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 论⊙中国行政法学60年应松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教授) 摘 要:中国古代有发达的行政法规范,但无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更无行政法学。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学源于一个世纪前对日本法学的继受,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废除旧六法,行政法学一时沉寂。
20世纪50年代一度改弦更张学习苏维埃法,但不久行政法学教育和研究陷于全面停顿,30年前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得以恢复并迅猛发展。
行政法学自身枯荣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行政法学的历程折射了时代的变迁。
关键词:行政法学;继受与发展;知识与体系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078(2009)04-062-06一、民国行政法学的遗产讲当代中国行政法学,不得不从民国时期讲起。
虽然在中国大陆范围内,旧法统已经随着“六法全书”的废除而终止,但民国时期的法学理论仍为当代行政法学研究提供了一份遗产。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行政法学肇始于清末的赴日研习法政运动。
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出现了一个关注和钻研行政法的小型群体,他们翻译、编译了最早的一批行政法学著作。
进入民国后,法科兴盛,行政法被列为必修课程之一,受过日本教育的中国学者开始登台执教,涌现了钟庚言、白鹏飞、马君硕、范扬、管欧、林纪东等一批著名的行政法学者。
虽然中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行政法学本土化的努力,但行政法学从理论体系、概念到观点,受到日本行政法学的极大影响。
日本行政法学泰斗美浓部达吉影响尤其巨大,不但法界人士“多出其门”,他的多本著作也被译成中文出版。
①相比之下,当时的行政法学界对日本以外的世界关注较少。
虽然20世纪40年代也有少数学者留学法国、英国和美国,但中国行政法学基本是日本学说的天下。
中国行政法学在她的婴幼年时期对日本法的继受,塑造了它大陆法的基本骨架。
在“旧法学”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冲走之前,通过对日本法学的继受,行政法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已经基本奠定。
到了20世纪80年代行政法学研究恢复初期,那些图书馆中尘封的民国法学著作成为一笔珍贵的遗产。
不少行政法学者看过这些著作,并借鉴了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
例如,王名扬教授在撰写《行政法概要》“行政行为”一章时,就参考了上世纪40年代的讲稿。
当代行政法学的理论范畴,例如总论和分论,行政法关系和行政法原则,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救济法,在30、40年代的著作中即已定型。
我们今天使用的大部分行政法学概念(其中包括至少40余个核心概念),如行政法、行政权、行政法关系、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效力、(行政)自由裁量、法定程序、行政诉讼、行政救①它们是《日本公用征收法释义》,李信臣编译,内务部编译处1919年版;《行政裁判法》,邓定人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公法与私法》,黄冯明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
美浓部的行政法讲义更是出现了多个译本:《行政法总论》,黄屈译,民智书局1933年版;《日本行政法摄要》,杨开甲译,民智书局1933年版;《行政法摄要》,程邻芳、陈思谦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济等,在民国时期即已确立。
甚至被普遍认为是当代中国行政法所独创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在民国著作中就已出现。
①由于这种学术发展的路径依赖,虽然中国大陆在晚近受到英美法的浸润,行政法学基本上还保留着大陆法的框架。
二、昙花一现的苏维埃行政法学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曾经是苏维埃法学一统天下的时代。
虽然当时派到苏联留学的人员中似乎没有专门学习行政法的,但通过苏联专家来华讲学,苏维埃行政法学传授给了中国。
苏联专家司徒节尼金(С1С1Студеники)等在中国人民大学等校讲授“苏维埃行政法”,由中国学生记述和整理。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组织翻译了4本苏联的行政法著作。
②它们在当时翻译的165种苏联法学著作中只占一个极小的比例,却几乎是当时行政法学的全部内容。
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教研室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总则]参考资料》(1956年),这个阶段没有编写过一本中国自己的行政法教材。
那些具有浓重的“管理论”色彩的苏维埃行政法学著作,比较符合我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意识形态,被中国行政法学者十分看重。
在这些著作中,行政法被描述为国家管理的法,旨在保障国家政策的贯彻,是整个社会管理的一部分;行政法的渊源高度弥散,包括主管部门颁布的工作指示和规范性文件,但排除所有的不成文法;国家管理的基本原则多为政治层面的原则,法治原则并不被着重强调。
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法学教育很快陷于停顿,行政法学自然不能例外。
民国时期就已崭露头角的一批行政法学者,也离开了法学教育和研究岗位。
曾经出版《行政法总论》的范扬,除了翻译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等,再也无缘行政法学。
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的王名扬回到祖国以后,,但一天也没能走上讲台。
他还没完成“洗脑筋”,法学教育就停止了。
随后被转到北京外贸学院教授法语,“文革”开始后又被关“牛棚”隔离审查,下放“五七干校”。
行政法学者的个人命运,是国家命运的缩影。
经过二十多年的停顿后,随着我国法学研究的恢复,翻译苏联行政法的工作继续进行。
南斯拉夫、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法,也有一些译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对西方国家行政法了解和研究增多,对苏维埃行政法的关注和研究趋向衰落。
与之同时,中国学界对苏联行政法所反映的理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除了“行政法主体”、“行政违法”、“行政责任”等概念,苏维埃行政法对中国行政法学曾有的影响,迅速消退。
三、行政法学在当代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
当时,法学教育刚刚恢复,法制建设百废待兴。
陶希晋、王岷灿、张尚鷟、龚祥瑞、王名扬、夏书章、陈安明等一批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为建立行政法学、加强行政法制奔走呼号。
当时尚属年轻的罗豪才、应松年、朱维究、姜明安、张焕光、皮纯协、王连昌等也加入这一队伍。
他们呼吁加强行政立法、严格行政执法,探讨建立行政诉讼制度。
③①②③范扬:《行政法总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书中作“抽象的行政行为”、“具体的行政行为”。
它们是:司徒节尼金的《苏维埃行政法:总则》(1953年)、《苏维埃行政法:分则》(1955年);符拉索夫的《苏维埃行政法提纲》(1954年),以及《苏维埃行政法论文选译:第一辑》(1957年)。
这几本著作均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苏联行政法还有科托克的《苏联行政法概论》(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辑,萨大为译,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选译的克拉夫楚克C1C1等撰写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国家法行政法》(王庶译,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
例如,夏书章:《机构改革与行政法》,载1982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张尚鷟:《大家都来学点行政法》,载《法律与生活》1984年第4期;刘海年、常兆儒:《健全和严格执行行政法》,载《人民日报》。
早期的文章,部分收集在姜明安编的《行政法(文选)》(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学参考用书,1984年)、应松年等编的《行政法研究资料》(中国政法大学校内教学用书,1985年)。
在法学教育恢复数年后,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安徽大学等陆续开设了行政法课程。
鉴于当时全国没有一本行政法学教材,多所高校的教师着手自己编写行政法讲义,汇编国内外各种资料。
1983年出版了司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
它提供了还处于“摸索阶段”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简单主要轮廓,标志着行政法学作为法学一门分支学科的诞生。
与之同期,司法部还在中国政法大学分别举办了“行政法研究班”和“行政法师资进修班”,为新生的行政法学培育了一批教学骨干。
中国政法大学、安徽大学等校率先招收了行政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从1990年起招收行政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目前有行政法专业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十余个,硕士点更是难以确切计数。
先后有200余人获得行政法博士学位,数以千计的人获得硕士学位。
①1985年8月16日,行政法学的学术团体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在江苏常州成立。
行政法学会成立后,积极组织包括学术年会在内的各种活动,紧密地团结起全国各地的行政法学者和实务部门的专家共同研讨。
成立至今,中国行政法学会先后举行了21次学术年会。
上海、辽宁、广东等许多省市也分别建立了地方性的行政法学术团体,并开展经常性的学术活动。
除此之外,各个法律院校、研究机构和国家机关也纷纷成立以行政法为重点内容的研究中心或者研究所,并组织了大量的活动。
其中包括: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1998年成立)、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1999年成立)、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1999年成立)、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2000年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2002年成立)、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的宪法与行政法研究所(2004年成立)、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2006年成立)等。
1993年,中国政法大学创办《行政法学研究》。
这是第一份行政法学专业期刊,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正式出版的部门法学杂志。
目前与行政法相关的连续出版物多达8、9种,其中包括: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的《行政法论丛》(1998年创刊);最高法院行政庭编的《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编的《公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编的《宪政与行政法治评论》,等等。
行政法学著作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出版行政法学教材、工具书和普法读物1269种,发表论文12536篇。
②主流行政法教科书不断翻新。
应松年主编的《当代中国行政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集合40位学者撰写,篇幅达到211万字。
它汇集和反映了20年来中国行政法的发展脉络和研究成果,是迄今国内规模最大的行政法学著作。
行政法学界还与我国台湾地区和国外的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交流渠道,国际性、地区性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
几乎每年都有几次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学术交流活动,东亚行政法学研讨会和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研讨会更是成为两个稳定的学术交流平台。
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开阔了中国行政法学的视野,为行政法治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同时,中国的法治建设经验也引起了外界同行的关注。
在法学分支学科中,行政法是一门晚起的学科。
第一本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曾经指出,行政法“始终在落后的法律科学体系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是最薄弱的环节之一”;③同时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证和强调行政法学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经过20年的努力,行政法学不但证明了自己的存在,还显示出强大的活力,并正在成为法学中的一门“显学”。
四、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实践的互动中国的行政法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在中国建立行政法治的使命。
