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第六章好词好句《西游记》于1982年开拍，1986年春节在央视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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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三山飞凤帽，身穿一领淡鹅黄。
缕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
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执。
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棕罗双凤凰。
力诛八怪声名远，义结行西游记第六章介绍第一节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作者《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后出现的又一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
它的成书，酝酿了七百多年。
无数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深沉的创作基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注：《广弘明集》卷二十五载玄奘《请御制三藏圣序表》称贞观元年开始西行，今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定在贞观三年。
)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费时十七载，经历百馀国，前往天竺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震动中外。
归国后，玄奘奉诏口述所见，由门徒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诸国的历史人情、宗教信仰、地理资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以后门徒慧立、彦琮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了神化玄奘，在描绘他突破艰险，一意西行的同时，还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如狮子王劫女产子，西女国生男不举，迦湿罗国“灭坏佛法”等。
它们虽还游离于取经故事之外，却启发后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有关取经的神话。
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形式近乎寺院的“俗讲”。
书中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
他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身为白衣秀士，自动来护三藏西行。
他神通广大、神机妙算，一路杀白虎精、伏九馗龙、降深沙神，使取经事业得以“功德圆满”。
这是取经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步变为猴王的开端。
我国古代的稗史、志怪小说如《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等，都写过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
而《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怪无支祁，他的“神变奋迅”和叛逆特色同取经传说中的猴王尤为相近。
《取经诗话》虽然粗拙简单，某些细节如蟠桃变幻、虎精破腹等都不近情理；但已比较清楚地显示了取经故事的轮廓。
从深沙神、鬼子母国、女人国的描写上，也多少可以看到《西游记》某些章回的雏形。
取经故事在元代已经定型。
元时磁州窑的唐僧取经枕上已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沙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形象。
《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送”韵“梦”条，引有一千二百馀字的“梦斩泾河龙”，题目作《西游记》，内容和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基本相同。
可以想见，至迟在元末明初曾有过一部类似平话的《西游记》。
此外，古代朝鲜的汉、朝语对照读本《朴通事谚解》也载有取经故事的梗概。
注云：“详见《西游记》。
”我们虽还不能断定《永乐大典》及《朴通事谚解》所引出自一书，但从它们时代的相近与规模的相当来看，却完全可以肯定在吴承恩著《西游记》之前，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
《朴通事谚解》复述了“车迟国斗圣”的梗概，和《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十分相似。
从书中有关的八条注里，还可以窥见元末明初取经故事的轮廓。
一条注说：“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子儿怪，几死仅免。
又过棘钓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
”可见取经故事自己已十分丰富复杂。
注中还提到了住在花果山水帘洞铁板桥下“号齐天大圣”的老猴精，它偷得仙园蟠桃、老君丹花，又窃王母仙衣“来设庆仙衣会”。
李天王奉命“引领天兵十万及诸神将”，“与大圣相战失利”。
终赖二郎神捕捉，被观音押入石缝，“饥食铁丸，渴饮铜汁”。
唐僧取经，路过此山，将他放出，“收为徒弟，赐法名悟空，改号孙行者”。
写孙悟空的来历和斗争历史已和吴氏《西游记》大致相同。
注中还提到另两名护法弟子：一个是从《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演变而成的沙和尚；一个是《取经诗话》中不曾提到的黑猪精朱八戒。
但是他们的神通都不及孙悟空。
可见这时百回本《西游记》的重要情节早已定型，为吴承恩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和取经故事在话本中逐步定型的同时，类似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
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均已失传。
现存元末明初人杨讷所著《西游记》杂剧，(注：按《录鬼簿》载：吴昌龄有《西天取经》，习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又有《鬼子母揭钵记》，相当于杨本《西游记》杂剧第三卷“鬼母皈依”。
天一阁钞本《录鬼簿续集》载：“杨景贤，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
”名下有《西游记》剧目，当即今存《杨东莱批评西游记》。
)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这同样是后来《西游记》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取经故事的最后完成者是吴承恩(1510?⑴582?)。
(注：刘修业《吴承恩年谱》将生年定为弘治十三年(1500)左右。
今按吴承恩《石鼎联句图习题词》云：“因忆少小时，侍客谈此，仆率尔对曰……回思此对，二十馀年矣!”自署“丙午秋日”。
丙午即嘉靖二十五年(1546)，距此“二十馀年”尚云“少小”，则吴承恩生年最早当在正德初年(1510顷)。
)他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江苏淮安)人，出身于一个从“两世相继为学官”，终于衰败为商人的家庭，“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却“屡困场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十多岁时，始补岁贡生；后因母老家贫，作过短期的长兴县丞。
但他长期度过的，却是一种卖文自给的清苦生活。
这固然销磨了他“少年人谩比终军”的锐气和壮志，却也激发他“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的愤慨和狂傲，使他比较容易接受当时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变革的思想感情。
而他的“善谐剧”的幽默，酷爱别史奇闻的癖好，一旦和那种深沉的愤满情绪结合，便很自然地引起他继承“志怪”传统，挖苦黑暗的创作动机。
他的《禹鼎志》就是寓有鉴戒意味的短篇志怪小说。
他的诗如《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也都表现了借神话传说，寄托扫荡邪魔、安民保国的愿望。
所谓“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正是通过称道二郎神的搜山除妖来寄寓自己的理想的。
它的浪漫主义风格，不仅可以和小说《西游记》互相印证，而且也流露了他创作《西游记》的旨趣。
吴承恩虽处在前后七子“驰鹜天下”的时代，而他的诗文创作却能独出胸臆，不入藩篱。
这种追求艺术独创的精神，在小说《西游记》中，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拿《西游记》与以前一切取经故事相比，吴承恩再创造的功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在主习题思想上，冲淡了取经故事固有的浓重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把一个以宣扬佛教精神、称道忠诚教徒为主的故事，改造为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和时代特征的神话小说。
(二)在人物处理上，原来备受赞扬的圣僧玄奘受到某些严格的批判，退居次要地位；而体现人民理想的孙悟空却成为全书最突出的中心人物。
(三)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提到卷首来开宗明义。
又把许多人所熟知的神话人物、神话故事有机地组织到取经习题材之中，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和新的生命。
这些人物、故事，不仅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不仅有一般民间传说，也有作者本人在现实生活启示下的新创。
因此故事内容也越加丰富多采。
(四)以挖苦、幽默的笔调，渲染有关取经故事的神话传说，赋予作品以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就使《西游记》成为神话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
第二节西游记的思想内容吴承恩《西游记》以整整七回“大闹天宫”的故事开始，突出了全书战斗性的主习题，同时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
孙悟空原系破石而生的美猴王，无父无母。
他纵身一跳，在那水帘洞中、铁板桥下发现了一个“洞天福地”，领着群猴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谨”的自在生活。
这就在社会关系上“绝对自由”。
他只身泛海，访师求道，学得七十二般变化，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这才向龙宫强索得宝盔金箍捧，去冥府硬勾掉生死簿上名，终于也超越自然规律的局限，而“绝对自由”。
这一美好的遐想，不消说，体现着苦难深重的人民企图摆脱封建压迫，要求征服自然，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西游记》的主习题思想早在前七回就已经奠定了。
而历史上风起云涌、此伏彼起的农民战争，则构成这一幻想情节的现实基础。
孙猴子打乱了“三界”的秩序，龙王、阎王上告天廷。
玉帝“遣将擒拿”不成，又来“降旨招安”，进行欺骗，反被孙悟空识破诡计，一叛再叛，直“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定要玉帝让出天宫，“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一方面是追求自由的“妖界”英雄在斗争中不断成长，另一方面是等级森严的神权统治以镇压来维持秩序。
这正是封建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神话中的再现。
孙悟空生气勃勃的对抗斗争，在厂卫横行、生灵涂炭的嘉靖朝代，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了人们意味深长的启示；同时也体现了作者憎恶秦汉以来的专制王朝，并把希望深深寄予“豪杰之士”的思想(参看《秦玺》)。
但是，宗教势力维护着封建统治，如来的掌心保全了玉帝的皇位，孙悟空的大闹天宫最后仍以失败告终。
它寓言般地概括了封建社会人民斗争失败的历史悲剧，表现了“佛法无边”和封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还不能突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
第八回至十二回写如来说法，观音访僧，魏徵斩龙，唐僧出世等故事，交代取经的缘起。
从十三回到全书结束，写孙悟空被迫皈依佛教，保护唐僧取经，在八戒、沙僧协助下，一路斩妖除怪，到西天成了“正果”。
作品也转入了另一个主习题。
唐僧取经本来是《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的本事。
作者在小说中利用它来作为描写克制八十一难的一条引线。
在作品的实际描写中，取经这个目的，远不如到达这一目的而表现出的顽强斗争精神来得重要。
在取经路上，孙悟空和妖魔的斗争不只是为了保护唐僧，而且也是为民除害。
这些妖魔一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它们不仅是害人的自然力量的化身，还象征是封建社会的邪恶势力，给下界百姓带来无限祸患与灾难。
它们与神佛的关系十分微妙：神下凡可以为魔，魔升天仍能作神。
如黄袍怪是“二十八宿”之一，金角、银角大王是李老君的守炉二童，黄眉大王是弥勒佛的司磬童子，九头狮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它们的法宝又都是从神佛那儿来的。
它们得以私自逃入人间，正说明神佛统治的腐朽和天界秩序的紊乱。
有时，神佛也有意无意地驱遣妖魔下界，其目的固然为了考验取经四众的虔心，强调“正果”的来之不易；同时却也常包含着不少自私的目的：或为报私仇、逞私欲，得血食，或者通过一纵一擒赢得下界人民的虔信。
神佛之所以要帮助除妖，一来因为取经事业在根本上符合上天的利益，二来也是为了在悟空棒喝之际庇护各种家妖，免得这些侍从爪牙既丧失性命，又丢掉各种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