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公啡”-陈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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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爽女性心中的海派酒店回到1943由新旧两栋建筑组成的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对应着也有两道大门,一道在四川中路上,一道面朝外滩中山路。
从四川中路的新建筑进入酒店,无处不在的水晶吊灯、质感厚重的实木家具、大理石打造的浴室、铺满起居室和卧室地毯、Christofle 特别订制版银质餐具和Narumi 提供的骨瓷,无不打动着讲求精致美的女性宾客。
这种典型的维多利亚装饰风格是华尔道夫酒店一贯的传统,更是与百年历史建筑——最早是英国绅士聚会的上海总会、后来是名动上海滩的东风饭店、现在的华尔道夫会所的呼应。
酒店用一道廊桥把新旧两楼连接了起来,显然蕴涵了贯通古今的象征意味。
新楼里的惊喜和兴奋,到了旧楼就更成了震撼。
酒店相当尊重这栋建筑在上海总会时期的格调,挑高10米的大堂有着玻璃穹顶,如水晶宫般通透明亮,气场强大;意大利西西里大理石拼成的黑白棋格样式的地板和这栋建筑同龄,至今仍光可鉴人;强调线条和浮雕的Art Deco 装饰无处不在,再加上拉闸门的古董三角形电梯,把空间点缀得如梦如幻。
宾客们挽着复古手袋走过,仿佛穿越到了几十年前的旧时光。
而复古的场景并不是戏剧化的空洞存在,酒店的设计着意让宾客获得自然真实的感受;设计师尤其注重营造环境氛围,处处展现着大户人家顺其自然的待客之道。
Info: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2号/四川中路88号网址:点评: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位于外滩核心地带,和东方明珠塔隔江相望,与延安路过江隧道相邻,可直通浦东陆家嘴商业中心,步行可至南京路、城隍庙等地。
传奇和亲切的无缝接驳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海关钟楼的钟声和驳船的汽笛声是清晨的报晓,拉开窗帘,黄浦江已金光闪闪,尚未被游客攻陷的外滩就在脚下。
在这里,你能遇上阔别已久的“海上世界”,毫无压迫的舒适氛围,而不是初来乍到的咄咄逼人,令人亲身体验到“胜似家中”的境界。
传统和时尚碰撞旧楼里的廊吧(Long Bar)是酒店最具传奇的亮点去处,其中110英尺(34米)长的吧台在全国数一数二,桃木地板和深色墙裙的搭配则是地道的英式风格。
揭秘:老上海时期的三大娼妓业花榜名妓大盘点导读:根据史料,中国最早的小报多始于上海娼妓史。
从清同治五年(1866年)到1933年止,“通社”编辑的《上海研究资料沪娼研究书目提要》开列的研究沪娼的书籍共计有38种之多。
关于上海嫖界的花榜炒作,民俗学者张耀铭曾在《娼妓的历史》一书中有过详细的剖析:张耀铭先生指出,近现代上海娼妓业日盛一日,嫖界捧妓之风也极盛,其开花榜的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次数之频,可谓首屈一指,冠绝全国。
1、“小报鼻祖”戏开的花榜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上海花榜多均由消遣性小报主持。
而平时涉足妓院的嫖客根据报上所列通告投函推荐,小报根据荐函多少,参考舆论开榜。
这时,开榜仍有“艳榜”、“艺榜”之分,但艳榜的夺魁者以科举制的状元、榜眼、探花等冠之。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办起《时务报》后,上海兴起了一股办报热潮,各种小报也应运而生。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并首创在报纸上开花榜、捧妓女的风气,因而得到“小报鼻祖”、“骚坛盟主”、“花界提调”这些褒贬不一的声名。
李伯元此招一出,广泛地激发了人们的参与与兴趣,平时涉足妓院的嫖客竞相投函推荐,这些信写得文采飞扬,风流倜傥,反映了嫖客的不同情趣、不同喜好、不同思想意识,不同文化品位,当时捧妓成风。
2、文人名士主持的花榜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上海花榜的特点有二:其一,花榜由文人名士主持,品评时仍以诗词或评语题写,由于偏重于美色与技艺,故有“艳榜”与“艺榜”之分。
其二,花榜只在书寓、长三中评选,但开榜次数频繁,甚至一年之内开两次榜。
评选出来的名妓,附以其相应的名花名卉。
在此过程中,花榜评选的主持人多是舞文弄墨的“海上名士”或“洋场才子”,他们平时以青楼妓院作消遣地,以品花狎妓为乐,以作诗填词为风流。
当时不少妓女,经这些文人学士的品评、鼓吹,名声大震。
而后,骚坛文人纷纷效仿,大肆吹捧。
3、游艺场与报社合流主持的花榜从1917年到1920年,上海花榜的场面和规模远比过去更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旧上海的头牌交际花究竟是谁在旧上海时代,最关键的人物元素就是美艳又善于交际的交际花,她们穿着性感冶艳,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女性的魅力,周旋于王孙贵族之间。
以下便是为大家所带来的旧上海的头牌交际花,希望各位会喜欢!上海的交际花美女明星云集让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如此香艳芬芳,而交际场上风头最足的交际花,非唐瑛莫属了。
然而,唐瑛这位旧上海的头牌交际花是怎样炼成的呢?这一直是很少人知道的秘密。
现在以昔日上海滩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作品成为时尚,在这些作品中“交际花”是不可缺少的主要角色之一。
这些“交际花”既长得美艳又善于交际,常年周旋于一些有钱男人之间,依靠这些男人供养,长住在高级旅馆或是公寓里,物质生活十分优裕,就像曹禹的话剧《日出》中的陈白露那样。
旧上海这样的女人的确是有的。
当时上海的一些甲级旅馆如“大东”、“东亚”、“新亚”、“扬子”、“东方”、“大中华”等都有这样的女租客住着。
一些乙级旅馆中也会有这样的女人长住着,只是“档次”比较低些罢了。
而长期租住在“国际”和“金门”这两家特级旅馆中的这类女人的“档次”则更高。
然而,哪怕是住在特级、甲级甚至最豪华的华懋公寓中的这类女人,都算不上真正的“交际明星”。
她们中有的是上海各大舞厅中的红舞女,有的是过去书寓、长三中的红信人,从良嫁人后重又下堂出来招蜂引蝶,也有的是脱离了家庭住到外面来广交“朋友”、受人供养的……这些女性过着阔绰的生活,有着相当的排场,甚至在上至政要下至黑道之间周游交接,但她们充其量只能算是些“交际草”。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交际场上的头牌交际花呢?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的陈定山是一位文史作家,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工业企业“家庭工业社”的少东家,曾当过大学教授,因此也算得上当年旧上海的社会名流。
他在l958年曾写过一本《春申旧闻》,其中讲到当年上海的“交际名媛”时这样写道:“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唐瑛、陆小曼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
一家咖啡馆与左联的诞生作者:朱亚夫来源:《华声文萃》2021年第11期咖啡馆,在不少欧美文人的笔下,是谈情说爱的浪漫之所。
但是现代文学史上,当年驰名沪上的“公啡咖啡馆”,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的摇篮。
据说,咖啡是1853年传入上海的,曾被称为“咳嗽药水”。
1920年以后,上海街头形成了以北四川路、霞飞路和南京路为“金三角“的咖啡店圈。
与之相伴,闲谈咖啡文化的文章也常见于申城报刊,如鲁迅《革命咖啡店》、林徽因的《花厅夫人》、田汉《咖啡店的一夜》、曹聚仁《文艺复兴馆》,董乐山《旧上海的西餐馆和咖啡馆》等。
在互联网上,我们还能看到当年“公啡咖啡馆”的照片。
那是一幢假三层的小洋楼,楼下售卖糖果、糕点,楼上有两间房供客人品尝咖啡。
由于地处老上海公共租界边缘,巡捕房一般不会特别注意此处,因此“公啡咖啡馆”逐渐成为左翼文人、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
当年,左联的多次筹备会议就是在这里秘密进行的。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筹备会一般是每周开一次,有时隔两三天也开过,地点几乎固定在咖啡馆二楼。
就是在这里,潘汉年召集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传达中共中央的新精神;就是在这里,鲁迅穿着长袍、嘴上含着烟斗,不时品尝几口绿茶……1930年2月16日,天气晴朗。
《鲁迅日记》云:“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头饮加菲(咖啡)。
”其实,他是到“公啡咖啡馆”参加左联的最后一次筹备会。
除鲁迅之外,与会者还有沈端先、郑伯奇、冯乃超、彭康、沈起予、华汉、蒋光等人。
会上检讨了过去文学运动中的缺点,确定了今后文学运动的任务,一致决定在3月初正式召开左联成立大会。
其实,不单是左联在这里酝酿成立的,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筹备会议也在这里召开。
也许是这些缘故,让原先并不喜欢去咖啡店的鲁迅成了“公啡咖啡馆”的常客。
由于离山阴路寓所不远,鲁迅还常常借这里约见友人、指导文学青年。
萧军、萧红回忆:1934年,他们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小说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生活拮据,创作更是艰难,不得不向鲁迅求援。
上海滩咖啡往事作者:章斯睿来源:《现代工商》2011年第08期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
随着对外贸易的逐年扩展,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渐渐地影响着上海人的生活。
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设立租界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从母国进口了大量的商品,从日用器具到调味佐料,都在进口之列,其中自然也包括英国人每天必不可少的咖啡。
欧风西雨带来咖啡豆有关中国人对“咖啡”的记录可以追溯到同治五年(1866)。
当时18 岁的汉军旗人张德彝出洋欧洲尝到西洋饮食的独特风味时提及“咖啡系洋豆烧焦磨面,以水熬成,其味酸苦。
” 可见中国人对咖啡的认识还仅仅只限于少数处理外交事务的贵族官僚、买办和翻译。
一般百姓,即使是下层官吏,根本不知道“咖啡”是何物。
19世纪60年代,受太平军江浙战事影响,大量上海本地居民和外省难民涌入租界居住,造成华洋杂处的格局,租界中体现出来的西方现代文化以及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距对中国人来说具有示范效应,西洋货物因其在质量上胜于国货而流行。
中国人对西货的好奇,在风俗上出现“洋化”的倾向。
时有:“酒则香饼(槟),茶则加非(咖啡),日用之物皆以有一洋字者为佳”的评论。
与此同时,由广东人经营的番菜馆在上海受到欢迎。
只要有钱就可以上番菜馆尝到不同于中国饮食的西式佳肴,而且价钱也比较便宜。
当时上海人对咖啡的认识多是来自番菜馆,在对咖啡的描写中也脱离不了番菜馆的场景。
陈无我在《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中描写道:“大菜仿西洋,最驰名,一品香,刀叉件件如霜亮。
楼房透亮,杯盘透光,洋花洋果都新洋。
吃完场,咖啡一盏灌入九回肠。
”《番菜小志》中也提到“咖啡:番菜馆中绝无佳者,盖此物一冲即饮则芬芳犹在,如袁简斋所谓饮茶一道,只争毫发之间”,这些都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当时中国人吃西餐喝咖啡的情景。
但是,此时普通中国人对西方饮食仍旧充满好奇和陌生,有的竟将咖啡等同于中国的中药“神曲”,认为它是用于解除西餐的油腻,帮助消化肠胃的药物。
老上海影集(廿一)——八仙橋【57P】浦东同乡会建立缘起浦东营造业主的崛起。
1936年,理事会决定建造浦东同乡会大楼,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454号近成都路口购得地基3亩多,并在浦东籍华商中募集资金,其中杜月笙亦是主要捐款者。
大楼由在上海公和洋行任职的浦东人奚福泉(德国达城工业大学特许建筑工程师、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科博士)设计,新升记营造厂承建。
楼高8层,为钢骨水泥的近代建筑。
1936年11月,举行同乡会新会所大楼落成典礼。
典礼由张起飏投钥,杜月笙启门,穆藕初、黄炎培、吕岳泉升旗,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揭幕。
图1、2via网友“老童在上海”:浦东同乡会大楼(底层设浦东银行)和浦东同乡会纪念章;图3:上海浦东同乡会兴办的浦东银行(延安东路280号河南路口)。
小菜场,即副食品供应场所,上海人称“小菜场”,分布极广。
小菜场大体分三种:室内;马路;菜农、菜贩自发形成的(与马路菜场不同的是没有固定场地)。
室内菜场,起源于1881年南京路菜场,俗称铁房子菜场。
后知名的有马立斯(大沽路旧称马立斯路,马立斯菜场被拆除后,造起了政法大楼)、福州路(图为1930年即将落成的福州路室内菜场,解放后改为上海市水产公司下设的水产商店,现为大众书局)、三角地、西摩路(陕西北路)、北京路等菜场,这些菜场设备较好,大多设在生活水准较高地区,服务对象为周边居民外,还有远道而至的顾客。
记得小辰光跟着大人到福州路水产商店买鱼等,因为那里的水产品新鲜,鱼蟹都是每天从码头运来的,相当于如今的铜川路市场。
20世纪60~80年代初,副食品供应匮乏,菜场中使用的有肉票、鱼票、蛋卡、豆制品卡、蔬菜卡、逢年过节还有节日副食品供应卡等。
居民买菜,一般都要排队,购买紧销商品时甚至通宵达旦。
那时,为省人力,一只篮头或一块砖头一放,就是一个“人头”,大家默契。
民国时期,那些风靡上海滩的酒今天我们来讲⼀讲,那些你的曾祖辈可能喝过的酒。
上世纪⼆三⼗年代,属于那个时代的设计,现今看来也⾮常经典耐看呢。
以下图⽚全部来⾃上海出版的《法⽂上海⽇报》的⼴告。
1、从1927年起,酩悦⾹槟酩悦⾹槟就在报纸上⼤打⼴告了。
当时它的总代理在⼤名⿍⿍的"霞飞路",即今天淮海中路上。
2、英商上海啤酒有限公司的"友啤UB"⿊啤酒。
此时它已是远东最⼤的啤酒⼯⼚。
这两个⼴告,推介其新近⽣产的⿊啤——丰富的⾹味、美好的⼝感,还有⾼度的营养价值!现在找不到啦。
3、萌萌哒⼴告!英国怡和洋⾏创办的怡和啤酒⼚英国怡和洋⾏创办的怡和啤酒⼚,与"友啤"⼀样,当时是上海三⼤啤酒商之⼀。
现在也找不到啦。
4、这个⼩⼴告⼏乎期期都出现,不知道是因为卖得太好还是太差。
但你今天还是很容易找到这款酒,历史悠久的利⼝酒——法国郎酒法国郎酒。
尊尼获加两兄弟,不⽤说了,⼤家都知道。
轩尼诗与尊尼获加5、轩尼诗圣詹姆斯朗姆酒,⾄今仍有卖。
请注意它的代理商Baboud,Mary&Cie,中⽂名"法商百部洋⾏",位于⼴东路17号(上海外滩),它并不是什么⼤洋⾏,所以资料短缺。
只知道1949年洋⾏搬迁⾄⾹港(不⾛就死啊!),并在本世纪初宣告倒闭。
只是同⼀份报纸还有它的另⼀个页头⼩⼴告,⾥⾯⾃称"全中国最好的酒窖"。
看下⾯!中国祖师爷级别的酒窖啊!终究还是倒在时间的灰烬⾥。
最可惜的是,这份报纸,伴随着讲述战争或和平的头条新闻,还有这些⼴告,在1945年⾛到了尽头。
红棉酒家往事文·图/刘华美结识后,在英租界云南路设立宁商总会。
因系向港英政府注册,上海租界巡捕房无权搜查,方便掩护革命党人活动。
宁商总会最初搬来爱多亚路870号的时间,尚不能确定。
《申报》上将两者联系在一起的最早记录,是1920年9月19日的一条消息:恒昌祥机器厂厂主张延钟在爱多亚路870号宁商总会,为受他资助即将赴英留学的张今法和王珪孙两人饯行。
在红棉酒家之前,上海得利制牌厂发行所、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第一团、家庭幻术函授社等机构也曾租赁于此。
1939年10月17日下午3时,红棉酒家股份有限公司创设大会在爱多亚路870号召开,决议公司章程并选举董事及监察人。
10月29日《申报》刊出了红棉酒家的开业广告:红棉酒家今日开业,厅堂富丽,座位舒适,高尚粤菜茶点,大小宴会,中西皆宜;茶点供应时间:晨8时至下午5时。
红棉酒家创设时,股份总金额数为法币10万元,分为1000股,每股100元。
股东中以盛丕华持股最多,持有100股。
盛的儿子盛康年名下还有60股。
按1940年公司会计文书,董事有:盛丕华、汪寰清、吴正矱、袁履登、黄庭伟、钟标、吴启周;监察人为徐永玉,即徐永祚。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创办于1921年,主任徐永祚会计师,主要业务包括代办企事业单位注册、登记、查账、诉讼等。
红棉酒家创设时,登记、验资等事项即是交付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代办的。
钟标任红棉酒家总经理,原新亚经理黄庭伟任经理。
一切制度、陈设、用具、器皿等均仿效1939年7月开业的京华酒家。
但菜肴的品种质量更高过京华,如将原新亚名菜“古劳熏鸡”精制成“咖啡熏鸡”。
咖啡香气浓烈,扑鼻醒神,广为食客赞赏。
红棉用料考究,食材均选用来自特产地的上品原料,如乳鸽必用石岐鸽,网鲍必用崖城鲍,山瑞(又名鼋,生于山溪之间,故有山瑞之名)来自广西,鱼翅自吕宋进口,江瑶柱1933年上海北四川路新亚酒店开业。
老上海的“公啡”
◇字体:【大中小】(2005.9.6)
陈明远
在巴黎和马德里等文化名城的旧区老街旁,有一些咖啡店已经成为历史文物。
尽管铺面狭窄、设备简陋甚至烟熏火燎,然而因此更加珍贵。
当地居民自豪地向观光客指点说:“这里是波德莱尔、罗曼罗兰和海明威等人常来高谈阔论的坐席,那里有凡高、马蒂斯和毕加索留下的足迹!”
老上海也有这样应当引以自豪的咖啡店。
其中第一处就是靠近虹口公园、四川北路底的“公啡”。
20年代初期田汉的独幕剧《咖啡店之一夜》,据我所知乃是中国作家首次在舞台上抒发“咖啡店情调”。
此后几代中国文化人跟上海的咖啡店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极左的文化专制时期,这种缘分被粗暴地割裂了、践踏了,但是老上海的“咖啡店情调”,那浓郁、略带苦涩而又异常甘美的芳香,仍然久久地飘荡萦回在几代文化人的心底、梦境。
“公啡”坐落在老上海公共租界边缘、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
周围的外国侨民以日本人居多。
它的几十年历史,乃是这种“咖啡店情调”的代表。
我的父母长期住在虹口区,离鲁迅故居和“公啡”旧址很近。
60年代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从上海到了北京,老前辈祖师爷们常向我询问“公啡”的近况;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夏公、阳翰老回到上海时,也一再寻访过“公啡”的旧址(北四川路底),流连忘返,感慨万端。
(注:今四川北路,新中国成立前称为北四川路。
)
“公啡”创始于何时,有待考证。
至少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时,它已经成为文化人经常会聚处。
夏公回顾:“我记得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是1929年10月中旬,地点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店2楼,参加者有潘汉年、冯雪峰、阳翰笙、钱杏和我等10个人。
”我也询问过阳翰老,他证实了夏公的说法,并回忆了当时在“公啡”聚会的情况(我做了记录);唯一的差别是他说人数是9个,皆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文化骨干。
他说:可以认为“公啡”是左联诞生的摇篮。
杨纤如老人回忆道:“30年代阳翰笙同志经常带领我们参加作家的活动,北四川路底的公啡咖啡店去过多次。
这是一个犹太人开的店,是外国人常去的地方,巡捕房包打听是不大注意的,比较安全。
所以地下党才选中这里聚会……记得冯乃超说话的时候,手里玩弄着橡皮筋,他把近视眼镜伸到一位女作家面前问:蒋女士有啥子意见呀?这位蒋女士就是丁玲。
”
1928年鲁迅在《革命咖啡店》一文中写道:“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但是,当时鲁迅跟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们尚有隔阂,误会有待解除,所以文中不无调侃和幽默。
鲁迅写道:“我是不喝咖啡的,还是绿茶好…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
”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鲁迅愉快地登上了“公啡”2楼。
后来夏公对我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1929年底,一天很冷的下午,鲁迅先生亲自到公啡咖啡店出席了筹备左联的聚会,跟潘汉年、冯乃超和我交谈得非常融洽。
左联的筹备会一般每周一次,需要时隔两三天就碰头。
地点固定在公啡咖啡店2楼上一个包间里,西餐桌旁可容十几个座位。
1930年1月下旬,就在
公啡咖啡店起草了左联的纲领,协商了发起人名单;并一致决定在3月正式召开左联成立大会。
”
1930年2月16日,以鲁迅为首的左联12个发起人在“公啡”2楼包间召开了一次“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的讨论会。
当年3月《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作了报道。
当时在“公啡”酝酿成立的不仅有左联,还有“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即“剧联”。
根据戏剧界老前辈赵铭彝回忆:“1929—30年,在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洪深领导的复旦剧社、郑伯奇夏衍领导的艺术剧社等基础上,联合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筹备会也是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口公啡咖啡店2楼举行的。
”
老作家魏猛克回忆说:“1933年我参加左联不久,周起应(周扬)带我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一同到马路对面一个挪威人开的公啡咖啡店去谈话。
这个咖啡店比较僻静,鲁迅常在这里跟文学青年交谈,是值得纪念的地方。
”但是鲁迅仍不随同大家一起喝咖啡,他单独点一杯绿茶。
有时夏衍则陪着鲁迅喝茶。
在西洋风味的咖啡店,却偏要喝中国绿茶,这也是文坛一绝吧。
茅盾、胡风先后担任过左联书记或执行委员,他们都是“公啡”的常客。
据说鲁迅和巴金也曾在“公啡”见面。
这方面的详情,有待发掘考证。
萧军、萧红回忆说:1934年,他们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小说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跟鲁迅通信。
11月30日午后,按照鲁迅先生信中约定,他们乘坐1路有轨电车到了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跟鲁迅见面。
鲁迅把他们带到一个咖啡店长谈,“鲁迅先生很熟悉地推门进去,上了2楼。
我们也随后跟进。
店里一个外国人很熟识地跟鲁迅打招呼,鲁迅回礼以后便在靠近楼梯的一个厢位中坐了下来,我们也坐进去。
这处厢位很僻静,进门的地方有个小套间部分地掩住了它。
座位的靠背很高,临座的厢位互相看不见,坐在厢位里就如进了一个小房间。
鲁迅解释说:这个咖啡店主要是经营后面的舞场,白天来客不多,更少有中国人,所以鲁迅就常选这里作为跟人们接头的地点……”萧红没有写明这咖啡店的名字,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她所说的正是“公啡”!
周扬夫人苏灵扬回忆说:“1934年秋天我和周扬结婚。
第二年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入狱。
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我担任过周扬跟鲁迅先生的联络员。
我先陪同周扬到北四川路底的公啡咖啡店,他留在那里等候;我就去内山书店找到鲁迅先生,领他来到公啡。
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1935年)的情景:咖啡店座位是最普通的4座车厢式,鲁迅穿着长袍子,嘴上含着烟斗,烟雾袅绕。
”交谈时,周扬夫妇喝咖啡,鲁迅喝茶……
设想日历翻回到六七十年以前,你从上海外滩搭乘1路有轨电车,越过外白渡桥,铁轮载着两节方方正正的车厢微微摇晃,一路上丁丁当当悦耳的铃声伴随你来到北四川路底终点站。
你下了车,迎面看见两个青年(柔石和殷夫)搀扶着一位穿长衫着布鞋的“老头子”横穿马路进入“公啡”咖啡店。
你好奇地追随他们登上2楼,听见餐桌旁的人们在辩论《子夜》的文采、《灭亡》的风格……有时你可以看见西服革履气宇轩昂的“四条汉子”在研讨新的电影剧本,争执不休以至于面红耳赤;有时你可以看见丁玲正在审阅文学月刊《北斗》的稿件;有时你可以看见萧军、萧红正在跟鲁迅洽谈《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出版事宜;你还看见几个“包打听”探头探脑东张西望,却没能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只觉得一两位客人不喝咖
啡、专喝绿茶,有点儿可怪罢了……你眼前展开这一切,难道不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精彩篇章吗?
北京有老舍常去的茶馆,上海有鲁迅常去的咖啡店!
我仰慕老上海的咖啡店情调,我仰慕“公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