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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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乡土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一、本文概述《农村乡土家园荒野:论中国当代作家的乡村想象》这篇文章旨在探讨中国当代作家如何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塑造和传达他们对乡村的想象与理解。
通过对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揭示了作家们如何运用独特的叙事手法、丰富的象征意象和深刻的主题思考,描绘出一个既充满诗意又充满现实困境的乡村世界。
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乡村书写的发展历程,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乡村书写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审美趋势。
接着,文章从多个维度分析了当代作家在乡村想象上的特点,包括他们对乡土情感的抒发、对乡村自然风光的描绘、对乡村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对乡村未来的展望等。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当代作家乡村想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一方面,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了乡村的宁静与美丽,寄托了对乡土家园的深深眷恋;另一方面,他们也揭示了乡村面临的诸多困境和挑战,如生态破坏、传统文化流失、贫富差距扩大等。
这种多元性和复杂性的呈现,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内涵和表现力,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乡村认知视角。
文章总结了中国当代作家乡村想象的意义和价值。
他们认为,这种想象不仅是对乡村现实的一种艺术化再现,更是对乡村文化和乡土情怀的传承与弘扬。
这种想象也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持和精神动力,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
二、乡村想象的历史渊源乡村想象并非当代作家的独创,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墨客便对乡村生活怀有深厚的情感与想象。
从《诗经》中的田园风光,到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再到唐宋诗词中对乡村的描绘,都展示了乡村作为理想化生活空间的独特地位。
这些传统文学作品中的乡村形象,往往承载着文人对于自然、和谐与纯净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与逃避。
这种乡村想象,一方面体现了文人们对于自然与生活的独特理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
中国文学中的乡村题材分析引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丰富的乡村资源和深厚的农耕文化。
在中国文学中,乡村题材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创作方向。
通过描绘生动的乡土风情和展现农民平凡而真实的生活,乡村题材作品能够引起人们对于自然、土地、家园以及人文关怀等方面的思考。
本篇文章旨在分析中国文学中的乡村题材,探讨其反映社会现实、传承文化传统以及塑造形象等方面的价值。
1. 反映社会现实1.1 农民生活与劳动乡村题材作品通常描写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劳作场景。
这些作品通过细腻而真实的描写,深入展示了农民的辛勤劳动、艰苦生活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和挑战。
这些描述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了农村社会,并且加深了对农民群体所付出努力和所遭受困难的同情与关怀。
1.2 城乡差距与社会问题乡村题材作品也反映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以及农村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
多数作品揭示了农村地区的贫困、教育和医疗资源匮乏、人口外流等问题,这些现实题材使读者更加关注和思考如何改善农村地区的发展和生活条件。
2. 传承文化传统2.1 农耕文化与农民智慧乡村题材作品通常融入了丰富的农耕文化元素,如过年时的耕种仪式、丧葬礼俗等。
这些作品通过描绘传统文化的延续,传递了一种朴素而深厚的文化智慧,让读者感受到中国农民在长期农耕中所形成的聪明才智和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与顺应。
2.2 农民精神与价值观念不少乡土题材作品强调了农民坚韧不拔、勤劳致富、团结互助等积极精神和价值观念。
这些作品通过赞美农民的精神风貌来传递一种向上向善的力量,激励读者在面对困境时勇往直前,追求自己的梦想。
3. 塑造形象与艺术表现3.1 农民形象的多样性乡村题材作品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农民形象,包括聪明勤劳的村干部、憨厚实在的老农民、积极向上的年轻农民等。
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给予读者深入了解不同类型的乡土人物,使作品更具有代表性和可读性。
3.2 自然景观与描写技巧乡村题材作品也以其独特而细腻的描写方式展示了广阔而壮丽的自然景观。
沈从文作品研究综述余杰《凤凰城里的“老先生”》说道:在湖南电视的一个专题节目中,看到了这样一幕触动我心弦的细节:一名到湘西凤凰城旅游的外地游客,刚刚走下小船,码头上就有几个小女孩热情地围上来。
这些十二三岁的湘妹子,拿着编好的一束束野花,七嘴八舌地说:“买一束花吧,去送给老先生。
”“老先生”是谁呢?乡亲们口中所说的“老先生”,原来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这里走出去、走向世界的大作家沈从文。
遭受半个多世纪冷遇、排斥乃至迫害的沈从文先生,在最近十几年来却日益绽放出灿烂的光彩来,他虽然离开了我们,却借助文字获得了永生。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着。
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
散文集《湘行散记》。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一、从庄子的生死哲学看沈从文作品中的生死观在蔡葵芬的《从庄子的生死哲学看沈从文作品中的生死观》中认为沈从文一方面以“生命”为“信仰”,同时在面对死亡时却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淡泊的情致。
在他笔下,死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有情杀,有屠杀,有自杀,有他杀……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对砍头的描写,这种屠杀的场面大多来源于沈从文幼时的亲身经历,他家乡有个监狱经常处决犯人,小孩子常常去看,行刑完了,如若没人来收尸,小孩子常以戏弄尸体取乐,沈从文也常站在城头看杀人。
而后来他去当兵了,更是亲历了杀人如麻的残忍。
这在其《从文自传》、《黄昏》、《节日》等作品中都有体现,死亡现象在这个野蛮民族中得到大肆的渲染。
表面看来,沈从文对于“死亡”也习以为常了,他经常称死为“完事”,对死好像持有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
后现代文学的特征解读后现代文学,以其独特的风格与技术,常常让人难以归类。
它不仅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快速变迁,同时也批判并超越了之前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
后现代文学作品通常具有多重含义、复杂的叙述结构以及强烈的自反性。
下面将从多个角度对后现代文学的特征进行深入探讨。
1. 多重叙述视角后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展现了多重叙述视角。
传统小说往往是由单一叙述者来讲述故事,读者通过这一视角理解故事的发展。
然而,在后现代作品中,作者往往采用多个叙述者,每个叙述者都有自己的观点和声音。
这种多重视角的叙述方式丰富了故事的层次感,使得读者在理解故事时需要更加主动地参与。
例如,托马斯·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中,运用多个视角来展开复杂的情节和角色关系。
作品中的叙述者并不只是单一角色,而是通过不同角色的声音交织出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读者需要在各种各样的信息、角度与解释中寻找自己的理解,从而实现一种更为主动的阅读体验。
2. 自我反省与解构后现代文学自我反省和解构的特征表现在文本本身对自身性质和角色的反思上。
许多后现代作家不仅关注故事情节本身,还对叙述方式、语言及文学传统进行了深刻的审视与质疑。
这种自我反省促使读者重新思考所谓“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以及故事与现实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例如,米尔顿·哈里森在《透明人》一书中采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结构,使文本本身成为讨论现实与伪造、真相与谎言的一部分。
这种手法不仅使作品充满了自我反思,更是挑战了传统文学所塑造的故事神话和英雄主义。
这种自我解构使得后现代作品在呈现虚幻世界时,更加突显出超级文本带来的复杂性和混乱感。
3. 混杂不同文体后现代文学往往采用不同文体进行混合,这种特征使得作品在形式上表现出极大的自由度和实验性。
同时,文体混合也进一步增强了作品内容与主题之间的张力与矛盾。
诗歌、散文、戏剧、科幻等各种文体常常相互渗透交织,形成新的表达方式。
在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巧妙地将科幻元素与哲学思考结合,通过极具实验性的写作风格来探索时间、空间和无限等主题。
期)引言乡土风俗是某个特定社会的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这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更从点滴中渗透出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力量。
乡俗在文人的笔下大多会被突出表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就能想象到那个时代的场景。
在现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作家对乡俗嗤之以鼻,尽力贬低和批判,这是因为作者生活的年代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上带来了摧残,只能将批判乡俗作为发泄出口;有些作家可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待这些乡俗文化,因为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种事物的看法不再是全面肯定或者全面否定,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俗叙事时要注意站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且从多个视角把握其中最关键的内涵。
一、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乡俗叙事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我国思想文化史的里程碑。
五四新文学的新特点是将启蒙主义的曙光带到中国大地,因此很多作家走上了启蒙文学的道路,将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乡俗文化,使其背上了文化悖论的罪名。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乡俗”和“礼教”之间的区别,乡俗是在历史进程中保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礼教则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的雅文化,二者实际上是一俗一雅的互补关系。
但是五四时期很多文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忽略了“礼教”中的积极部分,全盘否定,甚至将一些本不属于礼教的风俗硬塞给礼教,比如民间流行的“典妻”和“节烈”,这种陋习原本就是“礼教”所反对的[1]。
实际上,五四时期批判的“礼教”应该是“庸俗”。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用辛辣的笔法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宗法制和礼教对人民的迫害,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巨大反响,很多作家都纷纷走上批判礼教的道路,因此《狂人日记》就成了乡俗叙事批评“礼教”的开端。
他们批判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二是典妻这种封建糟粕,三是野蛮的身体冲突和斗争等民间陋习。
首先是鬼神迷信,这种迷信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甚至现在生活中仍有一些人对鬼神抱有迷信心态。
中国历来是一个没有特定信仰的民族,主要的信仰形式是多神崇拜,尤其是在越不开化的落后地区,鬼神的传说越多。
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俗叙事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俗叙事叙述家的视角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俗叙事,往往以叙述家的视角展现,通过叙述家的叙述来呈现出乡村生活的多样性和细腻程度。
叙述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对乡村的观察为基础,深情地描写乡村的风物、人物和生活场景。
他们使用细腻的笔触,打破了乡野与现代社会的隔阂,展示出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魅力。
例如,刘半农的《六尺巷》以叙述家的视角描绘了中国北方乡村的风土人情。
他通过生动的描写和深入的刻画,展示了社会转型中远离繁华城市的乡村,围绕着种田、盖房、赶集等熟悉的乡俗而展开的生活。
他以叙述家的视角去重塑了小人物的形象,使得他们生动起来,成为了一部分了解乡村民风的窗口。
叙述家的视角还可以多角度展现乡俗叙事。
他们可以通过别具一格的描写手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表达对乡村生活的理解和思考。
例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通过女主角的视角,详细叙述了她在乡村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包括日常生活、乡俗文化、社会风气等方面的点滴细节。
通过女主角的叙述,王小波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思考,塑造了一个独立、思想自由的女性形象。
乡村人物的视角除了叙述家的视角,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俗叙事还可以通过乡村人物的视角展现。
乡村人物的视角通常更加亲切和真实,他们以自己的身份和经历来叙述乡村的风情和乡俗文化。
他们对于乡村的了解更加深入和全面,他们的叙述往往更加贴近生活,更加真实。
例如,余华的《活着》中的福贵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生活在农村的普通农民。
小说中通过福贵的叙述,展示了乡村人民在历经战争、饥荒等灾难后依然乐观坚强的精神风貌。
福贵通过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表达了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使得整个故事更加有力地传递出一种浓郁的乡村情怀。
乡村人物的视角还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乡村的习俗和传统文化。
乡村人物的视角使得叙事更加贴近读者的生活经验,读者更容易与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共鸣。
现代文学的多样表达方式当谈及现代文学时,我们往往会想到各种新潮、前卫和多样的表达方式。
与古典文学相比,现代文学更倾向于突破传统的限制,展现出多元化的风格和主题。
无论是小说、诗歌、戏剧还是随笔,都在不断创新与变革中,以更鲜活生动的方式传递情感、思想和体验。
首先,现代文学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多重视角的呈现方式引人注目。
传统的线性叙事方式逐渐被打破,被现代文学家替代为碎片化、流水线性和回溯式的叙述形式。
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作品更富有张力和吸引力,读者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故事的复杂性和层次,并参与到故事的建构中来。
此外,作家们通常会采用不同的叙述视角,以呈现不同的故事维度和人物形象,使得作品充满了更多的可能性。
其次,现代文学以其丰富多彩的语言运用和创新的艺术手法独树一帜。
作家们在用词上更加注重对细微差别的表达,以丰富作品的语言特性。
此外,他们还尝试使用多种语言和方言,以展现不同地域和文化的特色。
艺术手法方面,现代文学常常运用象征手法、变形手法、拟人手法等,借助修辞和形象的力量,刻画出生动而深刻的形象,使作品更加引人入胜。
再者,现代文学倾向于探讨更加个人化和现实的主题。
与古代文学所崇尚的英雄事迹、传世故事不同,现代文学更注重对个人内心世界、生存状态、社会现象等主题的反思和揭示。
现代作家通过对日常琐事的观察和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以及对人性的探究,打破了传统文学对于英雄事迹和理想化人物的塑造,展现出更为真实和贴近生活的形象。
此外,现代文学也给予了读者更多参与作品创作和解读的机会。
传统文学往往由作家自上而下地向读者传递信息,而现代文学则更加开放和互动。
一方面,作家们鼓励读者从自身角度去思考作品的主题和意境,促使读者在阅读中进行思想的碰撞和探索。
另一方面,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也给了读者更多自由地发表意见和对作品进行评价的平台,与作家和其他读者进行互动交流。
虽然现代文学展现出如此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学已经被彻底取代。
现代文学作品的题材与创作方式现代文学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涵盖了社会、历史、人际关系、家庭、人生哲学等方方面面。
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本文将从题材与创作方式两个方面来探讨现代文学的特点和发展。
一、多元的题材选择现代文学作品的题材涉及到日常生活、社会热点、历史事件等各个领域。
首先,现实生活是现代文学作品的重要来源。
作家以真实生活为基础,通过对普通人的描写与思考,展现社会百态。
其次,社会问题也是现代文学作品的热门题材之一。
作家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批判,呈现出当下社会的弊端与挑战,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的反思。
此外,历史事件、文化传统、人际关系、家庭亲情等题材也常常成为作家们创作的灵感源泉。
除了多元的题材选择,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也愈发多样化。
二、现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1. 现实主义创作方式现实主义是现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流派之一,强调真实、客观地描写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对社会现象进行批判。
现实主义作品往往以人物心理和社会现象的揭示为重点,以真实性和可信度为创作追求。
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通过对一个普通农村青年的人生经历的描写,展现了当时农村社会的生活面貌和变迁,反映了社会阶层巨大差异的问题。
2. 内心独白创作方式内心独白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种常见的创作方式。
作家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展现其内心世界与情感纠葛。
这种写作方式常常使读者得以深度了解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共鸣其中的情感。
例如,贾平凹的小说《高老庄》中,通过主人公高志鸽的内心独白,描述了他内心的挣扎与对爱情的追求,引发读者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3. 异质叙事创作方式异质叙事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种比较新颖的创作方式。
它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采取多重视角、多样化的叙述方式,使作品更为复杂、多元。
例如,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采用了多重叙述视角,通过不同角色的叙述来展现故事情节和主题,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和吸引力。
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俗叙事引言乡土风俗是某个特定社会的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这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更从点滴中渗透出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力量。
乡俗在文人的笔下大多会被突出表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就能想象到那个时代的场景。
在现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作家对乡俗嗤之以鼻,尽力贬低和批判,这是因为作者生活的年代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上带来了摧残,只能将批判乡俗作为发泄出口;有些作家可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待这些乡俗文化,因为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种事物的看法不再是全面肯定或者全面否定,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俗叙事时要注意站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且从多个视角把握其中最关键的内涵。
一、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乡俗叙事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我国思想文化史的里程碑。
五四新文学的新特点是将启蒙主义的曙光带到中国大地,因此很多作家走上了启蒙文学的道路,将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乡俗文化,使其背上了文化悖论的罪名。
首先我们必�明确“乡俗”和“礼教”之间的区别,乡俗是在历史进程中保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礼教则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的雅文化,二者实际上是一俗一雅的互补关系。
但是五四时期很多文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忽略了“礼教”中的积极部分,全盘否定,甚至将一些本不属于礼教的风俗硬塞给礼教,比如民间流行的“典妻”和“节烈”,这种陋习原本就是“礼教”所反对的[1]。
实际上,五四时期批判的“礼教”应该是“庸俗”。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用辛辣的笔法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宗法制和礼教对人民的迫害,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巨大反响,很多作家都纷纷走上批判礼教的道路,因此《狂人日记》就成了乡俗叙事批评“礼教”的开端。
他们批判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二是典妻这种封建糟粕,三是野蛮的身体冲突和斗争等民间陋习。
首先是鬼神迷信,这种迷信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甚至现在生活中仍有一些人对鬼神抱有迷信心态。
中国历来是一个没有特定信仰的民族,主要的信仰形式是多神崇拜,尤其是在越不开化的落后地区,鬼神的传说越多。
乡土寄托着她的信仰和精神,储存着她的亲情与温情,并给予了她对现代文明质疑与批判的勇气。
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怀乡”源于人类生存悠久的历史和重复不已的经验。
自人类有乡土意识,有对一个地域、一种人生环境的认同感之后,即开始了这种宿命的悲哀。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存在着对乡村进行审美观照的传统,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人的小说文本触及到的乡土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乡土,是在理想层次上与城市完全对峙的空间状态,一种有着田园牧歌般宁静的所在”。
迟子建的小说在审美情趣上更接近这一支,她不断地吟唱着“怀乡之歌”,以文本来储存质朴的生活、淳朴的感情和对童年的向往,因而,她笔下的乡村被构建成一个诗性空间。
一乡村社会从物质的空间层面上来说,是附着于广大的自然怀抱的,这使得乡村生活与大自然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乡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着自然环境和自然的节奏生活。
乡村社会的自然性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对土地的依赖。
土地是乡村生活的命脉,在土地之卜有着乡村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
因而,对生命起源、生命孕育的怀念和感激,使迟子建歌唱土地那顽强而又丰饶的生命力:“上地真是奇妙,只要是点了种,到了秋天就能从它的怀里收获成果。
别以为成果是千篇一律的,它们出土时姿态万千,可见这土地是多么奇妙,让它生什么它就生什么。
圆鼓鼓的白土豆出来了,它的皮嫩得一搓即破。
水灵灵的萝卜电出来了,它们有圆有长,圆的是红萝卜,长的是青萝卜。
宛如荷花骨朵一般的蒜出土时白白莹莹,而胡萝卜被刨出时个个颜色金红。
”(《日落碗窑》)广袤的原野变成了一个待产的母亲,她在慷慨付出的时候,充满了生命的欢欣。
这样的土地,让人热爱、感激,这种热爱和感激甚至持续到天堂:“如果你在银河遥望七月的礼镇,会看到一片盛开着的花园。
那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垂吊着,在星月下泛出迷幻的银灰色。
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先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芳菲之气,一缕凡俗的土豆花的香气。
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摘要:中国文人多从民间走来,他们对乡土风俗的嗅觉相当灵敏。
中国文学历来关注民间疾苦,有关小人物的描写笔墨浓重。
中国现代文学内容异彩纷呈,各派作家用文字表达对社会的某种诉求,对乡俗文化的看法不一,作品中价值取向呈多样性。
从不同角度探究此类作品中乡俗叙事的内容和特点,有助于感知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心中的乡土世界。
本文就此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俗叙事情节进行分析。
关键词:现代文学乡俗叙事文学探究
引言
乡土风俗是某个特定社会的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这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更从点滴中渗透出维系社会稳定的精神力量。
乡俗在文人的笔下大多会被突出表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就能想象到那个时代的场景。
在现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作家对乡俗嗤之以鼻,尽力贬低和批判,这是因为作者生活的年代给他们的精神和肉体上带来了摧残,只能将批判乡俗作为发泄出口;有些作家可以用正确的眼光看待这些乡俗文化,因为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一种事物的看法不再是全面肯定或者全面否定,我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俗叙事时要注意站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且从多个视角把握其中最关键的内涵。
一、启蒙主义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民主革命的转折点,也是我国思想文化史的里程碑。
五四新文学的新特点是将启蒙主义的曙光带到中国大地,因此很多作家走上了启蒙文学的道路,将批判的矛头首先对准乡俗文化,使其背上了文化悖论的罪名。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乡俗”和“礼教”之间的区别,乡俗是在历史进程中保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礼教则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的雅文化,二者实际上是一俗一雅的互补关系。
但是五四时期很多文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忽略了“礼教”中的积极部分,全盘否定,甚至将一些本不属于礼教的风俗硬塞给礼教,比如民间流行的“典妻”和“节烈”,这种陋习原本就是“礼教”所反对的[1]。
实际上,五四时期批判的“礼教”应该是“庸俗”。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用辛辣的笔法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宗法制和礼教对人民的迫害,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界的巨大反响,很多作家都纷纷走上批判礼教的道路,因此《狂人日记》就成了乡俗叙事批评“礼教”的开端。
他们批判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民间对鬼神的盲目迷信,二是典妻这种封建糟粕,三是野蛮的身体冲突和斗争等民间陋习。
首先是鬼神迷信,这种迷信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甚至现在生活中仍有一些人对鬼神抱有迷信心态。
中国历来是一个没有特定信仰的民族,主要的信仰形式是多神崇拜,尤其是在越不开化的落后地区,鬼神的传说越多。
人们极尽想象力描述鬼神的生活、地狱的形态,对死后世界的兴趣远比对现实生活的兴趣更加浓厚,这不能仅仅归结于人民的愚昧,因为封建社会的重压使人民在苟延残喘之际将最后的期望托付给了不存在的阴间地狱。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述了小镇的扎彩铺里有各种各样的纸人儿、纸马车和纸房子,还有做成元宝形状的纸钱,人们会把这些东西烧在逝去的亲人的坟前,意味着他们在阴间也有钱可花、有房可住。
可笑的是这种幻想竟让穷人觉得阴间的生活比人间还幸福,活着还不及死人一半幸福[2]。
小说中对于东北小镇的细致描写,刻画了战乱时期最底层人民痛苦又挣扎的生活,将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画卷生动地展现给后人。
“典妻”制度是封建社会对女性最恶劣的摧残,将女性物化为可供交换的商品,这种行径使文人为之嗤之以鼻,因此他们用浓重的笔墨批判这种
畸形的婚恋制度。
台静农在《蚯蚓们》和《负伤者》中对民间的典妻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但是同时彰显了小人物时代背景下的无能为力,二者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让人民可以从多角度对当时社会有全面的认识。
民智未开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中经常有野蛮的斗殴现象发生。
《惨雾》描写了两个村庄为了土地的划分问题,几代人之间都进行了舞枪弄棒式的斗争,双方斗殴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各个村庄都弥漫着血腥的气息,村民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争土抢地而展开的。
以上这三种类型从不同角度描写了民间最底层的庸俗文化,但是仅凭这寥寥几笔就推断出“礼教吃人”的说法是完全不严谨的,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两面性。
乡俗本是一个中性词语,不能完全否定它存在的意义,因为乡俗中的很多文化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如果随意地就给它扣上“落后”“愚昧”的大帽子,那么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1934年又进行了一场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的主题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
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重建中国新乡村的信心高涨,创造新文化不能忘了自己的根。
就这样绕了一个大圈,知识分子又回到了起点。
二、革命文学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是革命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这两种文学用政治意识形态掌握了革命的话语权,回归文学的本质,用最质朴的语言描述40年代中国乡村的风貌。
革命文化是阶级斗争的隐形武器,带有很浓郁的反对地主阶级的思想,纵观革命文学中乡俗情节的内容,大致有以下三种:一是批判乡俗文化,二是反抗乡俗对人性的压迫,三是进行乡俗革命。
革命作家通常都认为乡俗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一种极端手段,而且用乡俗的表象掩盖实际上的剥削事实,从而缓和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茅盾在《春蚕》中描绘了老通宝等一年到头辛苦养蚕的乡民,他们严格恪守农时,避免冲撞到各种风俗和禁忌。
在收蚕阶段,老通宝把提前准备好的香烛供在灶神的面前,进行了一个隆重又庄严的仪式。
但无论怎么努力,他们的丰收成果都会被地主阶级剥削掉,自身悲惨又贫穷的命运始终无法被改写。
革命作家已经不是单纯将乡俗看成一种民间文化现象,而给乡俗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3]。
在第二类乡俗叙述的文学中,作家一般都会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农民受到乡俗之后的反抗。
有妻子对丈夫的反抗,儿女父亲的反抗,乡民对地主的反抗,表现了作者对冲破阶级的渴求,希望原有的封建秩序被毁灭被重塑。
蒋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描写了一个普通的妻子为了摆脱丈夫对自己的压迫,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从而摆脱了夫权对自己的制约和束缚,她不用再看丈夫的眼色行事,而且在革命中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使自己的人格变得更加健全。
这类文学中的代表作是洪琛的话剧《五奎桥》,作品生动刻画了乡绅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民在革命的领导下反抗了乡绅对自己的压迫,在某种程度下反对了风水传统这种学说,同时批判了乡绅阶级存在的意义。
赵树理是解放区文学中最擅长进行刻画农村新风貌的作家,《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生动地反映了革命时期中国底层农村的变化[4]。
韦君宜的《龙》将自然界的现象和政治人物结合在一起,破除了封建迷信,并将它转化成了政治信仰,这种写作手法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不仅可以将革命的信念传播给广大群众,而且呼吁更多的人参与到革命中。
新旧风俗之间的矛盾无法在一朝一夕间解决,民主就成了一种被广为接受的缓和矛盾的方式,无论哪种文学都不能完全将某种乡俗从中国人民的心中剔除掉,这是一种具有价值导向的隐性文化,在某些方面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内涵。
三、自由主义视角下的乡俗叙事
当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乡俗进行猛烈批评的同时,自由主义的作家悄无声息地开始对民间的乡俗进行保护,他们不但不认为乡俗是糟粕,反而赞扬乡俗中的优秀部分,把能反映
中华民族精气那部分东西用文字展现给大家。
周作人是最早关注中华民俗的作家,由于曾在日本短暂留学过,他便将目光投入到中日民俗之间的差异,从更深层次分析两国国力差异的主导因素。
周作人的杂文小品从民间风俗的细节着手,将其中最迷人的部分用最质朴的文字呈现出来。
沈从文也是一位极其善于描写乡野风俗的作家,《边城》用最简单的文字描绘出了湘西小镇美丽又质朴的风光,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沈从文的写作秘诀是将自己置身于乡俗情景中,倾情于最广袤的土地,将生命体验和湘西乡俗文化紧紧融合[5]。
沈从文笔下的苗族乡俗虽然比较原始,但是对人性的包容度更大,乡土生活更富有人情味。
《萧萧》里的主人公在遭受屈辱后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被遗弃,仍被众人接受,还有《丈夫》和《柏子》中的妓女也没有被村民歧视,在那个年代下任何人都有自己说不出的苦衷。
自由主义下的乡俗叙事比其他角度中的叙事更加保守,因为作家支持保护民俗的多样性和原始性的目的就是维护一个传统的中国。
所以,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沈从文的湘西文学及废名的纯艺术化的乡俗叙事,都是通过展现一个暗潮汹涌的民间表象,给读者传达出传统习俗中的自由主义[6]。
结语
乡俗的源头是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群众,因此乡俗会有很浓郁的地域色彩,是某个特定时期农民生活风貌的集中体现,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某种风俗。
文学是一个社会最锋利的思想武器,尤其是在战争动乱的时代,文学甚至有开发民智、扭转舆论的重要作用。
现代文学史中对乡俗乡景的描写不胜枚举,对于我们研究乡土文学有重要的帮助,而且能将其精髓应用在当代文学中。
在撰写过程中由于学术水平的限制,必有纰漏和失误存在,还望各位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及时指正,共同促进本项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晏洁,宋剑华.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俗叙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9):14-22.
[2]周露.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J].青年文学家,2016(35).
[3]晏洁.论中国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乡土叙事[D].广州:暨南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