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杂志的内容分析

从“女劳模”到“女明星”——从《中国妇女》60年封面人物看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媒体女性形象变迁及国家话语转变从“女劳模”到“女明星”——从《中国妇女》60年封面人物看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媒体女性形象变迁及国家话语转变引言：在中国的媒体中，女性形象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对媒体倡导的女性形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分析《中国妇女》杂志近60年来的封面人物，探讨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塑造了这些女性形象，并如何转变了国家话语。

一、国家意识形态对媒体女性形象的塑造1. 宣传社会主义女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倡导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女性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被塑造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劳动模范。

《中国妇女》的封面人物经常是工人、农民或职工妇女，她们身着工作装、手持工具，展现出勤劳、坚强、自信的形象，传达着社会主义女性的价值观。

2. 树立妇女新形象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社会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

媒体开始展现新的女性形象，强调女性的独立、自主和时尚。

封面人物变得更加时尚动感，多为年轻女性，她们身着时髦的服装，发型考究，塑造出一种新兴的都市女性形象。

3. 强调女性美与成功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女性作为消费群体和社会参与者的地位逐渐提升，国家开始强调女性的美和成功。

《中国妇女》封面人物开始涌现出一批形象以明星为代表的女性，她们有着优美的外貌和成功的事业，成为媒体宣传的焦点。

这些女性被塑造成为时尚、自信、成功的代表，传递出女性应当追求美和成功的价值观。

二、国家话语在媒体女性形象中的转变1. 前期的鼓励独立自主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倡导的是集体主义和劳动观念，女性被塑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和劳动模范。

这一时期的媒体女性形象强调女性的奉献精神和共同利益，以满足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2. 转型时期的追求美和成功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媒体开始强调女性的独立、自主和时尚。

农村妇女形象的建构与变迁随着中国国家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

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农村妇女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她们的形象在社会的认知和塑造中也有所变迁。

在早期的中国社会中，农村妇女的形象并不被社会所看重，她们的社会地位较低，被动的形象在人们的认知中占据主导地位。

传统的观念使农村妇女在社会中缺乏话语权和自我表达的空间。

在传统文化中，男女角色划分明确，妇女在家庭中主要担当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同时还承担着家务劳动和农活的苦差事，她们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侍奉男性。

而在农村社会中，由于生活水平低下，妇女们在医疗和教育资源的渠道上比男性受限更大，这导致她们的知识水平相对较低，也无法参与到社会中来，更不能够独立地发声、发表意见。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妇女也有了自己的生活和奋斗，这其中最能代表农村妇女积极形象的，就是“农妇创业”。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城市化也带来了很多机会，特别是乡村经济的发展，为农妇创业奠定了基础。

大量农村妇女利用自己手上有余的时间和精力，开始进行小型农业或家庭手工业的创业，也有的开始商贩。

这些创业的农妇勇于担当、努力创造，她们成为了社会的坚实力量，同时也反映了农村妇女从被动到积极的转变。

三、农村妇女的现状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农村妇女依然面临许多问题。

依照近年统计显示，农村妇女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劳动强度大、心理压力高等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热点问题。

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差距的存在，农村妇女没有充足的话语权，不能独立发声，她们的权益也未能得到保障。

在这样的社会中，农村妇女的形象依旧是被动的。

综上所述，农村妇女的形象在社会中的建构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尽管现代社会中农村妇女面临各种问题、困境，但是通过积极的努力和创业，她们中的一些人成功地融入到社会的主流之中，得到了自我认可和重视，建构了积极的形象。

然而，社会对农村妇女的关爱和重视度还是可以更高，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让农村妇女获得更多的机会和选择，让这一群体更好地融入到社会的主流中，为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前言女性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半。

女性的形象总是既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这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又反映出这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因此研究现阶段女性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去认识和了解现代女性形象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女性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在思想、道德、意识、追求方面，还是在服饰、饮食、以及消费住房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变化。

虽然描述女性的方法有很多，如文学家们一直在用他们的笔描绘着中国社会中不同女性的形象，如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长安和七巧......这种对某一类型的女性的典型描述，可以让人们从质的方面感知和体会中国女性的角色形象。

但要从总体和宏观上去研究中国社会中千千万万女性的主流形象还要从量的方面进行统计与概括，这样对女性形象的研究才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认识和了解发生在我们社会中的重大变迁。

风笑天老师通过对《中国妇女》杂志的内容分析。

对当时的女性典型形象的特征及其变迁做了深刻分析。

在本文笔者主要通过对《中国妇女》探讨和分析，总结出我国当代典型女性形象是什么，现阶段这些女性形象的特点是什么，并通过这些特点与风笑天老师的“变迁中的中国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杂志的内容分析”中的女性特点做对比，找出女性形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女性形象的特点和变化中我们又可以得到哪些关于社会变迁的认识？一、中国女性形象特点研究的原因和方法（一）研究动机女性的形象总是既反映出这个社会的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这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又反映出这个社会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因此研究现阶段女性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学角度去认识和了解现代女性形象的特点，以及与我国社会变迁的某些联系。

回首百年，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洪流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都活跃这千千万万的女性身影。

宋庆龄、邓颖超等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领导者就是她们中的杰出代表。

视界观 OBSERVATION SCOPE VIEW266浅析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变迁赵琳（中央财经大学，北京 102206）2017年起，由于女性意识高度觉醒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增加，围绕广告和性别的讨论热度高涨。

[1]对广告中女性形象变化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媒介性别偏见在我国的现状，也可为广告主提供新思路，避免触发消费者们敏感的神经。

一、广告中的性别偏见问题贝蒂·弗里丹（1963）的《女性的奥秘》，最早指出杂志中女性形象固化的问题。

此后，媒体的内容成为了女性主义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

对媒介性别的探讨，首先要重新理解性别的含义。

盖尔·鲁宾（1976）认为，社会性别是基于社会角色认知产生的理解差异，是社会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一理论对媒介性别的研究有重要启示。

而媒介对社会问题的修正存在天然优势，[2]研究表明，积极的女性形象广告有助于减少性别偏见。

[3]二、广告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一）形象逐渐多元初期，“女主内”的思想和男性的经济优势，导致广告中女性出现的场景多为家庭。

在威力洗衣机（1984）的广告中，就出现了勤劳的主妇形象。

[4]90年代，改革深化使女性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的机会，就业比重大幅增加，广告中也出现了职业女性的形象。

2002年的雪碧广告中，女主角于写字楼内处理工作，就树立了女性追求事业的独立形象。

21世纪初，为吸引消费者目光，性感女郎的形象出现。

海尔09年发布的广告中，就仅有对女主角外貌的展现，缺乏对商品的介绍。

如今，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更加立体，对“大脑性感”的认可也是对女性的高度认可。

（二）从注重外表到关注其他1997年，李雪枫发现：87%的人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用“年轻漂亮”等词语表述。

[5]王眉则梳理了九十年代《读者》、《家庭》等杂志的广告，发现：数量上，女性广告大幅增加，部分科技产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女性形象；而内容仍关注外表，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依然可见。

今天的广告开始关注女性的内在，去年妇女节天猫就选择了任素汐、辣目洋子及蒋勤勤三个年龄段的女性，打破了对女性的标签。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近年来，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妻子、母亲或情敌的角色。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展现出了女性在家庭、职场甚至社会中的各种面貌。

本文将对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多样性和变迁进行分析，以深入探讨女性在文学中的角色和意义。

首先，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的辛勤付出和不同角色的转变。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是一个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她不甘于成为纯粹的家庭妇女，而是追求着自我认同和独立性。

然而，她的自由和独立意识面临着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压迫，最终导致了她的悲剧结局。

这一形象让人们反思传统家庭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和压力。

相比之下，在叶嘉莹的小说《孽债》中，女性形象由弱到强。

主人公张莉莉从婚姻中的受虐状态中崛起，最终变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这种形象展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坚韧不拔和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同。

其次，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也展现了她们在职场和社会中的挣扎和成长。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麦克白》，女主角女魔头同样展示了女性在权力斗争中不甘示弱的一面。

她以独特的手段，夺取了权力，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一形象表达了女性在男性主导的职场和社会中争取权力和自由的渴望，同时也暗示了这一过程中可能面临到的困境和挑战。

相对的，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中的斯嘉丽·奥哈拉不仅仅展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顽强生存，她还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和独立性的追求。

这样的女性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

最后，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还体现出她们在性别认同和社会地位上的挑战。

比如，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内特是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女性，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不仅体现出个人的独立性，也抨击了当时社会中对女性的限制和对婚姻的功利化。

这种女性形象引发了读者对女性地位和婚姻观念的深入思考。

内容分析1、内容分析的定义内容分析是指对文献内容做客观的、系统的、定量或定性的描述和分析，它用于考察社会人为事实。

这里的文献主要指成文文件，包括书本、杂志、报纸、诗、歌曲、绘画、演讲、信件、法律条文和宪章以及其他任何类似的成分或集合。

这种方法最适用于传播媒介方面的研究。

内容分析方法假定：在这些传播的材料中所发现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和态度，反映出并影响着创造和接受这些材料的人们的行为、态度和价值观。

因此，除了信息本身的内容外，内容分析还被用来研究信息发出者的动机，以及信息传播的效果或影响。

我们可以用图9—1来表示这种关系。

内容分析法产生的客观基础，是随现代社会发展而日益增加的信息传播工具和急剧扩大的信息内容。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不仅以印刷文字为主的各种出版物大量增加、而且以图像、声音等形式出现的新的信息载体也越来越普遍。

许多研究者，尤其是传播学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各种媒介(比如报刊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等)所承载的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以发现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历史趋势。

在这些研究看中，由精神病医生改行从事大众传播研究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是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斯韦尔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组织了一项名为“战争时期通讯研究”的工作。

他和他的助手们大规模地收集并分析德国的报纸资料，从中了解到许多宝贵的德国内部情况。

虽然这项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却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他们所运用的方法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

美国著名学者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曾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工作。

1948年，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描述传播行为的“五W”模式(见图9--2)。

在图9--2中，对传播者“说了什么”(SAYWHAT)的分析就是本节所要介绍的内容分析。

在拉斯韦尔的推动下，内容分析法逐渐成为一种超出传播学范围，为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

2、内容分析的类型内容分析可以按大的方法论取向分为定量的和定性的两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著作中往往只将定量取向的一种称为内容分析。

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导言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一个引人注目且值得研究的话题。

随着社会进步和观念变革，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形象。

本文将探讨当代文学中塑造女性形象所呈现的变化和发展，分析女性角色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扮演的角色，并举例说明不同作家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方式。

变化与发展在过去，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被描绘为传统家庭角色或受束缚的对象。

然而，在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开始展示出强大和独立的特质。

她们走出了传统限制，追求事业成功、自我实现、自由选择和平等权利。

女性角色的角色扮演当代文学中，女性角色充满活力，并经常遭遇各种挑战和困境。

她们可以是坚强而勇敢的职业妇女、冒险家、政治家或科学家；也可以是身陷爱情纠葛或自我发现旅程中迷茫的追寻者。

这些角色在故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通过战胜困难和挑战，展现了女性的智慧、勇气和坚韧。

文学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刻画方式不同作家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方式各异，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创造力。

以下是一些著名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所运用的刻画手法：1.张爱玲：张爱玲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如洛桑平凡，金锁记等写女性生活较多小说2.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阿特伍德以她塑造出来复杂真实、反叛意味浓厚的女性形象而闻名。

3.阿莱克西·史密斯：史密斯将她笔下的女性角色呈现为具有深情和强大内心力量的人物。

4.艾露西娅·赖斯：赖斯善于描绘那些面临种族、社会压力等挑战时依然坚韧不拔并取得成功的女性。

结论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正在经历变革和发展。

她们不再被束缚于传统角色，而是成为了独立、勇敢和坚强的存在。

作家们通过创造复杂且多样化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女性在社会和个人层面上的重要性和价值。

这种创作方式既呼应了现实社会中女性权益的进步，也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彩的阅读体验。

参考文献: 1. Smith, A. (2017). How to be both. Penguin. 2. Atwood, M. (1985). The Handmaid's Tale. McClelland & Stewart. 3. Rice, A. (1976). 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 Ballantine Books. 4. Zhang, A.I.L., 爱情生活小说及其题材演化分析，《华东师范大学》(2005)， 14(3)：43-48以上是针对你提供的主题"当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所编写的详细内容。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研究综述·!"#$%"&'()*'+,-./0123刘　维　芳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为发端，确立了“妇女史”的名称，并形成了延续到抗战以前的妇女史写作繁盛期。

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３０年间，妇女史研究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

进入８０年代，与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同步的是妇女史研究的复兴并形成了新一轮高潮。

从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的当代部分逐步成为妇女史研究的一门显学，受到诸多党史、国史等领域学者的关注，发展至今，在选题领域、研究方法、史料运用方面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从已有研究看，涉及这一时期的学术综述主要有两篇，其一是坦丁的《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概述》（《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该文系统梳理了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５年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史研究的概况。

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作者认为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６年的妇女史研究基本是空白，仅有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妇女史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些许研究。

其二是肖扬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述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５期），该文系统梳理了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近现代妇女运动史方面的论文及著作，其中对当代妇女运动史研究作了全面梳理和总结。

上述成果对笔者了解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概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一方面由于距时已久，近十年当代妇女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系统梳理其研究理路显得十分必要；另一方面，面对日益丰富和庞杂的研究成果，充分检视和反思已有研究，为下一步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也是推动妇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拟通过系统梳理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状况①，通览其发展样貌、剖析其学术热点、思考学科未来发展，以期对推动此方面研究有所裨益。

68学术探讨女性典型人物报道中，女性的形象是模范化的，体现了当今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与意识形态倾向。

在这些女性典型人物报道中，常常会运用隐喻表现女性形象，这些隐喻不仅是使报道生动的修辞手法，更是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通过对某一方面特点的突出强调来实现。

本文将重点探寻《中国妇女报》报道如何借助隐喻表现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一时代关口上的女性典型人物形象，及其具有哪些隐喻意图。

一、研究方法本文运用话语分析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女性典型报道中所采用的隐喻的类型、意图、倾向，并对以上内容进行数量上的统计与描述。

首先，抽取研究样本。

本研究从《中国妇女报》2018年的女性典型报道中抽取样本。

《中国妇女报》是由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办的全国性妇女报，具有思想性、社会性、综合性。

鉴于《中国妇女报》中的女性典型报道数量较多，本文将从全年报道中随机抽取两个月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以2018年6月与12月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共46篇。

其次，通过话语分析与内容分析提炼作为样本的报道中所涉及的隐喻类型。

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通读所有作为研究样本的报道，并找出其中所有的隐喻；对所有隐喻进行归类，进行定性分析；通过定量分析，统计不同隐喻类型的使用频率；通过对隐喻类型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女性典型报道中使用隐喻的偏好，与其中呈现的女性典型的形象特征。

最后，探究使用隐喻背后的意图与态度倾向。

如果仅对隐喻本身进行分析并不能找到隐藏在其背后的价值倾向与作者动机，只有仔细考察与隐喻相关的周围文本，及文本背后的社会背景，才能解读出隐喻背后的修辞意图与态度倾向。

二、隐喻类型分类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人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式。

［1］将隐喻按照一定标准分类后，可以更明了地分析出隐喻的运用特点与偏好，为进一步剖析隐喻背后的意图、倾向奠定基础。

隐喻包括源域与目标域两个组成部分，“本体”为源域，“喻体”为目标域。

比如，12月8日对于“女排”这一群体典型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在新中国的体育历史中，中国女排是璀璨群星中最耀眼的一颗”，在这个隐喻中，源域是“中国女排”，目标域是“最耀眼的星”。

国家话语与中国女性形象变迁作者：王蕾来源：《决策与信息》2012年第03期沿着《中国妇女》等媒体60多年对女性形象的宣传报道轨迹，从定量研究和质性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国家话语与女性形象的变迁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

一、角色探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经中国化改造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作为主导的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妇女解放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将女性的经济独立视为男女平等的重要内容。

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中国实现妇女解放目标的主导话语就是“男女平等”。

为了贯彻男女平等思想，国家制定了男女平等的政策和法律，从立法上给予女性平等地位，并利用政党和政权的强力予以推行，将男女平等思想转换成制度，并在实践中进行贯彻，从而使男女平等思想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对于男女平等更提出了一系列口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终使妇女的男性化发展模式走向极致，酿成“一性化”发展的倾向。

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社会中出现“回归”女性的风潮，这并不是女性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觉醒，仅仅出于对“文革”抹煞性别差异意识形态的厌恶和反抗。

随后大量女工下岗，女大学生就业难，男性提出的“女人回家”论调高涨，失去依附的女性无所适从。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转换，男权意识形态迅速复苏。

市场经济的转型似乎并未带来女性命运的改变，一方面，女性继续承担着“在外像铁人，在家像女人”的双重角色，努力保全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奋力拼搏；另一方面，女性沦为男性“观看”的对象。

消费社会中男本位的大众文化将男性与女性置入了“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女性成为被男性所观看的审美客体、观赏对象。

当女性仅仅成为被看对象时，其观赏性成为衡量她们价值的唯一标准，女性的独立人格、自我意识和创造性就被抹杀了。

大众媒介中呈现的女性形象无情地被性化、物化、商品化。

中国女性形象研究现状分析作者：赵博来源：《现代交际》2016年第12期[摘要]女性主义研究者通过分析媒介的内容，试图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与现实社会进行比较，来探讨媒体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妇女》作为官方女性杂志，是“控制体系”的中国媒体中一个典型。

对它的研究能反应国家意识形态下的媒体对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

因此本研究以官方女性刊物《中国妇女》为中心，探讨分析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现状。

[关键词]媒介女性形象女性主义[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110-02长期以来，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性别冲突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

在旧时的中国，在“封建专制”和“儒家文化的性别秩序”的长期影响下，女性处于屈从地位，备受压迫和凌辱。

“重男轻女”的思想以不同方式出现。

社会上对女性的歧视表现在家庭、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层面。

[1]1949年以后，对妇女的封建压迫和奴役得以结束。

与西方妇女解放历程有所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妇女解放是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而解放的。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阶级解放的前提，必须是妇女先解放。

中国共产党在此观点的影响下提出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

为了贯彻这一思想，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利用政党和政权的强力予以推行”，“将男女平等思想形成制度”，在实践中进行推广，使得“男女平等思想具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2]。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国家紧接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动员女性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建设，提倡“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

一时间中国妇女的就业率大大提高，随之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此时的妇女对待工作的态度十分热情。

这一时期的“男性”和“女性”被政治话语赋予了全新的含义，而且借助于有力的政治宣传运动深入人心。

[3]此时官方媒体宣扬的“铁姑娘”形象是对传统的性别刻板印象中的“弱女子”的形象的直接的否定。

农村妇女形象的建构与变迁农村妇女形象是社会对于农村女性的普遍认知和评价，形象的建构与变迁直接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程和文化价值的转变。

本文将从历史、社会和文化层面探讨农村妇女形象的建构与变迁。

一、历史层面中国传统社会里，女性被认为是“贤妻良母”，在农村社会，她们的角色是嫁人后侍奉婆婆，服从丈夫，生育后代，照顾家庭，很少有机会参与社会生活。

农村妇女的形象香火有被忽视和轻视的现象，她们的生活多以重劳动、轻文化为主，长期以来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处于劣势。

1950年代至1960年代，新中国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让妇女从小家庭中走向社会，参与到生产劳动和社会建设中去。

毛泽东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号召，使得农村妇女的形象发生了巨大转变，她们被视为勤劳、朴实、自强自立的新时代“新妇女”。

二、社会层面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下，农村妇女的形象逐渐从劳动者转变为生活方式的展示者，她们开始重视时尚、关注品位，可以追赶潮流，与城市时尚并驾齐驱。

而且，现代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正在逐步提高，她们不仅是家庭的主要财政支柱，同时也通过企业创业、社会公益等途径得到了更多社会支持和认可。

三、文化层面文化层面对于农村妇女形象的建构和变迁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媒体和文艺作品的描绘为农村妇女塑造出不同的形象。

影视剧《乡村爱情》中的田小花、《武林外传》中的余清芳等，都成为了经典角色，她们展现出勇敢、善良、独立的形象，影响了广大农村妇女的价值观和审美观。

总之，农村妇女形象建构与变迁是社会、文化、历史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村妇女的形象在不断地转变，当代农村妇女正在展现出勇敢、坚毅、好学的新面貌。

农村妇女的新形象必将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共和国前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李双双》三部影片为例摘要：本文以《红色娘子军》、《青春之歌》、《李双双》三部影片为例，探讨共和国前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本文认为，共和国前期电影中的女性，在身份上经历了从妇女而战士再到党员的转变；其外在形象体现了男性化的特点；其情欲无一例外地被遮蔽，被删除；所有这些，体现出了新生的民族国家的一种自我认同。

关键词：共和国前期；女性；形象本文意在探讨共和国前期（1949―1966，通常被称为“十七年”）电影中的女性形象，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共和国前期的文艺政策一脉相承着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文艺的原则与立场，即“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1]（以上均出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原则与立场由于新政权的确立而得到更为坚实有力地执行，在相对隔绝而封闭的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中，共和国前期的电影创制自然毋庸置疑地亦步亦趋于这一绝对强势的主流意识形态操控。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49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国家通过立法、行政命令等强制性手段推行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措施，如废除包办婚姻，取缔妓院，宣扬男女平等，鼓励妇女参加社会活动。

毛泽东主席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的题词：“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从这位党的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声音，可以见出中国共产党为改变妇女地位付出了真诚的努力，因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之前的任何时代相比，新中国女性的地位在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中确凿无疑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另一方面，在传统的父权制度下生活了千年之久的中国人，所形成的几近集体无意识的男女观念（如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却根深蒂固，难以卒除。

这种传统的男女观念不仅潜存于民众身上，亦隐藏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深层。

初踏“黄金路”“革命”是20世纪的中国回避不了的主题，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结束了沉睡已久的过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共和国”）文艺发展的总方针在其成立前，即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即已确立，“如何表现共和国”成为所有文艺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

绘画被要求再现社□ 陶怡霖会主义“新人”，这意味着绘画“担负比过去更重大的责任”，它要“为人民服务”，更确切地说，是“为工农兵服务”。

李焕民是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版画家，他的西藏情缘源于青少年时期王洛宾那首风靡全国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首歌促使他创作了大量藏族女性题材的作品。

随着时代变迁，他的作品从民族家国的宏大叙事逐渐走向人的叙事空间。

《初踏黄金路》（图1）便是共和国“十七年”（1949-1966）时期努力表现时代“新人”的成功案例，是李焕民艺术成就的高峰之一。

该作品被选作《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版画卷》封面，足见其在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谁踏上了黄金路？1. 画中人《初踏黄金路》的画题并未明确是谁初次踏上黄金路，而路又为何是“黄金”的。

画中的藏族女性似乎有多维度解读，既代表着广大的藏族人民，也代表着共和国的新女性形象。

1963年李焕民完成此作，而这件作品的酝酿却是在1960年。

是年，他参加了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的第一次秋收，见证了劳动果实属于藏族劳动人民，内心饱含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民主改革以前，“政教合一”的西藏社会基本分为封建农奴主和农奴两大阶级，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和寺庙实际占有了地方的主要生产资料—全部土地，包括山、水、草地、森林和其他非耕地。

西藏地方政府不仅是最大的封建领主，更是农奴主专政的武器，它掌握着政权和军队，以此维护本阶级利益。

附着在广袤的西藏高原上的农奴只能在领主分配的土地上耕种，过着悲惨的生活，繁重的地租像大石块一般沉重地压在劳动人民的头顶上①。

事实上，中共中央政府早在共和国成立初已就“西藏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研究综述梅行素是茅盾小说《虹》的主人公，她的出现标志着茅盾“时代女性”系列形象创造的完成，集中了茅盾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思考。

近二十年研究者们对《虹》以及主人公梅行素作了广泛的研究。

他们通过研究时代女性这一母题探索文学的时代性，分析娜拉与梅行素之间的渊源，并通过茅盾自身经历、主体意识、创作心理和政治理念对作品的影响来分析梅行素。

“时代女性”这个词出自1933年茅盾所著《几句旧话》一文。

其作品中的章秋柳、孙舞阳以及静女士都是杰出代表，但也有人称鲁迅笔下的子君、曹禺《日出》中的陈白露、《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都是其典范。

如果单以时代来划分，未免太以偏概全，因为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女性能够象征着当下社会的本质，以多角度展示其社会面貌，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指的是“大革命前后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女性”1。

丁尔纲称茅盾把梅行素放置在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来塑造，是时代女性群中“最具立体感和内涵”的一位2，梅行素由学校到家庭再到社会是横向的开拓，由教育界到政界是纵向开拓，此外又穿插着从封闭的四川到繁华的上海这一主要线索，是纵向开拓、横向开拓与内向开拓的统一。

对梅行素的研究最初将焦点放在易卜生对中国文坛的产生深刻影响下娜拉形象的嬗变上。

1994年唐光早在《<娜拉>与中国现代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中称作品《虹》是茅盾以回答“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而发韧的，首次将娜拉是梅行素形象的雏形这一话题引入研究，认为梅行素摆脱柳条牢笼的逃婚是娜拉为摆脱傀儡地位的离家出走在中国的演变，把梅行素追求自我解放发展的历程看作是现代妇女在追求自我解放，茅盾也被作者视为“研究妇女解放的最有建树的作家”3。

作者认为《伤逝》中的子君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是无力的，茅盾因不满于鲁迅对易卜生主义的解读，将梅行素从追求个人自由到投身革命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离开家庭、进入社会和加入革命，突破了鲁迅把家庭作为落脚点的基准，更加深刻的解读了妇女解放问题。

时隔两年，袁高远在《“娜拉”形象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嬗变》中将这一话题脱离了妇女解放，通过梅挣脱束缚的过程分析来解读这一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