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举与元代文学发展
元初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科举长期废而不行。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文人因此而疏离了政治和权力，淡出了治国和明道，唤醒了独立人格意识，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和创作；元代中期，自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后，吸引了各族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兴起了一个全面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元代科举吸引各族士子文人参加，是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依然有着无法言说的吸引力，尽显大国气象和盛世之感，促成了元代盛世的时代精神和“平、易、雅、正”盛世文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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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一个少数民族主宰中国的王朝，统治民族蒙古族以其固有的政治及文化传统影响着元代社会发展。作为收揽士人与建立正统的重要手段，汉族的科举选官则是以“学而优则仕”为原则评准行政菁英的征募方式，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是为打破世袭与贵族的特权，这和蒙古社会的用人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元代初期，蒙古统治者选用官吏，沿袭蒙古族重世家的体制，以“根脚”取才，对中原汉族自唐宋以来实施的科举取士不重视，导致了科举制度文化的断裂。元代初期，官府用人以实用为目的，不重科举，元朝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重德行、经术为先、词章次之的方针。元前期科举迟迟未开，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在李孟等儒臣的建议下正式开科取士。元顺帝至元元年（1335），因中书平章蔑儿乞氏伯颜坚决反对，科举考试再度停废。隔七年之后，顺帝至正元年（1341），重又恢复。此后一直到元朝灭亡，“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①。元代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到1368年元朝灭亡，期间一共162年，元朝科举施行52年，扣除中断6年，实际上只有45年的时间，仅开科16次，最多一次是元统元年（1333）取士100人，终元之世，左、右两榜共取士1139人。显而易见，元代科举执行时间短、规模较小、擢用人数较少。所以有人说：“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②元代名臣胡祗遹针对元代科举及选人的种种弊端有过鞭辟入里地论述：“世官既不可行，取人之法未立，是以有素无行检，恃利口而得官者；素无才望，纳贿行赂而得官者；不经历试，以虚声浮举而得官者；似有实无，耄不知耻，厚貌深情而得官者。致使缄默谨约者为无能，贫窭寡交者为退缩无用，逃名务实者为无闻，壮年豪迈、思深虑远、直言谠论切中时病者为狂妄诽谤。当此之际，而处选举铨衡之任，不亦艰哉！”③不过，即使元代恢复科举后也没有像前朝那样给文人儒士提供多少飞黄腾达的机会。
一、科举不兴唤醒了元代文人独立人格意识
在元代，以儒术经邦治国在中国君主专制社会一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念受到了冲击，且元代官员入仕途径较多；与唐宋和明清相比较，通过科举入仕的文人在选官中所占比例少之又少。元代选官用人着重“根脚”（根源、出身），高官厚禄几乎为少数“大根脚”即与皇室渊源深厚的勋臣世家和“老奴婢根脚”的宗族所总揽垄断。元代文士即使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谋得官职，但待遇和地位也远不
能和宋代相比，文士地位和待遇都低落了许多。宋代早已形成了尊师重道、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士人在社会上声望和地位极高。而宋元易代之后，文人不仅失去了在宋代所拥有的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而且宋朝以及半汉化的金朝给读书人所提供的通过科举获得种种荣誉荣耀、衣食无忧之途也变得坎坷起来。元代存续的百多年间，只有小部分汉人菁英能进入统治阶层而获居高位，大部分汉族文士被抛出权利圈之外。虽然汉族文人在文化上占有优势，但元朝统治者所实行时断时续的科举政策，给他们提供的通过读书入仕为官的机会非常少，多数文人不能在政界施展抱负、建功立业，把自己融入统治者、国家、社会体系，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理想生涯不再有了。
元代文士在政治权力上已被边缘化。元末余阙曾论及元代文人非常尴尬的地位和处境：“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识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用者尤寡也。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是可惜也。”④不过，汉族士人又往往代表着先进的文化，虽然大多数汉族儒士文人失去了治国的权利，但并未失去文化和文学领域的话语权。在元代这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文人更能展现其群体意识，在文化领域享有卓有成效的掌控权。
元代的文人，他们人生价值的认定已经不能以政治权力圈为归依了；他们似乎更爱以归隐为人生追求，复返自然，在读书、吟诗、作文、田园中营造生命的和谐。他们中的大多数更注重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文士的独立品格。正如程颐所说：“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不屈道以徇时，既不得施设于天下，则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节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⑤《周易·蛊》之上九爻辞说：“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若不为王侯做事，高尚以自守，那么可以过一种雅化的生活。关于雅，有很多理解，主要是指与鄙俗、俚俗、浅俗、庸俗等“俗”相对立的概念。張高评曾这样评价宋代的文人：“大多出身平民，虽由科举仕宦而居庙堂，仍不脱平民气息，故文人心态，较之隋唐元明，为更加注重涵养丰富、品节持重、高逸典雅之人文内涵追求，诸如博学、深思、广识、彻悟、超脱、旷达、清高、自信、自立、自由、老成诸意趣……而成文质彬彬之君子。”⑥正因为是具有博学、持重等君子品格，其作品的主体风格才称得上雅。“雅，指雅正、雅致、雅洁、古雅、醇雅、风雅、典雅、文雅、渊雅、有书卷气，以及含有恬静、幽深、温厚、古硬、萧清、悠闲、平淡、飘逸之韵，具有精巧、庄重、峻洁、清新之长，这是文人作品的主体风格。”⑦宋代文人向往宁静的生活，回避或者忽略世俗生活；那种热闹非凡的市井生活对他们没有诱惑力，清心且静心，优美且平和，憧憬高雅清净的理想生活境界。元代文人追求雅化的生活与此有些出入，他们不回避市井，不回避平凡，更多追求的是一种文士的独立品格，是一种个性的张扬。元儒胡祗遹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儒士文人：“今之儒者平居无事，务铅椠，博学多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