲头不往这个地方使,问题就会很大。
”他说。
同时,华生最担心的是户籍改革再次流于口号。
他认为,人的城镇化实现不了的第一障碍就是户籍制度,改革存在诸多阻力,户籍制度改革首当其冲。
“这个改革不能光是口号,国家需要拿出资金配套推进。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作者:武琪来源:《财经界》2014年第07期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价格双轨制、国有资产管理制、股权分置改革的主要提出者和推动者;他被称为不是坐而论道的经济学家,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学院派的条件,是既从书本也从实践中学习的经济学家。
”他90年代下海经商,如今身兼数职,商海学界都有他的身影,有人评价他是“知识分子中最富有的人”、“经济学家实业做得这么成功的,没有第二个”。
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到研究资本市场,华生的经历似乎是一代人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浓缩的背影。
阅读华生以及他的作品,是还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闪光与不足。
今年年初,记者就曾采访这位时代的见证者,认识他,我们先从他的作品《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开始。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作者:华生出版日期:2013年11月1日ISBN:9787506069267某种程度上,城市化问题就是中国现代化问题。
在农地事实上已经日益私有化的今天,土地权利之争究竟是什么?土地开发权与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应如何分配?不搞卖地政策,地方政府如何走出高债务、高风险的泥潭?土地迷局亟待破题。
《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节选土地财政的异化与土地权利的分离土地财政的异化与土地权利的分离不搞卖地财政,土地权利如何归属?土地转用特别是农地开发的级差收益归谁?土地私有是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吗?对这些问题,人们有很多分歧和盲点。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新世纪前后的最大社会变迁,是从以农民、农业、农村为主体的传统社会转到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由此也产生了农田流转、农民进城、农地转用的新三农问题。
其中,农田的流转即规模经营的扩大,取决于农民离开农村迁移到城镇的规模与速度;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属能否真正离开农村、释放出农地,又取决于他们是否可以和能够在就业的城镇举家安居;而他们能否安居,不仅取决于他们是否能有稳定的就业(这一点即便没有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也从来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从农民工的普遍称谓就知道,他们离开农村的第一步,就是以找到了工作为前提的),更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和城里人一样,有自己较为体面的稳定住所。
华生:论土地制度改革的六大焦点分歧在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普遍实行土地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建筑不自由早已是深入普通公民头脑的法治观念。
土地的所有权与开发建筑权分离,土地的开发使用是公权力而不是私权利,才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土地开发权分配和实施的真实情况。
如果我们以为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就是我的土地我做主,并以此来指导我们的土地改革制度设计,那就完全走错了方向。
从真正法治的眼光来看,只有合法建筑与违法建筑之分,而没有什么小产权房与大产权房之别。
中国城市中的违建特别是热点城市城郊的小产权房违建已经相当严重,处理的原则和目的是要在考虑和尊重历史的情况下重建法治的权威,使得所有违建关联方都付出相应的代价,使违法者不得利、守法者不吃亏,从而以儆效尤,真正遏制今后城乡违建的再生蔓延。
这就像对违法犯罪也要区别情况处理,但你永远不能说让违法犯罪合法化吧?中国的土地制度,特别是近年来越演越烈的土地财政制度,存在诸多重大缺陷,亟待全面改革。
然而,土地作为外部性极强的特殊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配置有其特殊的规律。
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的用途界定和建设使用,并不是如其他资源和商品那样,由产权人自己或他们之间的自由市场谈判决定。
而这一点是过去引进市场经济的教科书中并没有说明的。
因此,误以为一般资源或商品市场的规律可以套用到土地资源配置上来,将会犯极大的错误。
故我于2013年11月7日在《上海证券报》发表了《土地制度改革的六大认识误区》一文,对当时风靡的土地改革口号提出了批评意见。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主管机构采取叫停小产权房发展等措施没有结束进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和更多争论。
这种情况反映了人们对政策的认识和解读仍然有很大的分歧,也说明了土地制度改革的高度复杂性和挑战性。
最近,天则经济研究所“土地制度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天则所课题组”)对我的六大认识误区一文提出了全面商榷的意见。
这种公开的批评和商榷是学术研究中切磋观点、搞清问题的好形式,由于类似天则所课题组的观点今天仍然相当流行甚或还是主流,因此有必要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焦点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华生:要看到收入不公的本质
华生
【期刊名称】《新财经》
【年(卷),期】2010(000)009
【摘要】@@ 对于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目前大家谈论的都是非常表面的东西,在认识上也有误区,认为政府用简单的提高最低工资的方法就能解决,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总页数】1页(P44)
【作者】华生
【作者单位】燕京华侨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正视收入分配不公,走向共同富裕——对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成因及解决对策的思考 [J], 汤荔荔
2.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收入差距——公平收入差距和不公平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J], 宋善文
3.收入分配不公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 [J],
4.收入的最大不公是“制度保护”着的不公 [J], 阮直
5.既要看到现实,更要认清本质 [J], 闫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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